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整个地说来，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终于由资本主义本身训练和培养起来进行斗争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33＇
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点并语重心长地让人转告尼赫鲁说：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34＇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俗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朋友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我们在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些话，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和前任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尼赫鲁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赏这一点。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将这些话转达给印度当局没有？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请让我借这个机会，问候印度领袖尼赫鲁先生。＇35＇
经验表明：霸权国家的世界性扩张的力度与世界反霸力量联合的强度永是同比发展的。现在印度人、中国人和俄国人，乃至中东阿拉伯人，经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资本全球化的“训练和培养”（列宁语），已对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通过参与全球化及与国际市场接轨，也学到了利用市场规则与国际霸权国家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将有助于他们重新起来与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并在新斗争中形成新的团结，尤其是“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的俄国、印度、中国三国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这三国在近几年安全战略关注的方向，就不能不认为它们与上世纪60、70年代已有了本质的转变。前者的矛头所指是全球化中的西方资本和霸权的扩张，后者则是三国内部冲撞。而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是新世纪美国直接以军事为后盾和以“先发制人”政策为先导的全球扩张。
不平则鸣。1998年12月，面对即将来临的科索沃战争无可奈何的俄国，通过在印度访问的普里马科夫外长提出了建立“俄、印、中战略三角”的倡议，当时，中国和印度没有多少呼应。21世纪始，“台独”步伐加快，中国东海形势日紧，在印度方面，启动于印度洋上的战争在印度的眼皮下接二连三，北约向中亚大幅推进，这使中印俄三国都意识到加快合作的必要性。可以预料，正如英国在全球过度扩张是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间纵横联盟条件成熟的前提和美国崛起的重要机遇一样，今天美国在世界扩张的程度也将与中俄印三国乃至亚欧大陆板块的战略合作的紧密程度同步发展。
三、合纵连横，根据国家面临的具体利益及其主次关系确定和调整战略合作对象，重大的外交政策至少要与一个大国形成认同和战略默契关系，但不与任何一个大国持久保持结盟关系，是美国成功的重要经验
与古罗马帝国最早出自一个各村联合的“七丘同盟”＇36＇情形相似，200多年前的美国也起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狭长地带的13个邦的联合。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仅仅半个多世纪崛起为世界头号霸权国家，其重要原因不完全在于美国的单打独斗，而在于美国在迎接历次重大的外交挑战之前，都至少与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关系。
18世纪60年代，独立战争期间，为了从英国争取独立国家地位，联合起来的北美起义者与英国的宿敌法国结盟，赢得第一次独立战争的胜利；19世纪初，美国杰斐逊与法国拿破仑在反英战争中的默契配合，不仅使美国于1803从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而且还于1812…1814年，赢得第二次独立战争的胜利。60年代，南北战争期间，美国面临英、法、西三国的联合抵制，林肯与俄国形成某种形式的战略默契，战胜了亲英法的南方分裂势力，其后继者安德鲁？约翰逊总统通过与俄国“联手挑战英国权势”＇37＇不仅巩固了美国国家统一成果，而且还于1867年从俄国人手中购得阿拉斯加。有趣的是，“为了确保条约获得通过，沙皇的公使显然给美国国会一些重要成员送了钱”。＇38＇ 1898年，美国于太平洋上发动与西班牙的太平洋战争，此举受到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的谴责，但却获得了英国的中立立场并最终赢得了这场打开通往远东门户的战争。20世纪初，美国面对欧洲的第一次大战，实行“光荣孤立”，兼发战争财。但在战争后期，美国却在力渐不支的同盟国身上猛踩一脚，一举成为战胜国并大获战争红利。20世纪30年代末，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本想实行“一战”中坐享其成的政策，但为日本在1941年底拖入战争。面对战争带来的风险，美国与国际反法西斯国家加强合作，但到战争胜利在望时，美国则将目标从打败法西斯转到战后地缘政治格局的安排。目标决定盟友。此后美国在与英国、中国保持盟友关系的同时，却在战后世界政治安全上秘密与苏联达成战略默契，趁英法在二战中削弱之际，“渡过卢比孔”，＇39＇从诺曼底打击德国的同时，也对英法欧洲实行最后的一击，放苏军进入东欧，以此大面积挤缩欧洲地缘政治空间。此后，美国在因苏联占领东欧而日益拥挤的欧洲大量驻军，名义是抗苏，实则是控制欧洲，从此欧洲霸权一蹶不振，来自欧洲的对美国的传统安全压力也由此终结。二战后，苏联崛起，美苏争霸，美国又联合欧洲，到70年代又联合中国遏制苏联霸权，并于90年代利用戈尔巴乔夫农夫般的善良和叶利钦的右派“幼稚病”＇40＇，临门一脚，促成苏联解体。
制约欧洲的苏联因素的消失使欧洲地缘政治空间大幅向东扩展。此后，欧洲开始向美国叫板。历史辩证法就是这样：美国在击败苏联的同时，也在欧洲打开了原本让苏联压着的美国宿敌，即西欧这个“潘朵拉盒子”。这反过来又增大了美国治理世界的成本：在大西洋东岸，美国不仅要应付俄国，而且还要对付欧洲；在太平洋西岸，苏联解体使美国将矛头对准正在崛起的中国和俄国，其结果也与欧洲的情形一样，美国在与中俄对阵的同时，也在亚洲打开了曾痛击过美国的并压在“雅尔塔”山下的日本这个东方“潘朵拉盒子”。与苏联解体后欧洲东扩的后果一样，日本放出容易，但再要将它收回去就难了。目前美国外交已陷入几乎与世界所有大国作对的外交沼泽之中，恶兆逼近。当然这是后话。
国家重大外交行动须与至少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关系，而不管这种默契是什么形式，是包括美国在内几乎所有大国成功崛起的重要规律。且不说英国在法、德、俄，乃至日本之间合纵连横，不仅成功地操纵着欧洲大陆及其他区域，而且还在拿破仑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屡屡化险为夷。我们只要看看俾斯麦的外交纵横所赢得的统一成就，再看看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外交因四面树敌而屡战屡败的历史，就会对这一规律有清醒的认识。
此外，需要注意的还有，美国崛起中的任何战略合作对象都不是长期固定的，更多情况下——比如杰斐逊与拿破仑、罗斯福和斯大林针对欧洲的合作——还是非正式的。美国与他国的战略合作完全继承了老英国“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而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的外交原则，而且美国还青出于蓝，在实践中还玩出交叉结盟，明盟中有暗盟的外交游戏。最典型的例子是二战中美国在与英国、苏联、中国结盟的同时，罗斯福还为了战后利益在背后与苏联斯大林有着非正式针对英法帝国的战略默契。正如美国作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所形容的那样，“美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摧毁了英国，而且事实上还保护它不受更加残暴的敌人的伤害。”＇41＇
研究美欧博弈的历史经验，是为了中国新世纪的崛起。今天的中国是已卷入世界市场经济的中国，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两个阵营时期，中国外交选择并熟悉了以意识形态为政治基础的国际合作的话，那么，到70年代尼克松访问中国，中国外交也开始注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如果我们曾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中获利同时也失利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中国向西方近乎一边倒的外交红利在今天已大幅递减。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由于苏联解体，我们已失去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国际安全环境，（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武器，搜：解放军早已经登上台湾岛，搜上海木头 我的网易相册密码9或99，999，谷歌搜woody20000 gmail ； 百度搜吕秀莲小姐，谷歌搜：脑控，搜：上海木头 live ）今后中国可能不得不独当一面。独当一面就会更深地接触到世界政治的残酷本质。尽管有了这些年的经验，但由于长期置身于世界市场之外，我们对国家利益合作的冷酷原则不熟悉。大概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憎恨，中国人在泼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洗澡水”时，连这些较早进入世界市场国家的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且行之有效的外交经验也抛弃了。我们往往以“靠得住”或“靠不住”这种在英美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道义和感情判定来确定战略盟友选择，其结果更多的总是 “愤慨”和“遗憾”。中国从东西方阵营的怀抱中，开始自主地走向世界市场，并开始与在世界市场中成长的国家进行战略博弈。博弈就必须合纵连横，就必须研究世界力量均势的理论，适应并学会英美国家早已熟悉的搭配世界战略力量板块的外交能力。为此，在东方儒学思想的基础上批判性地认识和理解具有西方大国治理世界的外交经验，并形成既能反映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又能应付冷酷的世界市场竞争的新的外交理论，是我们中国学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四、重大的外交突破的前提，是不能与两个大国同时作对，更不能在世界强国之间四面出击
较之据有大陆主体板块的国家历史，欧洲历史留给人类研究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浓缩了大国兴衰的经验与教训。换言之，只有欧洲这样破碎的地理政治，才能提供出丰富的“世界大战”的案例。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欧洲，乃至世界失败大国的案例，就会发现，其共同点在于它们在崛起过程中所寻求的战略目标过于庞大以至于不得不与至少一个以上的大国作对。反之，如果能最大限度地收缩战略目标，只将国力用于最关键目标的国家，都能达到其利益扩展的目的。
如前所述，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为了打击支持美国独立的欧洲国家，英国宣布实行海上封锁。这不仅使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结仇，而且与俄国及几乎所有欧洲海上国家结了怨。因此，英国失去了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曾许诺过的“在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发生战争时，俄国将援助英国”＇42＇的宝贵支持。其结果是英国在没有任何大国支持的情况下，孤军作战失败并被迫承认北美独立。再看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拿破仑在欧洲的扩张引起整个欧洲的抵抗，拿破仑也曾五次打败以英国为后盾的反法联盟。然而，真正导致拿破仑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与英国冲突并节节胜利之后，于1812年轻率出兵直奔俄国，使法国与欧洲最强的国家英国和俄国直接两面冲突，其结果导致还在1810年处于巅峰的拿破仑，于1813年底败于由英国、俄国、普鲁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组成的第六次反法联盟。1814年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禁厄尔巴岛。尽管有1815年“百日王朝”＇43＇的回光返照，但法国还是败局铸定。与拿破仑犯有同样的错误的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导致它们失败的原因，均在于同时与两个大国发生冲突。自从德国在向英国挑战后又挑战俄国，日本在向中国挑战后又挑战美国，德、日两国就迅速走向崩溃。再看苏美争霸：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与苏联、中国作对，美国失败；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中，苏联与中国、美国作对，苏联失败。
五、“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外交思维，而“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表达国家安全利益语言基本的句式，这些都是中国人需要学会掌握并专用于与持同种思维的西方人交往的外交能力
被压迫者的革命往往是在道义的感召下凝聚在一起并取得革命胜利的，而道义往往不言私利。但当革命胜利后，为了巩固政权，革命政权需要与过去的国际压迫者打交道时，却发现，这时的外交就不仅是道义的宣示，而更多的是通过利益交换而实现政治目标的外交能力。美国独立之初，其外交目标多是道义的和反霸的，美国反对英国并不是为了侵犯英国而仅是为了与英国“建立一种坚定的、不可侵犯的和普遍的和平，一个真实和真诚的友谊”（1794年英美《杰伊条约》）＇44＇。然而100年后，当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北美大国并准备进入远东之际，威尔逊向西奥多？罗斯福及时提出“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45＇的原则，这时美国人已认识到，外交是为国家谋利的手段。将商业原则运用于外交，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从古罗马拉丁民族那里继承下来的重要思维形式。近代欧洲殖民开拓就是以“公司”为先锋的。商业就要有交换，这在国际政治中就是根据实力进行包括地缘政治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交换；交换就要有交换的语言，这在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就是“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彼得大帝将这个原则简洁地概括为：“打仗或贸易”。＇46＇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需要与西方人打交道，谈生意。当时苏维埃干部大部分没有与资本家“言利”的本领，针对这种状况，列宁告诉苏维埃各级干部说，“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有了这些党员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不会经营，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锻炼的普通的资本主义店员”＇47＇，列宁棒喝这些品质优秀却不会也不愿“言利”的官员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48＇。这就是说，道义在革命时期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支撑，在建设时期就需要不断赢利来支撑；没有实际利益——在革命中是阶级利益，在建设时期是国家利益——的获得，革命就会成为斯巴达克式的殉难。
后来苏维埃干部不仅很快就学会用商人思维经营企业，而且还学会了用这种西方人容易理解的思维形式与西方人进行事实证明很富有成效的外交谈判。
历史上的英国人总是在美国人和俄国人面前显摆他们这点实用主义外交能力，但在1943年丘吉尔意图败北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明确告诉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49＇一年后，丘吉尔便不再与斯大林在道义问题上绕圈子，而是直接到莫斯科用纯粹盎格鲁撒克逊方式进行连他都难以启齿的利益交换。1944年10月9日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