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泶俗邮贝娑�20世纪70年代末的变幻莫测的世界，执掌美国大权和负责美国外交的人却没什么国际关系历练”；“作为一位善良而正派的人，卡特也相当傲慢，他以为能够撇开前任的失误，重新开始一切。像半个多世纪前的伍德罗？威尔逊一样，卡特指责前任政府的自私自利的现实政治，宣称美国的目标是重建其理想中的社会。对尊重人权的不倦的追求将是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但结果却把朋友和敌人都搞糊涂了”。“勃列日涅夫认为，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而遭到削弱，而由一位优柔寡断和懵懂无知的总统领导着，此时此刻正是苏联加紧谋取优势的大好时机”。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当时苏联攻势逼人，差点将美国赶出印度洋。美国外交史学家孔华润写道：“这件事想起来都让人后怕。”＇72＇结果，卡特只干了一届，就为强势的罗纳德？里根所代替，里根政府（1981…1989）不仅扭转了美国的颓势，而且与乔治？布什政府连手一举击败与卡特一样满口“人权”却不谙“狼”语的戈尔巴乔夫，由此导致苏联解体。
总结这份国际斗争的经验，重温列宁对共产党的忠告，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
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步入资本世界并直面巨大资本风险的国家，而资本的本质是绝对赢利，但资本如为国家政权所利用它又绝对是政治的。一般而言，只有经过血泊的政治家才能理解政治的冷酷性。苏联共产党忍痛与德国签订冷酷的“布列斯特和约”，尽管这个和约为苏维维埃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可善良的和讲道义的布哈林同志很长时间想不通。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重义轻利且不注重军事工作，经历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才认识到，“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73＇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74＇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出兵朝鲜，威胁中国边界安全。毛泽东用实力说话，最终将美国定格在“三八线”以南。最后，毛泽东还是用盎格鲁撒克逊人习惯的现实主义语言与尼克松谈判，几天就确定了——当时中共党内也有许多善良的和讲道义的“左派”同志对此想不通——中美战略合作的基本框架。
“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在这点上，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我们的先生。与商人打交道，就要学会商人的思维，第一代苏共领导人掌握了商人的思维，并由此在资本世界中大获胜利；戈尔巴乔夫不学也不会这种思维，并由此丢掉了国家。现在这种考验开始落在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面前，我们不能只知道保持传统美德，而且更要认真领会列宁同志“与狼相处，就得学狼叫”的忠告，在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占优势的资本世界打交道时，仅有善良老实的东方美德是不行的，同时也要学会他们的“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的思维样式。“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75＇，有了猎枪可以不用，但不能不会使用，更不能没有猎枪。不然，在国际斗争中真的与“野心狼”周旋起来，我们就会像东郭先生那样总是吃亏。这里我认为绝对有必要重提被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称为“亲爱的战略家”和他必须依赖的“在社会思想方面的第一流的教育家” ＇76＇的美国海权之父马汉那句可被作为中国未来军事斗争借鉴思想的名言：
在这一方面，每一个认识到战争仍然可能发生并希望看到他的国家做好了准备的人应该首先具备这种观念：无论一场战争就其起因或性质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认定战争只可能是防御性的将导致灾难。一经宣战，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作战。敌人不应只被挡在门外，而应被击败。你尽可以不从敌人那里获取什么，但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77＇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是无情，变化是永恒的。“世界的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的变迁是一部宏大的政治戏剧，而战争就是其中一幅暴力性的场景。”＇78＇在国际关系中，只知道义而不知应变的反霸，其结果只是斯巴达克式的殉难；而只有应变能力而无道义的国家，其结果只能在失道寡助中衰落，有的还成为“东条英机”式的笑柄；而拥有道义力量，同时又具备多种应变能力的国家，才能最终崛起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这既是当代国家战略能力成熟的标志，也是当代国家维护其战略利益必备的外交知识。
（本文主要内容刊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
＇1＇ 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1027…1087）渡海侵入并征服英国，自立为英王，称威廉一世。他没收大量土地，迫使全国领主效忠于自己，并编制《末日审判书》，以加强对农民的统治和剥削。
＇2＇ 威廉二世（WilhelmII；1859…1941）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1888…1918），威廉一世之孙。任内对内专制对外扩张。制定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标的战略。1897年派舰队强行占领中国胶州湾；1898年力图通过建巴格达铁路在近东伸长势力；1900年7月，出兵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参与瓜分中国领土的竞争；1905年、1911年，制造摩洛哥危机，与法国争夺在摩洛哥的殖民权益；多次插手巴尔干事务，加深德国与英、法、俄等国的矛盾。1914年利用萨拉热窝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后逊位，逃亡荷兰。著有回忆录《1878—1914年大战爆发时的事态》等。
＇3＇ 腓特烈一世（红胡子，约1123…11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2…1190；1155年加冕）。1152年3月在法兰克福当选为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企图以政治手腕实现对欧洲支配。自1154年起多次侵入意大利，焚毁米兰城。1155年6月18日罗马教皇为腓特烈加冕。1158年腓特烈发动第二次意大利战争。包围并征服米兰，召开龙卡利亚会议，确定皇帝权利，剥夺各城市的自由。腓特烈用从意大利征收的税金召募雇兵。1159年枢机主教罗兰特当选为教皇，腓特烈拒绝承认。1174年，腓特烈进行第五次意大利战争，为伦巴第联盟军所败。1789年腓特烈号召并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侵，1190年于途中溺死于小亚细亚。1940年12月8日，希特勒正式发布了进攻苏联的第21号指令，并以腓特烈大帝的名字“巴巴罗萨”作为这份作战计划的代号。
＇4＇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0 ），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5＇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6＇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7＇ 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
＇8＇ 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9＇ 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
＇10＇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19页。
＇11＇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91、92页。
＇12＇ ＇美＇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r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3＇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4＇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全球化并非工业社会的专利。在此之前，人类历史刚刚经历过从四大文明古国为辐射源的农业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农业国家和民族最终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农业国家和民族，由此使农业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居于主体地位，其中农业霸权国家依其高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农业资源（土地、人口、技术等）在其创造的贡赋体系中，吸吮其他弱势国家的资源。其他民族也曾对这种农业全球化浪潮进行过和平或暴力的抵制，这种抵制也曾对世界形成巨大的冲击，比如公元10世纪中亚游牧匈奴人对欧洲及大月氏人和13世纪游牧蒙古人对欧亚大陆农业民族及其王朝国家的冲击，其结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这些征服民族无一例外地被农业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
资本主义在大不列颠岛的成功登陆，使原来被束缚在封建农业王朝中的手工业技术在资本的魔杖下释放出来并在资本的调度下创造出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正如中古时期的封建主义生产力以其农业技术优势征服了游牧民族等非农业民族一样，近代资本主义以其工业技术优势征服了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民族等非工业民族：资本使城市市民变为最初的资本家，使封建的行会组织变为工场手工业，使封建地租变为利润，一句话，原先存在于农业王朝中的一切经济要素，如不转变为资本要素，就会被资本所溶化和吸噬。资本一旦出现，它就开始向世界漫流，资本流向哪里，它就在那里“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这个被现代人称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本质上就是资本全球化的过程。参见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关于“农业全球化”的讨论，还可参阅彼德？？？A？考克莱尼斯（Peter A。 Coclanis）：“来自过去的教训——历史语境下的农业全球化”，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5＇ “薄弱环节”， 套用斯大林用语，意即工业全球化一定要在农业全球化链条最薄弱的环节获得突破。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说：“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但是无论如何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无产者占百分之多少、农民占百之多少等等的地方被突破。”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页。
＇16＇ 参阅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1648…181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
＇17＇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18＇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76页。
＇19＇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84页。
＇20＇ “田中奏折”（1927年7月25日），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页。
＇21＇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页。
＇22＇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23＇ 1798年后，面对拿破仑法国的崛起，无论是杰斐逊还是他的拥护者，都不愿意看到英国的崩溃。这一年，他写道：“英国的完全屈服不啻于一场大灾难。”他接着说：“但令人高兴的是，这不可能。”他在1803年指出，美国将会“大大遭殃，如果有什么灾难让人类失去了用来抵挡有时是所向披靡之洪流的这样一道防波堤的话”。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24＇ ＇日＇历史研究委员会编，东英译：《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25＇ 与苏联人有长期交往经验的蒋介石明白这一点。1938年1月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也。”（转引自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直到1962年他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长希尔斯曼谈到他将对中国大陆的“单独行动”意图时仍强调：“只要中国国民党在长江以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苏联人就不会干预。”来源：“中央情报局局长希尔斯曼致国务卿腊克斯克备忘录（华盛顿，1962年6月18日）”，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
＇26＇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5页。
＇27＇ 欧文？拉铁摩尔，东方学家。生于华盛顿特区，幼随父前往中国。1915年就学于英国坎伯兰圣？比斯学校，4年后回中国。1920年在上海的报馆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诺德公司任职，会汉语、蒙语、俄语。1924年从事对中国的调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国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广泛旅行和考察。后定居北京。1937年到过苏区，同年返美。1938年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次年任院长。1941年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命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次年返美后在战时情报局供职，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1945年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驻日经济代表团团长的特别经济顾问。同年出版《亚洲问题的解决》，主张帮助亚洲国家确立其在世界中应有的地位。1963年至1975年期间任英国利兹大学中国问题教授，1972年任该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麦卡锡主义时期曾受到调查，并被诋毁为“苏联间谍”。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满洲——冲突的摇篮》、《现代中国的形成》、《中国的历史和革命》等。
＇28＇ 参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29，案卷：11：“苏联大使潘友新1941年12月2日与拉铁摩尔谈话记录”。转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369页。
＇29＇ 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30＇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975页。
＇31＇ 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页。
＇32＇ 就在印度在北方与中国发生边境冲突的1962年，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发表《印度和印度洋》（Indian and Indian Ocean）， 对印度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失败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以明确无误的口气写道：“考察一下印度防务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会知道，从十六世纪起，印度洋就成为争夺制海权的战场，印度的前途不决定于陆地的边境，而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 “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样了。印度已经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权利不能由印度自己来维护，这个自由可说一文不值。” “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纯粹大陆观点的国防政策，那是瞎了眼。”潘尼迦最后得出结论：“印度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深谋远虑、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总不免是寄人篱下而软弱无力；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会逐渐发展成为强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权国，有密切联系的。”（详见潘尼迦著，德隆等译：《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2、81、87…88、87、89页。）
无独有偶，37年后，印度人民党资深要员，印度前外长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1999年发表的《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