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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高夫人已经退后了十来步，她放下心去。又望望敌人，等他们来到近处，她的箭“嗖”一声射了出去，走在前面的一个将官应声倒下。她连放了几箭，箭无虚发。她左右的兵将也同时放箭，眨眼之间，面前的敌人倒下去二十几个。敌人没想到这些妇女的箭法如此高明，大为惊骇，不敢贸然前进，也举起弓来，准备对射。
正当这时，李来亨和一群亲兵忽从旁边杀出，将清兵杀散。原来他正在十字路口冲杀，看见有一支清兵离开路口，追赶高夫人，便赶紧带着亲兵从另一个方向冲杀过来。将敌人杀散后，他奔到高夫人面前。高夫人一眼望去，发现他已大大地变了样子。左臂受了伤，左胳膊搭拉着，鲜血浸透了半个衣袖。头盔失落了。箭中在左颊上，自己拔了出来，伤口还在流血。可是事到如今，高夫人也顾不得叫他裹伤休息，只说道：
“你就同我在这里吧。”
李来亨说：“奶奶，我看见敌人追赶你，不敢继续恋战，特来保护奶奶。再向奶奶说一句话，请奶奶听从。”
高夫人说：“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李来亨说：“请奶奶赶快从后边山洞逃走，再迟一步就来不及了。”
高夫人把眼睛一瞪，说：“体要再说一个字。如今是什么时候，你还说这话动摇军心！你要是我的孝顺孙子，就赶快回到你的国公府去，我也退回慈庆宫。这两座院子相距不远，可以互为犄角。我们要死守到最后一个人，上对得起先皇帝，对得起大明皇帝，下对得起死难的成千成万将士。快走，来亨，不许再说别的话。”
李来亨知道不能再劝高夫人，跪下去磕了一个头，说道：“奶奶，不肖孙儿没有力量保奶奶，我们在阴间相见吧。”说毕，从地上站起来，回身向他的住宅奔去。
混战的场面已经离开十字路口，很快向宫门逼近。由于清兵和明兵混在一起，慧英等人没法射箭，只好请高夫人火速回宫。高夫人刚刚要走，一股清兵已经奔到近处。慧英命人赶紧簇拥着高夫人退进宫门里边，她自己同少数亲兵在背后掩护。杀死了几个清兵，她们才退到宫门前边的高台阶上。
这时忽见一群明兵约一二百人正在向宫门奔来，后边有五六百清兵紧紧地追赶，有的甚至跑到明兵前边，显然是要夺取宫门。情形十分危急。慧英稍一犹豫，立即下令：
“赶紧退进宫门，该上院墙的上院墙，该上门楼的上门楼！”
霎时间，所有的人都出动了。连平时烧火的老头也拿着劈柴的斧头奔出来，烧菜的老妈子也拿起了剁肉的刀。那两只狼狗已被解开绳索，但绳子还抓在老妈子手里，正急得上蹿下跳。高夫人说：
“慧英，准备杀出去，我这里随即派人接应，一定要把那被追赶的弟兄救回。”
慧英把宝剑一举，对左右亲兵说：“随我来！”
她还没有跳下台阶，两条狼狗已经从她的身旁突然蹿出，直奔清兵。它们是那样凶猛，逢人便咬。清兵正想乘乱夺取宫门，不料蹿出这么两只狗来，赶紧用刀剑砍杀。狼狗负伤后更加疯狂，乱蹿乱咬。等到清兵把狼狗杀死，明兵都已跑进宫门。慧英说声“放箭！”许多箭一起向着清兵射去，随即她们也退进宫院，将宫门关好，插上腰杠，顶了石头。
清兵马上将慈庆宫包围起来，从巳时到黄昏，他们轮番进攻。明兵在宫门楼和宫墙上对外射箭、施放火器。高夫人和慧英带着十几个女兵上了钟楼。那钟楼是按照箭楼的格式修筑的，一、二两层都有箭眼，三层只有一半墙壁，从上半段也可露出头来向外射箭。这时她们就在第三层楼上向清兵射箭。居高临下，十分得手。清兵在宫院外边，死伤成堆。
直到黄昏，清兵才在火器和弓弩的掩护下，用云梯爬进了宫墙。随即在院墙里边发生白刃交锋。一部分守军退进内院，即高夫人居住的院子。他们关上二门，爬上房坡，利用慈庆宫的高房子同敌人搏斗。箭射完了，就用瓦片向下边打。
高夫人站在钟楼上，命一个女兵不断地敲钟。这样，可使国公府的将士和那继续战斗在林间野地的将士都明白她仍在慈庆宫中同敌人厮杀，既没有投降，也没有被消灭。
黄昏以后，天气更加阴沉，云层更浓了。波涛一般的云就在院墙下边起伏奔流，有时也从慈庆富的屋顶掠过。敌人已经准备用炮火来攻打钟楼。一个清兵将领，身穿铁甲，头戴铁盔，跑到钟楼下面，扬头高喊：
“高桂英，投降不杀！”
高夫人问慧英：“你能不能一箭射中他的喉咙？”
慧英一摸袋中，已经没有箭了。就问谁身上还有箭？一个负伤的女兵吃力地爬到她的脚边，举起一根箭来。慧英将箭搭在弦上，趁着那军官抬头呼喊，一箭射去，只见那军官一声没响，仰面倒在地下。高夫人知道三层楼上的箭已射完，而楼下还放着一些箭，就命一个女兵赶紧去楼下取来。同时她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点火的时候，就命另一个女兵赶紧下去点火。
不一会儿，第一个女兵就把剩下的几十支箭取了上来。同时楼下的火也点着了，烈焰腾腾，从一楼直烧起来。守在内院的将士一看钟楼火起，也把存放在院中各处的柴草点燃起来。于是整个慈庆宫成了一片火海。院中火光通明。趁着火光，慧英一箭一箭地向敌人射去。大火很快燃烧到三楼，烟雾呛得人不能透气。可是就在火光和烟雾中，仍然有箭一支一支地从楼上射来。那钟声也继续响着，一直传到山寨外边。隐藏在树林和山洞中的明兵听见钟声，看见火光，纷纷地向着慈庆宫奔来，但多数都在路上被清兵截杀。
当慈庆宫火光起来的时候，李来亨的国公府也烧起一片大火。风，在夜空呼啸着。风助火势，越烧越旺。两座宅院的烟气在半空混到一起，两座宅院的大火烧得满天通红。就在这一片火光中，偶尔还有箭从钟楼上射下来，使清兵冷不防中箭倒下。就在这大火冲天的时候，钟楼上仍然有钟声响着，一直向远处传去……
四月间，红霞下了茅庐山，出了九莲坪，还是顺着来时的路途，走着十分险峻的小道，穿过密密的大森林，走出清兵封锁的地区。不料到达襄阳城下时，却被守门的清兵抓获，认为她形迹可疑，投进狱中，整整坐了一个月监，几经审问，没有查出什么东西，才放出来。在女监中，她天天挂念着高夫人和慧英，也天天挂念着红娘子。出狱后，她一路化缘，从孟津过了黄河，终于回到王屋山上。
红娘子见她突然回来，真是喜出望外。听了她去茅庐山的经过后，红娘子忍不住小声痛哭。她们决心下山，去到高夫人身边。明知此行非死不可，但二十年的心思如今落到实处，纵然粉身碎骨，也义无反顾。于是红娘子赶紧将庵中的事情处理了一下，对她的大弟子嘱咐了一番话，就带着红霞下山了。
由于路途耽搁，常常有些路走不通，当她们来到襄阳县境时，茅庐山已被清兵围得水泄不通。又过了几天，听说清兵已经攻开茅庐山寨，高夫人和李来亨都已自焚身亡。她们受此突然打击，两人来到襄阳城外荒无人烟的地方，痛哭了一场。
往哪儿去呢？红娘子想了想，就带着红霞先来到宜昌，然后奔往沙市。明末清初的沙市已是一个很繁华的商埠。她们来到一个有名的尼庵住下。红娘子拿出银子，交给尼庵住持，同时告她说，自己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因为身体多病，自幼出家。另一尼姑原是她家丫头，陪着她一起出家。最近听说她的父母都在兵荒马乱中死去了。她请求尼庵住持，将沙市全城的男女僧众请来做三天法事，超度亡灵。
尼庵住持见她带有银子，又难得有这一番孝心，也很感动，就赶快张罗，将沙市城里城外所有的和尚尼姑请来做了三天法事，超度亡灵。红娘子和红霞也跟着大家一起念经。有时念着念着就忍不住哭了起来。别的僧尼见了都十分感动。
做过法事以后，她们在沙市又逗留了几天，便来到荆州、宜昌、当阳，很想转道上茅庐山看看。但怕的是那里仍有清兵，不但随身带的银子会被抢去，甚至自己也会受辱。于是她们先到襄阳、随县、宜城、郧阳一带云游。半年之后，局势安定了，她们才从当阳来到茅庐山。
她们一直上到山顶，来到俗称慈庆宫的地方，从灰烬里边找到一些尸骨，埋在山顶上。因听人们传说，高夫人和慧英是在钟楼自焚的，她们就把从钟楼遗址中找到的尸骨单另埋在一处。
那时已有少数百姓在山下种地，她们是雇了向导一同上山的。向导看见她们那样郑重其事地掩埋尸骨，心中感到奇怪，但也不便多问。又见她们在坟前念了经文，哭了一阵，方才下山。
从此，这里开始传说，有两个尼姑如此如此，但没有人知道她们的名字和来历。又过了些时候，当阳县知县也听说了，派兵捉拿两个尼姑，却早已无影无踪。
红娘子和红霞从此就在鄂西鄂北一带云游，后来又到过四川、到过汉中一带，往北还去过南阳，一面云游，一面暗传白莲教。每年也回一趟王屋山，看看尼庵中情形，作些吩咐，但不久住。这样，她们在川陕鄂交界的许多府、州、县慢慢地播下了白莲教的种子。直到她们死去，这种子还在继续传播，生根发芽。
过了大约一百五十年上下，就在襄阳、宜城、随州一带，突然爆发了白莲教起义。紧接着，四川、陕西境内也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这时正值清朝嘉庆初年，人们只知道起义蔓延数省，震动了全国，却没有想到，一个半世纪前，红娘子和红霞暗暗地传下了白莲教的种子。人们更不晓得，红娘子出家后，上承明朝初年的唐赛儿。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的领袖虽然已是好几代以后的徒弟，但她们都还记得自己的祖师。只是官府抓到她们的时候，不管如何审问，没有一个人吐出真情，为的是怕泄露了王屋山上尼庵的秘密。
李自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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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9年4月29日，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日子：我敬爱的父亲走完了他89个岁月的人生旅程，因病溘然辞世。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当日向国内外发出专讯后，《李自成》的许多热心读者纷纷来电来信，除对老人不幸病逝表示悼念外，无不关切地询问：《李自成》第四、五卷是否已经完成？何时出版？当时我曾通过报界告诉大家：我父亲在病逝前已基本完成了四、五卷，并交中国青年出版社编排，很快即可奉献给广大读者。
我之所以说“基本完成”，是因为父亲早在80年代中期就完成了四、五卷口述录音书稿，之后经不断修改，部分单元在《小说》上连载，受到读者和专家好评，但是他总感到离他的艺术追求尚有距离，而视为“未定稿”不愿拿出来出版。即使已经出版的第一、二、三卷，也同样视之，计划待四、五卷经修订出版后，连同前三卷再仔细修订一遍，全书才算最终定稿。
有的读者询问：第三卷出版于1981年，为什么四、五卷拖了这么多年？对于这个问题，我父亲的前助手、现为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的俞汝捷同志在他的悼念文章中已做出很好回答：因为姚老“太认真”，“太苛求自己”。的确如此。譬如父亲为了写好决定李自成和他的大顺朝命运，改变中国近三百年历史的“成败存亡关头”等四、五卷中的重要单元，除了花费大量时间查阅和研究明末清初史料，不顾年迈去山海关、通山等处实地考察外，对耗费数年心血写成的二三十万字书稿，很不满意，毫不惋惜地用红铅笔写上“作废”二字，弃之文件柜一角。然后重头再写，以致光阴这样一天天逝去。父亲对创作如此认真，如此苛求，充分体现了他们一代老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和个性：对作品、对读者、对祖国文学事业的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
诚然，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人人都不能违背的自然规律。父亲到了晚年，尤其是进人80高龄以后，虽依然壮志满怀，雄心不减，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写作，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天，但毕竟年龄不饶人，体力、精力一日不如一日，原本就很慢的写作进度更显减慢；原本能较易越过的创作中的“障碍”和“高山”，现在攀援时显得力不从心。为此，父亲每日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并唯恐全书写不完，随他百年而去。因此，即使在他1997年初春，因写作过于紧张劳累而突发中风倒在书桌旁，住进医院的第一天夜间，仍然顽强地起床写作。我在困睡中，恍惚听到扑通一声而惊醒，看见父亲躺在床边的地上。我一边呼叫“怎么啦！”一边把他抬到病床上。父亲却说：“我要起来写《李自成》，写不完对不起读者。”我一时语塞，无言劝慰，而禁不住泪流满面。
还令人难忘的是，今年春节前夕，父亲病情日趋加重，陈昌本等中国作协领导来家慰问，他在床榻前告诉父亲，作协已决定将《李自成》作为十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父亲听后欣慰地微笑了，吃力地、缓慢地低声吐出六个字：“功劳是大家的。”这是父亲的肺腑之言。因为在整整四十年的《李自成》创作岁月中，曾先后得到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和各级领导同志的巨大关怀和支持，一次又一次度过了艰难岁月，使《李自成》创作得以继续下去，成为“十年浩劫”及其后百废待兴中最幸运的老作家。同时，数十年来，父亲也得到许许多多同志和朋友的热情支持和鼎力帮助。对此，父亲也是念念不忘和衷心感谢的。例如，1977年开始给父亲做了八年助手的俞汝捷同志，为整理第三、四、五卷的口述录音稿，付出了大量心血；父亲生前助手许建辉同志，在父亲病后为整理四、五卷书稿，保证按期出版，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还有张葆辛、刘文田、赖云峰、杜海波及姜晓燕等同志，也都先后或长或短地在父亲身边工作过，为《李自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父亲因为《李自成》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建立了作家与出版社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尤其是担任《李自成》第一卷责编的江晓天同志，第二、三卷责编的王维玲同志，在昔非今比的政治风暴不时骤起的年代里，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与得失，与“右派”父亲通力合作，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而使《李自成》第一卷在1963年得以出版；在“四人帮”粉碎后的1976年冬和80年代初，通过艰辛劳动，又先后出版了第二、三卷。父亲患病后，李向晨和吴晓梅两位同志继而担任了第四、五卷的责任编辑，经过三四百个日日夜夜，确保了四、五两卷的如期和较高质量出版。在四、五卷的编辑过程中，俞汝捷、陈浩增。王维玲、周勃、胡德培等同志对四、五卷校样进行仔细审读，洪光义、李刚等同志帮助进行终校，这些同志也都为四、五卷的出版花费了不少心血。父亲匆匆走了，再也不能表达对这些同志和朋友的感激之情，我只好代表先父向他们再一次深深致谢。
在这篇短短的后记里，我不能不提到与父亲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近70载的母亲。母亲无愧是父亲的忠诚伴侣和贤内助。早在1957年的那场政治风暴中，父亲因敢于说真话而被错划为“极右派”，母亲忍辱负重，仍一如既往地鼓励、支持父亲将来一定要写出《李自成》，重新点燃了父亲对未来的希望之光；60年代初，即在父亲摘掉“右派”帽子后，为保证父亲安心创作，解除后顾之忧，毅然辞去她所热爱的职业教育工作，来到父亲身边，成为家庭主妇；在她花甲之年，学习打字，用已迟钝的双手，起早贪黑，用老式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为父亲敲打出了二百多万字的书稿；在“文革”初期抄家风正盛时，是母亲与姜弘、周勃同志一起冒着风险把部分二卷手稿藏匿在朋友家楼顶的隔层中，而免遭劫难。直到七年前母亲突发中风，操劳辛苦了一辈子才算得以“休息”。父亲患病前，每日都不时来到病榻前久坐，拉着瘫痪失语的母亲的手，常常含着眼泪深情地对儿孙们说，一定要侍候好你们的母亲、奶奶，没有你们的母亲、奶奶，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成就，就不会有《李自成》……有时候，竟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父亲有这样一位伴侣，我有这样一位母亲，怎么不令人肃然起敬。如果说《李自成》为祖国的文学事业树起了一座丰碑，那么碑上应该有许许多多人的名字，上面也应该镌刻上我母亲的名字：王梅彩。
父亲生前虽然没有能够看到他为之呕心沥血17年的《李自成》四、五卷的出版，没有看到他在文学园地辛勤耕耘70载的成果——《姚雪垠书系》20卷的同时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