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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他们持续了一个冬天，顶风冒雪，不顾严寒，走遍了整个太行山
区域，查清了正太铁路附近的地层次序和煤铁的价值，绘制了北起孟县、南
到昔阳南境、东至太行山根、西到寿阳的煤系地层地质图。
那么寒冷的冬天，丁文江和梭尔格完全可以不冒风雪之寒，躲在温暖舒
适的办公室里饮茶看报，高谈阔论。但是，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痛
苦。
丁文江说：“我初次在北方过冬，去山西作调查，御寒的衣具由于想不
周到而没有齐备。早出时温度平均都在摄氏零度以下，最低到零下18摄氏
度。上浮山时遇上了大雪，上蒙山时遇上了大风。在蒙山顶上，12点的时候，
气温还在摄氏零度以下，真是艰难。但这是我第一次在为祖国做测量，情绪
很好，还是苦少乐多。”
通过这次调查，丁文江指出了以前存在的三个问题：
一是“太行山”这一命名应有地理学上新的定义。从河南的济源、沁阳
到河北的阜平，山脉是南北走向，这是真正的太行山。从阜平起，山脉转向
东北，绕到北平的北面，再向东连到山海关，这一段地质结构极为复杂，与
太行山本身不同，应该叫做燕山。他接着又指出：“太行山的‘八陉’，根
本没有道理。其中的军都陉 （即居庸关）、飞狐陉、蒲阳陉（即紫荆关）都
在燕山，而不在太行山。穿过太行山的路，没有一条比得上井陉重要的。”
二是中国传统的地理学都是把山脉当做大水的分水岭，这是与事实不尽
相符的。如唐河、滹沱河、漳河，“都是从山西穿过太行山，流到河北”。
又如棉水、沾水，也都穿过太行山。丁文江说：“可见这些水道都与现在的
地形有点冲突。研究这种水道的成因，是地文学上极有趣味的事情。”
三是他的调查报告是中国地质学者第一次详细地证实山西“平定、昔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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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铁矿不容易用新法开采。所以没有多大的价值。”
这是他看到了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男爵在太平天国之后来中国游历，
回国后发表的三大册调查报告中说到“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富的地方：照现
时世界的销路来算，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之用”而写的。丁文江
说，“他是抱了极大的希望”，“以为这一定是亚洲的罗伦（法国最大的铁
矿）。”结果他到了阳泉，在正太铁路以北，天天同梭尔格钻那些土法开采
的铁矿洞子，没有看到有0。6米以上的矿床。矿床不但厚薄不均，而且并不
构成有规则的层次。这使他感到失望。到他调查了阳泉以南的地质之后，才
得知阳泉已是平定、昔阳铁矿最好的部分了。越是往南，铁矿越少，也越不
规则。这使他认为“平定一带的铁矿在新式矿冶业上不能占任何的地位。”
根据调查，他写了题为“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比较”的报告。
在这里面，他详细记述了“把铁矿放在泥罐子里，堆在无烟煤中焖出来”的
土法冶炼。他说：“我们不能不五体投地的佩服我们的老祖宗的本领！……
平定一带既缺乏木炭，又没有可以炼焦炭的烟煤。若不是发明了这种焖炉，
根本不能出铁。”但这种土法是很浪费铁矿的，而且炼成的铁品质很坏，所
以完全说不上与新工业比较和竞争。
后来，农商部又请了瑞典地质学者安特生、丁格兰等人调查中国铁矿，
地质调查所的中国学者也参加了调查。到了1921年，地质调查所根据多年的
调查结果，编出了一部《中国铁矿志》，说全国铁矿砂总储量为97000万吨。
其中辽宁74000万吨，除辽宁外，关内总共只有23000万吨。就连辽宁在内，
按照美国每年开采10000万吨的比例，也只有9年就可采完。所以中国的铁
矿真是不算多。
1913年12月底，丁文江刚从山西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又奉命去云南调
查云南东南部的矿产。这时，他的父亲丁吉庵先生去逝了。他回去办完了丧
事，于1914年2月3日从上海启程，取道香港，经越南乘滇越铁路于2月
13日再次来到昆明。这一次，他单身一人在西南作了1年的地质矿产调查，
到1915年初才回到北京。
丁文江先生对自己的工作抓得很紧。黄汲清先生曾著文《丁在君先生在
地质学上的工作》说：“丁先生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是民国3年云南之行。
他从越南入云南，当即赴个旧看锡矿，随至昆明，复北行考查，经富民、禄
功、元谋，过金沙江，至四川会理。由会理折而东南行，再渡金沙江，入云
南东川府考查铜矿。复又由东川东行入贵州威宁县，又折而南，经云南之宣
威、曲靖、陆良而返昆明。”
“综其云南、四川之行，除了研究东川、会理之铜矿、个旧之锡矿、宣
威一带之煤矿外，曾作有路线地质图，表示地层及地质构造。曾特别研究寒
武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及二叠纪地层，采集化石甚多，一部分已经
地质调查所研究出版。丁先生之工作，一方面改正了法国人DEPRAT的错误，
一方面建立滇东地层之基础，为后来调查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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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把他这次长期的调查分为五个纲目记录在他的《漫游散记》中，
发表在《独立》20至84期。五个纲目是：一、云南个旧的锡矿；二、云南
的土著人种；三、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四、金沙江；五、东川铜矿。
丁文江这次的任务是调查云南东部的矿产，个旧在云南的南端，不是他
这次的调查任务。但他认为，中国的锡产量在世界排第三位，而个旧的锡产
量占中国锡产量的95％。这样重要的地位，作为专家而不去调查了解，不但
是十分可惜，而且是不应该的。所以，他从越南入云南，顺路先去个旧看锡
矿。
他在个旧调查了近两个月，写了4篇个旧游记，把个旧的地形和锡矿分
布，土法采矿冶金业的大成功及其成功的因素，土法采矿的缺点，都作了详
细的记载。
丁文江对于矿工们的生活状况极为关切。对背矿工人的记载说：“背矿
的工人用一个麻布搭连口袋，两头装上各25斤矿砂，前后搭在肩上。右手拿
一根一尺多长的棍子做拐棒，……头上裹一块白布的包头。包头右边插一根
一尺长的铁条，上端挂着一盏油灯。包头左边插一根4寸多长的竹片或骨片。
背矿出洞，一步一喘，十步一仃。喘的声音几十步外都听得到。头上流下的
汗把眼睛闭着了，用竹片抹去，再向前挨着爬走。洞子里的温度当然比洞外
高。走到洞口，浑身上下都是汗，衣服挤得出水来。凉风一吹，轻的得伤风，
重的得肺炎肺痨。尤其是未成年的童丁容易死亡。工人的住处叫做火房，是
一间土墙的草蓬，几十个人睡在一处。我曾在银洞的火房里睡过一夜，终夜
只听见工人咳嗽的声音，此停彼起，……我一直到天明不能合眼。”
丁文江这样描写，是为了引起社会的重视和抗议，谋求改善工人的生活
状况。
丁文江是地质学家，但是他对国家的贡献远远超越了地质学的范畴。他
还在西南地区对少数民族的人种作了精确的调查和研究。
前边说过，丁文江是在从山西调查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意外地奉命到云
南调查的。研究云南、四川的土著人种，尽管是3年前就有打算，但是这么
紧急的时间是无法做好充分准备的。所以他急急忙忙地做了矿产调查的准
备，就忘了做人种学调查的准备，只好在从个旧回到昆明时，用英国皇家学
会的“旅行者指南”中的图样，找兵工厂做了一幅量物体径的曲足规，加上
几件普通的测量仪器、皮尺等，这就构成了调查人种学的工具了。
丁文江调查测量了栗苏、青苗、罗婺、罗倮四个民族，都记录在他的《漫
游散记》中，计划用于其“中国人体质之分类”的研究论文。
后来，吴定良先生著有“丁在君先生对于人类学之贡献”一文说：“七
八年前，在君先生即开始搜集材料，共计65组，其中由在君先生亲自测量者
14组，约共1100余人，尤以蜀黔滇等边境诸土著民族测量材料为最可贵。
在君先生与许文生、葛内恩两教授共同测量者两组，其余则为他人测量而经
在君先生校审认为可作比较资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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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定良先生又说：“人身测量学之价值，全视其测量之正确度而定。在
君先生平时就对此点特别注意。其所采用的材料，据许文生言，他曾费半年
时间检验各组测量数值。如某组或某项测量有可疑或欠准确者，必尽使除去。
其治学之精严如此。”
“测量之结果又视分析方法而定。在君先生所采用的方法有三种，皆统
计学上认为最精确者。此实国内用数量方法研究科学之先导”。
丁文江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不限于人种学，1923年他发表的《中
国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就应用了统计学的方法。而最精确也最有成绩的
是，他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古生物学。
统计学的方法，在现在早已普遍被采用，而在解放之前的落后的中国，
那还是极不多见的。丁文江用统计学来研究科学，无疑是统计学在我国推广
应用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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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丁文江与地质调查所
地质调查所是1916年正式成立的。成立之前，丁文江是创始人，负责筹
备工作。正式成立后，他是第一任所长。
那时可不像现在，专业人员找工作那么难。那时专业技术人员极缺。筹
备的时候，自然是首先培训人才。
前面曾提到丁文江利用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停办的机会和条件，来加强地
质调查所的筹备工作。这当然表现出了他的智慧和能力，以及积极负责的精
神。不然，恐怕是不会有这样的成绩。
胡适之老先生曾说：“在君的最大贡献是他对于地质学有一个全面的认
识。”是的，丁文江由于“他对于地质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所以他计
划的地质调查所，能在很短的时期内树立起一个纯粹科学研究的机构，作为
中国地质学的建立和按步发展的领导中心。”
胡适之引用了地质学专家葛利普先生的话说：
“丁博士心目中的地质学极为广泛，范围所及，非只构成地球的材料，
如矿物及岩石等，且包容形成及改动此种材料的种种动力，以及其渐渐演变
之程序，进而对于地球之形状构造及经过历史等，全作为研究之对象；更涉
及自古以来，地球陆面以上及海水之内的生物，各种生物演进之程序，及足
以影响其发展分布之种种因素，如地理、气候等均在范围之中。”
丁文江领导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是根据他多年的求索积累起来的关于地
质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广泛内容的渊博知识，为了建设祖国来训练人才、延
揽人才和使用人才的。葛利普先生就是正当中国最缺少古生物学专家时，正
当美国反德排德时，他与北京大学协商后聘请来的，使之在20年的教学和地
质科学研究中，为中国培养出了许多青年古生物学专家，也使地质调查所创
办的《中国古生物志》成了全世界有名的学术刊物。陶孟和先生说：“仅就
他对于地质学的发展一端来说，在君足可以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
丁文江的第二大贡献是他所领导的地质调查所的实践精神。学而为用，
学以致用，都是讲用是学的目的。这一点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已指出过：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不用，或流于空谈，是盲目的学。没有正
确目的而盲目学的人，当然也不知道怎样规范自己的行为，绝不会像丁文江
那样，刚从山西回来的第二天就又奉命去云南调查，常年驰骋在祖国的原野
大地，攀缘于崇山竣岭之中。丁文江的实践精神表现了他学以致用的思想和
观念，表现了他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和正确的人生观。他在 《地质汇报》第
一号的序言中引述了德国学者李希霍芬的一句话，那话说：“中国的读书人
最好安坐室内，不肯劳累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
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丁文江说：“现在可以证明此说并不尽
然，因为我已经有了一班人能登山涉水，不怕吃苦。”丁文江说此番话是在
1919年 （民国8年），旧中国的学人，多半是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或本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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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封建地主阶级家庭的成员，视劳动为下贱可耻，好逸恶劳，奴役他人，坐
享其成，以坐室闲谈为乐为荣为高尚为享受。丁文江却不然，他领导的地质
调查所，学以致用，向学而优则仕挑战，打破了封建的传统观念，为中国的
地质科学的发展，开了头，奠下了基础，培养出了一批勤于实践的地质学家。
丁文江领导的地质调查所的第三大贡献是真诚的爱护人才。
他胸怀大目标，为了祖国的建设，先是利用北大地质系停办的机会，把
在北大执教的德国教授梭尔格请了来。接着抓住机会，利用美国排德的时机，
把德裔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请了来。丁文江胸怀大志，深知要改变一个硕
大的国家落后状况的艰难和艰巨，没有人才不行，培育一个人才谈何容易？
所以他特别地爱护人才，为了一个大目标，把中外老少的地质人才，都团结
在一起，为祖国的建设积极地工作。
丁文江还十分重视人才的质量和节约，批评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浪费。他
说：“中国政府从前花了很多钱，聘了许多外国专家顾问，各部都有高薪顾
问。但是各部的首领官都没有专门的学识，不曾知道哪些外国人是饭桶，哪
些人是真正的专家、学者。所以，他们部里就是养着头等的专门人才，也都
变成废物，不能给中国出力做点事。就像安特生，他是农商部的高薪顾问，
从来没有人去利用他这样的专家。后来我们的地质调查所成立了，安特生自
己愿意来帮我们工作，我们充分调动他做矿产地质调查。他在调查地质的旅
行中，发现了很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物，深知其重要性，又因自己不是史
前期的考古学家而不敢乱动，所以他回来做了一年的考古学研究，然后回到
老地方去，才敢做有系统的采集和发掘。结果是我们地质调查所不但是成了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研究中心，而且因此获得了瑞典王国太子和政府的合作和
帮助，还因此获得全世界的学术界人士的更大注意和重视。”这就是当时的
丁文江和他领导创建的地质调查所，他除领导和训练了许多中国青年地质学
家之外，还对充分认识和充分利用外国专家学者作出了重大贡献。
认识人才是使用人才的前提。丁文江说：“梭尔格原是柏林大学的助教，
在京师大学 （即现在的北京大学）的地质科教了3年书。所有他的中国同事
都说他脾气不好，而且根本看不起中国人。我和他谈了几次，看见他在山西
的工作，觉得他是一位很可敬的学者，就力排众议，请了他来（在地质所帮
忙）。这一次（1913年11月，12月）和他旅行了40多天，我很虚心地请教
他，他极热心地指导我，我们成了好朋友。可见外国专家不能与中国人合作，
不一定是外国人的过失。”
1913年11月13日，丁文江来到冈头村的井陉矿务局时，梭尔格已到微
水去调查，在矿上的是代理工程师戈尔登堡先生，他很佩服梭尔格的工作。
他说：“若是我们在中国的德国人都像他那样肯工作，那就为我们争了气了。”
接着他又问丁文江，“还有一个德国人，也在北京大学教矿物，认不认识？”
丁文江告诉他：“这位先生听说我请了梭尔格，就来自荐，说他刚从井陉工
作回来。但是我看他拿来的一张井陉煤矿的地质图，好像是用李希霍芬的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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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放大的，所以我没有理他。”戈尔登堡先生拍着桌子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