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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模式的大多数在发表后“就被束之高阁”，因为它们无用或无效。其余的则为人丢弃，仅仅是因为更新的和更高级的版本出来了。而且这种状况似乎会永远继续下去。年轻的经济学家已经得到了这一信息。他们“靠建立更多的和更复杂的数学模式来推进自己的事业”。列奥迪耶夫要求经济学家不仅要回到经验主义的调查研究上来，而且也要回到他们加以抛弃的“更广泛的公众之中”。
最近，列奥迪耶夫对八年里（1972…1976；1977—1981）这一专业最主要的刊物《美国经济学评论》作了调研，发现大多数文章没有任何数据就使用了数学模式。只有1％使用了作者本人所获得的直接信息。“年复一年，经济学理论家们不断产生许许多多数学模式……而计量经济学家则将各种可能形式的代数功能运用到基本上为同一套的数据上。”两者都未能促进对“真实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作”的理解。列奥迪耶夫得出结论说：只要资深的经济学家“继续控制年轻教师的训练、晋升和科研活动”，那么，这种情况似乎永远也不会改变。按库特纳的话说，列奥迪耶夫“对他的专业已经极为失望，他已经不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任何文章了”。
库特纳在对这一专业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一种不同辈分的人的变化规律。仅有的仍然清醒面对经济现实的经济学家已年老或退休了。“在上一代，经济学更多地从事于观察、争论和本专业知识发展历史的研究。20世纪中叶的著名专家们经历过经济萧条和战争，看见经济学院真正摇摇欲坠，也曾在一些经济机构中工作过……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去世。”库特纳称之为“老一辈有个性的伟大经济学家”，包括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1908…）和阿尔伯特·赫希曼（1915…），“他们将自己的作品传播给广大的读、者，但在本专业内部却没有留下什么胚芽。”（名单上还可加上罗伯特·海尔布纳＇1919…＇和罗伯特·赖克施曼＇1920…＇）。这些异教徒们都认为：“如果他们现在是想实行自己牌号的经济学的青年助教的话，他们就不会继续获得教职。”“本专业的社会学，能发表文章或获得晋升以及科研得到资助的那些人的政治学”“更加证明了这一咄咄怪事。
最近在专业内部出现了一种温和的批评，也就是一种自我批评。长期以来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工作的唐纳德·N·麦克洛斯基判断说：“尽管仍然有冰冷的光芒在闪烁，”英美经济学“现已产生了许多残废的经济学家”。他们“对历史感到厌倦，不了解自己的文明，不关心伦理道德，也不考虑方法”。
麦克洛斯基还调查了《美国经济学评论》的稿件，发现在1981年至1983年期内在159篇全文登载的文章中“仅有6篇使用文字”。沉迷于使用统计数字、图表和“直接视觉刺激的方式”毁掉了经济学这一专业。稿件“让外行人连字面的了解都做不到。青年经济学家过高估计了一种狭隘的、有时也是愚蠢的独出心裁的技巧”。在麦克洛斯基看来，创新性的“科学主义、行为主义、操作主义、实证经济学”——这些一般说来科学的偶像——都已“不再有任何用处”。
虽然麦克洛斯基没有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家要参加这种创新，但是，他暗示纽约知识分子们特别容易受这种科学崇拜的影响。他仔细审读了《铁路和美国经济增长》（1964）。这本书树立了罗伯特·W·佛吉尔的声望。他把佛吉尔称为“经济史上使用数学统计法革命的拿破仑”。佛吉尔开创了经济史所使用的被广泛模仿的科学方法。
佛吉尔（1926…）出生于布朗克斯，青年时期热心于激进政治，后来才研究经济学。他在一个不稳定的学科中占有一席不稳定的地位——用麦克洛斯的话来说，“一个明显的右翼、非正统的领域”——这促使他采用了他那科学的用词和方法。
学术性政治学的需要要求这样做。在北美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经济学史系科……1964年经济史在美国经济学系科中处于守势，被那些穿着闪光盔甲在校园中趾高气扬的新技术专家论者斥之为过时了……重要的是青年经济史学家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佛吉尔一再显示了他的经济学武库的光芒。
自从佛吉尔的有关铁路的书出版以来，他的著作充分说明了专业化所付出的代价。他继续强硬地主张他所称为的“科学的”历史（而反对“传统的”历史）。在佛吉尔看来，“科学家“是穿着实验室工作服，使用复杂的统计数字勤劳工作的科研人员。而传统历史学家是梦想者、诗人，即文学家。科学经济学家的发现和报告甚至不是给下层民众阅读的。佛吉尔告诉我们，大多数数学统计家认为他们著作的适当读者不是“那些读历史来娱乐的人”——在这里，那种轻蔑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而是那些能评价和证实这些科研成果的人——不是一个广大的公众群，而是一小群受过高度专门训练的专家。”
按照佛吉尔的看法，大规模团队的努力是数学统计史的标志。他骄傲地宣称，“最近的一篇文章的作者不少于10个。”由于他们重视“事实和行为规范”，个人的声音被认为是一种失败。佛吉尔和他的专家们聚集在科研所里，梦想开拓新的殖民地。他列举了过去的胜利。佛吉尔得意地说，“在经济史中数学统计法极为迅速地得到发展并成为这一领域的占统治地位的研究形式……美国主要经济史刊物上刊载的大多数文章现在都是数学统计式的；数学统计学家在经济史学会的领导层中处于主导地位。”
尽管佛吉尔对专业上所取得的成功感到得意，但他说明历史现实的数字能力依然值得怀疑。1974年，佛吉尔和斯坦利·L．恩格尔曼（1936…）一起出版了《在十字路口的时代：美国黑奴经济》，这是一部两卷头的著作，自诩其科学量化的方法将奴隶史放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缺陷表明了迷信方法的灾难：数字和方法掩盖了现实本身。“科学的”历史变成了科幻小说。
《在十字路口的时代》至少部分想证明奴隶劳动比从前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有更高的生产率，而这一生产率不是靠外部的体罚而是靠先天的劳动道德观念得来的。赫伯特·C．古特曼在他的《奴隶制与数字游戏》这一尖锐攻击的著作中发现他们的证据与方法是完全不恰当的。例如，佛吉尔和恩格尔曼研究了一个农庄主对自己几年来鞭打奴隶所作的记录。他们作了必要的计算，得出结论说：“这个记录表明在两年期间总共鞭打了160次，每人每年平均被鞭打0．7次。”“在佛吉尔和恩格尔曼看来，既然鞭打的机会如此之少，不会产生什么作用，因此这几乎可以科学地证明奴隶不是被体罚强迫去劳动的。
古特曼却证明佛吉尔和恩格尔曼错算了在此农庄劳动的奴隶数目。但是，即使是按他们的说法，他质问这一数字——“每年每人被鞭打0．7次”——的意义何在。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事实如果重新解释一下，意思就会是“一个奴隶——‘平均’——每456天就要被鞭打一次。每两周就有三个奴隶被鞭打。”这说明受暴力折磨的水平要高得多。古特曼论证说：佛吉尔和恩格尔曼的错误方法有掩盖实际情况的危险。“例如，人所共知，在1889年与1899年间，每年‘平均’有127个黑奴被私刑处死。人们如何来评价这一平均数呢？设想1889年美国有600万黑人……只说这一记录表明每年每个黑人平均受到0．0003起私刑，故在1889年大约有99．9997％的黑人未受私刑，这有什么用？在古特曼看来社会暴力的作用不能用平均数来推断。”
古特曼的反驳很有典型意义，表明一些历史学家在逆专业化的潮流而动。历史往往对想重新发现没有人研究过的民族、劳工、妇女或少数民族历史的那些激进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吸引力。像古特曼一样，那些进入这一专业、属于左派的人士在两方面一直忠于自己的许诺：他们不仅要重现过去，而且要为参与的人——为公众群重现过去。因此，写劳工、奴隶、家庭、妇女以及冷战根源的美国历史学家为公众的议论提供了内容，甚至影响了他们的议论。威廉姆·A．威廉姆斯（1921…），尤金·吉诺维斯（1930…），霍华德·津恩（1922…），克里斯托弗·拉什（1932…）以及其他人都出版了谈论公共问题的值得一读的书——从《美国外交悲剧》（1959）到《自恋的文化》（1979）。
在设法将历史引出学术领域、将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方面，赫伯特·古特曼自己的著作十分典型。古特曼（1928—1965）是犹太移民的儿子，活跃于左派政坛，起初就读于皇后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后转到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该校是独立左派和劳工研究传统的大本营。以后他在新泽西的法尔雷·迪金森大学和罗切斯特大学任教，最后又回到纽约，在市立大学任教。
古特曼的著作不是技术上的专论，而是公开的反驳。他的《1750…1925年间奴隶制和自由中的黑色家庭》一书就像开篇的第一句话所说的那样，是直接为围绕着丹尼尔·P．莫尼罕的《美国黑人家庭：导致民族行动的实例》”的公众和学术界的尖锐争论而写的。古特曼针对的是认为黑人家庭已经被美国社会所摧毁和瓦解的这种看法。他想表明黑人家庭包含着惊人的弹性和活力。他还想削弱莫尼罕报告的政策意义。这个报告认为黑人的贫困原因在于黑人家庭，而不是像古特曼所认为的那样在于结构性的事业和种族主义。
在重新研究被忽视的历史底面——不为人见的工人、黑人和少数民族的“新”社会史方面，古特曼是一位先驱者。他怕这一历史会忘记其公共义务。他对“新历史领域分裂的倾向”提出警告。许多历史“太狭窄地区分成类别，太狭隘地统计化和行为化……新的社会史正遭受着非常受局限的过分专业化的灾难。”古特曼不满这种学术化倾向，发起了一个至今仍在进行中的让历史公开的计划——美国社会历史学计划，计划出版一部上下两卷通俗的美国劳工史——《谁创立了美国？》，以及一系列为广大观众设计的幻灯片和电影。
古德曼的努力无疑是强大而很有影响的。但是，它是否可能属于一个几乎已被抛弃的文化社会呢？威廉姆斯、古特曼或者拉什是否是对专业以外的公众负责的、过时的“传统”知识分子呢？拉什曾经是古特曼和吉诺维斯两人的同事。他评论了他这一辈历史学家和他的师辈里查德·霍夫斯塔特的不同之处。他这一辈难于接受霍夫斯塔特非常自信的专业化观念。“我们自己觉得在学术生活方面很不舒服，往往与这一专业和大学格格不入。”然而，也许正是这种不舒服驱使他们在大学之外去寻找听众。带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左派历史学家似乎更安于大学职位，更满意有校园听众。尽管有些这样的历史学家——这部分地是因为受到古特曼的鼓励——最近力图“补救”这种“对通俗历史和一般公众的忽视”，“但却很难确定谁会是威廉姆斯、古特曼或拉什的继承者。
确切地说，这一问题是由一位青年历史学家提出来的。里德学院的教授凯西·布莱克（1956）问道：“青年左派历史学家在哪里？”他写道：“年龄大约在25岁与35岁之间的激进的历史学家们忙于学术职位的晋升，近年来并未注意一些大问题……青年左派历史学家往往出版一些仅仅是以前论文的补充著作，或者将它们运用到可以得到预期效果的新的社会群体或者地理区域上去。”如果这一点确实的话——布莱克将某些女权主义历史学家除外——那么，激进历史学的前途与其他学科并无二致。
三
新左派对大学的影响最大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25年前，马克思主义几乎在校园中并不存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被分成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理论和其他分支在大多数一流大学中教授。
就像许多美国工业一样，进口控制着马克思主义学术市场——其原因大致和汽车相同。尽管成品有时是在美国国内组装的，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却似乎更时髦、设计更好、更易加速，而且还更完善、更美观。为什么要死抓住沉闷的美国型号不放呢？最近一位美国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评述包括了有关乔治·卢卡奇、卡尔·柯尔施、安东尼奥·葛兰西、马克斯·霍克海姆、让—保罗·萨特和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章节，但仅仅是顺便提到一些美国有贡献的学者。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更大的领域中，常常提到的一位美国人和欧洲人同样重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被列为目前最具有独创性、最有影响力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部专论他的书的序言说：“大家公认杰姆逊是一位——也许是惟一的一位——当代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的书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到《政治无意识》（1981）都是基本的参考书。书的作者达到了很高的学术高度，被一流大学，如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杜克大学争相聘请。目前，他在杜克大学任教。说杰姆逊是一位精力充沛、有责任感的思想家，没有人会反对。也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天地是在大学中：大学的方言、大学的问题、大学的危机等等。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马尔科姆·考利——从未抛弃过公众。而杰姆逊却从未去寻找过公众。他的著作是为大学的讲习班而写的。
随杰姆逊的著作，产生了许多次一等的解说文字材料，这一点也说明了这种变化。不需要任何向导来引导读者去阅读芒福德、威尔逊或者特里林。原因很简单，他们自己就是最好的介绍。他们写的东西就是为了让人读的。但是，在出版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一书的三年中，一家大学出版社却出版了一本书帮助初学者来理解它。“这本书名为《杰姆逊、阿尔都塞、马克思：“政治无意识”导言》。它让读者对学术上的一些取胜绝招一览无遗。
一些关心世事的教授被告知，杰姆逊的著作“近年来一直对叙述手法作了很多严肃的思考”。他们还被告知，杰姆逊的最终目的“是将个别文本拓展成为文本外的文本或者是其无法承认的难以容忍的矛盾的非语言表达方式”。而“它”，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的作者无法承认的是：真正的文本只不过是事业的发展和自我发展。
世界正在滑向核灾难、全球污染和饥荒，但是，相互吹捧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却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前途做交易。市场情况如何呢？尽管质量上不够巴黎标准，但今后几年的情况却很不错。“我们……正处于理论爆炸的时代。许多年轻的理论家特别显示出迅速发展的迹象。但是，到目前为止，杰姆逊是惟一能和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匹敌的用英文写作的人。”
不能让杰姆逊承担盲目崇拜者的罪名。但是，考查一下杰姆逊著作中讨论公众问题的一小部分内容还是颇为值得的。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杰姆逊将建筑看成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突出例证。“后现代主义”是文学评论家喜爱的一个题目。在杰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意味着高雅文化和所谓的大众或商业文化之间的界限已经消除。它表明出现了新类型的“文本”。后现代主义者与蔑视大众文化的早期评论家的优越感决裂了。“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者恰恰钟情于这种低劣的‘堕落’景象，钟情于电视连续剧和《读者文摘》文化，以及广告和汽车旅馆等等。”
杰姆逊从这一角度研究了各种后现代主义“文本”，包括一座可以当作“后现代主义独创性空间观的突出范例”的“成熟的后现代大楼”。这座大楼就是由约翰·波特曼设计和开发的位于洛杉矶的波拿文都拉酒店。波特曼也是亚特兰大的桃树集市酒店和底特律的文艺复兴中心的建筑师。波特曼的代表风格是多层中庭，周围环绕着阳台和小商店伸延的内部空间，加上敞开的门厅，有倒影的水池和瀑布。四周围是观光电梯通过闪着微光的空间向上滑去。而在波拿文都拉酒店里，电梯几乎滑出楼顶到了露天所在，下面是伸延的洛杉矶城。在主塔顶上是一座旋转的圆形酒吧间。主塔上设有饭店房间的四个相同的圆柱体保持等距。甚至波特曼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他对能赚钱的流行建筑坦率的专注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一位意大利评论家说：他不去“管那些让欧洲知识分子受到折磨的复杂建筑物””。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人们似乎喜爱他的作品——至少外地人常常被朋友领去乘这些电梯。
杰姆逊怎样看待这一切呢？他觉得怎样称赞或描绘波拿文都拉都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