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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可以从下列的情况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者各代人的变化。当保罗·巴兰于1964年去世时，《每月评论》出版了一卷纪念集，“一组集体画像”，包括巴兰的朋友们和同事们谈论他的38篇讲话。这些大多数是由老知识分子讲的——外国人或者出生于外国并在外国上学的美国人。投稿人的名单包括从琼·罗宾逊，艾萨克·多伊彻和切·格瓦拉直到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奥托·柯克海默和赫伯特·马尔库斯。还包括巴兰的学生或朋友——四位年轻的北美人：彼得·克莱凯克（1938…），约翰·奥奈尔（1933…），莫里克·蔡特林（1935…），弗雷迪·帕尔曼（1934…1985）；今天他们都是北美一流大学（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约克大学，多伦多分校）的美国研究或社会学的有地位的教授。他们在学术上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气质都不像巴兰。最后一位弗雷迪·珀尔曼在底特律创立了一家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社，名为“黑与红”，在几年里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和书籍。他的出版社和自己的名字只为几位左派文学鉴赏家所承认。
20年后，一本纪念斯威齐和马格道夫的纪念册出版，许多北美学者投了稿。“在大约17位年轻的美国投稿人中，没有人出版过一本像《垄断资本》或《劳动与资本》那样分量的书。除了一位之外，这些人全都在大学任教。当然，像任何目录一样，这份目录也隐藏着许多不同的情况和志向。很可能这些撰稿人没有一个想用《每月评论》的风格来写书，也可能有些人仍想这样做。然而，综观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发现其发展恰与其他学科及其分支学科的发展相似：同行代替了公众，行话代替了日常语言。今天，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学校园里有办公室和专用的停车位。
四
激进地理学的兴起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魂牵梦萦的这一普遍问题——成功。里查德·皮特（1940…）说：当他和他的朋友们开始研究时，他们并不知道有什么激进的地理学传统。“我们无法理解有关激进的地理学的这一看法。”尽管地理系是受激进主义影响的“最后的”一个系，但是，当他们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读书时，学生运动促使他们去重新发现和发明这一传统。
刚开始做教授时，他们四散在全国各地任教。在麻省武斯特的克拉克大学，皮特和其他人决定为朋友们和支持者们设立一个论坛。1969年这些青年学者创办了《对跖点》，一家激进地理学刊物。最初几期提出了传统地理学极少谈论的一些题目——有关贫穷、不发达和城市化的地理问题，于是这一刊物成了研究生和年轻教师的催化剂。刚出版的大卫·哈威的著作激励其他地理学家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研究。
80年代初，时代变了。激进地理学家努力想在本行业中树立自己的地位。社会主义地理学家联盟也成了美国地理学家学会的正式分支（社会主义地理学专门研究小组）。皮特评论说：“甚至有稳定职位的激进教师如果想有学生来听课或通过发表的文章赢得学生尊敬的话，”他们就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向他们自己的刊物投稿的文章的数量以至对投稿的兴趣都减少了。“我们曾帮助并使之走向激进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不再向《对跖点》投稿了。“‘在一个受人尊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代替了‘对这一运动的支持’。”
但是，《对跖点》依然存在并决定至少在形式上要专业化：自从1986年以来，它一直由一家有地位的学术出版社——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出版。皮特说：“对此我自己的感觉基本上是乐观的——一家专业出版社所具有的学术声誉加上重新恢复的活力和责任心……可以让《对跖点》在质量和影响力方面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轨迹是十分典型的，而且，对不可逃避的现实进行挑战或否认已经取得的成绩也是轻率之举。左派学术的繁荣，政治抗议的减弱，以及对大学阵地的固守几乎成了影响各学科的激进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且，这一发展如果不是不可改变的话，也是空前的。激进的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处于边缘的或是消失的传统第一次有了光明的前途。它们可以重新被研究和教授，并将获得新的学生。最终这会具有决定性意义。
然而，有件麻烦事需要加以说明：如果说左派知识分子屈从于将他们赶人大学的那些要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果真是无辜的牺牲品。左派知识分子不是天真地、无奈地接受学校的规矩，他们是自己皈依大学的。奇怪的是，大学里左派对学院化的批评沉默下来了——比保守派的批评还要温和。当然，激进派的批评并非完全不存在。远可以追溯到凡勃伦和米尔斯，近可以追溯到诺曼·乔姆斯基，他也许是激进派批评目前最勇敢的卫士。
作为权力经纪人的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怀疑论充斥了乔姆斯基的研究方法。由于他对美国知识分子的批评，乔姆斯基不仅召唤出了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巴枯宁，也召唤出了政治上最怪诞的纽约知识分子德怀特·麦克唐纳。乔姆斯基与麦克唐纳一道开始写作《知识分子的责任》（1969）一书。“20年前，德怀特·麦克唐纳在《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知识分子责任的文章。战后年代我作为大学生读了这些文章。几个月前，我又有机会重读了这些文章。在我看来，它们并未失去其力量和说服人的本领。”乔姆斯基觉得在麦克唐纳身上有一个和自己相似的灵魂，个人敢于反对学界和左派的迷信。
在乔姆斯基看来，开明的和有技术的新知识分子抛弃了真理和道德，而代之以专业化和权力。他引用了赞成这一变化的兹别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话：“主要以人文主义为方向，偶尔带有点空想的知识分子中的持异议者正迅速被专家和专业人员所取代。他们都在政府的特别部门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乔姆斯基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左翼知识分子倾向于加入政府部门和院校。“背叛社会主义革命承诺的一个因素是技术知识分子心甘情愿让自己融人新统治阶级中。”这一心甘情愿是在东欧和西方民主国家中起作用的因素。在乔姆斯基看来，左派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失败了，他们有时还与对方合作。而乔姆斯基却是一个不同寻常、颇为卓尔不群的人物：这样一位对院校中的知识分子持怀疑态度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美国左派中是十分罕见的。
更重要得多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大学的特点，在那里知识分子如果不能统治社会的话，也会改造社会。他们将会就职于社会的各种机构。这一前景削弱了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因为常常可能错误地观察了形势——也许知识分子确实正在改造社会。换句话说，左翼知识分子的学院化不仅是被迫的，也是自愿的。对左派分子来说，在国家或学术机关任职是迈向权力的道路上的一小步——或者，他们就是这样幻想的。追求名利和革命汇合在一起了。
20世纪初，进步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卜特纳清楚地表达了作为官方改革者的知识分子的希望。
通过科学、法律、政治、经济和历史方面的训练，大学可从民主行政人员、立法人员、法官和专家的队伍中提供人员来担任官员，他们会无私地、明智地调解相互冲突的各方利益……对在经济与社会立法上和行政上的明智而有原则的进步的最大希望寄托在美国大学日益增大的影响上。这样说并不过分。
这种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左派知识分子进入大学。很难说这是一个“出卖”的问题。不如说激进知识分子并不是院校权力天生的反对者。而当有可能进入这些院校并或许有利可图时，他们就当仁不让了。如果说他们迅速记录了对学术自由以及有时是对种族和性别方面自由的侵犯，另一方面，他们却忘记了为学院化所付出的代价，这是典型的情况。
例如，用西德尔曼和哈珀姆的话来说：在政治学方面的激进分子“并没有为政治而放弃专业，相反，他们通过专业来坚持政治”。1967年由激进分子建立的“新政治学核心小组”成功地使官方政治学组织民主化。它在学科内部参加竞选，在会议上建立新的小组讨论会，并创立了一个新的刊物《政治学与社会》。然而，它的成功只在于成立了一个新的专业小组，“而不是发起一个知识分子联合运动，也不是一群知识分子设法建立与学科之外的公众的联系。其实，核心小组的活动只局限于政治学的政治本身。”最终“其目标只会缩小为学科内的一个利益集团的具体的、有限的物质要求……争论、批评和政治活动变成了教育和动员别的专业人员的一种努力”。
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依然如是。院校生活的“政治取代了大范围的政治。在左派教授中，马克思主义教授们是最该受谴责的，他们最热衷于服从院校的要求（并获得好处）。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继承了冷静的科学方法，蔑视无用的道德上的抗议。接受和利用大学有很好的政治意义。也许正是这一缘故，聪慧的马克思主义教授往往不仅设法树立他们思想的可靠性，也创立院校或权力基地以及教授、研究生、出版物及基金的紧密网络。他们需要在院校的权势和威望。
最近出版了主要由左派教授编著的有关他们的一部论“历史社会学”的书。书中充满了关于这一“学科”的地位和成功的报导。塞德·斯柯克普宣称他们中间有几个主要人物十分成功。
查尔斯·蒂利在过去几年中获得了大量科研基金，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一个重要科研中心，并在四五个学科中充任专业掌门人的角色。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他在科研中心和刊物上……在各大学轮流召开的年会上，也在控制着每年年会几次会议的美国社会学学会一个部门中设法表明自己的世界体系观点。
对该领域的这一不断的探索描绘出了做出贡献的主要人物和他们的成功。这是涉及从女权主义历史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各方面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所撰写的文章的共同特点。但是，这种探索表明的更多的是财产状况和事业成功，而不是思想。
在谈到毕生事业时，左派学者当然不把推动他们自己或别人的动力说成是为了建立院校权力，而是说他们想设法建立一个在美国从未有过的“对立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左派学者不断提到葛兰西和他关于思想意识上的霸权主义的看法。他们把自己的教学和写作看成是为政治复兴奠定文化基础。他们力图开发出一种令人信服的“新”社会学、“新”政治学和“新”历史学。
这当然是有些道理的。几乎和所有国家一样，美国左派对其过去和激进主义的广泛历史一无所知。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声称有一个体面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往往和大学有关。然而，在美国还从未稳固建立过一种持异议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它很杂乱，很脆弱，往往遭到失败。左派学者们研究过去、研究国家、研究经济以便最终避免这种失败。
然而，在哪一点上左派学术失去了活力，甚至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呢？在哪一点上它完全变成了更加专门化的知识，和其他方面的贡献相比没有什么不同——既不更好也不更差呢？马克思主义学术，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都得到结构学派或者说“科学”学派的指点，与专业化有密切关系。马克思主义期望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结果往往看上去却像它想推翻的社会学。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已经与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决裂，但他们对“客观的”和“结构性的”分析的喜爱又将他们带回原地，促使他们将文化、思想意识和主观性当作很不重要的诗文加以抛弃。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蔑视保守理论的话，他们用来代替这一理论的却是似乎毫无优越性可言的国家的技术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洞悉资本主义深刻秘密的长处，但除了其密集的公式外别的东西很少。卡尔·博格斯得出结论说：“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典型地选择了一条撤退的道路，不去管具体的政治现象，而热衷于抽象地看待生产力、国家职能和阶级关系。”
这种对苍白无力的格式的青睐往往被公然承认并加以夸耀。埃里克·奥林·怀特，一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在序言中说：“这本书中的论文是完全由其写作的学术环境所决定的。”他希望“和主流的社会理论进行辩论”并“同时……培育出一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主义研究风格”。也许这值得称赞，但也有一些缺陷。正像他承认的那样，不存在什么经验主义的研究。“这些论文没有一篇构成经验主义研究。它们只不过被用来帮助建立起理论前提。”
此外，怀特的理论前提出自于法国派——因为构建上的主要缺点来自尼克斯·波兰察斯和路易斯·阿尔都塞，现在大家都记起来了——这一派中只有偶尔的举例和奇形怪状的图表加上一些平淡无味的定义和声明。为使自己的任务减轻一些，怀特提出了六种“更为不同的结构性因果关系的图解模式”（“结构限制”，“选择”——两种相互补充的形式……‘正面的’与‘反面的’——“再生产/非再生产”，“功能一致的限度”，“转变”，“调和”）。这使得他能清楚地描绘出国家、经济结构、国家干预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他写道：“这一模式当然可以做得更复杂一些。还可以加上其他因素，例如意识形态的作用。”
真正的问题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它并未真正汇入主流，却完全丢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表明这一情况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是怀特对其中一个章节所作的结论：
表2、3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模式的主要意思是在阶级分析中分析阶级结构、阶级形态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复杂而辩证的关系，这一点是十分主要的。要想从政治上充分了解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态中的可能性和约束力，有赖于清楚说明阶级结构对阶级斗争和阶级形态形成限制的方式、阶级斗争既改变阶级结构又改变阶级形态的方式以及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态之间关系的形式。这也许可称为马克思主义巫教。
另一本60年代出版的书论述了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危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保罗·斯塔尔合著了有关大学生与大学抗议的两册书，其中列举了一系列不同的意见。沃勒斯坦在《大学危机读本》（1971）一书的结论中提出了他自己关于大学中的激进分子的看法。他说：“有许多艰苦的学术工作要靠左派去做。如果脱离实践，不参加政治运动和政治行动，那么这种学术工作绝对无法做好。但如果脱离学术辩论主流中的相互竞争的学术思想的压力，同样学术工作也无法做好，这种辩论的主流仍在大学之中。”
这些话表明了时代的特征，而这种看法所遭遇的命运同样地表明了时代的特征：不会完整地度过70年代。由于“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减少了，要做的工作只剩下了一半，或者不到一半。只剩下在“学术辩论主流中的相互竞争的学术思想的压力”下“艰苦工作”。这种对争取获得高尚学识的要求是无可厚非的。但这引起了一个问题，在什么程度上激进的学识就不再是激进的呢？像60年代的许多书一样，《大学危机读本》是专门“纪念C。怀特。米尔斯”的。在这一文集出版的15年后，看上去与主流的竞争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正如塞德·斯柯克普所说的，沃勒斯坦在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中涉及的面很广。除了其他著作之外，他出版了两卷厚厚的书，名为《现代世界体系》。他不仅创办了一本刊物（《评论》），还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机构，称为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及文明研究中心（在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他的成就巨大。他一直在努力扩大研究国家经济和历史的标准方法。
他最近说：现在流行贬低学生运动，而实际上学生运动导致了十分重要的思想意识的“大爆炸”。但他的这个充满新学术术语的正面评价意味着要走的路还很长。
在认识论方面，我们发现存在着对大学化和领域化两者的严重挑战，存在着被法律个案伪辩排斥在外的整体论研究方法和实施上的中间道路的探索尝试……然而，真正新的挑战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