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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惠畅已经忍不住，哈哈大笑。惠畅猛然扑到马罗的背上，抱住他的脖子，用自己的脸颊在马罗的脑袋上磨搓，亲昵地喊着：“马罗大叔，我的真正的葛利高里……”
马罗从火堆里捡出一个黑炭棒子，甩到惠畅的怀里，接着又甩给我一个，那熟悉的动作，使人感到豪爽而又亲切。我撕开一层烧焦灼外皮，就露出冒着热气的内皮来，一层层撕开，就咬着了软乎乎甜腻腻的包谷粒儿。惠畅动作更麻利，已经啃得满嘴响起咔嚓的声音。
“你俩谁有戏本呢？”马罗问。
“你要啥戏本？”惠畅口齿不清地问。
“《铡美案》、《五典坡》都行。”马罗说，“《周仁回府》也祐哇！啥戏本我都爱看。”
“你识得字吗？”惠畅好奇地问。
“识得几个。”马罗说“我一边认，一边前后揣摸，也就碰出意思来了。”
“你上过学吗？”惠畅似乎才找到话头了。
“上学上了四年哪！”马罗沉吟着，自己也有趣地笑着，“那时候的学堂，先生爱打娃娃。怪得很哪！我在下边背书背得溜溜熟，一叫到先生跟前，瞧见那根二尺长的竹板子，背熟的书全忘光了，先生就捞起竹板子，抽得我的手心连碗也端不住了……”
“你要是不伸出手呢？”
“不行啊！那时候念书就兴打板子。”马罗莫可奈何地说，“有一回，先生的板子刚抽下来，我的手往回一缩，糟了，先生抽在自个的膝盖上，这下了得！先生左手掐住我的指头，咬着牙，在手心打。我闭上眼睛，手心疼到后来，倒是不知道疼了，也不知他打谁的手哩！”
“噢哟！马罗大叔，你认得的几个字，代价不低呀！”惠畅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为了你好不容易认得的那些字不致忘记，我无论如何也要给你搞来两本戏本子！”
我心里知底，马罗大叔的嗓门是很不错的，有铁嗓子的美誉。在夏天傍晚的余辉里，晚霞给郁郁葱葱的青纱帐涂一片赤红，从河渠边的杨柳林带里，常常传出马罗粗壮而雄浑的声音。白雪蒙地的冬夜，在广漠的河滩上，他吆雁吆得烦了，就放开喉咙吼唱。他爱唱戏，更爱看戏，每逢县剧团下乡，他常常追到一二十里远的岱峪口去看戏，要是五里镇有戏，他是一晚也不会空缺的。看得多了，那些最流行的秦腔剧，他不仅能背唱大板大板的唱词，连人物的对白也能大段大段地道出来，他唱起“乱弹”来，嗓门难免跑调，词句也很难让别人听清，但人一听都能猜出是某一本剧里某某人的唱词，而味道则是纯粹不过的秦腔的戏味。关键是品尝那种不易说清的味道，而戏文和唱词不清倒在其次了。
“马罗大叔，唱一板‘乱弹’吧？”我怂恿他，“拣你最拿手的来一段。”
“要唱‘乱弹’，还数《牧羊》里苏武那一板唱腔好。”马罗一经触及，戏瘾就来了，他盯盯我，又瞅瞅惠畅，“你俩谁会唱不会？苏武和李陵，两人对唱才崭劲！”
十分遗憾，我对我们的秦腔听来虽也顺耳，却从来没能学会唱控。惠畅是个文娱活动的活跃分子，在学校里上过台，演过戏，可惜在他演过的几折小戏里，总是扮演着小生的角色，大都是和姑娘、小姐对唱，苏武在《牧羊》中的唱词他一句也唱不下来。马罗也不勉强我们，已经干咳几声，清理嗓子，猛然扬起头来，就暴发出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声音：“汉苏武在北海……”
他的脸在火光中更显得红了，脖颈上的筋络暴突起来，慷慨激昂的剧情和戏词，大约正适宜他的嗓门。我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地听人唱戏，此时才觉得体味到了真正的秦腔。他一人身兼苏武和李陵两角，放开嗓门吼出苏武威武凛然的戏词，接着压细嗓子唱出李陵哀婉曲屈的心声，在紧密激烈的对唱中，把苏武以死报效祖国和李陵变节屈膝的两种气质活活地表白出来了。
我已经多次听过马罗大叔的嗓门，不足为奇，惠畅听完，已经激动得满脸喜悦，热烈地说：“马罗叔，我下回把板胡拿来，我拉你唱，咱们搞个自乐班。”
马罗却笑笑说：“我跟弦唢唱不到一块。”
惠畅甩掉一根啃完了的包谷棒子，又从火堆里拣起一个来，撕开了，玩笑似地说：“马罗大叔，我将来要是当了县长，首先接你去享福。吃烤包谷听‘乱弹’，皇帝怕也享不到这样的福分！”
“那也说不定。”马罗笑着，“兴许你还当省长哩！”
他挺认真地举出实例来，说他家在山里的一个远门亲戚，在山坡上看守庄稼，山里狗熊特多，夜里出来啃包谷。有天半夜，他的表哥刚轰走狗熊回来，窝棚里滚进一个人来。他的表哥打着火镰引着火，一看，那人腿上淌着血，就把那人救了。伤好了，那人夜里又走了，他的表哥也没敢问人家是啥人，倒忘了。解放了，乡上来了三个人，要接他表哥出山，不由分说，就用抬杆轿把他表哥抬到乡政府去了。爷！乡政府门口停着一辆卧车，那个伤员从车里走出来，抱住他的表哥……人家是北京一个部长！
“马罗大叔，等着吧！”惠畅笑着，煞有介事地说，“我将来用直升飞机接你！”
马罗哈哈笑着：“我可害怕坐飞机。你说，那东西要是在天上正飞着，像马一样惊了咋办？”
惠畅给马罗大叔开下空头支票，马罗大叔也畅快地吼喊了一阵“乱弹”，主要是我俩的肚里都装满了真正的粮食，在月亮已经溜下西姬的黑下来的夜色里，三个人沿着三条路，各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后晌，惠畅兴冲冲跑到我屋里，喜不自胜地说：“昨黑我回到屋，写下一篇小说，用马罗作模特。你坐下，听我给你念……”
县文化馆的浦老师给我们俩寄来两张蓝色的门票卡片，市里的文化馆为文学爱好者举办一次文学讲座，特邀省报文艺副刊的一位肖编辑主讲，讲题是《散文散谈》。接到信时，已是昨天傍晚，我们昨黑就约定了，今天后晌动身，晚上宿在城边，明天一早赶进城去，正好跟得上听讲，母亲特意破费给我用包谷面烙了五个小烧饼，没有给里头掺进豆渣或者菜叶，那是真正的纯粹的粮食烙制的烧饼了。我焦急地等待着，却不见惠畅来。我忍耐不住，又赶到他家去，想不到，他正跟新媳妇拌嘴吵架。
新媳妇秀花，鼻子和嘴巴全都因为生气鼓劲而挪位；那秀气的鼻子，因为脸腮变色而显得又小又扁；那荡漾着温情的眼睛笼罩着污气浊水，显得难看了；嘴唇撅着，更使得脸型愈加不协调。我看见她的这副模样，暗暗一惊。她也有点不好意思，立时扭转身，坐在炕边上，把微微颤抖着的背脊朝向门口。
“你咋这样狭隘！”惠畅气呼呼地说，“真是莫名其妙！”
我看看惠畅气憋憋的脸色，劝他冷静一下。好在那秀花见有人来，也不再开口，我就拉着惠畅出门，回避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上路以后，惠畅的情绪逐渐恢复正常，我不好问两口子因为什么发生口角，只是劝他不要和她一般计较，那毕竟是一位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乡村女子，长这样大只进过两次西安，都是和他订婚、结婚时，由他引着她去买衣服，去照相，去登临大雁塔的。
“嗨！为什么正经事来呢？”惠畅丧气地说，“全是小心眼！看来……农村女子的心眼更狭隘！我总以为乡下姑娘朴实敦厚……”
“天下的女人，无论白种或黄种，都有一个不可克服的先天性的通病——”我记不清在哪本书上看见过这样的话，统统搬出来，故作高深地说，似乎我对女人有专门研究似的，“这就是疑神疑鬼，对丈夫尤其如此。”
“为了一封信，跟我憋了三天气。”惠畅说，“我的一个女同学给我来了一封信，问候了我几句，有几个赞美我的词儿。她读得半懂不懂，居然说那个女同学是我的‘野婆娘’。我今日后晌正准备走，她可有话了，说我要去寻‘野婆娘’，所以才急的愁的……你看看，遇见这号女人，我咋办？”
第三节
在县中念书时，他比我高一级，自然也早一年毕业、回乡。我那时已经影影绰绰听到过他在恋爱的传闻，传闻中的那个女生，是一位细高挑个儿的圆脸姑娘，有一双不大却柔情脉脉的眼睛。当我毕业回乡之后，第一次到他家里去拜访他的时候，他的新媳妇秀花，已经坐在小厦屋的土炕上给他缝衣做鞋了。据我所知，他的那位细高挑个儿的女朋友，毕业后考上医学院了。他是个农民，这之间的差别有多远，我是完全可以体味得到的，所以从来也没有问过他，也许我听到的传闻不过是捕风捉影。既然这个细高挑个儿的医学院学生已经使农家女子感到了威胁，而且使我的朋友惠畅陷入苦恼，我就有责任尤其有兴趣问问究竟。我直言不讳：“是医学院杨琴茹来信了吗？”
“是她来了一封信，惹起了内乱。”惠畅也直言不讳地承认，“杨琴茹现在是大学生，我一个老农民怎能般配！这个蠢婆娘尽瞎猜！”
“也许你和杨琴茹有不检点的行为，给秀花察觉了？”
“没有啊……唔！我结婚后的第三天，她来了，气色不好。秀花看出一点意思 ……”
“也许你心里还忘不了杨，对秀花热情不足，她敏感了！”我继续胡诌我从外国小说中看到的关于女人的议论，运用到惠畅的爱情矛盾中来，“人家说，女人对男人的敏感，并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你可甭把秀花当傻瓜……”
“这话很有道理！”惠畅说，“秀花虽然文化低，心眼可不少……”
乡村上路贴着南源坡根向西伸展，河川里是即将成熟的包谷和谷子，叶子开始衰败了，好些田块里的包谷，棒子刚泛黄，饥馑的社员已经等不及熟透而提早掰掉了，留下空空的青秆还栽在地里。棉花的叶子紫红乌青，斑斑驳驳，田野里呈现出晚秋时节一片纷杂斑瓓的色彩。乡村土路上不通汽车，来往着推车挑担的农民或小贩，我和惠畅走着，长途步行的寂寞，完全被他动人的爱情的自白排除了——
“我跟杨琴茹的关系，打个比方说，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点也不过分。”
“我俩在高一时是同桌，她是化学科代表，我是语文科代表。高二时排座位分开坐了，开始有书信传递。传递书信的形式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她给我发化学作业本时，必定夹着一封信；我给她把回信又夹在她的作文本里送过去，如此这般，杨琴茹写给我的情书，有30万字；我回给她的，有50多万字；其中有许多抒情诗，她的诗写得比我更细腻，属婉约派。如果有可能，譬如我将来成了世界著名作家，我就准备把俺俩的信按时间编排下来，稍做整理，就是一部两卷本的长篇小说。我敢打赌，那将会是一部引起轰动的畅销书……”
“你甭打岔，亲吻的问题我后头再说。老师不准学生谈恋爱，怕影响学习，好多人偷偷地谈着哩！我们俩可真是没有因为恋爱影响学习，反倒是促进了学习的劲头。要是稍长时间不给她唱一段赞美诗，我就心慌意乱，心里捉不住学习；看了她的信，我就心地踏实，劲头倍增了。所以说，老师虽然动机很好，方法却不妥，我们都是20或超过20岁的人了，够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了，我可不像梁山伯那么傻，同窗几年还认不出祝英台属雌属雄，我可是一下子从她的眼睛里发现了，她喜欢我，而且十分喜欢我，我就大胆地写给她一封长信，专门描写她的眼睛，头一句就叫她心灵震颤：你的细眯的眼睛（恕我客观）令我难忘，似乎是一个地下湖的缝隙，蕴藏着无限深情……她被我打动了，给我很快送来回信。每一次通信的末尾，都缀着俩字：吻您。可是，我们实际上只是纸上接吻，没有……唔！毕业离校的那一晚… …”
“开完毕业联欢晚会，我们俩就走出校门了，沿着学校后边的河岸朝下游走着。月亮很亮，空气清爽。她没有洗去上台唱歌时涂在脸上的胭脂，我也没有擦掉饰演秦腔《游龟山》里田玉川时涂在眉毛上的墨汁。我们俩走着，瞅着对方化了妆的脸相，她笑我，我也笑她，笑着笑着就……接吻了，胭脂和墨汁抹得两人的眉眼一塌糊涂！我们立即跑到河边洗掉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吻，也是最后一次……”
“她接到录取到医学院的通知书，立马跑到我家来看我，我名落孙山了。她鼓励我明年再考，我假装同意，怕她失望呀！她走后，我睡了三天，就同意了家里给我订婚的主张，跟媒人引来的秀花见面了，模样挺俊，不比杨琴茹差多少，看来也腼腆，就订下了！仨月没过，她就过门了，枕着我的胳膊睡觉了！杨琴茹得知消息，跑到俺家，怎么也掩饰不住，让秀花从她的痴痴呆呆的神色上看出破绽来了。我送她到村西的大路上，她哭着跳上车子走了……”
“你不理解我的行动？其实很简单。我现在是个农民，和她一个大学生要生活在一起，你想想这样实际吗？你说我结婚太早，这对。我也想过，等我在文学上取得成绩，功成名遂，再去花好月圆；可是，我如果永远也奋斗不出一点名堂呢？我这人，你可能觉得浪漫，切身问题我却很实际。我和秀花结婚，就是把自己定在一个终身农民的基点上，如果能有所成就，当然十分好了；如果一事无成，秀花也不会嫌弃我是个农民。这样，我心里无所牵挂，我死心塌地自学文学，连再次参加高考也放弃了……”
“我努力将她忘记。把一个丈夫应该给予妻子的一切都给予秀花，为此，我和琴茹不通信了。我也给秀花如实坦白交待过这一切，企图使她理解我，帮助我。她听时倒能同情我，可是，前日一见琴茹的来信，心里又起疑雾了，我才觉得给她坦白得太彻底，是失策……”
听完惠畅的叙述，不仅他自己动情了，我也动情了。我也出身于低微的贫穷的农村，在同类问题上完全能体味他的苦衷，纯真的浪漫的爱情，和极度贫穷的家庭经济状况的矛盾，无法统一，也无法回避。我深为钦佩他的抉择的干脆利落，更为钦佩他在文学事业的追求上所作的如此长远的打算，以及下了这样重大的注头。可以说，他的婚姻问题的处理，完全是出于对事业的服从，这需要怎样的理智和残酷的感情割舍？
夏日的夜色缓缓来迟，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进水沟村了。我们已商定好，在这儿过夜，明天一早赶往城郊汽车站。听说水沟村有两家农民偷偷开的黑店，每晚每人只收三角钱，正好适宜我们的经济基础。晚上本可以赶进城里，旅馆的住宿费是无法支付的。我们已经忘掉了那位痴情的医学院的女生，开始向一位村民打问，谁家开着店子……
水沟村真是名副其实，由两条沟组成，从东南边那条沟里流下来混浊的泉水，沟底落积着污黑的树叶，容纳了半个村子里居民的排泄物，水已变成黑糊糊的臭流了。从西边伸展过来的是一条干沟，晴天里没有流水，已经变成一条自然的通道。两条沟在源坡下交叉在一起，有一座小小的土桥，跨上这上桥便是进入水沟村的第一步。
我俩站在土桥边，同时在猜度，黑店在哪条沟里开着？往干沟里瞅瞅，再往流水的南沟里瞧瞧，沟里全是倚着崖壁而凿成的一孔孔窑洞，窑院前的平场上，零零散散地竖起一座座后墙特高而檐墙甚矮的厦屋，经一位老者指点，我们就沿着干沟走进去。
沿着干沟走上去，他巡查左边，我睃巡右路，走到沟腰里，我终于在一座厦屋的土坯山墙上，看到一块小得有点贼头贼脑的招牌，大约只有一只锨板那么大一块木牌，挂在一根木撅子上，走近一看，木牌上写着两个畏畏缩缩的黑字：客店。我猜想，既然是黑店，当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张罗出一张醒目而体面的牌匾；这只小牌，大约只是在日暮天黑时挂出，给急于投宿的行人指一指所在，白天就要摘掉了。
惠畅已经叩响了土垒门楼下的黑色门板。
小院里有轻快的脚步声，门开了，一个彪形大汉站在门口。
“请问。这儿歇客吗？”
“歇。”
“住一宿多少钱？”
“五毛。”
“有便宜点儿的铺位吗？”
“一律五毛。”
我和惠畅对看一眼，大约都在心里盘算，能不能支付这一笔住宿的开销。我身上只装着一张红色票面的一元币，住宿花去五毛，坐公共汽车进城票价要二毛，来回四毛，那么剩下一毛票儿，只够喝开水了。我正在为难，惠畅已经转身走了，转过头来招呼我说：“走吧！我已经瞅好一个地方了，火车站候车室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