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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犹第就我于俄人而言也，试再论俄人之于我。俄之建国也，西自波罗的海，东至库页岛，横跨二洲，其西土与欧洲诸国，若瑞典、若丹麦、若德、若奥、若土耳其，水络山联，犬牙相错，防御之计，节节不能疏，亦刻刻不能懈。环伺强邻，一举一言，易成媒孽。独吾中国，论安言计，动称圣人，载瞻户庭，不勤远略，故俄自中亚细亚以来，与吾万里连疆，得以经营之暇，积寸累铢，从容布置。建水师于海参崴，而争太平洋之利，筑铁路于悉毕利，而握大陆之权，实惟有中国之雅重，始足成俄人之壮志。假使图们之江，易以为君士但丁之峡；蒙回之界，易而为德奥之邻，则俄东顾之忧，其能晏然而已乎？此则论其事势，而不能不亲中国者，其故一也。康熙二十八年，中俄黑龙江之界约二：其一则以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河上流，由大兴安岭以至于海，凡岭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皆属于我，岭北一带之溪河，皆属于俄。一则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中，河之北岸属俄。自康熙以迄道咸二百余年，未渝盟约，至咸丰八年而分界之议起，将军弈山与俄使木里斐兵福会勘定约，俄使以防英为辞，屯兵江左，而谓两国界址，自河北比奈岭东至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至海，沿河各岸，一半可属中国，一半可属俄国。朝廷顾念邦交，不愿以疆场之役，轻开边衅。至咸丰十一年，中俄大臣会同定界立约，一如前请，由是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河以东，皆为俄土。是役也，俄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坐收数千里之地。东海水师之埠，由此而兴，伯利铁路之工，由此而创，金河林矿产之利，由是而饶。是中国之有德于俄，而俄之受于中国也如此。夫吾尝稽之西史矣，一千七百九十五年，俄人得波兰之九省，而布、奥分之。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俄人得土耳其之数城，而英、法争之。又皆劳师动众，糜饷旷时，或数世之经营，或频年之血战，幸而后得，犹且得不偿失。其视中国之彬彬礼让，孰德孰怨，俄人虽口不言恩，而心固知感。此又揆之情理，而不能不亲爱中国者，其故二也。
东西悉毕尔铁路者，环球各国所惊心而注目者也，然俄人原勘之基，自赤塔折而东北，经阿穆尔省循黑龙江北岸，跨外兴安顾以至伯利，其间河流间阻，山径崎岖，费既不资，而旷日久持，未能克期蒇事。自中国许其假道，然后由赤塔折而东南，经尼布楚入黑龙江省，经齐齐哈尔入吉林，以达于彼土。费省而功捷，成路既速，收效自先。将来与中国关外之路，轮轨相接，然后发轫欧西，击毂西东，汽车南下，得与英、德、美、日诸国争太平洋之利权。由是言之，今日因中国之通融而得铁道之捷径，将来又必藉中国之赞成，以为铁路之出路，其所得利益，岂浅鲜哉？即就今日造路而论，人工则出之三省之客民，粮食则取之松花之两岸，土地则购之八旗之田庄屯户，一有龃龉，动成冰炭，是不但与吾朝廷有互为维持联络之谊，即下至民间，一尺之土，一亩之粮，一夫一妇之手足，亦复随地随时，有息息相关之理。是俄人之于中国，不特与上交，又当与下交，此又考其事势情理，而不能不亲爱者，其故三也。由是言之，我以是施，人以是报，人以是求，我以是应；中俄交谊之亲之密，宜为朝野之所共见，豪杰之所默许矣。
然而悼时悯物之士，皇皇惴惴，若陟虎尾，履于春冰，抑若今日中国与俄联，明日中国即为俄有。或私居而窃叹，或大声而疾呼，佥谓国家外交之策，不宜如此。呜呼！俄人之处心积虑以待中国，未必果如时论之甚，而时论之不满于联俄，亦岂真与俄人有所仇恨。此其中有消息焉。谋国者盍一深求其故，而亟思所以善其后耶？善其后将奈何？曰，今日之中国，不但当联俄，且当法俄。夫取法于人者，必其政教风俗，与吾相近，而后因时利导，其事为可几。及今地球君权无限之国，独我与俄罗斯、土耳其三国耳。夫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
然中俄同为君主之治，而一强一弱，一富一贫，悬绝如此，此其故安在哉？吾向者尝读西史矣，俄自唐咸通三年，其主鲁立克起兵波罗的海畔，抚有俄土，至于明季万历，此七百余年中，农桑矿产，制造工艺，水陆武备之事，一切未兴，或虽兴而犹未备未善也。其间一受希腊之创，而国王依国耳被戕；继受蒙古之逼，而王及诸藩臣役贡献于可汗者，四百余年，卒受波兰、瑞典之侵伐虏掠，而丧师失地，几至亡国。盖昔日之俄，艰难险阻，濒于乱亡，幸而后存者屡矣。以吾今日之中国较之，其存亡危急之情形，尚不至如元明间之俄之甚也。自大彼得起于孤孽之中，操心虏患，始以隐忧启圣，多难兴邦，而又得贤师苏格兰人美伊秀阿斯者，为之保傅。方彼得之幼也，其师延法国人累甫卜得者，教以武事为嬉戏。一日彼得读其所授书，泫然泣下曰：“凡兹文事武备，皆胜于我，何我国不早讲求，以至弱如此。”即选童稚五十人，练习武艺，已亦为兵号为戏队，而聘外国之谙习戎者为教师，其后卒以此胜土耳其，名震欧亚。然大彼得求治之心，方兴而未有艾也，慨然曰：“俄俗粗悍，不通文化，非与诸国往还，不足以长见闻易政俗，而其事又非朕亲往不为功。”其时俄之廷臣，相率伏阙上书，谓王宜端拱法宫，徐为化导，远适异域，恐蹈危机，且用外国法，则诸事均不便。此与吾今日中国朝贵之论，亦无以异也。然大彼得行志已决，不为浮论所惑，即寄其国事于累甫卜得等数人，于一千六百九十七年四月命使臣三人，前赴各国，而王即易服杂于随从之中，至荷兰、苏格兰、伦敦各处。学造船于赛戴买，学医于路依格，学格致于征得生，学算学天文于法格胜。又遣新兵三队，一往荷兰，以习制小船；一往意大利，以学造巨舰；一往日耳曼，以演练操兵。其后闻警回国，削平大难，卒践帝位。二十余年之间，益舆地六省，增海口二埠，造战船三百余艘，练陆兵二十万人，铸巨炮一万四千余尊，雄视欧洲，所向无敌。而复广招商贾，盛兴工艺，建海部于都城，设巡捕于郡邑，创格物之院，立印书之局。至其临薨遗命十四事，犹斤斤以富强诏其苗裔。盖俄国之盛兴以有今日也，实自大彼得始。
夫二百数十年以前之俄，其民之粗鄙，国之危弱，大小臣工之拘泥谫陋，犹甚于今日之中国。则吾今日既毅然决然以联俄之政策，又曷不以大彼得之心为心，大彼得之政为政，屈九重之驾，观列国之风，内兴文治，外修武备，求它人之所以文明，以去吾之粗鄙；求它人之所以强盛，以救吾之危弱；求它人之所以开化，以革吾之拘泥谫陋。果如是也，不特俄人之交可以历久而不渝，即泰东西各国亦将从容揖让，消弭兵戎之祸于无形无声之中，而不至以一国之危机，动全球之杀气。苟犹是以幸得与国偷安旦夕为心也，万一变起风云，事机交迫，人为我谋，必不如其自为谋也之切，尔时虽欲亲我爱我，而其势有所不能，则固不得以交之不终，为他人咎矣。
夫人不自立者无朋，国不自立者无与，此古今天下之公理也。今中国目前自救之策既出于联俄，则将来自强之策，即当法俄以全联俄之谊。然而俄人东海水师之船二十余艘，而我北海之水师何如？俄人黑龙江上下游之炮台兵库军队林立，而我江吉二省之兵防何如？俄人满洲之铁路，定议而后，即陆续兴工，而我关外已造未成之路，且虑完工之经费无出，而自奉达吉之铁路又何如？此第就与吾相交相接之一隅而论列比较之也。若其全国之规模，则更无论矣。其权力相去，大小悬绝，至于如此。虽俄之亲我爱我，不耻下交，吾独不自愧也哉！吾独不自愧也哉！知自愧则知所以自虑矣，知自虑则知所以自谋矣！
○书本报译报后
本报首例登论说，今年自刊《上皇帝书》九篇后，忽忽八九十日未有所言也。盖自去冬德人占略胶州海湾以来，譬如天海无风，一讴不见，忽有巨浪突起其间，则四周水面，皆不能平，此浪未消，彼浪又起，指顾之间，便已云垂水立，虽有智士不能料其终也。德人唐突胶澳，败万国平权大局。俄人、英人、法人接踵而起，斯时天下之事，波委云属，不知其成败之何归；天下之言，蜩螗羹沸，不知其是非之何定。微特中国上下，胸无把握。即在欧洲，同一洲也，而此国之论与彼国殊绝；同一国也，而此党之论与彼党殊绝；甚且同一党也，而今日之论，又与昨日之论殊绝。千转万变，不可端倪。虽不必皆出彼中政府之心，而天下事必先起于人心，发乎众议，而后成为国政。故即此时之一话一言，入于有心人之耳，均可以观世变之消息也。本馆当此之时，尽其平时见闻之力，与报纸面积之大，满登西报，以备觇国者之采择，而本馆管蠡之见，遂无暇妄加逆臆矣。又以远近友人惠赐佳制，或言内政，或言外交，针肓起废之文，方甄录之不暇，此又本馆之幸也。
今胶州五十年之约，旅顺、大连湾、威海廿五年之约，滇、粤、海南不让与他国之约，大指粗定，虽有金州之请，英人又欲觊觎海陵江，然不过为胶州、威、旅之余波，不足牵动大局矣。中国此时，正如刺船于狂风狂雾之中，一叶扁舟，随波而往，当其在险，心目｛｝乱，四维上下，都不可知；及其风雾渐消，烟波渐定，而后能辨其山川城郭，以知己之舟已飘泊于何地也。夫今日之舟，果何在乎？其与未遭此险以前不同之处，所可见者，则此事之前，防其有一日之忧，而亦可望其转祸而为福；此事之后，则或侥幸有数十年之无事，而但虑其终不足以自存。
何以言之？今地球万国之大势，在英与俄而已。俄起波罗的海滨，由悉毕尔以至东海滨，常欲得一不冻之海口，以便其商战。英自英伦三岛，西得美洲，而东由非洲、印度以遍及东南洋大小各岛，茫茫巨浸，数千万里，凡其要隘，莫不极意经营，其意盖欲常保其海权。故英之与俄，其国势均自西而东，而一由北方之大陆，一由海道。当其初起，天地尚宽，可以各自经营，而彼此不相见；其后则俄由北而南，英由南而北，中间欧脱之地，日以加少，而彼此交涉，遂日以加繁。各以方张不制之气，两雄相遇，虽未必如无教化之国，必相吞噬而后快，但使各人存一自保之心，即无日不有可战之道。其始一遇于黑海、地中海之峡，而俄不能如愿，英人亦从此背负重轭，至今为梗；其继未尝不可相遇于昆仑西北之高原，而其机太逼，一发时不可复止，故各有所惮，而不敢即发。俄人怀抱雄心，为之踌躇，为之四顾；及得我东海滨五千里之地，然后国势养成。而又无如混同江等口岸，一年十二月中不冻者只数月，而俄人以全国之力，上下一心，经营东南悉毕尔之铁路，其意盖有待也。日本见事急，乃欲与中国迫高丽自主，中国不会其意，遂有中日之战。于是初意欲防俄者，乃适足以启俄。烟台换约之举，俄人拊手，谓天下已定。法素联俄，俄、法既联，德亦不能异，同利相趋，无足怪也。惟英人久占中国商务之利权，故必不利于中国之分，而思有以保全黄海之大局，其意遂不得不与俄人相左。日本既怨俄人，自与英合，而地球万国，乃分为俄、德、法一党，英、日一党。两党之盛衰，注于黄海，黄海之钤键，在于旅大；于是乎天下议院之谋，制厂之器，水陆师学堂之训练，数十年财政之积贮，均跃跃然将尝试于我旅顺一隅之地。斯时也，各国政府之心，与各报馆之论，以为终不战者十之四五，以为终不免于战者十之五六。即中国之人，亦恐英、俄之终不两大也。
如其果战，则必有一胜，既有一胜，则国权将有所偏重，而中华之国势，亦将视之以为吉凶。将俄胜耶，则英人在中国之权力日损，而俄人在中国之权力日加，财政、兵政、矿产、铁路之政，将尽归其囊括，而法人、德人则染指于南方；如是，则中国虽有自立之名，而实则为俄保护之国。将英胜耶，则英人行权于中国之轻重，必视俄国丧败之界之轻重为衡，但英人海军无论若何全胜，其必不能以陆兵将俄人驱出于亚洲北方之陆，使其悉毕尔之铁路，永不再造，此固天下所周知，而亦非英人所希望也。则此一胜后，不过暂得、威、大、烟旅之要隘，以张皇其黄海之舟师；商务之益，未必骤加。印度、突厥、埃及各要口，必日戒严，以防俄法之联兵报复。祸患相寻，方兴未艾。彼之胜败未定，而则支那之安危亦未定。欧人果一旦兵连祸结，不能即已，欧人之祸，即我亚人自立机也。故曰：防其有一日之忧，亦可望其转祸为福者此也。
然而维愈不开化之国，其兴战最易；愈开化之国，其开战愈难。盖战事必有胜败，败则举数十百年所蓄之国威，丧失于数点钟之内；胜者流血縻财，结怨敌人，骄逸士气，计其因战而得之利，未必过其因战而得之害也。所谓兵者凶器，必不得已而用之；苟可不用，固无乐夫佳兵也。今俄得旅顺，其古来遗策，欲得一不冻海口之愿偿矣；德得胶州湾，其欲在远东得一水师屯煤船之愿偿矣；法人得滇、粤、海南，则其欲在亚洲开拓殖民地，与夺英人商利之类亦偿矣，固无所用其战。惟英人若有歉然不足之意者。然但以我等旁观公论言之，英人即得意，亦无终古独擅中国商权之理，兹即得威海以对俄，得扬子江利权以殖商，又得永作中国税司以管财政，其所得亦优矣，岂得谓为向隅哉？故各国之厉兵秣马，几不免于战者，其祸自中国开之；其能终不出于战者，亦未始不自中国赐之也。今者欧人所求于中国之利，其策既无不遂，欧人所谋，自相制驭之术，其权亦无不平，则欧人之于亚东，若无意外之变，似不致于黄海成一大战场矣。从此以后，欧人在中国各从其权力所能及之地，握其财权、兵权、矿产之权、铁路之权、邮政之权，积渐扩充，保其利益。在彼则以为业已瓜分，而中国民智未开，自古以来，均以论正朔，易服色，然后为鼎革，从未经此实去名存之事，今见正朔未改，衣冠未易，举人进士之正途，布在朝列，吏、户、刑、工之则例，盈乎簿书、耳目之表，与昔无殊，则以是为依然一统。而且欧人之移殖于中土者，其来也其渐。试观英人布置六十年，而有此一香港，布置五十年，而有此一上海，其他埠市尚远逊此。然则胶州星星之火，待其大燃，为日尚远，况内地战？中国今日，方当汹汹要约之时，故尚觉有其事。再历数年，则见中国旧事依然未改，外洋人物，亦未充斥中原，必以为外人所索者在商利，所驻者在海口，而与国本固无妨也。年复一年，忍与终古，于是为印度、美洲矣。大凡人有因循之性者，每自造一解，以私慰藉。中人之以此自解，盖无疑也。故曰：或侥幸有其数十年之无事，而恐其终不足以自存者此也。
虽然，此犹据其常而论耳。若夫宗西迁，天下震动，节费加捐，内乱将起，则天下之变，不知所终，而以上所云，皆成虚语矣。
○辟韩
往者吾读韩子《原道》之篇，未尝不恨其于道于治浅也。其言曰：“古之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