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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银可分用，而钞难零折。答曰：钞既分为七等，又有钱三等以佐之，亦何事其分折乎？
或曰：恐事涉烦扰，未免骇民。答曰：今天下簿书出纳，律例科条，其事甚琐，不闻厌其烦扰。岂以操天下钱币之大权，而可虑其烦扰乎？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又何骇？
或曰：中国既不以银为币，银必入于外洋。答曰：外洋欲市中国之货，必先以银易钞。彼之银有尽，而吾之钞无穷，则外洋之银，且入于中国，而中国之钞，且行之外洋矣。岂虑银之入外洋哉！
或曰：万一国家复用银，而不用钞，岂不害民？答曰：天下既安于行钞之利，后世必无废钞之事，正不必过虑也。
或曰：国家何不径自行钞，而必易民间之银乎？答曰：以易钞银，非贪天下之银也，盖径自用钞，则银归无用，而富家之藏银者，受其害矣。惟以银易钞，则民之贫富，适如其故，富者自不怨矣。
或曰：民以钞虚银实，终藏银而不易钞则何如？答曰：民之欲藏银者，恐钞有时不用耳。今若明示以历久不改，彼百姓安肯舍目前现用之钞，而藏不准为币之银乎？
或曰：恐富家藏钱而钱少，则如何？答曰：宋金元钞法屡更，故富家不蓄钞而蓄钱。若一定不移，则藏钱繁而藏钞简，民又何乐为此乎？且国家可仿唐时设立限制，使藏钱不得过多，自不至于钱荒矣。
或曰：设民以数万之钞，尽欲易钱，则钱庄何以给之？答曰：大钞惟准易小钞，小钞方准易钱，且民间藏钱不准过一千贯，又岂虑其难给乎？
或曰：顾氏《日知录》尝极言钞法不可行，通人之论，似不可违。答曰：顾氏见钞之废，以为帝王之权有所不行，而不知特由于钱粮不收钞之故也。且顾氏所恶者宋金元明之钞耳。今能尽举其弊而去之，虽亭林先生复生，亦必以为可行矣。
或曰：钞行而财用足，则风俗奢侈，亦一弊也。答曰：沃土之民不材，理固有之，然加之以教，既富方谷，亦易为善，岂反虑其足耶？
或曰：如此不几于聚敛乎？答曰：所恶于聚敛者，为其剥民以利国也。若钞法则并未取民分毫之利，而民反受其益，岂可与桑弘羊之平准，王安石之青苗同日语哉！
或曰：恐奉行者不皆得人，虽良法岂能无弊。答曰：天下之法，皆可以生弊。然立法之初，必先求其尽善而后行，至其小小利害，又当随时变通之，而大体卒不可改。但得贤者一二人操其权，则其下奉行之人，又谁敢舞弊乎？
或曰：此外岂别无足财之策，何事行钞？答曰：天下之财，止有此数，损上则益下，损下则益上，故计臣言富国之道，未有不病民者。司马公所以言不加赋而国用足，必无之理也。惟行钞则取之不尽，而非取于民也，实为法之良者。第前人行之，尚未能尽其妙耳。
金史云：有司乞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而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浸轻之。
按出多入少，最是行钞大病，钞之所以轻也，况更有出而无入耶！至于钞轻而议更造，则民病，而钞益轻矣。
金宣宗贞佑三年，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由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值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愚谓宜权禁见钱。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变交钞，屡弊皆至窘败，谓之坐化，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
按钱与钞，当相需为用，欲重钞而禁富家之多藏钱可也，竟欲禁钱不用，过矣。
《金史》曰：在官利于用大钞，而大钞出多，民益见轻，在私利于得小钞，而小钞入多，国亦无补。于是禁官不得用大钞，已而恐民用银而不用钞，则又责民以钞纳官，以示必行。先造二十贯至百贯例，后造二百贯至千贯例，先后轻重不伦，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则限以数年，限以地方，公私受纳，限以分数，由是民疑日深。其间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绫印造，名曰珍货，珍货未久，复作宝会，讫无定制，而金诈讫矣。
按金之末造，疲于用兵，虽使货财山积，亦必不足于用矣，而急急屡更其钞法，有何益哉？若以金之亡而归咎于钞法之不可行。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之论也。按在官利于用大钞，在民利于用小钞，此亦金之时势使然。若天下承平，中外一家，商贾流通，则民亦甚便于用大钞也。今之会票，或万或千，何不便之有乎？
元史刘宣言：原交钞所起，汉唐以来皆未尝有。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为沿边籴买之计。比铜钱易于赍擎，民甚便之。稍有滞碍，即用见钱，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
明史云：宪宗令内外课程，钱钞兼收，官俸军饷亦兼支钱钞，是时钞一贯不能值钱一文，而计钞征之民，则每贯征银二分五厘，民以大困。正德三年，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
按宋金元用钞，皆与一代相终始，虽其间不能无弊，然未有废钞而不用者。独明至中叶，钞竟不行何也？以银币盛用故耳。而银币所以盛，一坏于太祖立法之初。既禁用金银，而九年复许以银代输租税，所以两浙、江西、闽、广之民，重钱轻钞，至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而物价翔贵也。再坏于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由是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用钱，而钞壅不行也。邱浚云：钞法不可行，以用之者无权也，信哉。
《明史》：钞法自弘正间废，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复请造行。崇祯末有蒋臣者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终不可行而止。
按崇祯时，国势方殆，即欲行钞，民安肯信之哉？所以当时识者，皆追咎弘正间之废钞法也。使钞法行，而不以银为重，即万历时矿税之害，亦何自而兴哉！
韩文公策问曰：今天下谷愈多而帛愈贱，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谷有余，蚕者不多而帛有余，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
按此乃钱荒之弊。唐人用钱其弊如此！今天下用银，能无银荒之弊乎？欲救其弊，固莫如用钞也。
《日知录》曰：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不为币。孝武所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然考之《通典》谓：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以外，亦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用水银朱朱彩绘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纪》，景佑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值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十五，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
按银之用，始盛于金末，至明中叶而益盛。物莫能两大，此钞法之所以坏也。唐以前无钞，尚不用银，则既用钞用钱，又何为必用银哉？
《日知录》云：议者但言洪武间钞法通行。考之实录，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铜钱矣，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银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是国初造钞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后世兴利之臣，慎无言此可矣。
按此一条，可知明初立法之未善。盖金银可禁，铜钱则岂可禁乎？亭林先生所以深恶钞法者，不过以其昏烂倒换，出入之弊耳。今若以佳纸制造大钞，选天下善书者书之，装潢糊裱，行用时以函藏之，又何有昏烂倒换之虞乎！小钞必自二贯起，则程式亦可精工，行用者必加慎重，而昏烂亦少。唐宋人字画传至今者有矣，岂以纸虞其易坏哉？又钞之昏暗者，准其纳钱粮，则阴用倒换之法，而无其害矣。惜乎前人造钞，见未及此，恨不起亭林先生一质斯论也。
《日知录》云：国初民间所纳官粮皆米麦也，或折以钞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米折钞，以银折米，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此不善用钞之弊，后人所宜鉴也。
《文献通考》云：历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监铸钱，亦以钱之置日轻，其用日广，不容不多置监以供用。中兴以来，始转而为楮币。夫钱重而值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值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直会子之初意，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所直者重，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当现钱矣。又况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乎？
按此见前人行钞分地之弊。○行钞之功
宋张悫字伯诚，高宗为兵马大元帅，募诸道兵勤王。悫飞挽踵道，建议即元帅府印给票钞，以便商旅。不阅旬得缗钱五十万以佐军。高宗器重之。悫善理财，论钱谷利害，犹指诸掌。（《河间府志》）
按此见行军时用钞之便。
宋陕西河东颗盐，旧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售钞，请任其私卖盐，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费。（《衍义补》）
按此见行盐用钞之便。
宋高宗时，钱端礼知临安府，建言，楮币已行累月，合支官钱，造会子。诏入都茶场置会子务，钱端礼为六务出纳制用皆有法。按钞法亦在奉行之得其人，端礼亦善于立法者。
宋史：嘉定五年，制臣刘光祖乃会总所，以第六第新会五万缗，令军民以旧楮二而易其一，继又令军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请于朝，添给新楮十万，军民赖之。
元刘肃洛水人擢正定宣抚使。中统新钞行罢，银钞不用。正定以银钞交通于外者，凡八千余贯，公私嚣然，莫知所措。肃建三策，一曰仍旧钞，二曰新旧兼用，三曰官以新钞，如数易旧。中书从其第三策，遂降钞五十万贯。
按此良吏之能惠其民者。行钞先以利民为主，其次则不累民可也。○广钞之利
《金史》云：大定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十二年，上曰：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当私铸。今国家财用丰盈，若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
按《文献通考》云：上无搜铜之劳，下无犯禁之苦，亦一便也。以此为行钞之利。然行钞亦岂能全不用钱乎？既用钱，则必防私铸私毁之弊，是铜禁仍未可弛也。要之用钞之利，岂止于此！
李绂请严禁铜疏云：钱文入铜铺之炉，即化为铜。而未化之前，原系制钱，不可得而捕也。既化之后，已成废铜，又不可得而捕也。惟禁断挞造铜器之铺，则销毁亦无所用，而销毁之弊，不禁而自除矣。今现在功令，止禁黄铜，未禁白铜与红铜也。议者以白铜非制钱所用。不知今之所谓白铜皆黄铜也。议者以红铜非制钱所化。不知今之红铜，皆黄铜也。铜为锭锞，煮以药水，可为假银，岂不能为白铜？嘉兴洪炉以药水染之，作古铜色，岂不可充红铜？故臣谓今所行红白铜，皆黄铜也。臣请自铸镜及乐器而外，一切挞造黄铜白铜红铜之铺，尽行禁绝，犯者发充边远，则国实流通矣。
户部尚书海望奏：言钱文为民间日用所需，近年以来，鼓铸无缺，价值昂贵，建议者莫不多求禁铜之法，而奉行不善，易滋弊窦。夫铜器久布民间，一旦禁之勿用，则其情不便。胥吏借此需索，刁民借此讹传，得贿则卖官法，不得则人人罪，搜括难尽，用法不均其弊一也。民隐既难上闻，有司未必皆贤，民间交纳铜器，或有侵蚀扣克，仅得半价者，或有除去使费，空手而归者，名为收铜实为勒取，其弊二也。此等铜质，本极粗杂，加之销坏，一经钱局化，折耗甚多，所得不偿所失，其弊三也。又况黄铜，乃系红铜白铜配搭而成，是以百万斤之黄铜器皿，其中即有红铜五十六万斤。今禁黄铜而不禁红铜，是较之未禁之先，铜又多费，而适以昂其价，直速其私毁，故既禁黄铜之后，白铜甚多，皆奸匠销毁制钱，搀药煮白，以成器皿，其弊四也。
按禁铜之令，自古行之。汉贾谊以为七福可致，唐刘秩有五利之说，考之前史，并申禁令。若我朝铜产丰饶，矿冶之利，自足以流转而不穷，原无藉民间所有之铜，以充鼓铸。然欲绝私铸私毁之源，不得不严铜器之禁。雍正四年，严禁造用黄铜器皿。是时每铜器百斤，官给价银十一两九钱，而赢铸钱除工料外，以每串为银一两计之，实止得八两四钱有奇。故同一禁铜也，古者专欲为利于上，而我朝之暂行于一时者，专欲止弊于民。海望请罢铜禁，恐其扰累于民，然苟能严饬官吏，何至累民？且行之数年，铜器收毕，胥吏亦无可骚扰矣。至于黄铜，能变而为白铜，自当并红铜白铜而禁之，不当因此而并黄铜罢之，海望李绂二疏，论者终以李疏为是。
邱家穗铜钞议曰：钱法之所以壅滞不行者，非患其太简，而失之重，即患其过繁，而失之轻也。要存权为母子之制，而简以统繁，繁以分简，俾其轻重兼行，以相为流通而已矣。今天下之钱，大率准于汉之五铢，唐之开元。而无前代甚轻甚重之患。然犹虑其势日趋于轻，而不足以为重者，以其一文仅当一厘之用，繁而不简，分而无统，而子母之制不立故也。窃见自汉武令诸王侯制白鹿皮为币，而后人易以楮，至宋元明三朝始有交子、会子、宝钞之法，皆自一贯至百千贯，以代现钱之用，究其为制，不过方尺之纸，印文其上，而可以易数十百钱之物，其费省于钱十倍，而利用无疆，又不啻过之。顾楮之为弊也，用劳而易毁，质薄而难全，而其上刊有定式，专视区区之印文，以为照验，即使制造者极其工致，而传染未几，已归于断烂而不可以复辨，上之人，始不得已屡取而更造之，而新陈出入之间，动多诈伪抑勒，不可禁止。如前明行宝钞法，每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曾未及中叶，而已渐轻渐减，其后一贯之钞，不足抵一二文之用，竟以字迹漫灭，滥恶不堪而罢。盖以累朝数十百年之永利，而终莫之能守者，由此故也。窃谓钞法之废久矣，苟欲神明变通，而为可久之计，固不必袭纸币之虚名，亦不当用虚薄易烂之纸，莫若取白铜之精好者，销铸为钞，如今之钱式，而稍加重大，镂以文字面曰康熙宝钞，背曰准五准十之类，以至准百为止，而其孔中则别之以圆，取其内外圆通，流行钱法之意。要使内局自铸，定为一式，轻重纤毫；不容增减，以杜伪造之弊，用是杂行于散钱之中，有钞为母，以统钱之繁。有钱为子，以分钞之简，既不若前明宝钞之易烂，而又可收宋元交子会子之用。其亦庶几古人作轻作重之意，而足以救古人钱法之靡也欤！
按铜钞与古人之铸大钱无异，此法非严禁铜立造伪之赏，殆不可行也。且至于当百而止，则民犹未便，岂若纸钞之无穷乎？
彼特患霉烂耳。不知易于霉烂者，因其制作苟简，而行用多也。若钞值既重，则行用较少，尽可装潢成卷，藏之以函，又岂患其易弊哉！且既行纸钞，又可兼铸当百大钱也。
陆世仪曰：今朝廷用钱，每便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