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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精良，而每枪配子无多，用罄之时，其枪即成虚设。现在所购之洋枪洋炮，其所费不下二千万金。内外各营领得者，皆以得枪子少，不敢打靶操演。平日练靶未熟，临阵安有准头。今添设机器局，用机器仿造现有洋枪应用合腔之子药，分给各营，更不必取给外洋，自可用之不竭。查兵器惟造炮者其价较昂，若仅造子药者每副需银四五千金，造枪械者每副需银四十万金，尚不难筹此款。及今举办，实备不虞之急务也。
一请于四川云南等省，听民开矿，以广利源也。外洋地产与金矿皆少，故利于取他国之地产，以为正料，谋他国之金矿，以资图圜。中国地产于金矿皆饶，不假于外，但仿行其法，大开矿禁，令民自采，用牙行纳帖例，由部刊发矿帖，颁之藩司，由藩司分发各府厘局，以便商民，就近报明该管地方官，传报厘局，认地具领，以免藩司衙门书吏需索重费，致商贾裹足不前。光绪十一年各省给发牙帖章程，即系如此办理，颇著成效。今定每矿帖一张，纳银若干两。或集资伙充，或独力开办，悉听其便。每矿务一厂，由督抚臣拣廉干之道府州县，或一员或二员以监之，每金一两收课若干，酌定监厂官薪水银，即由课内按月支给。开办无效，须另开他厂者，准其以旧帖抵纳银之半，将旧帖缴销。商民自任开凿之劳，国家坐收税课之利，筹饷之端，莫善于此。恭读康熙五十二年谕旨，天地有自然之利，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乾隆五年上谕，两广总督马尔泰奏，银矿所以便民，无庸封禁。圣人开物成务之至意，万世惟昭，愿皇上仰宪前谟，俯廑时局，非矿无以为筹费，无以为偿款之资，俾广利源，天下幸甚。
一请制造银钱，以收利权也。夫外国银钱通行中国，即上海一隅每年销售何止亿万万计。每银钱一员搀铜数分，行使愈广，利益愈大。外洋推广此法，并多铸金钱，其致富之道，多由于此。现在中国铜钱被奸民销毁过半，甚至偷运外洋，故近来钱价日昂，小民生计日蹙。现署两江督臣张之洞前在两广时，兴铸银钱，颇资流转，著有成效。拟请旨饬直隶两江及湖广各督抚臣照张之洞前在广东开铸银钱章程，在于汉口上海天津等处，迅速开办。凡海关征收税银，分成搭收，并责令各海关非中国银钱不许收税。此即仿照外洋禁用他国钱币之例。庶外洋银钱，不致独专其利，而中国可稍收已去之利权矣。惟内地银两钱文多参用票券，今所铸造之银钱，宜特用新例，永禁用票以免外洋用空纸票据，换取中国实在银钱之弊。此层关系甚钜，不可不防。至于铜钱亦当变通。官铸亏本，私铸得利，甚非利国利民之道。曾见河南贵州地方，多用私铸沙钱，香港地方，皆用洋人小钱。可见钱无轻重，取便而已。广东近设铸钱局，以机器制造，民不能假，钱略轻，民皆便用。且不亏官本。似宜仿照，稍加变通，以铸轻钱，而免私铸，亦裕国足民之事也。
一绿营兵丁，宜陶汰更换，转弱为强也。窃查各直省绿营额兵不下五十余万，大率父死子继，兄殁弟承，或书吏鬻卖而领粮，或亲友引援而充额。或一人数名而冒领，或数人一名而瓜分。其他截旷扣平，弊难尽罄，而衰老孱弱之承乏行间者无论已。疲玩废驰如此，焉能御敌。各督抚亦知绿营兵之缓急难恃，虚縻饷项，徒以成法所在，未敢遽议越减也。臣愚以为绿营兵虽不可骤裁，未始不可渐换。是宜清厘空滥。汰除老强，每一行省先减兵一千，大省一千五百，即以此所减兵饷之半，招募丁壮，以为抵换。历年递减，六七年之减并募换，一大省可得新兵逾万，小省可得新兵数千，再除城防塘泛之外，每一府籍兵五百为一营，更以前项所减兵饷之半，酌加口粮。如防军章程，择地方扼要之处，列营驻丸，勤加操练，定限以一年换防，循环交替，以均劳逸。所减兵饷，一二年间不敷各府籍兵加粮之费，宜先从一两府酌办，然后逐年推广；如此则营伍可资实用，饷项亦不致虚縻，而营兵疲玩废弛之习，可渐革矣。
☆俞樾○封建郡县说
自秦废封建，以郡县治之，遂为万世不易之法。论者以为如冬裘夏葛之各适其时耳。吾谓封建必以郡县之法行之，郡县必以封建之法辅之。两者并用，然后无弊。古者天子畿内，其地千里，千里之中，有六卿六遂之制，即郡县之法也。其外以八州之地，为一千六百八十国，五国则有长，十国则有帅，三十国则有正，二百一十国则有伯，凡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分而属于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此其大小相制，内外相维，亦即郡县之法也。自齐桓晋文兴，而诸侯以力相胜，其地大，其国强，则遂为之长。天下之诸侯，聚而听命乎盟主，而属长连帅之制，荡然无存。自此天下之势，散而无纪。至秦而同归于尽。吾故曰：封建必以郡县之法行之，然后无弊。虽然郡县之世，亦岂可以废封建乎哉！世以罢侯置守为始皇病，夫罢侯置守未失也，其失在乎专用郡县，而不复存封建之制。方秦初并天下，李斯言置诸侯不便，丞相绾等言，燕齐地远，宜置王。而始皇曰，廷尉议是。夫使始皇取绾与斯之议而兼用之，内地置守尉监，而远地置王，则夫陈胜者，安能起陇亩之中，而乱天下哉！且亦何畏乎匈奴，而竭天下之力，以筑长城也哉？是故渴县，亦必以封建之法辅之，而后无弊也。
呜呼！宋之已事可以观矣。宋太祖既有天下，以为中国之患，莫大乎藩镇，于是罢节度使，而以文臣领郡，为强干弱枝之计。然而河东之折氏，灵武之李氏，则犹许其世袭如故也。其后议者，以世袭不便，移李氏于陕西，而灵武之失，不旋踵矣。然则内地郡县，而边地封建，固有天下者之长计也。世之论者，自唐以前，皆是封建，而非郡县，自唐以后，皆右郡县，而左封建，胥一偏之见而已矣。
☆陆心源○风俗通义篇目考
《风俗通义》，《隋书·经籍志》三十一卷注云：录一卷。《唐书·艺文志》三十卷，与《隋志》异。盖《隋志》并录计之，《唐志》不并录计之也。至宋已无完书，是以《崇文总目》所载惟十卷。元丰中，苏魏公以官私两本互校，次为十卷，即今所行本也。（见魏公集卷六十六）嗣后《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文献通考》所载无过十卷者。但《风俗通》原本虽佚，而庾仲容《子钞》，马总《意林》，宋时尚有完书，所录皆据三十卷本，此见于《广韵御览通志》者，所以多出今本外也。嘉定钱晓征始有《逸文》之辑，仁和孙贻谷继之，卢召弓又加考订，刊入《群书拾补》中。于应氏书逸文搜罗略备矣。惟原书三十卷，篇各有名，今自十篇之外，书亡而篇名亦亡。虽以钱、孙、卢三君之博洽，仅据《太平御览》《续汉书·五行志》，考得论数灾异两篇名，其他未能详也。愚以苏魏公集校正《风俗通义》序考之，皇霸正失愆过誉十反声音祀典神怪山泽十篇之外，其余篇名之见于《意林》者，曰心政，曰古制，曰阴教，曰辨惑，曰析当，曰恕度，曰嘉号，曰秽称，曰恃遇，曰姓氏，曰讳篇，曰释忘，曰辑事，曰服妖，曰丧祭，曰宫室，曰市井，曰数纪，曰新秦，曰狱法，凡二十目，合之今存十篇，适得三十篇，与《唐书·艺文志》合。《御览》所引论数，当即《数纪篇》。卢氏据《续汉·五行志》，增灾异一目，恐未必然也。叙又引《意林》所载《析当篇》云，泰山太守臣劭再拜上书曰，秦皇焚书坑儒，六艺缺亡，高祖受命，四海安，往于壁柱石室之中，得其遗文，竹朽帛裂，残缺不备。至国家行事，俗闲流语，莫能原察。故三代遣轩使者；经绝域，采方言，令人君不出户牖，而知异俗之语耳。凡九十字为《群书拾补》所遗，故并录之。
○淮南于高许二注考
《隋书·经籍志》：《淮南子》二十一篇许慎注，又高诱注二十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同。至宋而高许二注相混。故陈氏《书录解题》谓：今本题许慎注，而详序文即是高诱，殊不可晓。嘉庆中庄逵吉重刊《淮南子叙》，始谓后人误合两家为一，混而不分，似矣。至据地形训大汾注与《吕览》注异，ㄈ真训剞劂注与本经训注异，以证之，则未知古人注书先后互异者甚多，未可以为证也。
以愚考之，高注十三篇，自汉迄今无异，许注二十一篇，至北宋时存十八篇，今惟存八篇。何以明之？高氏自序云：弁揖借八篇刺之。会揖身丧遂亡不得。是诱在时，已亡八篇矣。隋唐以后，何以反得廿一篇乎？此高注原本有十三篇，无二十一篇之明证也。苏魏公校正《淮南子》序云：是书有后汉太尉祭酒许慎，东郡濮阳令高诱二家之注，隋唐目录本别传行，今校《崇文》旧书，与蜀川印本，暨臣某家书凡七部，并题曰《淮南子》，二注相参，不复可辨。惟集贤本，前贤题云：许标其首，皆是闲诂，《鸿烈》之下，谓之记，上高题卷首，皆谓之《鸿烈解经》。《解经》之下，高氏注每篇之下，皆曰训，又多数篇为上下，以此为异。《崇文总目》亦如此云。又谓高注更详于许氏本书，文句亦有小异。臣某据文推次，颇见端绪，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题篇之语，其间奇字并载音读。许于篇下粗论大意。卷内或有假借用字，以周为舟，以为循，以而为如，以恬为忄炎，如此非一。又其详略不同诚如总目之说，互相考证，去其重复，共得高注十三篇，许注十八篇，此北宋时许注存十八篇之明证也。
余初读《淮南子》颇怪原道、ㄈ真、天文、坠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汜论、说山、说林、修务、十三篇，注何以详，且有音读，其余八篇，注何以略，且无音读，截然如出两手。及读苏魏公集，且细绎高氏序，而千载之疑乃释。案原道、ㄈ真、天文、坠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汜论、说山、说林、修务、十三篇，每篇名注皆有，因以题篇四字，注中载音读，如滑读曰骨，哥读曰讴歌之类甚伙，则此十三篇乃高注也。谬称、齐俗、道应、诠言、兵略、人闲、泰族、要略八篇，篇下无因以题篇四字，注皆粗解大意，且无音读，则此八篇乃许注也。想魏晋以后，因高书不全，遂以许书补之，犹范晔书无志，以司马彪补之也。故隋唐志皆云二十一卷。许注略于高注，后人喜详轻略，高书行而许书遂微。宋时尚存十八篇，至明而十八篇亦不可见矣。独怪孙氏星衍、钱氏坫、程氏敦、庄氏逵吉于淮南书用功颇深，但知二注之混，而不知其混而实分，则矜言汉学，读书不多之弊也。后有校正《淮南子》者，于谬称八篇，宜题曰许慎记，上于原道等十三篇，宜题曰高诱注，斯乃高许之功臣矣。
☆姚文楠○六朝经师宗派并所著经注经说考
儒者每谓汉人经学有师承，魏晋以后无之。以今考之，斯言殊误。曷证之？《隋书·经籍志》云：孟氏京氏《易》有书，无师。夫既以无师别之，则其余未亡诸家皆有师承可知矣。难者曰：李延寿南北史《儒林传》，南略而北详。北史传序，述经师宗派，断自徐遵明魏献之，若谓皆有师承，则其前何以不详？曰：此又误也。《北史·儒林传序》，乃袭李百药《北齐书·儒林传》序，非延寿本文。百药但为北齐诸儒，推其渊源，故举魏末大儒为断。读史者不得据延寿探取之文，谓可赅北四朝宗派正当。因百药本文，推以为例，而知其余之亦有宗派也。盖百药能溯源于魏末，而魏收不能溯源于晋初，沈约、萧子显、姚思廉不能溯源于汉末以来，是可憾耳。然散见列传，犹有可考者。如由献之上推，则有程元，由遵明上推，则有张吾贵郦诠牛天祜，又若沈麟士、沈峻、太史叔明、沈文阿、张及、王元规等之授受，贺道力、贺、皇侃、郑灼之、传三礼，张崖、刘文绍、戚衮之、传三礼，周宏正张讥、陆元朗、朱孟博之传授，均散见本传。惟欲上续两汉，则魏晋间相传之绪，阙不可考。
慨自正始以来，士大夫崇尚虚无，究经术者日以寡，朝廷既不厝怀，纪载因之阙略。故儒林虽有宗派，而国史多所不详，固不得专咎陈寿诸人也。李延寿云：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论南北宗派之殊，此其大略。按东晋时荀崧请置郑《易》博士不果，而郑易遂微。然《书》郑注、《春秋》服义，仍与孔杜并行。故宋时裴驷作《史记集解》，征引尚夥。至陆氏释文，始称《尚书》。近惟崇尚古文，马郑王注遂废。释文作于陈末，而曰近，则郑义之废，实在齐梁以后。然《春秋》服义，仍与杜氏并行。陈书王元规传，称自梁以来，为左氏学者，皆以贾服之义，难杜凡一百八十条，此其明证。然则江左服郑之微，亦有先后也。至谓服郑行于河洛，尤有未尽然者。《隋书·儒林传》，于《易》则称河南及青齐间多主王辅嗣所注，于《春秋》则称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然则服郑行于河北，不行于洛中，而洛中之尊尚王、杜，实在江左之先，且较江左为甚，固无可疑者。厥后隋氏自北并南，而北学转微，南学转盛。岂非洛中都会之地，久习王杜故耶？
延寿又云：《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然叶遵于《毛诗》之外，别树一帜，议礼家于王肃之义，参用亦多，则延寿之言，亦第举其概尔。至南北朝人所著经注经说，汇见于《隋书》及《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杂见于经典释文叙录南北各史，儒林传，隐逸传，散见于各史本传。大抵《隋志》有而《唐志》无者十之五六，《唐志》有而《隋志》无者十之三四，而史传及陆氏叙录所载，足补隋唐志之阙略者，亦复不少。按《隋书》作于贞观中，而《唐志》实据开元四部。贞观开元相去未远，书或先存而后佚，或先隐而后见，参以史传，互相校核，适足以互相补苴，固其宜也。
顾各书同异，歧出颇多，有卷帙相同，而书名各别者，如崔灵恩《传左氏条例》十卷，《唐志》崔灵恩《春秋》《申先儒传例》十卷，凡此之类，疑多同书异名。有书名未改，而卷帙顿殊者，如顾彪《尚书文外义》《隋志》一卷，《旧唐志》三十卷，《新唐志》五卷，凡此之类，疑多分合，增删异之。惟宋明帝《论语补》、卫瑾注《隋志》二卷，《唐志》十卷，证以陆氏作叙录，知《唐志》兼原书数之，而《隋志》专指补注，此则可考其异同之故者矣。
外此差帙差池者尚夥。然钱宫詹《廿二史考异》称：《隋志》《毛诗义疏》二十九卷，沈重撰《周书儒林传》作二十八卷。今按武英殿本，《隋志》实作二十八卷，则知刊本多讹，未必史文之同异，参校转为多事矣。若其所著经注经说之见于宋以后著录者，《关朗易传》一卷，见《宋史·艺文志》，《晁氏读书志》、《陈氏书录》、《马氏文献通考》；任正一《甘棠正义》三十卷，见《宋志》及《崇文总目》，《马氏通考》。刘炫《春秋义囊》二卷，见《宋志》，均史传隋唐志所未见者。关书至今尚存，已灼知其伪。炫有《春秋述义》，攻昧规过，及《杜序集解》各书，《宋志》所录，疑后人拾其遗文，辑为一书者，玩囊字之义，倘或然欤？至任书裒然巨帙，当时何至漏略。
《崇文总目》称：孔氏《正义》，申演其说，不知何据，殊未可臆断矣。至其见十《史传》、《隋唐志》而复见于宋以后著录者，《宋志》最夥，然多不传于今。其传于今者庾蔚之《礼论钞》、崔灵恩《三礼义宗》两书，马作吾辑本各得三卷，又非全帙。其全帙具存者，惟四库著录之《皇侃论语疏》十卷，然亦失而复得之本也。至若庾蔚之丧服要记，杜君卿载入《通典》，太叔《求诗谱注》，本欧阳公得诸绛州，刘《易义》，张皋文揖入别录，刘炫规杜，邵氏瑛为之持平。其余散见李氏《周易集解》，陆氏《经典释文》及孔贾各疏者尚夥，残膏剩馥，亦复沾溉靡穷，在嗜古者搜采而已。此南北朝人所著经注经说之大略也。夫所著各书，即可考见当时宗派之得失。故王光禄《蛾术编》颇有论列。然其书既已不存，惟是搜剔佚文，议论长短，未见其然，兹故略焉。是为考。
○拟汇刊宋人及国朝人补历代史表志序
昔刘知几《史通》述史有六家，而归于二体。然编年一体，匪无作者，而相沿正史，独用马班旧式。窃尝以为疑。反复思之，乃知纪传可以赅编年，而编年不能赅纪传。何言之？《史》《汉》首本纪，本纪即《史》《汉》中之编年也。若其举一朝之将相除拜封爵袭替，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