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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振士气。古今人才之用不竭，在上培养之，振兴之而已。非培养则才不生，非振兴则才不成。用在才，而所以可用在气。若居上者弗为振作，官与兵民皆有颓废涣散之势，气不举，而才亦随以消亡矣。人固有不待驱策，而竭尽悃忱者，孟子所谓：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此上知之资，不能多得。故供奔走者，半中材，不加磨炼，则ぃ然归于无用。本朝大臣，如阿桂舒赫德皆命世勋佐，然亦几经摧挫，而后郁为梁栋之姿。盖非是不足动心忍性，增益不能，下此者更无论矣。乾隆二十四年十月高宗纯皇帝以戡定新疆谕曰：此番遐方绥靖，我将军参赞，以及一介执戈之士，无不得娴行阵，于国气人才深有裨益。然非朕力为振作，信赏必罚以淬厉之，其谁不畏难苟安而坐，希无事之福乎？钦此。圣谟深远，有味乎其言之。所谓国气，即士气也。臣每一恭读，辄为低回往复，仰首企慕，而不能自已也。
今论办洋务者，动虑无人才可用。臣以为，亦在上之振作何如耳。嘉庆时，李长庚王得禄邱良功等皆以歼擒海盗，著绩重洋。果办洋务，而谓无人才，臣不信也。夫物必待时而显，才必练事而成。他端皆可书授师传，独用兵非身亲不悉。本朝不办新疆，则无平定金川之阿桂等，不办金川则无平定台湾廓尔喀之福康安海兰察等，无廓尔喀苗疆之役，额勒登保等何由见知而平教匪？无教匪之役，长龄等何由授钺而定回疆？道光以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一旦萑苻肇乱，流毒极于四海。然无此番兵事，曾国藩李鸿章或不过以文学侍从终其身，而左宗堂彭玉麟辈将老死荒山，乌能为国家效命哉！今天下甫定，宿将尚多，不及时驱策而淬厉之，万一将来，遇不得不用兵之时，恐真无可用之才矣。人情本多怯而少勇，虽禁止令行，犹惧不率，若任其委蛇迁就，至偾事而已莫能追。高宗纯皇帝临御臣工时，有不测之赏罚，圣意所在，大抵勇往者虽获咎必宥，畏葸者虽善全必惩。至筹办边务，尤不假借，故能群材用命，武功十全，汉通外域，谷吉十数辈，奉使戕躯命而不恤，其时为都护者，多能行便宜，张国威，亦见前代之法令严明也。今诸国通好，使事频繁，似宜严定辱命之罚，俾人皆有所顾忌，而不敢专为身谋，于国事庶有裨益。此任将择使二事，臣以为在官所宜急为振作者此也。
古来无不敝之兵制，本朝军政尽善，劲旅无前。自发捻恣行，湘淮义勇名天下，营兵或反为世诟病，于是有裁兵并饷之议，有改勇为兵之议。臣谓此皆未观其通，而求其实也。裁兵并饷，以为饷足则兵自精，而汛地不敷巡防，奸宄更多窃发，利未收，害先见矣。改勇为兵，盖以兵无用，而勇有用。均是人也，锄之民，可使杀贼，行伍之士，反谓不如，舍本齐末，殆非通论。夫兵之病在与将不习，而平日之势分，勇之利在将士一体，而平日之势合。但警急时，有屯扎一处之勇，承平时不能有屯扎一处之兵。即如长江水师，其初攻剿为要，不能不合，及改兵，则汛防为要，不能不分。然既改之后，规制既异，操练较难，设有战事，即难必尽如当日之精锐得力。虽以彭玉麟自将，而自改之，亦无两全善策。推之陆营，何莫不然。若分汛以诘奸，而别屯军以备调，庶乎其可。然无此军制，亦无此巨饷也。况久屯之军，锋锐消耗，骤临战阵，又岂能必其可恃乎！然则如何而可？亦惟勤练节制之师，用其方新之气而已矣。乾隆二十四年九月，饬将军富德等，追索霍集占于巴达克山。谕曰：我满洲风尚素称醇朴勇往，而承平日久，八旗子弟，多耽安逸，偶遇军旅之事，转致不能娴习，朕于此举，正欲训诲督率之，俾习勤劳，而谙韬略。而诸臣中或犹有狃于小利近功，不知事机之缓急者。古者无事之时，不废训戎讲武，今以法无可逭之逆酋，当功有必成之事会，且可借以练我杀敌致果之将材，又何所顾虑，而竟为浮论所惑！钦此。恭绎圣训，实以借军事练兵为妙用。夫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然非讳言而屏弃之也。时会方乘，有临事之惧，天讨既致，无黩武之心耳。若不得已而不用，则国威渐损，其究必至孱弱不振，虚言训练无益也。今练军行之有效，可渐推广。中兴后，闾阎子弟，皆有强悍勇烈之概，急公赴难之心，果其用之，十万雄师，咄嗟立致，选将部署，数月而定，过此以往，未之或知。臣谓兵气宜急思所以振之者，此也。
我朝恩泽之厚，旷隆往牒，编氓浃髓沦肌，深固不拔。自天主教入中国，迄今十余载，奸民起而驰骛，良懦视为惯常，而忠愤亦稍衰矣。民心之不定，由于国威之不立，岂细故哉！宋太祖以神武开基，后嗣失之积弱，然其仍世仁厚，积累颇深。及中原沦于金元，无一人提戈仗义。民岂无良，迫于势之无可如何耳。俄人占据伊犁索伦锡伯，人众流离困苦，不获自拔来归，我兵力所不及在彼中者，亦无能杀贼反正。足见固结之人心可恃，而未可专恃也。臣前在湖南，见士民闻教士将至，咸欲得而甘心，询之各省莫不如是。固由乡愚罔识此时禁令，然彼自以为尊孔孟，则不容异教，戴朝廷则屏斥外夷。此等忠义正直之气，实列祖列宗二百余年涵濡渐渍而成，非易致也。夫以斯民之所同恶，而为上者谕之以可从，又因而法令驱迫之，奸民入教者较良善为安乐，有事则调停而袒护之，官府不如此，朝廷又从而加罚焉。始则愚民不知，仅怨官府，今知之而乎怨及朝廷矣。臣亦知国家办理深心，目下更无别法。但再阅多年，蚩蚩之耳目心志，污染愈深。欲求如此时忠义正直之风，以备干城腹心之选，窃虑其倍难也。臣谓民气宜急思所以振之者此也。
夫欲振官与兵民之气，则又全在圣主持之。以一心有通筹之至计，有坚忍之定见，应举之事，次第分责其成，可取之材，大小咸储其用。奇谋坐定于宫廷，威声已树于海噬。外夷闻之，行将自戢。譬诸贲育有不仁之疾，儿童得而易之，一旦霍然起立，虽赳赳之夫，亦变色流汗于百步之外矣。何有于强敌之相侮，小丑之难平哉？
一筹经费。洋人入中国为时已久，朝廷深思密计，求所为制胜之方，而尚未大收成效。盖以度支匮乏，挹注无资，则经费之筹亟已。其要约有数端，敬为圣主陈之。
一垦荒。臣前奏经费宜裕，摺中详言之，已蒙敕部议奏。查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御史卢浙奏，直隶省官荒地亩，并各项入官地亩，积案久延。仁宗睿皇帝谕曰：屡经户部奏准，降旨饬令该督等委员勘丈，召垦升科，乃因循已久，有阅十余年或数十年尚未勘报者，实属怠玩疲懈。若系官吏本家私田，孰肯听其荒废耶？先公后私之良臣竟少，深可浩叹！钦此。以承平无事之时，查办数十万官荒地亩，尚至屡烦圣虑。今江浙等省，荒田事体重大，察弊尤难。所恃疆吏公忠，视国事如家事，尤在上专其责成而已。
一开矿。此中外臣工屡请举行者。泰西皆用开矿致富强，中国产煤铁少，则轮船所用，必取给外洋，是中土添一漏厄，外洋增一利薮。故从前可以不办，今日势难缓图。国家无事之日，动不如静，有事则当与时势为变通。且地不爱宝，秘久必宣，亦自然之理也。前李鸿章试办于磁州等处，不闻成绩如何。刘长佑亦请在滇筹办，以费绌而止。臣常求各省难于创始之故，特以机器费巨，事无把握。窃意开办不必先用机器。外洋多精地质学者，即中土亦不乏其人。滇黔川边老民，尤为谙习，测量衰旺，十不失一。由各督抚雇募试采，果得巨矿，再以机器济之，则费不虚糜，而事有实效。滇黔道远运艰，东北诸省可开之地颇多，当以渐举办。官启其端，招商继之，购买机器，商力不及，则官借赀本，分年扣还。大抵兴利之事，官办不如民办，官办则糜费甚而中饱多，不启其端，商民难与虑始，亦必疑惧裹足。但期推行渐广，不必利尽归官，而国家受益甚大。所谓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也。
或以前明流弊为疑。臣又尝深求明代之失。万历二十四年，开矿遍天下，命中官为矿使，编富民为矿头，矿无所得，勒民纳银，民不能支借库银，代富家巨族诬以盗矿，良田美宅，指为矿脉。征榷之使，急如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其时谏臣言，陛下谓取诸山泽矿，使实夺之闾阎。切论危言，神宗不悟，流毒廿载，国脉大伤。嘉靖三十五年开矿，一岁中费三万余金，而得银二万八千五百，不足以偿失。成化十年采金于湖广宝庆等郡，岁役五十五万人，死者无算，而得金三十余两，官吏欺谩，适成笑柄。此明事历历可指者。大凡国家举事，先问本意何在，则能行与否，可以直决。为国聚敛，虽小且易，事无不败。为民兴利，虽大且难，事无不成。明所采者，金银矿也，以聚敛为急。见在臣工所请开者，煤铁矿也，以为民兴利为重。今天下所用煤铁铜铅，无一非矿，旧者可用，而谓新者不可增，似非情理。各省山矿，因硐老而奏封闭，得线而请开采者，载在列朝实录，史不胜书，从未闻别生异议。今但浑言开矿，不复别白，而前代民间隐痛，犹在人心，亦无怪人之致疑耳。乾隆五十二年十月，给事中孟生蕙奏，请停止直隶总督刘峨所奏昌平州开采磺矿。论曰：京城外西山北山一带，开采煤窑，及凿取石块，自元明以来迄今数百余年，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从未闻以关系风水，设有例禁，岂开采琉磺，遂至于地脉有碍？即云，开设磺厂，恐聚集多人，滋扰地方，则每岁采取煤斤石料，所用人夫，不知凡几，岂皆良善安分之徒，何以并未见有滋生事端之处？圣谕详明，实足破世俗迂惑之见。见在各省有留防兵即多人，足资弹压，可无他虑。惟商办之后，必令该督抚选廉正之员，专司其事，不由州县官经手，以免削滋弊。至采取金银，我朝向无此事。伊犁淘金，和阗采玉，皆于乾隆嘉庆年间定制，听民自流通，官为讥禁约，定税则。盖以一归官办，流弊无穷。将来宝藏之兴，倘有自然呈露者，则货不弃地，亦在疆臣之办理得法耳。
一严汰冗员。各省道府州县佐贰，少或数百员，多则千数百员，其中尽有奇特秀颖可成就之材，既驱而内之仕途，则专意图谋差委。为衣食计，材力销于放逸，心计困于钻营，此节义之士所以不兴。而捐输减成之后，不独于国帑无益，即人才亦因之日就敝坏也。各省差委之事，本可数计，候补人员既多，疆吏不能无勉强加派，情面酬应之举。圣经言生财大道，首在生众食寡。今举可自谋生之人，群袖手仰食于公家，即天子富有四海，亦自力不能给，尧舜所以病博施也。可否饬令各督抚将差委人员，认真裁汰，以节糜耗。今外捐虽停，此半年中，报捐分发，人数倍多，宜令督抚严密扃试，文理不通者停其差委，到省后补署差委无期者，听其呈请回籍，静候咨取，免致为候补所累。见在办理洋务需人，该员等有谙习外洋文字、语言、测算、舆图、机器、化学、电气、学者，令其自行呈明，由督抚试验能否，分列等差，汇咨总理衙门存记，以备将来咨取当差。或回籍数年后，始学习精通者，准呈明本省督抚试验汇咨，杜其侥幸之门，而开其报效之路。一转移间，化无用为有用，庶办理洋务之人才，亦可藉此振兴。
一整顿厘榷。厘捐数目，日少一日，固由洋船包揽，办理实亦未尽得法。比较严密，以杜侵隐，而商民之受困愈甚，分卡林立，以防偷漏，而胥役之讹索滋繁。此则应宽者不宽，当并者不并也。至委员侵吞巨款，上司徇隐弥缝，前此所无，近日有之。以国家万不得已之举，乃至肥劣员之囊橐，民与国两无所益，深可痛惜！欲救其弊，仍宜参用士人。官场习气较重，衣食渐求华美，应酬易致亏挪，及得差委，千疮百孔，胆大妄为者，便敢公然侵蚀，迨发觉撤委，帑项所失已多。士人爱惜身家顾畏名义，愿欲不奢，年得十千二十千，即足养其廉，而资其力。官又查察而钤束之，无虞作弊。刘晏所以奏绩于唐时，前抚臣胡林翼所以收效于鄂督也。迩来候补人多，厘捐全归官办，然安插冗员，与慎重国帑，孰得孰失，故皎然易明矣。
一加抽洋药税厘。臣向在镇江询悉洋药局委员，洋药进口，每年约七万余箱，洋人每箱售银五百两，总计三千五六百万。中国每箱收税三十两，总计不过二百一二十万，洋药厘捐，各省多寡不同，总计只二百数十万。中国所得，皆民输官用，并非获自洋人。而外洋以此毒物，收中国之银岁至三千数百万之多，中国如之何而不穷也？朝廷屡申吸烟种种明禁，诚为根本至计。但徒禁内地之种，而不能禁洋人之售，则吸者如故，而益以垄断予洋人，除害不及半，而利全失之矣。查英国条约云：洋药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烟台条约，亦议定厘税并征。当时惟此一款，中国稍得便宜。乃各款均由中国照办，此事延宕至今。见在威妥玛来华，当与坚持定议，加税一倍，傥滞销而来者渐少，既可以救民生，若仍前畅行，亦藉以纾国用。如威妥玛坚执不允，我当设数端，以相抵驳。使其俯就范围，多争一分，即多得一分之益。
一仿制织造机器。洋人呢布买中国丝棉成之，每岁售银亦三千余万。良由机器便捷，获利甚厚。我若仿制，亦可塞一漏卮。或由南北洋大臣，招妥实商人，借款办理。乾隆五十一年，商人王世荣请借帑银，嘉庆十七年，芦商义和泰恳借运本，均敕部议行。此皆成案可援，无损于国而大便于民者也。从来王道不言功利，若外患方张之会，亦难置富强为缓图。言强必先富，而富莫大于藏富于民。今约计洋药呢布两项出洋之银已六七千万。若再不为筹画，将来匮乏，恐不专在国计而在民生，后患何堪设想！嘉庆十九年正月谕曰：夷商交易，原令彼此以货物相准，俾中外通易有无，以便民用。若将内地银两，每年偷运出洋百数十万，岁积月累，于国计民生，均有关系，著蒋攸祥绍查明每岁夷商等偷运足色银两出洋实有若干，应如何酌定章程，严密禁止，会同妥议具奏。钦此。仰见圣虑渊深，于中国银两出洋之患，早已洞鉴。今时事更非昔比，若之何转不为之所也？
以上数条，臣特举其大者。夫筹经费于今日，亦极难矣。既不能益我所本无，即当求我所固有。臣所拟后四条，专以防侵耗而塞漏卮。若本源至计，当以垦荒开矿为大宗，而开矿获利尤速。朝廷如谓事不可缓，似应断在必行，开办之始，既不用机器，测量之人，亦不用外夷，自无虑惊骇耳目。果得巨矿，应用机器，再剀切晓谕地方，以为民兴利，及防御外夷之意。则民情大顺，而事无留难。外夷所需于我者，茶丝为最，近闻英国蚕桑渐兴，印度茶种甚佳，再一二十年，我将一无可恃。西人讲化学者，每言中国繁富甲五大洲，煤铁之利，外国不及，不解何以穷困。故今开矿畅旺，不独济我之用，兼可擅彼之利也。至欲挈财用之纲领，则权必当操之于上。伏读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辑览》曰：明代财用不足，由于上不知府藏之数，臣下遂得肆其私窃干没。使能慎核于平时，复加之制终谨度，何遽至于入不敷出？迨国用告匮，而欲取资山泽，非特临渴掘井，缓不及待，且以杯水沃舆薪，亦何济于事哉！圣谟洋洋，臣尤愿圣主敬禀而深思之，实国家无疆之福也。夫中外臣工之于洋人，咸欲灭此朝食。所以束手下气，徒坐无经费耳。自同治以来，朝议疆防，惟是为尤亟矣，而经费未筹，至今如故，天下安有坐而收功之事乎？
一备船械。洋人所以悍然与我为难者，非不知中国民心之固结也。群匪荡平以后，非不知我兵力尚强也，而敢于如此，特谓彼能来，而我不能往耳。故备轮船为亟。我不能空舟而破敌，则枪炮机器，不容不具，故备械亦亟焉。闽沪船厂设立有年，商船颇多，兵船太少。臣以为目今要务，全在战守，兵船为亟，商船尚在其次。夫招商轮船，原藉以分洋人之利，办理具有苦心。但从来营利之举，官办必难持久。船政总理大员，屡行更换，经管多人，头绪纷杂，照察不及，久则弊生，且帑项有限，扩充为难。今当成效渐著之时，人人知有利可图，宜广为招徕，使富商闻风踊跃，凑股合办。增一驾驶出洋之船，则中国多获一船之益，外洋即减一分之利。惟商民以成本重大，兼畏风涛，图利之心，不敌避害之心，又当以爵秩奖励之。今外捐已停，名器贵重，鼓舞之权，端在于此。可否明定章程，将每船制造修理，往来驾驶之费若干，运载货物之利若干，由船局综核开载，刊布各省，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