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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整海军以图恢复也。中国创设之初，原设沿边海七省后先举办。只以经费不充，故以北洋为发轫之始。春间威海继陷，舟师全没，虽由诸军之不力，抑亦援军之莫继也。夫泰西各国，皆以铁甲快船之坚利，雄长五洲。故就今日之情事以观，凡地球近海之邦，苟无海军强盛，万无立国之理。查中国从前办法与西制多有不同，其受病亦即在此。
西国之制，海军可以节制陆路，而陆路不能节制海军。盖洋面辽阔，军情瞬息百变，必非陆路所能知也。今中国则海军提督，须听疆臣之指挥矣。其不同者一。西国海军提督，必由水师学堂出身，积累而升，其余重学、汽学、算学、天文、地理学无一不通，无项不熟，为各船兵官所服，故志趋合，而号令行。今就北洋而论，如已革提督丁汝昌本系淮军陆将，水师学问毫无学根。平素各兵官本轻视之，一旦临阵，无论其不知水战之法，即知亦安能号令各船。其不同者二。各国兵船，岁岁考求新理，精益求精。凡器械之不合式者，必更易之，新器之致用者，必训练之。今中国如档雷之裙网，甫经购置，尚不知用法。上年大东沟之战，以攻铁甲所用之火弹，击倭人钢皮之快船，故倭船虽受创，而无大损，是用器简器之不审也。其不同者三。
今欲重整海军，于购械而外，宜改定章程，选求将帅，仿照西法成规，海军提督但听枢府之号令，不受疆臣之节制。两国既下战书，即许便宜行事。尤应沿海各省一律举办。无事则分道巡游，有事则联为一气，不得稍分轸域。今春威海告急，南洋兵轮坐视而不之救，重为泰西诸邦所讪笑。急宜统筹全局，俟办理稍有端绪，应合沿海七省，特简总大员。庶使筋节灵通，声气联络，一方告警，全军立至矣。目今办法，应先向英国延先水师宿将，如昔年琅威里其人者。多设水师学堂，以储其才。派学成各生，或出洋游历，或备资斧分寄各国兵船，以资习练。天下无不可办之事，但在实心实力以求之耳。
一设立学堂以储人材也。泰西各邦近今人才辈出，其大本大原，全在广设学堂。商有学堂，则操奇计赢之术日娴；工有学堂，则创造利用之智日辟；农商有学堂，则树艺饲畜之利日溥；矿务有学堂，则宝藏之富日新；医有学堂，则生养之道日邃；声光化电各项格致有学堂，则新理新物日出而不穷；水师陆师各项武备学堂，则战守攻取日习而益熟。乃至女子亦有塾政，聋哑亦有教法。以故国无弃民，地无弃材，富强之基，由斯而立。至其学堂之制，不必尽由官设，民间绅富，亦集资举办。但国家设大书院以考取之。今中国各书院义塾，制亦大备，乃设八股试帖词赋经义而外，一无讲求。又明知其无用，而徒以法令所在，相沿不改，人材消耗，实由于此。
拟请特旨通饬各直省督抚，务必破除成见，设法变更。弃章句小儒之习，求经济匡世之材，概从实学。应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立各项学堂。将现在京师总署，上海制造局，已译各种西学之书，分印颁发，一面仍广格致新闻，及新近年新出西史，延积学之西士，及中国久于西学有为之人，为之教习。尤必朝廷妥定章程，考取垂为令典，务使民间有一种之学，国家即有一途之用。数年以后，民智渐开，然后由省而府而县，递为推广，将大小各书院，一律裁改，开设各项学堂。即民亦必有自行集资设立者。将见海内人士，喁喁向风。而谓一切官商制造之学，货利之则，水陆之军，不能媲美欧洲，臣不信也。
日本自维新以来，不过一二十年，而国富民强，为泰西所推服，是广兴学校，力行西法之明验。今日中国关键全系乎此。盖人才为国家根本，盛衰之机，互相倚伏，正不得谓功效之迂远也。以上各条，或变通旧制，或创行新法，臣愚亦何敢谓所言尽属可行。第变通尽利，力求富强之道，舍此不图，更无长策。自来殷忧启圣，多难兴邦，时局转移之变，正在今日。伏愿皇上法五帝三皇作之遗意，敕下部臣疆臣，通筹合议，断自宸衷，俯采而施行之。上以固亿万年有道之基，下以慰薄海臣民之望。臣不胜战栗迫切之至。谨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示施行。谨奏。
☆康祖诒等○上皇帝书第二
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呈代请奏事：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项，此外尚有献俘迁民之说。阅《上海新报》，天下震动，举国廷诤，都人惶恐。又闻台湾民臣，不敢奉诏，思戴本朝，人心之固，斯诚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而得此。然伏下风数日换约期迫矣，犹未闻明诏赫然峻拒日夷之求，严正议臣之罪，甘忍大辱，委弃其民。以列圣艰难缔构而得之，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岂忍上负宗庙，下弃其民哉！良由误于议臣之言，以为京师为重，边省为轻，割地则都畿能保，不割则都畿震动，故苟从权，宜忍于割弃也。又以群议纷纷，虽力摈和议，而保全大局，终无把握，不若隐忍求和，犹苟延旦夕也。又以为和议成后，可十数年无事，如庚申以后也。左右贵近，论率如此。故盈廷之言，虽切而不入，议臣之说虽辱而易行。所以甘于割地弃民而不顾也。
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举人等朝廷。而朝廷可弃台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等割弃，终难保为大清国之民矣。民心先离，将有见土崩瓦解之患。《春秋》书梁亡者梁未亡也，谓自弃其民同于亡也。故谓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日本之于台湾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岛已割。
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有一不与，皆日本也。都畿必惊。若皆应所求，则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也？故谓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此理至浅，童愚可知。而以议臣老成，乃谓割地以保都畿，此敢于欺皇上愚天下也。此中国所痛哭，日本所阴喜，而诸夷所窃笑者也。诸夷知吾专以保都畿为事，皆将阳为恐吓都畿，而阴窥边省，其来必速。日本所为日日扬言攻都城，而卒无一炮震于大沽者，盖深得吾情也。恐诸夷之速以日本为师也，是我以割地而鼓舞其来也。皇上试召主割地议和之臣，以此诘之，度诸臣必不敢保他夷之不来，而都畿之不震也。则今之议割地弃民何为乎？皇上亦可以翻然独断矣。或以为庚申和后，乃有甲申之役。二十年中可图自强。今虽割弃，徐图补救。此又可以美言欺皇上卖天下者也。
夫治天下者势也，可静而不可动，如箭之在栝，如马之在埒，如决堰陂之水，如运高山之石，稍有发动，不可禁压。当其无事，相视莫敢发难，当其更变，朽株尽可为患者。昔辛巳以前，吾属国无恙也。自日本灭琉球吾不敢问，于是法取越南，英灭缅甸，朝鲜通商，而暹罗半剪，不过三四年间，而吾属国尽矣。甲午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东边及台湾一割，法规滇桂，英规滇粤及西藏，俄规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哉？况数十国之逐逐于后乎？譬大病后，元气既易，外邪易侵，变症百作，岂与同治之时，吾国势犹盛，外夷窥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今乃始基耳。症脉俱见，不待卢扁，此举人等所为日夜忧惧，不惮僭越，而谋及大计也。
夫言战者，固结民心，力筹大局，可以图存。言和者，解散民体，鼓舞夷心，更速其亡。以皇上圣明，反复讲求，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必当独断圣衷，翻然变计者。不揣狂愚，统筹大计。近之为可和可战，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而断无敌国外患之来。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
何谓鼓天下之气也？天下之为物，譬犹器也，用其法而弃其陈，病乃不存。水积于淤，流则不腐；户闭必坏，枢则不蠹。炮烧则晶莹，久置则生锈；体动则强健，久卧则委弱。况天下大器，日摩洗振刮，犹恐尘垢，置而不用，坏废故失，日趋于弊而已。今中国人民咸怀忠义之心，非不可用也，而将吏贪懦，兵士怯弱，乃至闻风哗溃，驯至辱国请和者，得无皇上未有以鼓其气耶？是以四万万之民，而不善用之也。伏念世祖章皇帝手定天下，开创之圣人也，而顺治十八年中，责躬之诏屡下。穆宗毅皇帝手定艰难中兴之盛功也，而同治元二年间，罪己之诏至切。天下臣民，伏读感泣，踊跃奋发。然后知列圣创定之功，所由来也。传谓禹汤罪己，兴也勃然。唐臣陆贽谓以言感人，所感已浅，言犹不善，人谁肯怀？今日本内犯，震我盛京，执事不力，丧师失地，几惊陵寝，列圣怨恫。皇上为人子孙，岂无有震动厥心者乎？然于今经年，未闻有罪己之诏，责躬咎厉，此枢臣辅导之罪，宜天下之有望于皇上也。
伏乞皇上近法列圣，远法禹汤，时下明诏，责躬己罪，深痛切至，激厉天下，同雪国耻，使忠臣义士，读之而流涕情发，骄将懦卒，读之而感愧忸怩，士气耸动，慷慨效死，人怀怒心，加报私仇，然后皇上用其方新之气，奔走驱驰，可使赴汤蹈火，而岂有闻风哗溃者哉？此列圣善用其民之成效也。故罪己之诏宜下也。皇上既赫然罪己，则凡辅佐不职，养成溃痈，蔽惑圣聪，主和辱国之枢臣，战阵不力，闻风逃溃，克扣军饷，丧师失地之将帅，与夫擅许割地，辱国通款之使臣，调度非人，守御无备之疆吏，或明正典刑，以塞其胆，或轻予褫革，以蔽其辜，诏告天下，暴扬罪状。其余大僚尸位，无补时艰者，咸令自陈，无妨贤路。庶几朝廷肃然，海内吐气，忭颂圣明，愿报国耻，此明罚之诏宜下也。
大奸既黜，典刑既正，然后悬赏功之格，为不次之擢。将帅若宋庆、依克唐阿，疆吏若张之洞，李秉衡，谅山旧功若冯子材，皆有天下之望，宜有以旌之。或内综枢柄，或外典畿疆，以鼓舞天下。夫循资格者，可以得庸谨，不可以得异材；用耆老者，可以为守常，不可以为守变。不敢言远者，请以近事言之。当同治初年，沈葆桢、李鸿章、韩超皆以道员擢为巡抚，阎敬铭则由臬司擢抚山东，左宗棠则以举人员部赏三品卿，督办军务，刘蓉且以诸生擢四川藩司，逾月授陕西巡抚，用能各展材能，克佐中兴。若汉武帝之用才，明太祖之任吏，皆用不次之拔擢，不测之刑威，用能奔走人才，克成功业。伏读世祖章皇帝圣训，屡诏举天下之才，下至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皆引见擢用。此诚圣主鼓舞天下之盛心也。
今日变甚急，天下未为乏才，而未闻明诏有求才之举，似非所以应非常之变也。夫有非常变之事，即有非常之才应之。同治中兴之臣，率多草泽之士。宋臣苏轼谓智名勇功之人，必有以养之。伏乞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抚两司，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引见擢用，随才器使。昔汉高之于樊哙，每胜增其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拜大将。凡有高材，不次拔擢，天下之土，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故求才之诏宜下也。夫人主所以驾驭天下者，爵赏刑罚也。赏罚不行，则无以作士气；赏罚颠倒，则必至离民心。今闻日本要我以释丧师之将，是欲以散众志而激民变也。苟三诏既下，赏罪得当，士气咸伸，天下必距踊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所谓下诏鼓天下之气者此也。
何谓定天下之本也？自古都畿皆凭险阻。自周公盛德，不敢以洛邑为都。故娄敬挽辂，汉祖移驾，宋汴梁无险，致敌长驱，徽钦之辱，非独失德使然也。方今旅顺已失，威海既隳险无有，京师孤立。自北塘、芦台、神堂、涧河，远自山海、抚宁、昌黎、乐亭、清河、蚕沙处处可入，无以为防守之计。此次议和即成，而诸夷窥伺，皆可扬帆而达津沽。《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既失矣，国何可守？故今日大计，必在迁都。请以前事言之。我朝当道光之时，天下全盛，林则徐督粤，邓廷桢督□，迭败英酋。朴鼎查额尔金之兵，而移师天津，即开五口，而偿二千万矣。其后道光二十九年，咸丰六年，咸丰八年，皆始战终和，藉京师以为要挟。诸口益开，巨款累偿。暨庚申之变，我文宗显皇帝，至为热河之狩，焚烧御园，震惊宗庙。至今万寿山营缮虽新，余烬尚在。由是洋人掉臂都畿，知吾虚实。此事非远，皆诸臣所鉴于五十年事，而尚以为孤注哉！独不畏徽钦之辱乎？或谓国君有死社稷之义，此尤不达经义之先导言也。
夫国君者，诸侯之谓，以社稷受之天子，当死守之，犹今地方有司，有城池之责比耳。若天子以天下为家，四方皆可建都立社，何一城之为？明庄烈帝既为迂儒所误，明社遂屋。岂可再以此误我国家哉！且一朝而有数都，自古为然。商七迁，周营三邑，汉室二京，唐世两都，及明祖定鼎金陵，永乐乃迁蓟燕，以太子留守南京、宫殿官僚。悉仍旧制，择有司扈从，行在庙社官署，随时增修，永分两京，可以为法。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沈，则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梁、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道虽水利不开，漕运难至，然都畿既建，百货自归。若藉机器督散军，亦何水利之不开哉？
夫京都建自辽金，大于元明，迄今千年，精华殆尽。近岁西山崩裂，屡年大水，城垣隳圯，闾阎房屋，倾坏无数。甚者太和正门，祈年法殿无故而灾。疑其地气，当已泄尽。王者顺天，革故鼎新，当应天命，谓舍燕蓟之旧宅，京长安为行在。然人情乐于守常，难于移动。以盘庚迁殷，谕二至烦三诰，以魏文迁洛，世臣犹有违言。盖世臣大家，辎重繁多，迁徙不易，怒其恋旧，庶免阻挠，自非大有为之君，不易破寻常之论。魏文南征，永乐北伐，皆借巡幸留而作都。皇上既讲明利害，远之防诸夷之联镳，近之拒日本之挟制，急断乃成。亟法汉高，即日移驾奉皇太后巡于陕西。六龙西幸．万人欢庆。幸当讲和之时，民心稍静，择亲藩之望重者，留守旧京，车驾从容西狩。择百司扈从，以重兵拥卫，必不虑宵小生心。日人虽欲轻兵相袭，数日乃抵津沽，而我大兵云集都畿，犹可一战。彼岂敢深入内地，飞越四天门潼关之险哉？然后扼守函潼，奠定丰镐，建为行在，权宜营置，激厉天下，妙选将才，总屯重兵，以二万万之费改充军饷。示之以虽百战百败沿海縻烂，必不为和。日本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