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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联名提出这个计划，并将它尽快呈交给罗斯福总统。我答应在第二天下午给他送去一部校样。我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着罗斯福与巴鲁克之间关于“格雷厄姆计划”的讨论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现在还在等待呢，因为我从未直接得到过任何一点回音。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的校样连同一张含糊其词的简短便条被送回来了。但后来赫尔曼·巴鲁克确实有些尴尬地对我作了答复：他的兄弟跟罗斯福谈过了，但是看起来罗斯福认为，他已向经济领域引进了那么多的新鲜事物，如果他再搞什么新花招的话，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巴鲁克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由于我的计划既不会有任何实际结果，也不能带来什么名望，所以伯纳德一句话也不说就放弃了这件事。我忍不住插上一句：“这正如他的为人。”
①在英语中，相邻或邻近的几个字的字头发音相同叫头韵体，“储备”（Storage）与“稳定”（Stability）之间，以及“进步”（Progress）与“贫穷”（Poverty）之间都是头韵体。——译者我对《储备与稳定》一书的期望都表达在我那时写的一首十四行诗中，诗名叫《写在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的初次出版之时》。诗的开头是这样的：日日夜夜，年年月月，乘着时间的翅膀，我的思绪百折不挠，反复琢磨，忘了一切……
诗是这样结尾的：乘着羽翼，不幸的人儿直上云霄，他堕入伊卡罗斯海①而深深追悔，那追逐太阳的年轻人啊！
也从天空一头栽落，而我——我将插上幸运的翅膀更高地翱翔，为人类去攫取新的普罗米修斯②神火。
这样的比较确实有些矫揉造作；他们是以命运去打赌的，而命运的报复通常是一样的。每当我看到布鲁格海尔的讽刺画《伊卡罗斯之堕落》时，我就想起了我那首十四行诗。在这幅画的前部，你可以看到一个粗犷有力的农民正犁着地，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管；在画的远端画着一个很小的德狄勒斯的儿子③，他正孤立无援地堕入海中。
研究院里许多经济学家赞成我的计划，他们说服我发起一场大众运动，使我的计划为公众所接受。我们需要一个人来做委员会的执行主任，或者说需要一个负全面职责的人。我找到了一个很有魅力的家伙，他的名字叫诺曼·伦巴德。有些人断定那是个笔名，可能取自莫塔古·诺曼与伦巴德街这两个词，但我们这一位实际上一生下来就是用这好听的名字的。尽管我记得他与一名学校教师结了婚（这无疑对他是大有帮助的），但关于他是如何谋生的，我却一无所知。他在稳定货币协会（Stable Money Association）中曾与费希尔有些交往，后来又组织了几次月度经济讨论会。我们成立了一个经济稳定委员会（mittee for Economic Stability），我任主席。听起来我们的会名是在模仿闻名遐迩的经济发展委员会（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是在他们之前取这个名字的；正如“百事可乐”其实要比“可口可乐”更早一样。我们寄出些文字资料及空白会员申请表，设法吸收了50多位经济学教授参加我们的委员会，其中有很多是名教授。尽管大家作了不少努力，以使委员会真正发挥作用，但我们没有取得值得一谈的成果。我很快认识到一项新的经济建议是不可能获得公众的财政支持的，除非它会对特殊团体立即产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像关于老年人养老金的汤森计划那样；或者情况已到了危急关头，任何关于大规模解救计划的思想和口号都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像经济大萧条中采取的措施那样。从法律意义上说，经济稳定委员会而今依然存在，甚至在它的银行户头里大约还有1000美金，但实际上它已约有20年不活动了。
①②伊卡罗斯（Icarus）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均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伊卡罗斯用蜡与羽毛做成的翅膀逃出克雷特岛，却因太靠近太阳而使翅膀融化堕海而死；普罗米修斯为人类从天上盗来火种，因而受到惩罚，被缚于高加索山上，他的肝脏每日受到神鹰啄食。——译者③指伊卡罗斯，因为其父是在克里特岛建造宫殿的希腊著名工匠德狄勒斯（Daedalus）。——译者整整一年里，每逢星期天，我都会翻开《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第一页，看看是否有哪位著名经济学家称赞《储备与稳定》是经济危机问题的重要解决方案。毕竟《纽约时报》对我的《证券分析》一书所作的评论是非常出色的，而这本新著比那本书重要得多了。但很显然《纽约时报》将我的书仅仅当作这一“令人乏味的科学”领域里的又一次寻常尝试。他们将这本书列入新书行列——这仅是例行公事而已——但并没费心作任何评价。我非常失望；后来几本经济杂志发表了关于这本书的几篇长短不等的文章（尽管它们发表时已很晚了），我总算得到了一点点安慰。
令我极其高兴的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学术刊物《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终于对我的著作发表了书评，在同一期上还发表了我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一篇文章。书评的作者是另一位格雷厄姆——弗兰克·D·格雷厄姆，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对我的书深表赞赏，甚至可以说是作了热情洋溢的赞扬。后来他成为我的思想的热心传播者。他在《社会目标与经济机构》一书中大声疾呼要实行商品本位货币制度。
不用说，弗兰克·格雷厄姆与我原本没有任何关系。但通过书评之后的交往，他成了我的好朋友，并成为格雷厄姆—纽曼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之一。由于我们同姓，这给关注商品本位制的那些经济界人士带来了很大的困惑。有些作者认为我们是同一个人，有些则认为我们之间有着某种关系。直至上个月还有个坎布里奇大学的教授（他也是商品本位制的坚定拥护者）对我说他老是认为弗兰克·格雷厄姆与我是兄弟。在我关于这一课题的第二本书中，我用脚注的形式表达了我对弗兰克·格雷厄姆所给予的支持的感激之情，并说道，我对经济界辨不清我俩名字这一混乱现象感到很高兴。由于弗兰克·格雷厄姆曾在加拿大当过古典文学教授，我引用了贺拉斯①的一句话，并作了些修改：“Ambos una manetlaus”实际上贺拉斯的原话是很悲观的：“Omnes una manetnox．”——即“黑夜在等待着我们”，我把它变成了一句充满希望的话：“荣誉在等待着我俩。”（我还加上了“我希望”这几个字。）在一封雅致的便信中，弗兰克·格雷厄姆对我寄给他的书及书中对他的评价表示感谢，并谦虚地写道：“La us（荣誉）只属于你一个人。”他赞成我的观点，又与我名字相仿，以至于后来带来了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即提出这一思想的到底是哪一个格雷厄姆？
我记得有一次受弗兰克的邀请，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参加关于商品本位货币的教师学术讨论会。那天晚上我穿着件借来的教师制服，坐在大厅的教师餐桌上就餐，进餐前还聆听了用拉丁文朗诵的祈祷诗。我忍不住产生了这样的感慨：在这充满维多利亚时代氛围的大学里，一群现代的经济学家正在努力超越亚当·斯密的经济教条。当晚，我住在弗兰克家，认识了他那高雅谦和的妻子。
弗兰克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那笔小投资是以他妻子的名义进行的。在他去世之后，他的遗孀让投资继续下去。几年后，她从欧洲寄来了一封令人动情的信，她说对我们非常感激，她全靠我们的投资基金，才能维持经济上的独立，并以她乐意的方式度过她的余生。
在《储备与稳定》出版后的几年里，不少知名度不等的经济学家对我的建议发生兴趣并表示支持。我的一些好朋友坚持认为，该采取行动让商品本位制这一思想流行起来。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只有两条途径才能使我的建议成为现实。第一，再发生一次全球性大危机，程度如1931—1932年那次一样，或者如1921—1922年那次也可以，只有这样，全世界的经济领导人才会接纳新思想，在一大堆可能途径中找出一种激进的新办法，以解决丰裕中的匮乏问题。第二种可能的途径是发生一场纯粹的货币危机——例如由于国际储备不足引发的危机。可以想像，在极端需要国际储备时，一些金融政策顾问就能理解商品本位制的总体优越性了。如果专业人士认为到了该采取一种更新、更完善的货币制度的时候，我的想法就可能被认为是同类思想中最出色的。而另一方面，我对通过宣传运动就能把我的具体想法兜售给普通大众这个看法几乎没有什么信心，而且我也不认为只要取得了大众支持——例如对汤森计划的支持——就会对那些经济—金融政策制定者产生重大影响。
①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古罗马诗人和讽刺家。他的《歌集》和《书札》对西方文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译者
尾声
本杰明·格雷厄姆在63岁时的自述
1957年5月
本有许多忠诚的朋友，几乎没有冤家，但是也没有一个是亲密知己，由此可见本的性格特征之一斑。下面我们来研究他的内心世界以探索这个现象的原因吧。小时候，他聪明伶俐、讨人喜欢、难以对付、富于幻想，并且非常敏感。他小心翼翼从不伤害别人，所以不能理解为什么别人，包括深爱着他的人在内，常常会若无其事地伤害他，甚至出于恶意。他年纪很小时就开始工作了，既勤奋又认真，简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管自己事，把淡泊禁欲作为神授的生活准则。
十五六岁以后，本的性格完全形成了。从外貌看，他仪表堂堂，令人羡慕。他充满青春活力，具备了所有促使自己走向成功的美德：勤奋、稳健、值得信赖以及其他许多优点。他的“高贵者行为理应高尚”的看法更增强了他那善良的本性。这是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能有聪明才智是件很幸运的事，同时他也渴望留给世人一个好印象。出于对自己智力的自信，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一定要体面地做好每一件事以获得成功。
本对别人的批评反应极其敏感，使他性格形成了两个显著的、几乎可以说独有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为了避免任何指责和非难，他竭力把事情做得既体面又讨人喜欢。另一个特点是：他不愿意评判别人，甚至于逐渐变成绝不愿评论他人。对周围的人，他有一个理想的交往方式。他始终表现得彬彬有礼，和蔼可亲，极其耐心，避免和外界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如果会伤感情，哪怕是笼统的争论他都不参加。
随着年龄的增长，本杰明在任何领域本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他的判断力使他深信自己的行为决不能仅仅听命于常规和偏见。当交往中的繁文缛节只使他违心地行事时，他逐渐觉得有点厌烦。但这也仅仅是表面上有所改变，并没有影响他与周围环境的本质关系或反映出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已有什么变化。
他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并不像他早年所渴望和期盼的那样处理得很成功。比较而言他和女人的关系处理基本上欠妥。纵观他的生活，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吸引他的或是他所喜欢的女人。在他度过了早期一段清教徒式的生活后，他的性生活也不匮乏或单调。在他看来，自己和女人之间的麻烦仅仅是因为女人们怀疑他的优秀品质，特别是怀疑他的好脾气和才智。反过来，本对他身边的女人也产生了反感和非难的情绪。部分出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会，部分可能出于他本人的想像，本认为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是不可理喻、颐指气使，对他的和善和耐心不领情，而且一意孤行地窥探他私人生活的禁地。
直到晚年，本才遇到一位心地善良、性格温和、气质高雅的女士，而这些优点在别的女人身上他从没看到过。在她面前，本觉得他能敞开心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无须像对其他人那样处处提防。在这位女士的影响下，他平生第一次怀疑他是否应对外界持有防范戒备之心。自从大学毕业以来，为什么他认为没有一个人，不论男人或女人真正地在思想感情上与他打成一片呢？为什么他不曾有亲密的伙伴或真正的好朋友呢？
本重新反省自己的性格。他发现自己不太会阿谀奉承。不过也看到了自己宽宏大量的姿态掩盖着自满、自私、势利及某种矫揉造作，看到了平静的外表掩盖着一定程度的个人主义。本的第三任妻子曾说他很仁慈，但他算不上一位大丈夫。这句话的确一针见血。实际上，他缺乏真正的同情心，也不能真心地去分享别人的快乐和分担别人的悲伤。他对信念的执著，对艺术创作的激情，对有利于自我发展的事物的关注，以及对自身荣誉的追求，都完全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他抱着坦诚的谦逊冷静地对待表扬，但是这种谦逊本身就是他自豪的一种体现，并且与虚荣毫无区别。他的正直和诚实如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说的一样是“人们潜意识中的正直和诚实”，被他的自我优越感所掩盖。与兰多①一样，本不和任何人竞争，因为没有人值得他去竞争，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只把本人作为知己和精神依托。
他的平易近人出于自然而然、持久不变，实质上是他的第二天性。他的第一天性是对别人敬而远之。本最终意识到了自己性格中的这一点。他觉得应当少一点优越感，多一些人情味。一位新结识的女士进入了他的生活，大大克服了他的缺陷。从60岁起，他又一次全面开始发展感情。他深信“爱不再是生活中的一种经历，而是生活中特有的体验”。他想起在大学二年级时写过的一首诗，诗中洋溢着第一次热恋的激情。现在，这种已逝的激情再一次涌现在他的眼前，并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
激情三月的冰雪将小溪封锁囚禁，小溪静静恬睡，停止了它的银铃般的歌声。
我的心中充满着激情，但无法放怀畅叙，笨拙的口舌啊，使我沉默不作声。
看啊，冰雪融化在春的气息中，小溪重新响起悦耳的音乐声。
爱的温暖啊，紧紧包围着我，我要放开歌喉，大声歌咏！
本杰明·格雷厄姆80岁寿诞时的演说1974年4月11日最亲爱的玛洛、维克多哥哥和儿孙们，亲爱的来宾们，欢迎你们来到“拉乔勒”参加我的80寿辰庆典。首先，我要感谢女儿玛乔里安排了这次聚会，感谢我的哥哥维克多把我的部分诗作结集出版作为送给我的精美礼物，也感谢各位来宾为出版我的诗集而作出的重大贡献。
我在小时候认为马克·吐温身穿白色礼服，满头卷曲白发，仪表堂堂。有一次他同意只要不请他发言他就出席宴会。但当他在宴会上亮相时，在场的人们坚持要求他作演讲。马克·吐温盛情难却，最终他站起来，用悲伤而又缓慢的语调，作了如下发言：“亚历山大大帝已经作古，尤利乌斯·凯撒已作古，拿破仑已作古——而我也已感到自己行将老朽。”话毕，他就坐下了。
①兰多（Landor，1775—1864）：英国诗人、散文家，代表作为多卷本散文著作《想象的对话》。——译者我也可以这样说“我已感觉到自己行将老朽”，并且我也将坐下。但在落座之前，首先我要表达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们杰出的欧文（玛乔里的丈夫欧文·杰尼）在给他的岳父生日有点溢美的颂词中，提及我在几个月前写的一篇评论《尤利西斯》的小文章。《尤利西斯》这篇故事以及尤利西斯本人的性格在我的孩提时代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令人奇怪的是，尤利西斯的性格与我十分不同，但《奥德赛》一书却对我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尤利西斯是一位伟大的战士和掠夺者，而我的一生中，从不与任何人争斗，也从不掠夺。尤利西斯的行为诡计多端，说话闪烁其词，而我始终对自己的诚实坦率引以为豪。然而在我的一生中，尤利西斯深深地吸引着我，正像他深深地吸引着2500年以来不计其数的广大读者一样。
不久前，我阅读了《奥德赛》，以我的业余文学评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奥德赛》这个故事极其精彩，但其中的诗歌大部分是二流水平。如果在荷马史诗中，有一句可以引用的好诗，那么我可以在维吉尔诗作中相应地找出20句以上。荷马和维吉尔相比，我认为后者是一位更好的诗人。虽然这只是我一家之言，但我仍坚持己见。（也许丁尼生①与我的观点一致，因为他曾把这位罗马诗人称为“人类思想凝聚成的万能方法的使用者”。）
虽然尤利西斯曾是我喜爱的偶像，但继他之后，又有一位生动鲜明的人物深深地影响了我。很巧他与我同名。此人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有着我所敬佩的各种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