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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的星球观察家已经在探索天空。
埃及建筑师经过精心的计算，把两块重达百万吨的花岗石放在了金字塔里面墓室的顶部。
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认真研究了太阳的运动，预测出旱季和雨季的时间，为农民提供了日历，使农业劳动规律化。
然而，为这些实际问题提供答案的人们，依然把自然界的力量视为无形的上帝意志的直接表现——上帝掌管着季节、星球和海潮，就象总统的议会议员掌握着农业部、邮电部和财政部一样。
泰勒斯反对这种看法。不过他象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加以讨论。假如海滨的水果贩子遇到日食时，被这怪异的景象吓得匍匐在地上，乞灵于宙斯的名字，那是他自己的事，泰勒斯绝不会去告诉人们说，稍有天体运行知识的小学生也会预测出公元前五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会发生日食，米莱图斯城在几分钟内会陷入相对的黑暗。
发生这次著名日食的下午，波斯人和利迪亚人正在战场上厮杀。人们认为，他们停止相互残杀是由于光线不足的缘故。泰勒斯不相信这是利迪亚的诸神效仿几年前在阿迦隆山谷战役中发生的先例，创造了奇迹——使天国的光芒突然熄灭，以便胜券能稳操在受他们宠爱的一方手中。
泰勒斯达到的境界（这正是他的伟绩所在）就是敢于把一切自然现象看做是受永恒法则支配的结果，是永恒意志的具体体现，不是人们一直想象的天神任意支配的结果。在他看来，即便那天下午只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咬架，或者是哈利奇举行一次婚礼筵席，没有发生更重大的事，日食也会照样发生。
泰勒斯通过科学的观察，得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他把万物的产生归结于一条普遍必然的法则，并做出了这样的推测（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推测是正确的）：世间万物来源于水，水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世界，从创世纪的时候就与世共存了。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泰勒斯留下的任何亲笔文稿，那时他已有可能用文字表达他的思想（希腊人从啡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但如今他的文稿荡然无存，我们对他的了解全是从他同时人的书中提供的一鳞半爪资料里得到的，这才对泰勒斯的个人生活略晓一二。泰勒斯是个商人，与地中海各个角落的人都有接触，顺便说一句，早期哲学家大都是商人，这也是当时的一大特点。哲学家是“智慧的恋人”。不过他们从不忽视这个事实：生活的秘密寓于生灵之中。他们认为，“为智慧而寻求智慧”的观点，就如同“为艺术而艺术”、为食品而吃饭的谬误一样，贻害无穷。
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有各种个性的人，好的、坏的和居中的，这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因此，他们在空闲时间耐心地研究人这个难以捉摸的动物，而且是按照人的本来面目去研究，不是凭先入为主的臆造从事。
这使他们能够与其他人和睦相处，从而大大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这要比不厌其烦地说教、向人们指点通向大同世界的捷径更为有效。
他们极少提出森严的清规戒律作为限制人们活动的准则。
但是，他们以自身的榜样向人们表明，一旦真正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必然会获得寄托着一切幸福的灵魂深处的安宁。哲学家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博得了周围人的好感以后，便有了充分的自由去研究、探索和调查，甚至可以深入到一般被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干预的领域里去探险。泰勒斯作为这个新福音的先驱，把才华横溢的一生献给了这项有益的事业。
尽管他对希腊人眼中的世界进行了分解，分别考查了每一个细微部分，并对亘古以来大多数人一直认为是夭经地义的事情公开提出的质询，但人们还是容许他躺在床上寿终正寝。即使当时有人让他对自已的异端邪说作出解释，我们如今也无从查考了。
一经泰勒斯指明了道路，追随者便蜂涌而至。
譬如阿那克萨哥拉，他三十六岁时离开小亚细亚来到雅典，后来一直当“诡辩家”，还在希腊几座城市里当私人教师。他对天文颇有研究。他在授课时指出，太阳不是常人公认的由一名天神驾驭的马车，而是一个又红又烫的火球，比整个希腊还要大一千万倍。
这个理论并没有招灾惹祸，天国也没有因为他胆大妄为而用霹雳打死他。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理论推进了一步，大胆提出，月球表面上覆盖着山脉和山谷，最后他竟然暗示说，世间有一种“种子”，是万物的起源和归宿，从寰宇诞生之时起就存在了。
但是，阿那克萨哥拉涉足到了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他所谈的正是人们熟悉的事情，后来的不少科学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太阳和月亮离地球遥遥千里，一般哲学家并不在乎怎样称呼他们。但是这位教书先生提出世间万物都是从一个叫做“种子”的原始物质中成长起来的，这毫无疑问大过份了。他的断言与天神的故事背道而驰——是天神在大洪水后把小石子变成无数男女，使世界重新人丁兴旺。希腊所有的孩子在童年就听到过这个故事，因此否认它的无比庄重严肃的真实性会使现存社会的安宁受害匪浅，也会使孩子们怀疑长辈的智慧，万万使不得。于是，阿那克萨哥拉成为雅典父母同盟大肆攻击的靶子。
假如当时是君主制或共和制早期，城邦的统治者还会有足够力量保护一名宣扬不受欢迎的教理的老师，使他免受目不识丁的古雅典农民的愚蠢迫害。但那时的雅典，民主制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个性自由早已今非昔比了。况且，当时深受多数人鄙视的伯里克利正是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这又为法庭的治罪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人们借以掀起一场反对老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
一名叫奥菲特斯的教士，在一个人口最稠密的郊区当行政长官，他提出的一条法律被接受了。这条法律要求，“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和对一切神明持不同见解者，要立即治罪。”据此，阿那克萨哥拉被投入监牢。不过，城市中的开明势力最后占了上风。阿那克萨哥拉只缴了很小一笔罚款就获释出狱了。他迁居到小亚细亚，在那里寿逾古稀，名同皓月，活到公元前四二八年才与世长辞。
这件事表明，官方要压抑科学理论的发展实在是徒劳无功。阿那克萨哥拉虽然被迫离开了雅典，但他的思想却遗留给了后世。两个世纪以后，一个叫亚里士多德的人运用了他的思想，并把它作为自己科学假设的基础。经过一千年的漫长黑暗时期以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直接传授给了伊本·路西德（通常称阿威罗伊），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他在西班牙南部摩尔大学的学生中大力传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把理论和自己的观察结合起来，写下了许多著作。这些书被及时地运过庇里牛斯山，送到巴黎和布伦大学，并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西欧人和北欧人和盘接受了书中的观点，如今它们已成为科学入门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人们眼里就象乘法口诀表一样无害。
现在我们回到阿那克萨哥拉的话题。在他受审判以后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里，希腊科学家承蒙恩准，可以教授与民间迷信有所出入的学说。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末年，又发生了第二件事。
这次受害的是普罗塔哥拉，一个流浪教师，来自希腊北部以沃尼亚殖民地的阿布戴拉村。这个地区因为是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而已经名声不佳。德谟克利特是具有创见的“微笑哲学家”，他提出一条法则：“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结果他被视为激进分子，应该置于保安系统的监视之下。
普罗塔哥拉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几年的钻研，向人们宣布说，人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生命犹如昙花一现，因此不要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本来就令人怀疑的神的存在上，全部精力应该用来使生活更美好更愉快。
这个观点无疑是击中了要害，肯定会比以往任何文字或谈话都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况且，这个理论问世的时候，正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胜败攸关之际，人们深受失败和疾病的挫折，已经走投无路了。很明显，这时对上帝的超凡神力提出怀疑，激起上帝的怒火，实在不是时候。普罗塔哥拉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勒令必须改变理论，使它服从于法庭。
伯里克利本来可以保护他，但此时他已经去世。普罗塔哥拉尽管是科学家，却对殉道毫无兴趣。
他逃走了。
不幸的是，在驶往西西里的航程中，他的船触礁了。他可能当场溺水而亡，因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惨遭雅典人心狠手辣迫害的另一个人是戴阿哥拉斯。其实他并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青年作家。他在一次官司中没有得到上帝的帮助，便把个人的怨恨一股脑倾泄在上帝身上。在很长时间里，他为自己的苦情郁郁沉思，以至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四处奔走，以亵渎的语言诽谤希腊北部人敬仰的“神圣玄机”。他的胆大妄为使他被判处死刑。可是在临刑前夕，这个可怜虫得到机会逃跑了。他来到科林斯，继续诅咒奥林匹斯的天神，最后终因肝火太旺而一命呜呼。
希腊人不容异说的偏见最后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典型例子就是法庭对苏格拉底的臭名昭著的死刑判决。对此我们有详尽的记载。
只要一谈到世界依然如故，谈到古代雅典人心胸狭窄的程度不亚于后人，人们就必然举出苏格拉底的例子，作为希腊人顽固不化的有力佐证。但是今天我们经过详尽无遗的考察之后，对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了。这位街头演说家的一生很平凡，他有才华，却又招人讨厌，他对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作出了直接的贡献。
当时的老百姓仍然相信天神的存在，苏格拉底便把自已说成是代表上帝的预言家，雅典人尽管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精灵”（即在内心深处告诉他应该说什么做什么的声音）意味着什么，却完全可以领悟这一事实：他对周围人们奉若神明的东西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传统习俗也不屑一顾。最后，当政者杀死了这位老人，而他的神学观点（尽管官方为了说服大家而牵强附会地作为加罪之辞）实际上于审判的结果几乎毫无相关之处。
苏格拉底是石匠的儿子。他父亲子女很多，收入菲薄。这孩子没有钱念正规大学，因为那个时候的哲学家都讲究实惠，教授一门学科要索取两千块钱的报酬。况且，在苏格拉底看来，追求纯真理、研究没用的科学现象简直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他的眼里，一个人只要善于培植自己的信念，没有几何学的知识也无关紧要，了解慧星和行星的自然现象对于拯救灵魂毫无用处。
这个鼻梁塌陷、衣冠下整的朴实的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巷尾与无业游民争执，晚上则洗耳恭听妻子的唠叨（他的妻子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不得不在家里给别人洗衣服，而丈夫却把谋生看作是生存中最不值得注意的细节）。他多次参加过战争和远征，是个受人尊敬的老兵；他是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在当时众多的教师中，他被选中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引颈受戮。
为了便于了解事情的原委，我们必须了解当苏格拉底为人类的知识和进步做出痛苦而有益的努力时，雅典的政治状况是什么样子。
苏格拉底在一生中（他被处以死刑时已年逾七十），试图告诉人们，他们正在虚度年华，生活的毫无意义，把过多的时间花在了空洞的欢乐和虚无的胜利上，一味挥霍伟大的上帝赐与的各种恩典，力求使自己的虚荣心和野心得到哪怕是几小时的满足。他完全相信人的命运是崇高的，因而打破了旧哲学界设置的所有框框和禁区，甚至比普罗塔哥拉走得还远。昔罗塔哥拉教给人们：“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声称：“人的无形意识是（或者应该是）世间万物的最后尺度；塑造命运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自已。”
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的演讲（准确地说，法庭上共有五百名法官，是苏格拉底的政敌精心挑选的，其中有些人还会读书写字），对任何听众来说，不管他们是不是持同情态度的，都是最鼓舞人心的通俗易懂的道理。
这位哲学家争辩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力。”他又说：“人只要具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妻室和家庭，也会成功。但是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汪何人都休想得出正确结论，因此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
遗撼的是，这个被告是在错误的时间阐述了错误的论断。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之后，雅典富人与穷人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便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苏格拉底是“温和分子”——一个既看到双方利弊，又力图找到折衷方案以满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好感，不过那时候双方势均力敌，腾不出手来对付他。
到了公元前四○三年，那些百分之百的民主派完全控制了王国，把贵族赶跑了，苏格拉底也就在劫难逃了。
他的朋友知道了这一切，建议苏格拉底尽早离开这座城市，这是很明智的。
苏格拉底的敌人并不比他的朋友少。在大半个世纪里，他一直充当“口头评论家”，成为一个绝顶聪明的大忙人，善于把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支柱的人的伪装和思想骗术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甚至成为一种癖好。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他在上午谈到一些趣事，到了晚上全城便无人不知了。有人为他编演了戏剧。他被捕入狱时，全希腊没有一人不对他一生中的大小琐事了如指掌。
在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些人（例如那个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只因为通晓上帝旨意而成为起诉中最卖力气的可敬的粮贩子）深信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尽职，为城市除掉一个所谓“知识界”中的最危险分子，一个只能教给奴隶懒惰、犯罪和不满的人。
颇为有趣的是，即使在这种环境里，苏格拉底仍以精湛的口才为自己辩解，而且竟然使陪审团的绝大多数人倾向于释放他。他们提出，苏格拉底只要摈弃辩论、争吵、说教这些可怕陋习，不再干涉别人所偏爱的东西，不再用永无止境的疑问去纠缠他们，就可以被赦免。
但是苏格拉底拒绝接受。
“这办不到！”他喊道，“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种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向前，把通向理智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我就要继续拉住我遇见的每一个人，告诉他我的想法，绝不顾虑后果。”
这样，法庭除了判处这个囚犯死刑外，没有别的办法。
苏格拉底被缓刑三十天。每年一度去戴洛斯朝拜的圣船还没有返航，按照雅典的法律，在这期间是不准行刑的。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位老人安然地呆在地窖里，琢磨如何改进他的逻辑体系。他有许多次逃跑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已经不虚此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累了，准备离世而去了。直到行刑的时候，他还在和朋友们谈话，用自己追求的真理开导他们，劝他们不要把脑筋用在物质世界上，而要多考虑精神世界。
接着，他饮下毒鸩，躺在床上，从此以后，一切争论都随着他的长眠而宣告结束。
苏格拉底的门徒曾一度被势不可挡的公众愤怒吓破了胆，觉得还是避开过去的活动场所为好。
可是等他们看到一切都平息无事了。便又回来，重操公开讲学的旧业。在这位老哲学家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思想比以前传播得更广泛了。
与此同时，这座城市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经结束五年了，在这场战争中雅典人一败涂地，斯巴达人获得了最后胜利。这是体力击败智力的大胜仗。不用说，这种状况是好景不长的。斯巴达人从没有写下一句值得记载的话，也没有对人类的知识有过一丝的贡献（一些军事战术除外，这些战术已沿用到今日的足球比赛里）。斯巴达人认为，对手的围墙被推倒了，雅典的舰队也所剩无几，他们已经大功告成。但是，雅典人的思想却没有因此而失去其敏捷的天资。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后十年，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就又云集了世界各地的船只，在希腊联合舰队中，雅典的海军将领又一次身先士卒。
况且，伯里克利的努力虽然没有得到同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