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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考尔或许还有其他一些高级军官肯定是一直向他灌输这种想法的。
果阿这一场小表演，使被煽动起来的印度的民族热情得到满足，但没有使印度片刻离开那个念念不忘的中心问题——同中国的边界争端。尼赫鲁说过，对印度说来，这比一百个果阿更为重要。
在前进政策的指令作为命令下达给两个军区以前，陆军总部就已开始发出前进巡逻的命令。十一月二日政治指令拟出后，莫名其妙地拖了五个星期，才于十二月五日发出陆军总部对该指令进行过修改的、把指令具体化的电报。总部的命令写得很详细、具体。指定哪一部队在什么时候出动，走哪一条路，在什么地区设立哨所——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都应留给基层部队去斟酌决定。关于巡逻和哨所地点的选择等问题，都是由考尔和他的参谋局军官会同情报局局长马立克、副局长胡贾（Hooja）有时还有外事秘书德赛等磋商作出决定的。从一开头在命令中就讲明哨所应选在能够控制中国哨所的那些地点。
在西段的前进政策（图）
遵照这些命令行事，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冬季就在西段派出很多小股印军从他们的各个主要据点出发向东推进。高入云霄、寸草不生的大山使这些部队只能在山谷里行动，因为需要有可供空投的平地，空军才能把供应物资空投给他们。该地区的一般高度在一万四千英尺左右；巡逻队攀登的山口，有的高达一万六千英尺。当地气温与北极圈相似，而印度军队的冬衣既不够暖和，又供应不足。稀薄的空气迫使士兵自己只能携带很少的东西，骡子在这样的高度没有多少用处，而且骡子也很少。在当地条件下，唯一可依靠的运货牲口是牦牛，但又没有。一切给养，经常包括饮用水在内，都要靠空投。
当前进政策开始实行时，以列城为基地的第一一四旅下属部队只有三个营——一个正规营，两个民兵营。这些部队要负责长达二百英里以上的防线，从喀喇昆仑山口起到碟穆绰克以外几英里。他们奉命尽可能向前巡逻，在理论上，他们负责的范围达到东面一百英里以上在昆仑山上的印度主张线，该线位于冰天雪地、空无人烟的阿克赛钦荒原的东面——空无人烟，就是说，除了中国人之外再没有别人。
一九六一至六二年冬季，是两国外交交涉比较平静的时期。北京对印度的前进政策再度表示抗议的照会是在三月一日收到的。这一照会认为印度向前推进的巡逻和设立哨所是“蓄意要用武力来实现印度政府向中国提出的领土要求”。这就引起了一系列外交照会的来往。在这些照会中，双方各自重申自己的立场。这些照会本质上同过去的差不多，但有的语调和侧重点和过去有所不同。把这些照会内容概述一下是有好处的。
北京的看法是：中国始终坚持通过友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竭力主张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应该共同维持边界现状。虽然印度拒绝了双方各自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但中国已单方面地在边界的自己这一边二十公里以内停止巡逻。印度政府的立场却截然相反。印度拒绝谈判，并继续向前推进，开始是在中段和东段，后来是在西段，同时印度对中国人出现于历来就是在中国管辖之下的地区（这一地区自一九五O年以来就是新疆与西藏之间的重要陆路通道）大叫大嚷，指控中国进行侵略。中国主张麦克马洪线不是合法的边界线，但中国仍没有越过这条线，也不要求印度从麦克马洪线与山麓——中国主张的传统习惯边界线在山麓——之间的地区撤退。印度宣称它愿意和平解决，但“印度政府的所谓和平解决，就是要中国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这实际上就是根本否定和平解决”。同样地，印度宣称它愿意维持原状，但实际上拒绝维持原状，并再度要求中国撤退。“任何通情达理的人都可以判断，采取这种僵硬和威胁的态度是注定解决不了问题的。……否定维持原状和拒绝谈判，就是拒绝和平解决。印度的行动方针是极危险的和可能引起严重后果”；但“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
新德里的看法是：中印边界早已解决了；它得到数百年传统和习惯的认可，而且几乎全线都得到有效的条约和协定的确认。近年来，中国进行了系统的和不断的侵略，并“试图用无理的领土要求为非法侵占寻找根据”。印度愿意“维持现状”，但只有中国首先从印度领土撤退，从而恢复现状，这点才能做到（“现状”在这里意味着“原状”）。中国的撤退是举行谈判的先决条件。即使举行谈判，也只能“在边境几个地区相互作一些微小的调整”。至于印度向前推进，那“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印度领土的完整，是印度政府的合法权利，也无疑是它的责任”。印度是“致力于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的”，中国军队从“印度的领土”撤出，将在恢复印中之间的友谊方面迈出一大步。
印度就这样重申它拒绝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且点明印度所能同意举行的谈判，只限于讨论沿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作一些微小的调整；即使要进行这样的讨论，也必须以中国撤出印度所主张的领土作为先决条件。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在另一次外交照会的交换中，把本来是为着巩固印度和中国的友谊，并给亚洲和世界作出榜样的潘查希拉协定——有关西藏通商和交通协定——全部埋葬了。中国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日的照会中，提醒印度：一九五四年的协定将于六个月内满期，并建议缔结一个新的协定来代替原有的协定。北京没有提及边界争端，认为这两回事截然不同；北京希望谈判缔结的这样一个新的协定能和缓中印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为解决中印之间其他问题开辟道路。这正是印度在其他场合所提倡和采取的处理问题的态度。例如，它经常劝巴基斯坦把克什米尔争端搁在一边，友好地解决其他问题，以便改善一般气氛。但这一次，新德里却拒绝在中国从印度所主张的领土撤出前举行新协定的谈判。北京说，这是“横暴地要中国屈服的先决条件”。一九五四年协定所要保护的通商，现在已名存实亡。双方都说它是为对方的管理条例和军事布置所扼杀。协定在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期满。印度从西藏的亚东、噶大克和江孜撤退了商务代理处，中国也从噶伦堡和加尔各答撤退了商务代理处。
这时，前进政策也开始不声不响地推行。印度设立了若干居高临下控制着中国阵地的小哨所，有的就设在中国阵地后面的小路或公路的两侧。参谋局的理论是：这样就会切断中国交通线，迫使中国最后不得不撤出他们的哨所。反映印度官员和参谋局人员当时意见的印度报纸和新德里的外国记者，在年初就预言陆军不久将采取步骤迫使中国撤出阿克赛钦。中国多次提出警告说，如果印度继续向前推进，就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而且语气越来越严重，但尼赫鲁都置之不理。他向议会解释说，中国因为印度在中国哨所的背后设立了哨所而感到不快，并且让那些认为中国语气包含有危险性的议员们不要担心。他说，“虽然＇中国＇照会威胁说他们可能采取一切步骤，但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他们果真采取那些步骤，我们就准备好对付他们。”六月，尼赫鲁再度叫议会放心，他说西段的形势，“比以前更有利于印度了”。
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步兵营（贾特联队第五营）开进拉达克，并奉命向前推进。和其他三个营一样，该营也分散成为驻守哨所和巡逻的小队。到了仲夏，印度在这一段设立了约有六十个哨所。与之相对峙的是中国的一个整师。这意味着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同印军的比例超过五比一；但两者间实际作战能力的差距就更大了。这不仅因为中国军队是集中的而印军是分散的，中国军队可以乘坐卡车而印军只能步行；还因为中国军队有一切的正规的支援火力，而印度的第一一四旅却只有一个中型机关枪排。人们可以看到中国把重迫击炮和无后座力炮对准印度哨所。中国步兵也都配备有自动步枪。印度的最重型武器是三英寸口径迫击炮，大部分哨所连这样的迫击炮也没有；士兵配备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使用的零点三零三英寸的李安菲德步枪。 ＇ 投笔从戎注：李…恩菲尔德No。1系列，很可能是SMLE No。1 Mk。III/Mk。III*型。这种步枪虽年代古老，相比它的对手AK…47（或56式）而言火力密度较低，但精度高、射程远、威力大，恶劣自然环境下甚至更加可靠耐用；在有经验射手或训练有素的士兵手中，手动的李…恩菲尔德步枪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 ＇ ＇ 注：一九五三年印度开始设计一种本国出产的自动步枪，到一九五六年制造出几种类型供试用。步枪适合陆军的要求，军需局决定进行生产。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军参谋长会签了一个文件上呈给由梅农担任主席的军工生产委员会。该文件提出的计划是要在四年内全部以印度的自动步枪装备陆军。但对这一建议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到一九六二年边境战争的最后阶段，印度军队才收到几十支自动步枪，还是美国和英国赠送的。 ＇ 印度的哨所不过是排甚至是班的阵地，这些阵地是在地面上挖得很浅的联在一起的一些兵器掩体（即使在夏天，地面几英寸以下也不解冻）。部队住的是帐篷，或是用木箱和降落伞搭起来的棚子。他们所需的一切供应物品都依靠空投。
一九六二年初，中国开始在地面上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凡是印度设立控制着中国据点的哨所的地方，中国就立即在印度哨所的周围构筑更多的据点。四月间，北京通知印度说，在西段，即自喀喇昆仑山口到空喀山口这一段，中国正恢复一九五九年一度停止的边境巡逻；并警告说，如果印军继续向前推进，中国将在中印边界全线恢复巡逻。照会描述了在奇普恰普河谷的印军如何在中国哨所的两面设立据点并“逼近中国哨所，进行挑衅”（印度陆军显然没有理由去责备那些执行前进政策的部队缺乏热情）。北京说，如果这种挑衅行动继续下去，中国部队将不得不被迫实行自卫，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印度承担全部责任。
印度政府把这些警告看作是恫吓，把中国在地面上的威胁性行动都当作是虚张声势，一概不予理睬。五月初，中国部队摆开进攻的阵势，向印度在奇普恰普河谷新设的一个哨所推进，并作出打算摧毁该哨所的姿态。西部军区请求批准撤回该哨所，这一请求转呈尼赫鲁。尼赫鲁认为中国是在显示武力，以考验印度的决心，他说应该坚守该哨所并派兵增援。中国的威胁性行动没有继续下去。于是政府和陆军总部就得出结论，认为总理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证实。他们后来再一次从加勒万（Galwan）事件中得出同样的结论。
在陆军总部的地图上加勒万河谷看起来是部队进入中国占有的领土的最好的路线之一。实际上通过这个河谷的小路是极其艰险的，而且中国至少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就在上游这个萨木崇岭的地方设立一个哨所。考尔最早下令向前推进的行动中，就包括派一支巡逻队溯加勒万河而上，以图设立一个控制萨木崇岭的哨所。由于地势艰险，要在冬季溯河而上进入河谷的尝试失败了。四月，陆军总部下令试走另一条路，从南面爬越过山岭。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中将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警告说，中国在萨木崇岭的哨所设立已久，任何威胁这个哨所的行动，肯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应。他指出，中国已通知印方，他们在这个地段已恢复巡逻，看来对印度已设立的哨所的威胁就愈来愈大；因此，应该尽一切力量来巩固这些哨所而不是试图设立新的哨所。他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在萨木崇岭设立印度哨所。考尔批驳了他。考尔回答说：加勒万河是一个交通枢纽，“中国能够沿着这条河取得重大进展”，所以必须抢先一步，防止他们这么做。
据此，就派遣了一排廓尔喀士兵从温泉（Hot Spring）出发，爬过险峻的山岭，在一个多月后出现于加勒万河的上游并于七月五日在那里构筑了工事。他们这样做，不仅切断了中国在稍下方设立的一个哨所，而且阻拦了中国的一个小运输队。中国首先在外交上作出反应。七月八日中国提出了“严重抗议”的照会，要求印度军队立即撤出，并警告说，中国方面“决不能在印度有增无已的武力进逼面前屈服，……也决不会在遭到无端攻击时放弃自卫的权利”。印度答复说，印度部队“一直在加勒万河谷进行例行巡逻，从未在该河谷遇到过任何中国渗入者”。印度也对中国在地面上的反应行动提出“强烈抗议”。印度照会警告说，如发生任何不幸事件，将完全由中国负责，“中国政府应该制止更加深入印度领土的不断侵犯和对印度边防部队进行无休止的挑衅活动”。
七月十日中国在地面上作出反应。中国出动了一个连的兵力摆着进攻阵势，向印度哨所前进，不久，兵力又增加到一个营。中国的译员通过扩音器试图煽动廓尔喀人的民族感情；中国人宣称他们比起印度来是尼泊尔的更好的朋友；廓尔喀人为印度扩张主义的野心服务是愚蠢的。 ＇ 注：印度也和英国一样，同尼泊尔签有协定，得以招募廓尔喀人参加印度陆军。在这个时候，尼泊尔对使用这些部队于阿克赛钦表现了一些不安。尼泊尔愿意同北京保持良好关系，不愿看到廓尔喀人同中国军队拚刺刀。按照协定，当廓尔喀人被派去参加实际作战时，印度有义务通知尼泊尔，但前进政策是否等于实际作战，当然是一个可以有不同解释的问题。 ＇ 廓尔喀人卧倒在地，紧扣扳机，而没有竖起耳朵。印度政府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危险的对峙局势，就要中国大使到外交部去，警告说，如果中国军队进一步逼近加勒万哨所，印军就将开火。如果哨所遭到攻击，印度将对中国的阵地采取报复行动。几天后接近加勒万哨所的中国军队稍有后撤（他们曾进抵距该哨所不到一百码的地方）；但继续以相对大的兵力包围该哨所，切断了它的陆路供应。西部军区打电报给新德里说，企图由陆路运东西给该哨所必将引起冲突，因而请求空投。当天就收到的答复说，供应品将由陆路运输。按照新德里的看法，在这场怒目相视的对峙中，由于中国眨了眨眼（没有进攻加勒万哨所），对峙的局面就缓和下来了，所以为了保持道义上的主动权就要派一队人从陆路救援哨所，以此向包围者挑战。因此，另一小支部队被派往加勒万。八月，这小支部队在中国部队枪口下被迫退回：中国人说，他们如再前进，就要开火。西部军区报告说，使用武力是行不通的，是印军现在力所不及的，而且还会引起公开的敌对行动。于是加勒万哨所乃改由空投供给，直至十月二十日它被摧毁时为止。
七月十一日印度发表了中国包围加勒万哨所的消息，报道把加勒万事件说成中国入侵印度领土的新挑衅。后来，当报界和政界人士了解到中国还没有把他们在外交上和军事上要进攻哨所的威胁付诸实施时，他们就认为印度已经取得胜利而欣喜若狂。一名国大党议员说，加勒万事件提高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印度教徒报》（Hindu）写道：中国部队“在印度小队守军坚决抵抗的面前”撤退了，这就足以证实前进政策的基本逻辑：只要印度军队坚决，中国除虚声恫吓外不会再采取什么行动。在阿克赛钦舞台上，正如政府间的交锋一样，中国将在相撞前扭身躲开。给加勒万哨所守军的命令，扩大成为给西段所有印度部队的命令。原来命令中“只有遭到射击时才开枪”，改成为“如果中国军队危险地迫近你们的阵地时就开枪”。
尼赫鲁把印度这个时候的行动形容为双重的政策，就是说在地面上采取军事行动，辅之以持续不断的外交压力。本着这种见解，印度把尼赫鲁在一九五九年提出过的双方各自从自己的主张线后撤的建议略加修改，重新提出。这个建议，正如尼赫鲁再度向议会保证的那样，意味着中国要撤出很大片的地区，而印度只撤出很小片的地区。中国以前曾拒绝这个建议。新德里现在给这颗苦药丸包上一层糖衣，把尼赫鲁以前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过的建议——即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印度“允许……中国继续使用阿克赛钦公路于民用交通来往”——作为正式建议提出。当时新德里认为：印度既已在中国主张的领土内设立了哨所，北京现在会较为愿意接受印度认为是保全中国面子的最好方式。在向北京重新提出撤退建议的同一天，尼赫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