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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惧怕有三层涵义：第一，原始人怕黑夜降临，因为黑夜意味着有毒蛇猛兽或妖魔鬼怪以及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的敌对力量要陷害自己，人的身心很不安全；第二，有人怕抬头仰望星空。因为星空意味着无限。人是一个小小的有限。
人很害怕直面无限。
第三，怕在周末黄昏追问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有好几年，〃 惧怕周末黄昏〃 为我营造了一种心理氛围，迫使我坚决退回自己的内心世界，进一步同科学、艺术、哲学发生共鸣，走向对生的沉思和死的默念。当然它已经百分之百地摆脱了你的阴影或色彩。不过毕竟你是原点，我是从你那里渐渐走向〃 世界哲学〃 的。
尽管我没有读过哲学系，没有听过冯友兰先生的课，但我有几位最杰出的哲学导师。〃 鸦噪暮云送夕阳〃 的情景便是其一。因为这种情景能叫我〃 思古悲今，孤愤不能自已〃 ；能叫我想起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而自有此宇，便必然有宙。——这样的哲学导师在北大、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哲学系是找不到的！
从我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我就认为真正的哲学不在哲学大教室，不在大学的哲学系，而在天地人神的四重结构中。因为真正的哲学是诗，是〃 敬天爱人〃。获得这种认识是我在北大6年的最大收获。
6年来，我只做了这一件事，而它的原点之一正是来自你对我的拒绝。
所以黄昏暮鸦在林间小泊，数点苍茫里，我看它们是失恋人的鸟雀，是〃 世界哲学〃 的符号，正如黑格尔把黄昏猫头鹰的飞翔看成是哲学沉思的象征。
鑫珊，于1977年晚秋第二部分经历风暴即便是今天，我也是从心坎里鄙视这场阴谋和下流。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场预谋，是〃 引蛇出洞〃 ，不是我个人受到了什么大伤害，而是我们民族，千万个家庭在流血。过些年，我一定写本政治哲学书，追问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国家？政治理应是科学，不是权术。好的政治同数学物理方程式都是永恒的。
这场风暴发生在距今46年前。当时我19岁，读大二。
幸好，当年我并没有形成一整套世界观，否则我就是右派无疑。其实我已经到了右派边缘，在团内受到的处分是：劝告退团。我的政治结论是：在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去捍卫党。思想右倾，有右派言论。
1957年4月中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北大，全校师生都出来欢迎。这件事给了我很深印象。因为苏联电影《保卫察里津》里出现过伏罗希洛夫的艺术形象。这回他从我身边走过，墩实、健壮，身高不过1米70，让我有些失望。
记得就在他访问北大的前后，北大出现了大鸣大放的〃 民主墙〃。中文系有同学写了一首号召〃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诗，题目叫〃 是时候了！〃 很有鼓动性，张贴在大饭厅的东墙。46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这首诗和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东墙的位置。我仔细读了两遍，深受鼓舞。
这首诗像一颗火星，点燃了一大片大旱季节的草原。每天都有上百张向党提意见的大字报张贴在大、小饭厅的墙上，非常热烈，壮观，激动人心。
根据记忆，大字报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或叫个人集权制。个人崇拜（或叫个人迷信）是反科学、反民主的思潮；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如一言堂；外行领导内外问题；肃反扩大化问题；农村工作问题；对苏联专家提意见；教育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关于自由……
涉及范围很广，大大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接触了中国的现实。有许多事物是我第一次听说，〃 哦，原来如此！〃〃哦，还有这么一回事！〃 人民大学林希玲（后来被划为极右，投进监狱）来北大发表讲演，她站在方凳子上，激昂慷慨，听众有好几百，里三层外三层，我也在其中。当她讲到〃 科学、民主、自由〃 这些字眼，听众便鼓掌。我也跟着热烈一番，尽管我并不懂得讲演的全部内容。
据说，林女士已定居法国。1995年左右，她来上海，在一次聚餐会上，我还见到她，但没有同她交谈。
物理系毕业班谭天荣的大字报和讲演尤为震动。他大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旁征博引，我觉得他很有学问。当他站在小方凳子上，滔滔不绝地演说，在我的眼里，他便成了现实中的英雄，形象伟岸、高大。
后来他划为极右。1978年平反后，听说他成了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记得对谭天荣的处理方案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的，说不开除他的学籍，留校，作为反面教材。
是年秋天，反右结束，我还看到他在校园内扫落叶，那是他劳改的开始。不久他便从北大消失了，据说是送到外地去劳改，吃尽了苦头。
谭天荣的讲演吸引了许多同学。我们系的法文专业同学陆丙安便是一个。她是北大广播站的播音员。她崇拜谭天荣的才华和勇气。他的大字报正是通过她播了出去，扩大了影响。陆丙安为他买好饭，做他的后勤。——心理学上这就是〃英雄美人情结〃。陆和我一个年级，不同专业。她身上的浪漫主义情调很重。她有〃 英雄美人情结〃 是必然的。于是她成了一般右派。1960年分配到广西。1978年平反后去了巴黎，同熊秉明结了婚。几年前我们见过面。现在陆丙安仍然在巴黎定居。
当年写大字报的学生有的签上自己的名，有的只签上自己的学号。我在两张大字报上留下了自己的学号。（别人写的，我表示同意该大字报的观点）
第一张：要有言论自由；第二张：在大图书馆，放着18世纪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半身雕像，必须搬出，换上中国伟人的铜像。（后来这张大字报定性为反苏言论）
整整一个星期北大校园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的确是大鸣大放的自由局面，随便你写，谁也不出来干涉，阻挠。校党委，各系的党总支，支部，都保持沉默，给人瘫痪的假象。
有人在大字报前拍照或把签上的学号记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 引蛇出洞〃 ，为〃 秋后算账〃 作准备。
中文系好几位同学（后来都划为极右派）创办《五四广场》杂志，呼吁赞助。
马寅初校长捐500元。有些名教授也纷纷解囊。该刊物的寿命极短，只出了两三期。定性为反动刊物。
西语系有人组织师生准备到清华去煽风点火。后来因故作罢。但事后组织者、发起人被划分为极右派。
同学回到宿舍，便是大辩论。大致上分左、中、右三派。我的立场和观点是偏右。我总是附和别人的主张。
一个多星期，在这场大风大浪的政治运动中，每个人（包括党员）都作了充分的表演。也许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是一场预谋，是在〃 引蛇出洞〃。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宣告全国范围的反右派运动开始。有位中央首长在大饭厅作反击动员报告，非常保密，窗子紧关。
一夜之间，大字报全部被清除。各系各班级都在恐慌，大家都预感到了有场政治风暴来临。这就是按周密计划抓大小右派。按比例，我们班级（共20人）
有3名右派分子。据说，有个班A同学并没有写大字报，言论也没有，但支部认为他有问题。于是星期天组织全班同学去颐和园游泳，三名支委留在学生宿舍，对A同学的箱子进行搜查，从中翻出日记本，断章取义，摘出几段攻击党的农村政策的言论，作为划成右派的依据。
当时全校各个班级都在组织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前几天还是自己的同窗，今天却要撕破脸，进行面对面的批判。人人都要起来同右派划清界限，保卫党。
否则，就是丧失立场，右倾，甚至成为〃 右派〃。英语专业有位泰国归国华侨学生（女）因过度恐惧，心理压力太大，在宿舍自杀。（其实她没有任何问题）
北大反右有如下几个特点：1。全校师生约一万多名，右派总人数约500。
2。听说马列主义教研室几乎全军覆没。
3。理科右派质量比文科高，说明理科学生比文科有头脑。
反右刚结束，有一天我走进大饭厅吃中饭，在大门口我看见约有20多位同学排成队，站在那里，低着头（有的不低头）。听别人说，这是某系右派在示众。
这情景令我不寒而粟！我意识到划上了右派，竟是敌人的下场！问题严重了。
据我所知，对北大500多名右派作了如下几种处理：1。投进监狱（极少数，估计同肃反问题有牵连）；2。送校外（比如斋堂）劳改两年，保留学籍。
事实上我也看到两年后有右派回校再跟班学习，直到毕业分配。
3。一般右派跟班学习。不过他们很孤立，一般同学很怕同他们接触。怕扣上一顶帽子：同情右派，立场不稳。一般右派学生寒暑假可以回家，但要向当地居委会报到，目的是接受所在地的居民群众监督，不许乱说乱动。
那是一个时时处处讲阶级斗争、火药味特别浓的时代。不过当年批判右派的时候并没有戴高帽子、游街和〃 喷气式〃 ，基本上是文斗。
9年后即1966年，文革爆发，则是一场比反右猛烈十倍，涉及面大十倍、疯狂十倍的非理性政治运动。
这两场运动我都经历过，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冲击。文革的冲击更大。记得有张大字报的标题就是：〃 把漏网右派分子赵鑫珊揪出来示众！〃 （地点在中国农业科学院）
1978年三中全会后我接到北大给我的平反通知，我的问题才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没有查阅任何史科，仅凭自己的记忆，免不了有偏差。特此声明）
第二部分反右后的北大（1）
反右前后的北大仿佛是两个北大，尽管头顶的天还是同一个天，脚下的地还是同一片地。
之前还有民主、自由、活泼的气氛，是相对平稳、讲理性的时期。之后便是对人性、人权和文明的蹂躏或摧残。
记得1956年党中央提出〃 向科学进军〃 的口号，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据说在一些大饭店有几张铺着白桌布的餐桌，那是专门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的地方。（这种做法估计是向苏联学来的）
很遗憾，这种讲理性的日子很短暂。黑格尔说过：〃 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理性产生出来的。〃 如果1956年的政治秩序和总路线，一直延续到今天，中间没有热昏的反右，没有〃 三面红旗〃 ，没有〃 十年文革〃 ，今天的中国会是多么强大和繁荣啊！〃 神舟五号〃 载人飞船发射的时间就不是2003年10月，而是1973年10月或1983年10月。
反右后北大同学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都不敢说心里话。这是全国知识界〃惊弓之鸟〃 状况的一种反映。当时知识分子顾虑重重，不敢说话是一种普遍现象。
因为〃 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 （怎样才算不离开呢？）
于是天下只有一种声音。全来自一个人。一个人的大脑可以代替亿万个大脑吗？
当时整个知识分子被定性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所以日子很不好过。大学生也不例外。记得每个系每个班级都展开了讨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属于剥削阶级？〃 这个政治标准或命题是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
今天来看，对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作这样的总体估计和划分是错误的。
这是知识分子日子不好过的总根源。其实党内不少人并不同意这一评估。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和李富春便是和风细雨派。（他们都是留法学生）这个温和派代表的是理性。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理性的产物。1962年春，国家科委、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分别召开会议（合称〃 广州会议〃 ——在当时此次会议精神是很鼓舞知识分子的）。周总理、陈毅元帅在两个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调整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可以看成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我把它看成是党内温和派的表现。
后来也是出于毛泽东对整个形势的错误评估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反右前，大学毕业生一年转正后的工资是62元。反右后，工资降为56元。
这大概也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总评估有关。降工资是惩罚。
关于反右后的北大，我想分以下五个方面作些回顾：一、劳动锻炼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反右前，北大学生也下乡劳动。反右后，下乡劳动就更频繁，而且性质有些不一样：带有惩罚色彩。
北京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都有我们洒下的汗水。劳动强度特别大，住帐篷，吃窝窝头和咸菜。白饭和馒头的比例较小。
1958年我们班级去怀柔县秋收，主要是白薯和大白菜。那里有两件事给了我难忘印象：1。山区的自然景色十分悲壮，尤其是落日薄暮时分。这有助于我后来形成我的〃 荒野之美〃 原理。
这样的下乡对于我的成长或世界观的形成并不是一件坏事，尽管很艰苦。从书本上是很难得到这些宝贵感受和经历的。
2。乡土民居的墙这个词汇全是就地取材。我指的是以毛石砌筑墙体，从而成了厚实的石头墙壁，给我粗犷、剽悍和野性的感觉。许多年后，我把这种感觉写进了我的三本建筑论著。
6年北大时期，我跟随班级下乡劳动（每个学期都有一定的天数），足迹遍及北京的不少郊县。课堂学习时间减少了，直接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多了，毕竟也是件好事。
不过政治学习、讨论却浪费了我的许多青春岁月，内心抵触情绪很大。比如劳动之余，晚7点到9点是班级分组学习。讨论题目是：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在脱胎换骨的艰苦过程中，体力劳动为什么是必要的？
为什么强调学生〃 要在劳动中毕业〃 ？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拜农民做老师，把农村当作课堂？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该如何去看待上述问题呢？首先我不赞成当年学生下乡参加体力劳动的大前提：带有强迫、监督和惩罚的性质，因为劳动锻炼才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如果是在一种自由、宽松、自愿自觉的心态和氛围中去乡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情况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对文科学生的成长是有益的。（不过劳动时间不必过长）
其实1993年我在德国一有机会就同德国农民交谈，拉家常，了解他们的情况。9月，我出于自愿，参加一户农民收割甜菜的田间劳动。其实他一年大半时间是干别的工作。农活成了他的副业。农忙时，他才请三四个来自波兰的临时工作为帮手。作为对我的报酬，我只要求在他家吃一顿正宗的德国农家饭。在他家，我读到一份《农民报》。有个标题给了我难忘印象：〃 农民的贫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这是古今一句至理名言，同样适合中国。农民是国家、社会的基础。
农民负担过重，民不聊生，社会能长治久安吗？
中国农民如果生活不下去，大城市能夜夜卡拉OK？朱元璋的话是对的：〃民急则乱〃。这也是当代中国最大问题。
第二部分反右后的北大（2）
二、向党交心，个个争做左派反右后，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是一个接一个，我的内心一直很反感，抵触情绪很大，但不敢流露出来，因为一流露，便会有一顶可怕的帽子扣下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最轻的一顶是：对社会主义不满。
许多年，在我头上一直戴着这顶无形的政治帽子。其实我是对极左路线——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表示反感而加以藐视。不过什么都深藏在心里。我深知暴露出来的灾难性后果。当年我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彭德怀悲剧的内幕。
按个性类型或叫天性，我原是外向型。反右后，我渐渐成了内向型性格。比如，我再也不走进舞厅。当然反右后北大周末舞会也少多了。许多学生的心理都受到了创伤。沉重、沉默代替了反右前的开朗和活泼。——我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不少师生的心理扭曲了，他们在演戏。
渐渐转为内向型对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