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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把城市喻为一本打开的书：石块和钢筋水泥凝固着几代人的抱负、理想、成败和恩怨。梁思成和北京城的命运就是这样一部很难让人平静，值得再三解读的大书。虽然这一主题已不再新鲜，但是，《城记》仍然不同寻常，用谢泳的话说，是同一题材的书中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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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沧桑历史破解城市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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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把城市喻为一本打开的书：石块和钢筋水泥凝固着几代人的抱负、理想、成败和恩怨。梁思成和北京城的命运就是这样一部很难让人平静，值得再三解读的大书。虽然这一主题已不再新鲜，但是，《城记》（王军著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版）仍然不同寻常，用谢泳的话说，是同一题材的书中最好的。
如果说大多数人是从身边光怪陆离的城市走向反思和怀旧，那么有两个人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清醒地预见了这一切。“不幸而言中”这样的话，说明的是学者的光荣和社会的失败。今天，人们比以往更迫切地想知道事物的真相，破解城市的命运，同时也在寻找它的恩人。我和王军正是在这样的共同经历中相识，从而目睹了这本大书由起初的“梁思成传”转为“晚年梁思成”，最后聚焦为“梁陈方案”之争的全景实录。书名也由原来的“城祭”改为“城记”——一字之别，凝聚了十年心路之旅由悲恸到淬炼成钢的大升华。
所谓“梁陈方案”，就是1950年由梁思成、陈占祥共同签署提交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他们建议为了整体保护北京古城，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建设新的中央行政区。相对梁思成而言，人们对陈占祥比较陌生。这位留英八年的翩翩才子查理·陈在二战期间的英国和今天的国际建筑与规划学界大名鼎鼎。他在中国建筑界暴得大名，是“反右”时所谓的“陈华联盟”。从法国归来、同样一片赤子之心的华揽洪，在建筑观点上其实是与陈占祥对立的，当时他支持拆城墙、在旧城建设行政区。这便是“陈华联盟”的冤中之“冤”。他俩真正的共同点，是对规划科学性的强调和重视，对自己学术观点的执著。他们一个英文好于中文，一个法文好于中文。唯一的一次“联盟”，是两人1954年联手设计的北京月坛南街，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大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1957年，陈占祥被划为右派后几致销声匿迹。70年代，心灰意冷的华揽洪举家迁回法国。
北京的悲剧在于，由于共产党人的远见，它在战火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然后在和平建设时期却被逐渐毁掉。由于领悟了毁城背后民族的大命运，作者没有诉诸道德义愤，也超越了具体的人事臧否和恩怨，而以记者的冷静、客观忠实的记录，不厌其详地钩沉探微、采访众多当事人，用故纸和史实尽可能地逼近这桩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正是这份冷静和客观，赋予《城记》坚实的现场感，强硬的历史质感，以及真实的巨大震撼力。最令人震惊的事实，莫过于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正式提出了改造故宫和在天安门建政府大楼的设想。“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多么响亮、正当，多么熟悉的思维和语言，熟悉得令人不寒而栗！
如同当年的许多巨变一样，那是一场同时代人共同参与的历史活剧。真正的悲剧性在于，各行各界的人是如此真诚而欢欣鼓舞地将它推向高潮。因而，认识城市变迁的动力结构是更为重要的。我们看到了来自苏联的经验和苏式教条主义，革命化和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必然性”对古城的“共谋”。梁思成曾赞誉苏联是“计划工作者的天堂”，认为土地私有制下的资产阶级城市难以避免杂乱无章；但苏联专家却以莫斯科改造的经验武断地裁定北京，给古城以致命的第一击。而除旧破新的动员是多么具有时代前进的蛊惑力啊——“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于是，被拆毁的城墙“像姑娘们一样年轻了”，“一块块方砖，从泥土中站起来，阳光下露出笑脸”……管理者的决策更看重的是经济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当时否定“梁陈方案”的重要理由是另建新区费用昂贵，国家财力有限。然而，历史的真实是即便在当时，在旧城区拆旧建新的成本也远比在郊区征地新建昂贵得多。国家真正无力负担的是在旧城区大规模拆迁和安置
居民问题，由于“麻烦”、“花钱”、“耽误时间”，许多部门“情愿去郊区建”。于是在西郊新建了大量机关建筑，当时的人反映说“不知道新房子都盖到哪里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城市变化的动因与当年已大不相同。在近十年的房地产开发中，北京和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真正脱胎换骨，面目全非。然而，旧城已毁，新建凌乱，城市的命运仍让人忧叹，其中一脉相承的教训是什么呢？
《城记》的另一大特点是图片丰富、精美、珍贵。书中多幅被拆毁的古城门与现址数字合成的照片，展示了原本可能的新旧并存、既古且新的北京城市图景，如我们今天在前门和天安门所看到的那样。当年被拆除的永定门，正在原址按原尺寸重建，但它将是个没有文化价值的“假古董”。而且，这并不妨碍有关部门在继续拆毁已经非常稀少的精美的四合院。这本大书仍在继续——在笔下，也在生活中。王军打算继续记录和揭示这一过程。
与书中的沉潜缜密不同，在现实中，王军是一个极其热忱、强烈的行动者，而被一些人视为眼中钉。在某种程度上，我更看重身体力行的行动者，因为他们不是仅用笔和相机去记录，而是用巨大的时间、情感，用泣血之心甚至是身家性命与推土机作战，与一些人的短见和贪欲作战。粤东新馆、曹雪芹故居、蔡元培故居、美术馆后街22号、南池子改造、东岳庙风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都有王军不屈不挠的身影。命运是如此地纠缠和传奇：当年“陈华同盟”之一的华揽洪迁回法国；90年代，华揽洪的女儿华新民从巴黎回到北京，成为岌岌可危的胡同和四合院执著的保护者，展开了与前辈同样艰苦卓绝的古城保卫战。我认为王军和华新民将如同梁、陈一样，也成为北京的恩人——历史会记住他们，感谢他们。（杨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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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作者王军：我不是想拯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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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记》中，王军让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梁思成的智慧，更是那种痛惜古都文化、关注城市发展的情怀。这是2003年底几乎所有媒体对该书的同一评价。
“花10年做出来的东西必然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东西。这本书好不好我不敢说，但有
我一把力气活在。我相信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不相信今天播种，明天就有收获。”
多年以后，87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同学聚会，当年的哥们看着王军感慨道：你当年那么爱玩的一个人，背个画夹，弹着吉他，现在竟然能挨得住冷板凳，做上学问，出成书了。时值《城记》在北京三联书店的销售榜单上位居一二名。
其封底印着一段话：“作者试图廓清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还有为人熟知的建筑背后，鲜为人知的悲欢启程；历史见证者的陈述使逝去的记忆复活，尘封已久的文献，三百余帧图片让岁月不再是传说；梁思成、林徽音、陈占祥、华揽洪……建筑师多舛的人生，演绎着一出不落幕的戏剧；这一切的缘起，只是因为北京，这个‘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拥有一段抹不去的传奇。”
王军的名气其实在《城记》之前。学者杨东平在一篇文章中将王军称为“北京的恩人”，文中罗列着因为王军的努力而为北京城保留下了的古建筑、胡同和四合院的名称。“北京的恩人”王军表示自己不敢当，“我只是尽自己的本分，做了一个记者该做的事。”
王军善谈，还能让人从头笑到尾。遇到表达激烈情绪，或高兴或不屑或愤懑，王军身子向后仰，头一垂——这几乎是他习惯性动作。
王军生于贵州开阳磷矿，199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做记者，原本对教育感兴趣的他被安排去报道“城建”。从此，这个自诩是享乐主义者的年轻人跟伤楚和遗憾打上了10多年交道。在这10多年里，曾经采访过的老人一一远去。陈占祥、单士元、莫宗江、周永源、郑祖武……王军记得第一次见陈占祥，这位当年叱咤英伦的查理·陈，建国初同梁思成一起制定北京城市规划的“梁陈方案”的绅士在家里穿着笔挺的西装，等候着一位刚毕业不久、对建筑和城市规划尚皮毛未知的年轻人的采访。那时的王军称自己为瞎子。“登景山俯瞰北京城看了好几次，眼睛是瞎的，什么都看不见。故宫也看了好几次，什么都看不懂，还特累。”
之所以想要采访陈占祥，来自记者的好奇心。好奇于城墙拆除后修起的二环路，怎么拆的，又是怎么修的，这才不过10来年的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王军对于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当初一无所知。在中国人民大学度过4年的青春岁月还够他跟一帮哥们回味良久。那些有歌可唱，有诗可诵，如何偷打麻将，特别是在学校里打架的种种细节，说出来，都是快乐。
一个快乐的人即使说起危险和挫折，也能说成笑话，哪怕是生命受到威胁。他讲这些，像江湖大佬，“有人威胁我：杀人不过头点地。我对他说：杀人挺不好的，咱们最好别杀人。”
王军说自己并不是那种特有责任感、总是忧国忧民的人。他喜欢画画，弹吉他，唱歌、踢足球都曾是一把好手。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因为城建问题将自己变成了他人眼中的“斗士”，只是因为他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职业记者。“新华社要求记者写内参，写调查报告，这是我的工作。”《城记》成就了他的梦——“我喜欢做梦，做梦就要做出来，做出来是梦，不做出来只能是幻想。”（李冬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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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追随梁思成的脚步揭示北京古城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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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梁思成在“长官意志”面前，碰得鼻青脸肿，结果，北京的古城墙死了，牌楼消失了；50年后，梁思成的追随者在“开发商”面前，同样灰头土脸，结果，北京相当数量的四合院和文化遗址，面临、遭遇着在劫难逃的厄运。即使梁先生健在，又能如何？一个年轻记者写出一本皇皇巨著，向我们揭示了———北京古城的宿命。
几天前，35岁的又去了趟北京市八道湾11号，看着这座老四合院依然“健在”，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温暖。
在这座院落里，鲁迅先生写成了《阿Q正传》；也是在这里，他们兄弟失和。大学问家俞平伯常来这里和周作人品茗说文。“转角龙头井，朱门半里长……”10年前，王军就是念着俞先生这首诗，找到这里来的。
当时获知开发商要拆这座名人故居，王军追到北京市文物部门，又追到规划部门，终于用手中的一支笔，保住了《阿Q正传》的诞生地。
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当了10多年记者，王军报道了不少次北京古建筑的“保卫战”。一些重要的文物建筑，比如蔡元培故居，就是因为他的报道而得以幸存。
但王军坦承：“没保住的要比这多得多。”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建立保国会的粤东新馆就没能保住。1998年，在拆迁办指挥下，13名来自四川的庄稼汉抡起铁锄，拆毁了这座文物建筑。
“我在北京拆了8年，这种房子拆得多了。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给我们钱，我们就拆。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具体负责这次拆迁的包工头理直气壮地对王军说。
这位包工头还抱怨：“其实那些‘破烂’不值钱，古砖没人要，木头也难找到买家，一块瓦只能卖四五分钱。”
1991年，王军当上一名跑城建的记者。之后，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大门轰然向海外敞开。香港及东南亚一带名商巨贾纷纷到京城购地置业，一派火爆景象。推土机在老城内开动了，成片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写上大大的“拆”字。
《北京晚报》惊呼：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在王军看来，北京正在重演北京古城墙消亡的历史悲剧。
王军是个爱较真儿的人。最早让他陷入北京古城研究的是同事一句不经意的话：“北京的二环路是拆城墙拆出来的。”王军乍一听吓了一跳。他一定要搞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他去找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谈了3个下午。他去找各种各样与那段历史有关的人。甚至打出租车，见到年龄稍长的“的哥”，他也会问，你小时候见过城墙吗？
有段时间，他基本泡在图书馆和档案室里，做编年史料和读书笔记。“那是冬天，满屋子都是阳光，就我一个人，一张一张旧报哗哗地翻过去，过筛子似地过。”
像是发现了人生导师，梁思成从此成了他的精神指引。
王军注意到，早在1948年，梁思成组织清华大学师生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其中第一项文物即“北平城全部”，并注明北平为“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
为保护北京城，梁思成哭了好几回。天安门外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因为妨碍“几十万人民群众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于1952年被拆除，梁思成哭了；1953年，北京开始拆除一座一座牌楼，梁思成与主拆派据理力争，在会场上痛哭失声。毛泽东闻此斥责到：“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梁思成的确书生气，直到1957年，他还在抗辩：“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就针对北京市区规划提出，将北京的行政中心建到老城之外，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但这一方案很快被否决。批判者说，梁思成是为古而古，妄图将北京老城当做一个博物馆保存起来。对此，梁思成曾对当时北京市的一位负责人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跑了几年城建，王军越来越理解梁思成：“梁先生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与城市的现代化联系起来的。”
王军研究发现，就在北京开始在老城的“身体”上建筑新城，在原本人口密集的城市内再次塞进人口时，英国伦敦却在实施“大伦敦计划”，将人口从城区有机疏散出去。“‘梁陈方案’的提出，正是不愿让北京重走这些大都市由于人口密集而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的老路。”王军说。
梁思成当年躺在病床上预言：这个城市还没有长大，现在只会得一些伤风感冒的小毛病，但我已经看出，他将来会心肌梗塞，得高血压。
虽然他本人没有看到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但是王军看到了这个城市心肌梗塞和高血压的病症。今天，北京城已经不堪重负，人口密度过高，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资源稀缺，许多文物建筑被毁坏。
但令王军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梁思成当年没能阻止的悲剧，今天仍在上演。
近10年，北京开始成片拆除老四合院。有数据表明，2000年到2005年北京计划改造300多万平方米危房，但同时有600多万平方米并非危房的房屋将“陪绑”。
在“陪绑”的这些房屋中，有一座院落，至今令王军心痛。美术馆后街22号，一座明末清初的四合院，有着完整的院落格局，罕见的“象眼”砖雕与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它曾经标在乾隆时期的北京地图上。这里曾住过一位皇帝的御医，被拆前住着80多岁的赵景心老人。他的父亲赵紫宸是中国基督教领袖和抗日英雄，他的姐姐赵萝蕤在这里用十几年的心血，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篇。
王军试图用自己的笔保下这处珍贵的遗产。他前后写了4篇报道，组织过专家签名，帮老人请律师打官司，在推土机推动院墙时陪伴老人。在包括侯仁之、吴良镛在内的各方人士奔走了两年零8个月后，最终还是挡不住开发商。
老舍的儿子、学者舒乙痛心地说：“北京现在是在拆第二座城墙，胡同、四合院就是北京的第二座城墙！”
当年曾协助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吴良镛也目睹了历史的重演：“为了最大限度取得土地效益，老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