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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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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图绘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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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梁思成、陈占祥、黄世华等的努力与周恩来的支持下,采用碑型得以通过,并明确了下述原则:
  一、鉴于政协会议通过建碑,通过了“碑文”,碑的设计应以“碑文”为中心主题,所以应采用碑的形式。“碑文”中所述的三个大阶段的英雄史迹,可用浮雕表达。
  二、考虑到古今中外都有“碑”,有些方案采用埃及“方尖碑”或罗马“纪念柱”的形式,都难以突出作为主题的“碑文”。以镌刻文字为主题的碑,在我国有悠久传统。所以采用我国传统的碑的形式较为恰当。
  三、中国古碑都矮小郁沉,缺乏英雄气概,必须以革新。
  四、考虑到“碑文”只刻在碑的一面,其另一面拟请毛泽东主席题“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后来彭真又说周恩来总理写得一手极好的颜字,建议“碑文”请周恩来总理手书。
  此后,即由都市计划委员会参照已经收到的各种方案草拟“碑型”的设计方案,但雕刻家仍保留意见,认为还是应该用雕像为主题。
  在探索各种方案的过程中,彭真说中央首长看到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碑,说纪念碑就可以采取这样一种形式;还说北海白塔山脚下不是也有这样一座“琼岛春荫”碑吗?根据这一指示,都市计划委员会开始进行设计。
  1951年夏,都市计划委员会设计组提出一个方案,其特点是将碑体置于一个下开3个门洞的大平台上。设计人员还提出碑的上端的几种不同的处理手法,并画出3种草图。
  据高汉回忆,这个方案主要设计者是陈干,当时得到北京市领导的欣赏,展览时,还专门做了一个大模型。
  可这时,梁思成的一封信使这一切发生变化。
  8月29日,梁思成致信彭真,认为这个方案是“万万做不得的”,因为“有极大重量的大碑,底下不是脚踏实地的基座,而是空虚的三个大洞,大大违反了结构常理。虽然在技术上并不是不能做,但视觉上太缺乏安定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太不妥当了”。
  梁思成具体指出,“现在的碑台像是天安门的小模型,天安门是在雄厚的横亘的台上横列着的,本身是玲珑的木构殿楼。所以英雄碑是石造的就必须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形体:矗立峋峙,雄朴坚实,根基稳固地立在地上。若把它浮放在有门洞的基台上,实在显得不稳定,不自然。也可说是很古怪的筑法”。“它的高台仅是天安门台座的具体而微,很不庄严。同时两个相似的高台,相对地削减了天安门台座的庄严印象。”
  他还认为,这项设计在天安门广场内“塞入长宽约四十余米,高约六、七米的大台子,就等于塞入了一座约略可容一千人的礼堂的体积,将使广场窒息,使人觉到这大台子是被硬塞进这个空间的,有硬使广场透不出气的感觉。由天安门向南看去或由前门向北望来都会失掉现在辽阔雄宏之感”,“碑台四面空无阻碍,不惟可以绕行,而且我们所要的是人民大众在四周瞻仰。无端开三个洞窟,在实用上既无必需;在结构上又不合理;比例上台小洞大,‘额头’极单薄,在视觉上使碑身漂浮不稳定,实在没有存在的理由”。
  这封信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产生重大影响。最后,三个门洞式的方案被否定,梁思成在信中随手画出的方案得以实施。
  陈干的设计在即将大功告成之际就被梁思成否定了。知情人向笔者介绍,当时陈干的心情十分痛苦。
  1954年,陈干在与高汉合写第一篇批判梁思成的文章时,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并表示,相信像梁公这样的大学者,一定会有容忍发表不同意见的雅量。
  在《文艺报》登出这篇文章并引起轩然大波之后,梁思成就一病不起,这时,他还委托病弱的林徽因到西单横二条宿舍看望陈干,并送去一袋牛奶。
  那时,病入膏肓的林徽因,在家里走动都得扶着桌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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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城墙行动(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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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搭架准备拆除的安定门城楼。(罗哲文摄)
  书写北京的城市史与中国的现代史,1958年都是无法绕过去的,狂热的“大跃进”在这一年开始了。
  话题还得从3年前讲起。1955年7月,毛泽东指责某些同志像“小脚女人”,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向前发展。
  此后,随着对“右倾保守思想”批评的不断升级,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掀起,短短几个月,农业合作化完成,迅速对其他经济领域产生影响。
  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多快好省”的要求。在此前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几乎成了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各方面的高指标一并压来,贪大求快,急躁冒进,使国家人力、物力、财力负担加剧,周恩来最先觉察到了危险。他在1956年2月8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5月11日,他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强调,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刘少奇也深有同感。5月,他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正式讨论这方面的情况。会议确定了一条重要方针:经济发展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刘少奇交代参加会议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组织一篇《人民日报》社论,讲一讲这个问题。
  社论稿完成后,刘少奇送毛泽东阅,毛泽东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一年后,毛泽东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公开批评,认为这是“右倾”,是“促退”。
  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相应地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
  带着这个“军令状”,毛泽东回到北京。在1958年1月、3月召开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不断对反冒进提出尖锐批评,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干,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教授、不迷信菩萨、不迷信外国人;8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这年夏季,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避暑,毛泽东出了一个题目:粮食多了怎么办?农业部长廖鲁言则向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提出,现在是农民能办到的事情,科学家办不到,科学现在已经显得无能为力。
  这期间,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对北京的城市面貌表示不满。本书在前面相关各章已有介绍,但笔者还是愿意在此集中一下——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同月,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同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今后每年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增加一定数量的市政基本建设投资,首先把东、西长安街建设起来。今年先拨款在西长安街建筑一二幢机关办公用的楼房,即请北京市进行安排和列入规划。建成以后,由北京市统一分配使用。”“今后中央各机关所有在北京市、郊区内的办公用房和干部宿舍,除中南海地区范围以外,一律交由北京市统一管理、调剂和分配。”“在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过于分散。同时,要注意和长远建设规划相结合。应当建筑什么,哪些应当先建筑,哪些应当后建筑,建成以后又如何使用,都要有明确的目的性。”“东单通往建国门的马路,要在今年拆通,请北京市列入今年的计划和着手进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市对1957年春提出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作了重大修改,提出了一个10年左右完成北京旧城改建的计划。
  一群活泼的青年,
  在拆运城墙上的砖;
  阵阵的歌声笑语,
  惊醒了古老的城垣。
  古老的城垣,
  一直沉睡了多少年!
  荆棘遍体,
  灰尘满面。
  它充当过封建帝王的卫士,
  忍受过帝国主义的炮弹;
  在悠长的岁月里,
  谁知道它满腔的辛酸?
  今天,它翻身了,
  奔向祖国建设的前线;
  “我能为社会主义服务?
  没想到有这么一天!
  可不是,
  哪见过这么光明伟大的世面?”


…
拆除城墙行动(2)
…


  它像姑娘们一样年轻了,
  丢开破烂的城堡,
  一块块方砖,
  从泥土中站起来,
  阳光下露出笑脸。
  它听年轻的姑娘说,
  用它砌小高炉,
  搞土煤气罐……
  兴奋地跳得大高:
  决心在技术革新中,
  做个新时代的好汉!
  这首诗是王栋岑写的,描述的是他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大学生,1960年4月16日参加拆除城墙义务劳动时的情境。
  北京城墙的拆除,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外城城墙被彻底拆除;1965年修北京地铁,内城城墙开始被连根挖掉。
  外城城墙是从1952年开始被陆续拆除的。
  那个时候,有一位年轻人背上了他心爱的画夹,踏上孤独的旅程。他要为他所热爱的古城墙作最后的“遗照”。
  在城墙被陆陆续续拆除的岁月里,这位年轻人以写实的手法绘制了大量古城楼水彩画,它们在今天已成为不可多得的研究北京古城墙的珍贵史料。1994年出版的《北京地图集》收录的23幅撼人心魄的古城门水彩画卷正选自其中。
  当年这位为古城墙挥抹丹青的年轻人,今天已愈古稀,他就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顾问、北京电影制片厂一级美术师张先得。1995年,笔者拜访了张先得,写下这段文字:
  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地道的“老北京”:穿着一件中式褂衫,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满脸老北京人特有的和气。
  谈起城墙,张先得的眼里闪动着思绪。他没法忘记当年北京沦落于日寇之手时,由于家境衰落,年仅13岁的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去天津当学徒。在天津,面对满街洋房,张先得想家、想北京。每次乘火车回家,从前门车站下车,正阳门像慈父一般召唤着这位游子归来;他没法忘记小时候他随父亲出城采蘑菇的情景,从高大的城楼下穿过,仰视着已满是锈迹的铁皮城门,他似乎感到自己永远也走不出这城门的雄视;还有他和小伙伴们上城墙玩耍的情景—城墙上长出碗口粗的酸枣树,雨燕在城楼里欢飞,城楼顶上长满荒草,弥漫着一种神秘而古朴的历史情调。“城墙是岁月的记忆,是时间的痕迹。城墙像一位老人,它身上的裂缝就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我爱城墙就是爱它的古老,爱浓缩在它上面的北京城悠久的历史。”张先得动情地向我诉说着。
  对于北京的老百姓来说,除了胡同、四合院,没有什么比城墙更让他们亲近的了。紫禁城是皇上的,王府是皇亲国戚的,城墙虽围护着这些权贵,也保卫着小老百姓。明清以来,永定河屡发大水,有好几次是城墙用它坚实的身躯挡住了洪水,全城老少幸免于难;明正统十四年,也先兵犯京师,兵部尚书于谦在德胜门大败敌军,大将军石亨挥舞铁斧,追杀来寇至阜成门外;在广渠门,袁崇焕正是有了城墙作依托,才大败清军,威震敌胆。
  在以往老百姓的心中,城墙是不容割舍的;在北京这座古城里,城墙也是不容割舍的。这个伟大的城市,正是因为巍巍城墙的环抱,才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然而,从50年代开始,古老的城墙却被视为封建腐朽的东西遭到无情的批判。尽管有一介书生梁思成竭死为之辩护,可这并不能改变它最终的命运。
  古城墙终于走到了它漫长岁月的尽头。先是开豁口、拆毁一些城门,再是如“蚂蚁啃骨头”般被逐段肢解、蚕食,最后干脆是“墙倒众人推”、连根挖掉。小人物张先得又能奈何什么?他只能拿起手中的画笔,在工作之余赶赴拆除现场,记载下古城墙的风烛残年。
  张先得的这项工作是从皇城的北门——地安门开始的。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1954年底拆地安门的时候,在拆除者的铁钎之下,在一堆瓦砾之中,那即将被砸毁的巨大的龙吻足有近两米之高。在这段时间里,张先得每隔一两天就要去看一次地安门,而每一次都使他越发地心碎。他痛苦地支起画夹,他的画笔在颤抖。
  北京城墙的拆除,是从50年代初开始的。外城城墙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即被拆光。
  在外城的城门中,永定门无疑是最重要的一座。因为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北京雄伟的城市中轴线的起点。1956年,张先得匆匆赶到永定门的时候,永定门已像一位孤苦的老人徒手等待着末日——它周围的城墙已被挖毁。强抑着悲伤,张先得画下了它那孤独残破的身躯……
  这段时间是北京外城城墙最后的日子,张先得痛苦地挥动画笔,他的心与古城墙一同哭泣。
  在拆城墙这个问题上,梁思成等反对者是孤独的。
  1952年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工程项目,吴良镛表示可以通过城墙开券洞的办法解决交通问题,戴念慈认为“城墙可保留,可拆一段,保留一段”,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局长曹言行则“主张拆城墙,砖做市建”。
  1957年5月,红学家俞平伯以人大代表身份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考察,对北京城市建设工作发表意见,明确表示,“不同意拆除内城城墙”,“城市建设同保存古文物是有矛盾的,但是对这个问题应该全面考虑。城墙的存废,中央应当从全国范围考虑,确定保留哪几个城市的城墙,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从北京远景规划考虑,要发展地下交通,那末保存内城城墙并不妨碍交通”。他特别提出,“不同意拆除前三门”,“天安门所以显得突出和壮丽,是因为有一套东西互相配合陪衬起来的。如果把前三门拆掉,广场四周都变成了新建筑,那天安门就会显得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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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城墙行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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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叶恭绰、陈公培、刘定五均认为北京城墙应该拆掉。陈公培认为,城墙应该拆除,但是要有计划地拆除。他曾经沿着四城城墙步行一圈,看到有些地方的城墙已经坍塌或损坏,有的城门楼也已经成了危险建筑物,所以迟早都要拆除。但是,目前还比较完整的城墙,如陶然亭和西便门一些墙段,现在应该绿化,加以利用。叶恭绰也同意有计划地拆除城墙。他建议先作计划,如可以考虑用前三门的城砖砌护城河两岸。刘定五认为,北京城墙应以拆除为原则,可以选择完整的墙段作为文物遗迹保存下来。
  1955年,在梁思成遭到批判之后,中国建筑学会召开会议。梁思成在清华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班同学陈植为北京城墙的命运焦虑万分,他说,梁先生说话不方便了,现在得我们说了。很快,学会会员陶宗震写出了意见书,陈植率先签名,任震英等学者也签名响应,但华揽洪拒绝参加。意见书交上去了。不久,上面有人发话:查一查是谁写的?幸亏学会秘书长汪季琦抹了稀泥。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也是坚决反对拆除城墙者。1957年6月3日,他以辛辣的笔法,写了一篇题为《拆除城墙问题》的文章,发表于《政协会刊》,全文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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