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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向往之，终于在一个初冬的傍晚，乘火车到了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突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把我引进历史的殿堂。”
……杠撬锤击，夜以继日。城墙虽然出乎意料的坚固，但终于崩溃了。
被剥尽了鳞片之后，她就像一个扒光了裙衫的老妪，露出了千疮百孔、惨不忍睹的身体。在她身边，剥下来的鳞片堆成小山，标上某某单位或个人所有的记号；暂时运不走的，派人日夜看守。当全市“深挖洞”和居民盖小房的原料基本满足后，“拆砖热”渐渐凉了，人们便不再理会这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只有清华园里还有一个老人在暗暗为她哭泣。梁思成1950年曾撰文力陈城墙存废之得失，他说：北京城墙除去内外各有厚约一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这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粗估约1200万吨，堆积起来等于12个景山，用20节车皮需用85年才能运完。然而，这位大师所不敢想像的事情，在仗着人多、具有“愚公移山”传统的中国人看来，不过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就解决了，只是他们不知道糊里糊涂移走的竟是自己的血脉。于是愚公的后代子孙只有到外国人写的书里去凭吊北京城墙的遗容了。1924年在巴黎出版的十三万言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便成为世界上最完整的此种资料，书的作者是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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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的最后拆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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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撰写这本书，是鉴于北京城门之美，鉴于北京城墙之美，鉴于它们对周围古老的建筑、青翠的树木、圮败的城壕等景物的美妙衬托……它们与周围的景物和街道，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别具一格的优美画图。”
城墙被剥走砖石后，其夯土被肢解、倾倒——
1966年，因地铁弃土，金中都莲花池被填4。9公顷。
1970年，地铁要修车辆段，西北城墙外的太平湖就势被城墙的灰土填平。而在3年前，在“文革”风暴中不堪凌辱的作家老舍，在此投湖自尽。
天坛、日坛，也成了堆放城墙灰土的“垃圾场”。
……
备战，一直是拆毁城墙压倒一切的理由。
1950年，为在“抗美援朝”期间可能遭遇敌机空袭时疏散人口，北京市在内城城墙上开了6个豁口。1号豁口是大雅宝胡同豁口；2号豁口是北门仓豁口，即十条豁口；3号豁口是旧鼓楼大街北豁口；4号豁口是新街口北豁口；5号豁口是官园西豁口；6号豁口是辟才胡同往西的松鹤庵胡同豁口。
而这一次，备战彻底要了城墙的命。
与城墙一块遭殃的是护城河。在修建地铁的同时，内城东侧、西侧和南侧的护城河被盖了板、修成暗沟，这显然与战时由东向西往山区疏散人口的计划有关。
郑祖武被委任为北京地铁规划设计的主持人。他向笔者回忆道：
修地铁一期工程的时候，地铁从北京火车站出发，经崇文门、正阳门绕过去。正阳门正在维修，架子都搭好了。大家就说，不必修了，要拆了。这时，总理出现了，要求修下去。
侯仁之老先生，当时是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他提出崇文门、宣武门必须绘图留资料。规划局就派人做了。
“文革”一开始，我们就被打倒。彭真倒了，紧接着杨勇也倒了，万里也倒了。过去的地铁领导小组不存在了，又成立了一个新的领导小组。我被扣上了“黑帮爪牙”、“市委黑帮”的帽子，被下放到密云、怀柔劳动。我整天推石头，腰被扭坏了。1971年，我从山里被放出来，那时地铁二期工程、二环路全线已开工了；城墙被全部拆完了，发动了群众，地铁的槽都挖出来了。
地铁一期工程搞的是三级防护，埋得比较浅。可是在极左、搞备战的情况下，地铁二期工程比一期深四五米，稀里糊涂地搞成了二级防护。这要花多少钱？！是谁决定的？到现在也没有人承认。
我最大的意见是：地铁二期工程费钱，比一期工程费得多；车站大，附属设备多，很浪费。这个费钱不是百分之几十的问题。
我回来的时候，还被视为犯错误的对象，还是敌人的一头。当时二期工程还没有设计，但深度已确定了，各施工单位抢活就挖。
周永源向笔者回忆道：
1965年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就修地铁，从城墙挖下去，把护城河填了。
这之前是外城城墙拆得多；内城城墙，朝阳门要塌了，不修它，就拆了，其实修修也可以保护。以前内城城墙是拆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是修地铁拆的。
拆以前，周总理看了一圈城墙，看来看去说：唉呀，前门楼留下吧！
德胜门可能由于工力不够了，先搁一搁，腾出力量再说吧！到了“文革”末，地铁快修完了，拆了吧！专家反对，谷牧副总理负责处理此事，他说：不拆！作为兵器博物馆。
东南角楼，为什么留下了呢？是地铁转了弯，侥幸留下来了。西南处的城墙也是如此，地铁是圆角过，这个方角就躲开了。后来，维修时搞得不好，不像原来那样了。
北京气候干燥，应多保留水面，改造小气候。可用城墙的土填了太平湖，把莲花池填了三分之一。这是胡闹！无政府！
梁思成呢？他被“文革”的风暴打倒了。
一张大字报给这位“反动学术权威”画了一幅漫画——脖子上挂着北京城墙，下书他的那句赞叹：“我们北京的城墙，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璎珞了。”
在梁思成的日记和工作笔记中，关于北京修地铁拆城墙的事，只在1966年留下两次记载：
4－3 星日 晴
选举区代表，流动票箱送到家投票。
10：00，地下铁彭家骏等三人来谈正阳门地基，约定星二上午去看。
血压190／90……
4－5 星二 晴
上午至正阳、崇文看城楼基础，顺便取回洙手表。
今日清明，山桃已盛开……下午5：00散步，甚晕。
那时，“文革”的阴霾就在眼前了。为使修地铁不拆正阳门而去看地基，梁思成当然愿意。可是，日记里仅有的这两段记录，是那样不动声色。
林洙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当思成听到人们拆城墙时，他简直如坐针毡，他的肺气肿仿佛一下子严重了，连坐着不动也气喘。他又在报上看到拆西直门时发现城墙里还包着一个元代的小城门时，他对这个元代的城门楼感到极大的兴趣。
“你看他们会保留这个元代的城门吗？”他怀着侥幸的心情对我说，“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看看，照一张相片回来给我？”他像孩子般地恳求我。
“干吗？跑到那儿去照相，你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出来示众吗？咱们现在躲都躲不过来，还自己送上去挨批呀？”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忽然，我看到他的脸痛苦地痉挛了一下。我马上改变语气，轻松地说：“告诉你，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那个亲爱的丈夫的健康。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想。”我俯下身，在他的头上吻了一下。但是晚了，他像一个挨了龇儿的孩子一样默默地长久地坐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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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的最后拆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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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没有人能理解这件事留给我的悔恨与痛苦会如此之甚。因为没有人看见他那一刹那痛苦的痉挛。在那一刹那我以为我更加理解了思成的胸怀，但是没有。当我今天重读《关于北京城墙废存问题的讨论》及《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时，我感到那时对他的理解还很不够。如果当时有现在的认识，我会勇敢地跑到西直门去，一定会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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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日如年的巴黎之行
…
就在北京地铁开工建设的前两天——1965年6月28日，梁思成动身出访法国巴黎。
他此行的身份是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团长。代表团一行7人，赴巴黎是参加国际建筑师协会第八次大会和第九次代表会议。这是1928年与林徽因旅欧考察之后，梁思成第二次来到巴黎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可以想像梁思成此行的心境——
这一年，巴黎在经过痛苦抉择之后，制订了与“梁陈方案”主旨一致的“大巴黎地区规划和整顿指导方案”。
这一年，彻底否定“梁陈方案”的拆毁城墙行动，在北京如火如荼。
而偏在此时，梁思成从北京来到巴黎。
将古与今分开发展，有机疏散，以求得新旧两利，是“梁陈方案”的精义所在。在北京，梁思成与陈占祥腹背受敌；而在巴黎，这样的规划思想，正理性地引导着城市发展。
1965年，巴黎政府制定了以“有机疏散”理论为指导的大巴黎规划，预计2000年大巴黎地区人口为1400万人，提出以下措施：
一、在更大范围内考虑工业和城市的分布，以防止工业和人口继续向巴黎集中。
二、改变原有聚焦式向心发展的城市平面结构，城市将沿塞纳河向下游方向发展，形成带形城市；在市区南北两边20公里范围内建设一批新城，沿塞纳河两岸组成两条轴线，现已基本建成的有埃夫利、塞尔杰、蓬图瓦兹等5座新城。
三、改变原单中心城市格局，在近郊发展德方斯、克雷泰、凡尔赛等９个副中心。每个副中心布置有各种类型的公共建筑和住宅，以减轻原市中心负担。
四、保护和发展现有农业和森林用地，在城市周围建立5个自然生态平衡区。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巴黎市区主要改建了5个区，其中，在接近市区边缘的弗隆·德·塞纳区和意大利——戈贝兰区建了一些高层建筑。1969年以后，又在市中心进行了一些改建尝试，如整顿马海区，重新进行了圣·马丹运河区和中央商场区的规划设计，建设蓬皮杜艺术和文化中心等。
在巴黎古城区进行的改建，特别是新建的高层建筑，遭到了市民的反对。巴黎政府从70年代起，开始在古城之外的香榭丽舍主轴延长线上建设新的城市副中心——德方斯，并将新建筑集中在那里建设。
德方斯区位于巴黎西北的塞纳河畔，距凯旋门5公里。这个新区在80年代初基本建成，每幢建筑的体型、高度和色彩都不相同。有高190米的摩天办公楼、跨度218米的拱形建筑，有各种外墙装饰，景观丰富多彩。
这样的规划布局，使古与今相映生辉，并为城市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缓解了“单中心”城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矛盾，完善了城市功能。
就在梁思成抵巴黎访问的前一个月，世界各国建筑师聚会威尼斯，通过了著名的《威尼斯宪章》，明确把文物的环境纳入文物的保护范畴。而这些思想精华，梁思成、陈占祥在1950年的“梁陈方案”里早就提出了。
可是，就在梁思成访问巴黎之时，在北京，“梁陈方案”仍没有躲过批判者的锋芒。
这一年，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篇研究生论文，仍一如既往地把“梁陈方案”指责为“把旧区撇在一边另搞新中心，实际是在保护文物建筑的借口下连同一切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甚至破烂不堪的劳动人民居住区一起保存下来，由古代的文物建筑来束缚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一个学术方案，就在一篇“学术论文”里，被这样升格为一个政治问题。
身在巴黎的梁思成，心头是怎样滋味？
6月29日，代表团经莫斯科抵巴黎。次日，梁思成即感不适，“昨夜一夜不眠，晨出冷汗”。
7月2日，梁思成出席国际建协第九次代表会议。7月4日，他漫步巴黎拉丁区，身体仍感不适，“在St·Geraine大街旁小坐饮coffee，甚冷……今日甚冷，伤风流涕。”
7月5日，梁思成出席国际建协第八次大会开幕式，一天活动后，“已精疲力竭”。
7月10日，他在日记里写道：
来Paris已是第十一天了。
这次出来，深深感到身体远不如前几年了。即使前年在古、墨、巴，身力似还可以。这次出来，巴黎天气之冷，远出预料之外，尽其所有而穿之，还是大大伤风，一周来涕流不止，鼻子都擤破了，好在没有发烧病倒……应明确这是最后一次出国任务了。
昨天大会虽已结束，但还有一周参观时间。若从我自己想，真想什么都不看就回家，但许多人初次出国，怎能不让他们看看？归心似箭，度日如年。
7月18日，梁思成一行离开巴黎飞莫斯科。在中国驻苏联使馆，他读了两天《矛盾论》。7月22日，梁思成等从莫斯科起程回国。
他没有写下任何有关巴黎城市规划的文字。他读《矛盾论》，或是想排解内心的不安。
1965年确实让人不好受。这一年，英国公布了324个历史文化名城、镇、村，而中国又在做什么呢？
现在，美国把凡有200年以上历史的城市，均列为历史文化名城。
前苏联也公布了957个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而在文明积淀深厚的中国，截至2002年2月，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只有101个。不是中国的名城太少，而是被毁得太多。它们不是毁于战争，而是毁于短短几十年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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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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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从巴黎回来后不久，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一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点名批判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引起全国上下一片躁动。
一时间，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仅仅涉及所有以海瑞为题材的戏剧、文艺作品，而且扩大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各主要领域。
多年后，人们才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内的分歧，竟是通过姚文元的这篇文章，通过一个名声不佳的文坛棍子之笔，以批判一个历史剧的面目出现的，而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文化大革命”竟由此引发。
梁思成被令向吴晗开火。这一对“冤家”的故事被“演绎”到极致。
1966年4月26日，梁思成完成了民盟中央交付的重任，写出了一篇批吴文章。5月11日，他又受命为民盟通讯写了一篇批判吴晗的社论，感叹道：“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写这种文章。”
而在这之前，梁思成只是以旁观者的心态面对这一切，1966年4月5日的日记载：“今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是两株大毒草》，看来像是‘总结’性的文章。”他的确有些摸不准方向。
《海瑞罢官》是吴晗响应毛泽东的倡议，写的一出反映敢于直言进谏的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的京剧剧本。此剧于1961年1月在京首演，可后来被指为要替彭德怀翻案。
1962年1月，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致毛泽东的信，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了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话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6月，彭德怀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一封约8万字的长信，详谈了个人历史，要求审查。
毛泽东对此不悦。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彭德怀的申辩信被作为“翻案风”的一种表现，受到毛泽东指责。在这样的情况下，时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多次对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不同意，后来被“说服”了。
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是江青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的。整个写作活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除毛泽东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
这篇文章在《文汇报》刊出18天后，北京各报刊才陆续转载。毛泽东十分不满，更加确认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各级党组织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拟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毛泽东听取汇报后未表示反对，遂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二月提纲》试图将已经开展的批判运动加以适当的约束，限于学术范围之内，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些话后来被张春桥称为是针对毛泽东的。
与此同时——2月2日，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搞了一份纪要，毛泽东修改了三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个《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