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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建筑师董大酉在上海江湾五角场设计的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上海市政府新楼，影响并决定了陈占祥对事业的选择。他在晚年回忆道，在这幢建筑面前，“我感到一个中国人的骄傲。我暗下决心要走设计人董大酉先生的道路，要当一名造房子的工程师”。
1935年，陈占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雷士德工专。1938年8月，陈占祥由上海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留学，书箱里装着一本梁思成的著作《清式营造则例》。
第一学年开学不久，陈占祥应利物浦附近的历史名城吉斯特（Chester）一个古老的民间团体的邀请，作了生平第一次英语公开演讲，题为“中国抗战”，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
此后，他又陆续收到利物浦市的民众团体，如“圆桌会”（RoundTable）、扶轮社（RotaryClub）、克利甫斯夫人援华基金会（LadyCrifs’AidtoChinaFund）等的邀请，作了同样题材的演讲。
但是，当时他并不能获得国内战争任何鼓舞人心的资料。他认识了《大公报》驻欧洲的战地记者萧乾，从他那里不断了解到中国战区的情况。同学中有几位英国共产党员，他们给了陈占祥一本刚刚由英国左翼出版社出版的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读后陈占祥才知道，在祖国的大地上还有这么一支部队——八路军在和广大人民在一起进行着真正有效的抗日战争。这使他无比振奋，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之后，他几乎所有的演讲资料都是从《西行漫记》中发挥来的。
在8年旅英生涯中，陈占祥共做了五百多次演讲，接触了成千上万听众，其中有工矿工人、社会各阶层人士、家庭妇女、中小学生、各国部队。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伦敦的那天上午，陈占祥正在美国大使馆演讲，只说了几句开场白，就被那特大新闻打断。他被听众从讲台上抬出去，抬到格罗斯凡那广场，融入欢庆的人群……
一次又一次的公开演讲与讨论，使陈占祥的口才有了极大的提高，英文水平已今非昔比了。他被同学们提名参加1942—1943学年度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竞选，获得成功，成为这家大学第一位担任学生会主席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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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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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陈占祥在利物浦大学结束5年建筑专业学习，就读于该校城市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决定将利物浦华侨经常集会的地方——壁铁街和乔治广场设计为“中国城”，以纪念二战中牺牲的中国海员，并为华侨创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1944年，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对这项设计的详细介绍，称赞利物浦中国城将是“镶嵌在利物浦市的一块璀璨的宝石”。陈占祥论文通过答辩之后，美国合众社还发出了电讯。
长年在国外，陈占祥难以系统学习中国建筑与城市设计。1942年暑假的剑桥之行，使他找到了研究中国建筑传统的钥匙。他见到了对中国古代文明怀有崇高敬意、并已开始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研究的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教授。
李约瑟告诉他研究中国建筑要从中国固有文化着眼，不能套用西方标准。又告诉他《古今图书集成》是部伟大文献，可以从这里找到研究线索。
这个假期，陈占祥在剑桥大学通读了《古今图书集成》。之后，他进一步研究了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等著作，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进行了探索。
在英国著名的建筑理论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爵士（SirNicolasPevsner）的指导下，陈占祥于1945年写成一篇关于中国建筑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著名的英国《建筑评论》杂志（ArchitectureReview），以陈占祥的这篇论文为主，组织了英国一些著名学者撰稿，在1947年7月出版了“中国专刊”。
陈占祥还撰写了《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一文，发表于利物浦大学《都市计划评论》杂志1945年的秋季刊（TownPlanningReview；1945AutumnNo。UniversityofLiverpoolPress）。
在利物浦大学，陈占祥的老师、城市设计系主任贺尔福教授（Prof。Holford），是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阿伯克隆比爵士的学术继承人。贺尔福一生成就非凡，他去世后，英国圣保罗大教堂专门为他在教堂地下室设立纪念碑。
贺尔福像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爱护这位中国学生，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生活，陈占祥经常参加贺尔福的家庭下午茶，与众多名家交流。他的学术造诣与日俱增，本已娴熟的英语更加典雅。
贺尔福告诉他，都市计划需要“都市计划立法”和“区划法”（ZoningOrdinance）来实施，这些是都市计划的“施工手段”。于是，陈占祥在获得利物浦大学城市设计硕士学位之后，1944年底，争取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进入伦敦大学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UniversityofLondon），拜在他仰慕已久的阿伯克隆比爵士门下，研究都市计划立法，攻读博士学位。
抗战胜利后，陈占祥遭遇到一件意外的事情。
1945年10月31日至11月9日，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主要议题为：一、青年在争取自由、改进世界中的责任；二、青年在战后之需要；三、国际青年合作组织。来自63个国家的六百多名青年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采用5种正式文字，除英、法、俄、西班牙文外，还包括中文，体现了对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尊重。
与会中国代表共25人，大多数为已毕业的留英学生。国、共两党均派代表出席。陈占祥名气大，担任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中国共产党派出陈家康、刘宁一赴会。
在利物浦期间，在国民党领事的极力敦促下，陈占祥加入了国民党，后来他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尽管他1951年12月29日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但这件事，还是成了他人生关坎上的一个变数。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尴尬的场景出现了。陈占祥之女陈愉庆向笔者追述道：
大会决定，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今后要继续开下去，因此要选举产生理事会理事，中国方面只有一位常务理事的名额。
我父亲不愿看到的情况出现了。国共双方，为争取自己的代表当选，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焦点是陈占祥当选还是陈家康当选。
他痛苦极了，冲上主席台，把话筒夺了过来，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打了8年，今天终于胜利了，可我们还为这个名额而争吵。我且不谈什么民族大义，就是我跟陈家康，都姓陈，我们就是亲兄弟，我凭什么不能把这个名额让给他！我看过《西行漫记》，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我宣布放弃！”会场响起热烈掌声。
回到宾馆的晚上，陈占祥受到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的死亡威胁。
次日的酒会上，来自苏联莫斯科的青年代表大会主席，看见陈占祥神情抑郁，便向前询问。陈占祥就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全盘托出了。
这位苏联人闻罢当即宣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应该在理事会中，给予中国两个席位。查理·陈不但要当选，而且是副主席！
会议结束，这位“副主席”回到了自己的书斋。作为阿伯克隆比的助手，陈占祥协助完成了英国南部3个城市的区域规划，并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学会的会员。
就在这时，北平市政府建设局局长谭炳训向陈占祥发出邀请，请其回国编制北平都市计划。这得到阿伯克隆比爵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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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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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陈占祥启程归国。
“副主席”回来了，蒋介石与宋美龄亲自接见。
“这次见面，我很失望。蒋介石没什么魅力，也没什么文化。宋美龄，英文还可以。”陈占祥事后对家人说。
由于内战开始，陈占祥北上计划无法实现。南京政府内务部任命他为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同时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计划学。这期间，他主持完成了在明故宫遗址上规划的国民政府“行政中心”方案。
此后，他又被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担任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图组代组长，编制上海都市计划，于1947年提出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在沪期间，他还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与著名建筑师陆谦受、王大闳、郑观萱、黄作，以振兴中国建筑事业为宗旨，成立“五联建筑事务所”，设计了上海渔管处渔码头及冷库。
归国一年，亲眼目睹国民党腐败不堪，陈占祥深感绝望。“解放前的三年，我就这样留在南方，回国的初愿似已无望实现。那三年的岁月真是绝望和痛苦。”陈占祥回忆说。
1949年5月，上海呈被包围之势。何去何从？陈占祥犹豫再三。
由于不了解共产党，他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举家迁往台湾。他把行李包装好了，书都寄过去了，机票也买好了。
5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溃退。他在上海衡山路（原名贝当路）集雅公寓4层的住所里，清楚地看见，国民党散兵退却时，四处抢劫，无恶不作。
半夜，下起了大雨，解放军进城了，静悄悄地，只隐隐听见外面整齐的脚步声。
隔窗而望，只见解放军战士在雨中三人一组，在马路边背靠背地坐下来了。战士们就这样宿了一夜。
次日清晨，被此场景感动的陈占祥，让夫人烧了一锅牛肉汤，自己端了下去。但解放军战士谢绝了他的好意。
他只好把这滚烫的汤再端回去。一上楼梯，他就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他对家人说，“一个党能把军队教育成这个样子，我凭什么不相信她能把国家建设好？”
他把飞机票拽在手里，撕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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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划新市区（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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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中的胡同（北京画家况晗作于2003年3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使我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我第一次给梁先生写信，说明我的情况，并表示愿同梁先生一起从事首都城市规划工作。梁先生很快回了信，热情邀我北上共事。”
37年后，陈占祥回忆起1949年10月，他从上海到北京见到梁思成、林徽因的情景，仍备感欣慰。“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虽然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人的一生中能遇知音是最大的幸福。我庆幸有此幸福。”
这位33岁的年轻人，一口宁波官话，有人笑话他讲英文比讲普通话利索，爱品咖啡甚于喝茶，殊不知这位“洋派”青年对中国建筑文化倾注的深厚情感。
梁思成设宴为陈占祥接风，事前听人说，陈占祥在英国生活了8年，吃不惯中餐。陈占祥席间闻罢哈哈大笑：我在英国吃了8年土豆，有什么不能吃的？
“刚到北京，由于没有落实住处，我们就先住在梁思成先生家里。”陈占祥之女陈愉庆向笔者回忆道，“大家开心极了。梁先生家每天都有下午茶，每次父亲跟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金岳霖先生等都聊得特别高兴，他们说的都是英语，我那时候还小，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长大后问父亲，他说他们那时是在演戏，演莎士比亚的戏！今天你演朱丽叶，我演罗密欧，明天他演奥赛罗！我还记得，金岳霖先生还戴着英国式的假发，跟个大法官似的，太有意思了！我总想去摸。”
陈占祥很快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宣布的，消息还上了《人民日报》。同时，他还兼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计划学。
在滞留南方的3年间，陈占祥没有停止思考自己在北平的使命。
到了北京后，（陈占祥是1949年10月到北京的，同年9月27日，北平已改称北京。—笔者注）他发现自己的许多想法与梁思成完全相合，备感知遇之恩。而从陈占祥的角度看，他的许多设想正与他在英国的学术经历相关。
1944年，他师从阿伯克隆比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这位大师领导的伦敦大学城乡规划系，正力求在继承和发扬英国规划传统的基础上，为今天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开拓道路。
当时二战胜利在望，英国政府开始做战后重建准备。伦敦市已完成了市区计划，这是由伦敦总建筑师福赛斯主持的，阿伯克隆比是其顾问。随后，阿伯克隆比主持制定了一项宏伟工程—大伦敦计划。这个计划，对以伦敦为核心的大都市圈做了通盘的空间秩序安排，是世界规划史上第一次对城市与区域计划作出的重大实践，影响深远。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大城市已充分暴露出工业革命前期城市发展的各种复杂矛盾：城市人口激增，住房紧张，贫民窟问题严重，工业进入市区，环境恶化，交通拥挤，失业人员增加，城市危机重重，城市改建成为社会头等大事。
而早在19世纪末，这种城市问题已经显示出来。最初的城市弊病惊动了几乎所有的人，如疫病爆发夺去数以万计人的生命以及贫民窟的出现。公共卫生学家首先揭示城市症结的所在。恩格斯对伦敦的贫民窟进行了调查，认为这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垂死病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重了城市危机，主要表现在市区内人口越来越集中，经济活动日益加剧，使市区不断向外扩展、膨胀，并超过了城市的容量。
大伦敦计划以疏散为目标，在大伦敦都市圈内计划了若干新镇以接受伦敦市区外溢人口，减少市区压力以利战后重建。而人口得以疏散关键在于这些新镇分解了伦敦市区的功能，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一改过去“花园城市”（GardenCity）在城市周边建设仅供居住的“卧城”（DormitoryTown）的缺点。
陈占祥这样回忆道：“一个城市最怕拥挤，它像个容器，不能什么东西都放进去，不然就撑了。所以，有的功能要换个地方，摆在周围的地区分散发展，这是伦敦规划的经验。规划师在伦敦周边规划了十多个可发展的新城基地。后来，政府换了许多届，但这个规划没有变，建成了一系列的新城。现在，伦敦老市区的人口已从当年的一千二百万下降到七八百万。
“当年，他们还做了一个剑桥的规划。剑桥是一个古城，战后要发展，怎么办？规划师同样是把新的发展搬到外面去了，不然古城一动，里面的每个学校都受影响，而每个学校都有好几百年历史，这一碰，古的风貌就全毁了。
“剑桥规划是我的老师贺尔福做的。这里面也包含了我的基本思想，就是不能什么都硬塞进去，最好到别的地方另外做。北京当时的地方太大了，昌平等远郊县都可建设起来，可来个大北京规划。干吗都要挤到城墙里面不可呢？应该搬出去！”
贺尔福20世纪30年代访问过苏联，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国家计划》（GosPlan），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工作，把苏联说成是计划工作者的天堂。陈占祥虽没有读过此书，但多次聆听贺尔福的介绍，其中最使陈占祥难忘的是苏联土地的国有化以及国家权力至上，确使一切计划工作的实施有了可靠的保障。于是，陈占祥也与其他同学一样，格外向往社会主义。
“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风尚，尤其是对我们学建筑与规划的学生来说。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却很少知道，这也许与现代建筑运动思潮有关。”陈占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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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划新市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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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这个“计划工作者的天堂”，也同样引起了梁思成的关注。
1944年，苏联建筑学者窝罗宁所著《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在伦敦出版，此书立即引起梁思成极大的兴趣，并着手翻译。1952年5月，经梁思成与林徽因翻译，此书的中文版由龙门联合书局出版。这两位学者在“译者的体会”中，首先就高度赞扬了“苏联在一切建设和工作中的高度计划性和组织性”。
而在此前，梁思成、林徽因1951年7月在为《城市计划大纲》（雅典宪章）的中译本所作的序言中，就从更深层次剖析了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认为欧美城市的“土地私有制度始终妨碍着任何改善都市体形的企图”，导致城市“无限制无计划地像野草一样蔓延滋长”的“恶性循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使他们的城市得了严重病症”，“惟有在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下”，这种“病症”才能被治好。
可以说，梁思成与陈占祥走到一起，不仅仅出于对北京古城的爱惜之情与对彼此学术思想的认同，这当中，还有他们作为城市规划学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真诚向往。
一到北京，陈占祥就与梁思成共同投入了对新市区发展计划的研究。
“在我到达北京之前，梁先生对首都城市规划已有一个初步方案。那是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已惨淡经营过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