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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工厂的围墙，一直开到远处的公路两旁，它们非常绚丽，像很炽烈的阳光照射在地面上的颜色。连片的，绵延的，在阴暗的地方似乎要断绝，但在开阔之处又骤然呈现出一片盛景。这种野花的花期很长，从十月开始，一直到霜降大地，它们都出现在我的视线中，用一种骄傲而无所谓的表情。在它们盛开的季节里，有些路人随意地采摘它们，然后又随意地抛弃在路上，车辆碾过，黄色的花瓣被挤压得粉身碎骨。即使如此，也无损于它们本身的美丽。
我喜欢站在医务室的窗口，有时她不在，门没锁，我也擅自跑进去，站在那里。她进来之后发现我在，起初她不说什么，后来次数多了，她说：“小路，没有人的房间，除非是你自己的房间，否则不要随便闯进来。”我说：“你说话这么绕，我一句都听不懂。”她摇了摇头说：“跟你讲不明白。最近又被胡得力抓到了吗？”我说：“没有啊。我最近很老实。”每当说到胡得力，她就会再加一句：“你是个叛逆青年。”
我对她说，我不是叛逆青年。我做工人就是这个样子，迟到早退，翻墙骂人，诸如此类的坏事，每个工人都可以去干。假如我去写诗，那我才是工人之中的叛逆青年。我还说到我堂哥，那个收保护费的，他也不是叛逆，他们黑社会里面的规矩比厂里大多了，谁敢不服？假如他去考大学，那他就是黑社会之中的叛逆青年。这种叛逆很少的，它不会被人扁，只会被人嘲笑。我一直认为，被扁的理想是值得坚持的，被嘲笑的理想就很难说了。
白蓝听了这些，就说：“我没说错，其实你还是个叛逆青年。”我听了这话，无言以对。
九三年春天，我曾经和她一起去参加过化工局的一次先进事迹报告，当时，每个厂派十个代表去参加，工会组织的。我在工会的名声还是不错的，工会的徐大屁眼选了几个优秀职工，后来想到我和白蓝曾经救过德卵，这也勉强算是一件先进事迹。徐大屁眼就把我喊过去，通知我星期六下午不用上班了，去局里听报告。我对报告不感兴趣，但可以不用上班，当然乐意，何况是和白蓝在一起。
那天我和白蓝骑着自行车，来到化工局的礼堂，里面挂着很大的红色横幅，灯光明亮，人头攒动，好像有一种开宴会的气氛。白蓝说，坐到角落里去吧。我不干，我要坐到第一排，她说我脑子有病，第一排都是领导坐的，那就第二排吧。我们坐在一个半秃的脑袋后面，我点起一根香烟，白蓝说这里大概不能抽烟，我返身一看，后面至少有十七八个工人都叼着香烟呢。听报告的时候，前面的领导也抽烟，台上的先进模范也抽烟，那时候没有所谓禁烟的概念，只要不在生产区，只要不会炸死人，香烟是随便抽的。
出乎我的意料，先进事迹报告会很好听。有人掉进污水池，另一个人去救他，那人救上来了，另一个人死了。有人勇斗歹徒，歹徒来厂里偷钢材，英雄拿着一个手电筒对付四个拿刀的，被捅成重伤，当然他的手电筒也砸中了其中某个歹徒。有人一年四季免费给厂里职工疏通下水道，老婆闹着要跟他离婚，因为他干这个有瘾，连家里房顶漏了都不管。有人看见毒气泄漏，非但不往外跑，还冲进去关阀门，群众的生命保住了，他自己被熏成了傻子。
我听了这些故事，对白蓝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救德卵很伟大，可以上台做报告，现在才知道这根本算不上个鸟毛。这些先进事迹太厉害了，你看过《圣斗士星矢》吗，他们简直就是圣斗士。白蓝说，闭嘴，什么神斗士的，乱七八糟。
后来上来了一个老头，是个老英雄，他为了修一台进口机器，把左手的四个手指头，连带小半个手掌全都轧掉了。他伸出左手给我们看，那只手上长着肉乎乎的四根东西。老英雄盛赞医生的再生手术，那个手术很神奇，就是在他的肋骨上开一个口子，把他的残手埋到肋部，缝上，这样子就像一个人总是在掏自己的钱包一样。过几个月再拿出来，残手之上就长出了一块肉，但这块肉是不分叉的，看起来就像藤子不二雄的机器猫多啦A梦，医生再用刀子把这块肉切成四条，好像削胡萝卜一样削成手指状，再包扎起来，就成了四根手指。当然，也可以切成八条，有八根手指也挺酷的，跟章鱼一样。
我听到这里，又目睹四根肉棍，很后悔自己坐在第二排。太残忍，胃里不舒服。我扭头瞥了一眼白蓝，她聚精会神地对着老头看，还频频点头，很有兴趣的样子。我忘记了，她是医生，不是变态。
那天我还问白蓝，手指被轧下来到底该怎么办？我有一个女同学，在轴承厂工作，开车床的，他们厂里隔三岔五被轧掉手指，一年下来，能捧出一碗手指，非常吓人。我那个女同学不久前也把手指弄断了，当场疼昏过去，边上的工人把她送到医院，有个小学徒听说现在可以接手指，就把她的断指捡起来，泡在酒精里一起送了过去。医生见了那手指，二话没说，直接送去做标本了。白蓝翻着眼珠摇头，说：“怎么可以泡在酒精里呢？太无知了！”我说酒精不是防腐的吗，还杀菌呢。白蓝说：“泡在酒精里，组织功能全都坏死了。应该找冰块，找不到冰块就用雪糕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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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报告出来，已经五点多钟。我说：“以后这种报告我再也不来听了，本来是四点钟下班的，听个报告搞到五点多，不合算。”
白蓝说：“去吃饭？我请客。”
我们在街上找饭馆，我和白蓝没有固定吃饭的老地方，我说去吃面，她说吃面太寒伧，吃西餐吧。后来我们跑进一家牛扒城，闹哄哄的全是人，这是戴城唯一可以用刀叉吃东西的地方，桌子都是用大木板做的，有点像猪肉店的砧板，凳子也是他妈的条凳，只不过比面馆里的条凳更宽更长。服务员端着呲啦呲啦的铁板牛扒在人群中穿梭。有人不吃饭，对着一个二十九寸的电视机狂唱卡拉OK，唱的是张学友的《吻别》。这根本不是西餐厅，我在电视里见过西餐厅的，那里很安静，还点蜡烛，服务员穿得像新郎。白蓝说：“你说的那是法国西餐厅，这个是美国西部的西餐厅。”
我们坐下来，在一群女中学生之中，大家都坐在一张条凳上。有个女中学生胸部特别大，她图方便，把两个胸就放在了桌子上。铁板牛扒端上来之后，呲啦呲啦的全都溅在她的胸上，她尖叫着跳了起来。我看得好玩，白蓝拧了拧我的胳膊说：“不许朝人家看，小流氓。”
我哈哈大笑，我想起李晓燕奶奶的事情，当时我妈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后来我想到李晓燕的奶奶已经死了，心里有点难过，我就不笑了。这件事情我一直希望它没有发生过：我没有看到过麻袋片，或者，她没有跳楼。这样我都能过意得去。
我和白蓝是并排坐着的，这么讲话很不方便，后来我骑在条凳上和她讲话。她没法骑，她那天穿着一步裙，就算不穿裙子，她也未必愿意骑着凳子和我说话吧。
她说：“小路，你自己知道吗？你和别的青工不一样。”
我问她：“不一样在哪里？”
“我说不上来，你以后也许能去做点别的。”
“做什么呢？”
“你不要用这么弱智的方式和我说话，可以吗？”她瞪我一眼。
我说，我来告诉你吧，我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的数学老师说过，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我以为这个世界上这种人比比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悲观的人很少很少，有些人本来应该悲观的，可是他们打麻将唱卡拉OK，非常快乐。我身边全都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用什么方式来看这个世界，悲伤的，还是乐观的。我小时候认为，一件事情要么是快乐的，要么是悲伤的，它们之间不具备共通性。可是我终于发现，悲伤和快乐可以在同一件事情上呈现，比如你咬了王陶福的老婆，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件好玩的事，都笑死了，但我却感到悲伤。我悲伤得简直希望自己去代替你咬她，这样就不会那么难过了。这就是我和别人的不同，仅仅是微小的不同，不足以让我去做点别的。我和我身边的世界隔着一条河流，彼此都把对方当成是神经分裂。
那天我在吵吵闹闹的牛扒城，用很低的声音说，白蓝，我爱你。但那地方太吵，连我自己都听不清。说完这句话，她没有任何反应，我想放亮嗓子再大声说一次，但我又觉得，这件事情连做两次是很傻逼的，第一次是为了爱她，第二次纯粹只是为了让她听见。我就当自己什么都没说过。
后来，我吃完了一盘黑椒牛排，感觉像什么都没吃，这牛排还不如我们厂里的猪排呢。我也不想吃下去了，没心情。我发给她一根香烟，她摆摆手，说：“我们走吧，闹死了。”这时候，卡拉OK里开始放黑豹的Don’t Break My Heart。这次是原唱，很好听。
出门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往新知新村方向去，先是推着自行车走，走累了就骑上自行车。我给她讲些班组里的笑话，长脚，六根，元小伟。她有时笑，有时皱眉头。
在新知新村，她停下自行车，我习惯性地调头回去。她说：“你上去坐一会儿吧，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我就停好自行车，跟着她往楼上走，楼道里黑乎乎的。那时候我不知道上楼要走在女士前面，我只知道跟着她走，一步裙很性感，我眼睛正对着她的裙子，虽然楼道里很黑，还是看了个一清二楚，躲都没地方躲。
如今让我回忆白蓝的家，我能想起来的是：那是一套两室户的老式公房，房子的质量大概和农药新村差不多，没有客厅，阳台很狭窄。这套房子几乎没有装修过，水泥地坪保持着毛坯房的本色，窗框是木制的，刷了一层绿漆，已呈剥落之状。她就独自住在这套房子里。她拉亮电灯，到厨房去烧水，我独自坐在朝南的房间里。不久之后，她端着一碟瓜子进来，说：“在烧水，等会儿泡茶。吃瓜子？”我说我不吃，但是可以抽烟吗。她说：“你随便，烟缸在书桌上。”
她的家具非常简单，几近于宿舍。唯一有点特色的是靠墙放着个书架，里面有几排医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烹调，外语，古代诗词。趁她去倒茶的工夫，我抽出一本《妇产科病图鉴》看了看。那本书里面一张照片都没有，全是用素描手法画出来的器官，还打上阴影。等白蓝端着茶进来的时候，我正翻到葡萄胎那一页，以我当时的智力，怎么也想不通好端端的一个孕妇怎么会生出一串葡萄。
她从我手上呼地抽走了那本书，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这种书做什么？”
我说，随便看看而已，又不是黄书。我很同情给这本书画插图的人，我的一个亲戚就是学美术的，要是学了美术最后就是给妇科病图鉴画这种东西，那也没什么好玩的，还不如做电工呢。白蓝说：“贫什么嘴，这是科学！”
后来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印着些字。她对我说：“你看看这个。”我一看，是一份夜大招生函。我说这个东西我知道，长脚就在考夜大，被人像狗一样追来追去，都快跳河自杀了。白蓝说：“你不要吊儿郎当的，我很严肃地和你说，你应该去考夜大。你现在上白班，晚上也没什么事，读个夜大正好。”
我说：“要参加成人高考的，那些语文数学我全忘记光了。”
她从抽屉里拿出另一张纸，说：“这是成人高复班的招生函，还有一个多月就结束了，你现在去上课，还是能赶得上的。”
我说：“我考虑考虑吧。”
白蓝说：“小路，你有没有考虑过别的，比如说，为了给你妈妈争气什么的。”
我不爱听这些，我最烦别人提我妈。我说：“我上班挣工资就是给她争气，我要是考上大学，她还得每个月给我寄生活费，操，养得活我吗？”
她把两张纸往抽屉里一扔，说：“得了，算我白说。你就混吃等死吧。”
我根本不想和她谈这些，她一个小厂医，根本不知道我考上夜大以后会落得什么下场。我肯定会被送到糖精车间去上三班，上三班就不可能读夜大，除非三分之二的课程都跷掉，或者三分之二的中班夜班都旷工，这两件事是矛盾的。厂里专门用这种办法来整治那些读夜大的青工。
后来我在屋子里转了几圈，她住在朝南的房间，北边屋子锁着。我问她：“这房子你一个人住？”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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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爸爸妈妈呢？”
“都去世了。”
我不敢再问下去。后来我喝多了茶，去厕所尿尿，她家的卫生间是最老式的那种，蹲式的马桶，水箱在很高的位置上，有一根绳子，拉过以后水就冲了下来。我伸手去拉，发现绳子断了，就跑出去搬凳子，爬上去修理水箱。
白蓝说：“哦，水箱绳子断了，上个礼拜就断了。”我说：“你不冲水啊？”她说：“拎个水桶冲水呗。”我一边修水箱，一边说：“你知道吗，我以前也有个同学家里是这样的。他大便完以后用水桶冲水，结果水倒得太猛了，屎都漂到自己脚上了。”白蓝皱着眉头说：“你怎么尽记得这种恶心的事情？”
我说，我也没办法，我脑子里记得的都是些恶心事，好事记不住，大概是天生的。一脑壳都是屎的人没前途，读什么鸟夜大啊。等我修好水箱，白蓝就问我：“手洗了吗？饭前便后要洗手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我洗过了，刚才修水箱的时候，我在水箱里洗了一下，比较节省。白蓝说：“我有时候真的很鄙视你。”
后来，她对我说，不早了，可以回去了。我就老老实实往门口走，到了门口，我对她说：我想过了，我去上高复班，我去读夜大，只要她高兴就可以。我想我妈也会高兴的，我这辈子只要她们开心，什么都可以去干，无所谓的，哪怕是去做亡命之徒。她听了这话，就抱住我，在我的嘴上亲了一下。
过了很长日子之后，她说起那天的事，她说自己有点被打动，因为我把她和我妈妈相提并论。她说我很会甜言蜜语，而且这种Sweet与别人不一样，为此应该亲我一下。她又说起那次救德卵，我赤着上身在面包车上睡觉，我在迷迷糊糊的时候喊了她一声妈，当时她就很冲动地想亲我一下，因为有干部在前面坐着，她就忍住了。
那时候我对她说，你又说鄙视我，又要亲我，假如我是个知识分子，大概会很恼火，把你当成是个医务室的卡门。但是你看，我一个拧灯泡拧螺丝的，就不会有这么多杂念，这多好。我只会按照那种使我成为亡命之徒的方式往前走。我被这个世界鄙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把我当成一个Shit，但这些鄙视绝不会来自于你白蓝。我又不是傻子，鄙视和喜欢会分不清吗？要是分不清这个，那就被汽车撞死算了。
她吻了我。她后来说，她以为我会说爱她，但我没说，而且跑掉了。我说，我已经说过爱你了，在牛扒店里，在医务室里，在三轮车上，甚至是在猪尾巴巷我们初次认识的时候。她说那些都不算，她要我说爱她。我就说：“白蓝，我爱你。”
那天她亲我，她的手捧着我的脸，我觉得自己像个被夹子夹住的老鼠，嘴巴被挤成一朵喇叭花，舌头伸不出来。她也不管我死活，亲完之后，她说：好了，回去吧，路上当心点。我不太甘心，就捧着她的脸也这么亲了一通，让她尝尝被夹住的滋味。然后我松开她，抚了抚她的头发，就走了。我下楼时候速度飞快，她怕我摔死在漆黑的楼梯上，其实我跑惯了这种楼梯，我知道所有公房的楼梯都是十七个台阶，绝不会踩空一脚。她想叫住我，但我走得太快，而且在楼下嗷地喊了一嗓子，新知新村的人都从窗口探出头来看我。她叹了口气，关上门，任由我跑掉了。
我想起她的床。那是一张单人床，很干净，很简单的被褥，有一个蓝色的枕头。看到她的床会联想到她睡觉时的样子，周末早晨的阳光是不是会照到床上，做梦的时候会不会从床上掉下来。我甚至看到，枕头上曲折地卧着几根头发。每当我想起这些，心里就很悲伤。这张床太小，如此单薄仿佛她和我一起经历过的几桩破事。这是为睡眠而准备的床，仅仅为睡眠而准备。假如我们之间再发生一些别的，或许这张床会给我留下更好的印象。
直到我自己想睡去，在无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