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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团那天，我们跑到食堂去宣誓，男男女女十几个人。那个王八蛋业余摄影师还给我们拍照。这次他没敢马虎，把我拍得很潇洒。只有食堂的秦阿姨不识相，站在一边看热闹，还指着我说：“这个路小路脑子被撞坏过的，怎么也能入团啊？他的脚啊，臭得都不能靠近啊。”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某些人认为我很善良，很有培养前途，很值得和我说话谈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完全是个垃圾，除了去糖精车间上三班，再也没有别的事可干。这种困惑几乎弥漫在我的整个青春年代，可以当作是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来思考。后来我是这么认为的：前者是那些亲爱的人们，我从生下来就要为他们唱歌写诗、讲黄色笑话，我要用很温柔的态度把他们写到小说里去；后者则完全是混蛋，我要八辈子去你妈的。这个想法很幼稚，像个二元论者。纳博科夫说，所有打算清账的小说都写不好，不管是历史的账还是个人的账。除此之外，还会像个愤怒的傻逼，我很不喜欢傻逼，尤其是愤怒的，所以我对自己的想法一直都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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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团之后，午饭时间经常往陈小玉办公室跑，她的办公室也在小红楼里，在图书馆隔壁，再往里走就是医务室。这一带对我而言，用一个很滥的词来形容：温馨。
陈小玉热爱文学艺术，案头常备一本《收获》，我翻了翻《收获》，陈小玉就说：“怎么着，对文学感兴趣？”
我立刻说：“是啊是啊，我对《收获》很感兴趣，一个人读了《收获》就可以说我大字不识几个，看来《收获》里面一定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字。”陈小玉知道我在编派她，也不生气，递给我一张小报，说是厂报，如果我乐意写点散文什么的，尽管往她那里投稿。
我顺手翻了翻，这张厂报就像考卷一样大，对折起来，第一版是厂内新闻，第四版是劳模表彰，第二和第三版就是青年文艺作品，有散文，有诗歌，有书法，有篆刻。这张报纸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今日糖精。
陈小玉说：“新办的报纸，欢迎你提意见。”
我没什么意见可提的。我到团支部来，主要是看看白蓝，顺便再看看科室女青年。说实话，做电工虽然跑了很多科室，但对科室女青年还是很陌生。她们都很美，近距离接触她们是一种罪过，比写诗还危险。我常常觉得，我就是污泥，而她们是荷花，我的存在就是为了使她们看起来更晶莹动人。等我入团以后，在团支部见到了密集的科室女青年，她们离我很近，甚至和我擦肩而过。那么多美丽的女孩啊，个个年龄都比我大，我恨不得全都认作姐姐，可惜她们还是很晶莹，不理我。我记得有一个科室女青年长得非常美，鹅蛋脸，皮肤好得要命，脸上永远带着微笑。这种肤色不可能出现在三班女工的脸上。别人都夸她好看，还说她脸上是职业性的笑容。我当时不解，职业性的笑容，那不是三陪吗？
与科室女青年相映成辉的，是科室男青年。他们在午饭时间聚集于此，他们来自宣传科、劳资科、保卫科、财务科、供销科、档案室……他们通常都会拿着一本纯文学杂志，这都是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他们很斯文，和科室女青年交谈说笑，他们会提到苏童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与之相比，生产男青（就是搞生产的青年男工）手里都是一本《淫魔浪女》之类的下流武侠小说，也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叼着香烟，随地吐痰，嗓门大得像马达。谁是科室男青，谁是生产男青，一目了然。只有我显得很特别，我手里是一本《收获》，但我其实是个电工。
我的这种做法，首先被科室青年鄙视，认为我是在装逼，其次是被生产青年鄙视，认为我还是在装逼。只有陈小玉和图书馆的海燕说，路小路是个有点天分的文艺青工——请注意，不是文艺青年，是文艺青工。
九三年是一个无处可去的年份，在工厂里上班，外面的世界变得很快。七十年代，工厂里是什么样，外面就是什么样。八十年代，外面有舞厅和录像馆，工厂的娱乐设施显得落伍，有些工厂也跟着造舞厅，造录像厅。再后来，外面有电子游戏房，有网吧，有桑拿，这下子工厂跟不上了，总不能把车间改造成娱乐中心吧？
那唯一不变的娱乐场所，图书馆，就成了国营企业的梦幻之星。每天中午，糖精厂的图书馆对外开放，《淫魔浪女》与《约翰？克里斯朵夫》杂陈在一起，还有各种各样的杂志，乱七八糟的录像带。在这个图书馆里有全套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网格版古典名著，当然还有各色盗版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我对张小尹说起过去，就会说那个图书馆里有很多我想看的书，起初我也看《淫魔浪女》，后来看些别的，外国古典名著和中国先锋派之类。我的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读野鸡大学的。
我现在住在上海，爬满蟑螂的地方，有时候会梦见化工厂的图书馆，那里很干净，没有蟑螂，某些季节里会有一些蠓虫从窗外飞进来。我坐在里面看书，那唯一的吊扇翻动着书页，风卷动淡蓝色的窗帘，时间在我的注视下流逝。在那幢楼里，白蓝、陈小玉、海燕，还有各色各样的科室女青年，她们也像那些书，被我的记忆整理之后放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年轻时遇到了那么多姐姐，现在我三十多岁了，姐姐们都去哪里了呢？有一天我在上海的旧书市场晃悠，竟然淘到一本敲着“戴城糖精厂图书馆”图章的书，丰子恺翻译的《落洼物语》，我把这本书揣到口袋里的时候，心里非常伤感，好像是从废纸篓里找到了我遗失多年的情书。我又想起，我辞职的时候有一本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没还给图书馆，有一天我妈看到这本书，非常担心，以为我失业在家，要去造假钞糊口。这些书都被我珍藏在书柜一角，将来我死了，可以给我儿子看看。
我现在回忆糖精厂图书馆，那里有个管理员，叫海燕。她是戴城小有名气的诗人，经常在晚报上发表作品。我后来还遇到过一些姑娘，她们也叫海燕，无一例外都很有文艺细胞，有的是画画的，有的是摄影师，有的酷爱写作。为什么叫海燕的姑娘都会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呢？我的看法是：从小就受了高尔基的熏陶。上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让我朗读课文《海燕》，我站起来直着嗓子念道：“《海燕》！高尔基在苍茫的大海上……”被语文老师用一个黑板擦扔中了额头。语文老师说我永远不会像海燕一样拥有远大的抱负，而一个名字叫海燕的姑娘是绝不会这么无聊的。
在戴城晚报上发表诗歌是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我不能想象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被打印出来，由一组歪七歪八的象形文字变成方方正正的宋体字，心情激动得要昏倒。文字变成铅字，就是铁证如山的事情，就像一记耳光拍在脸上，就像露阴癖被联防队员赤身裸体地抓获在大街上。
有关我写诗，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海燕对我说，路小路，你和其他青工不一样啊。这句话我已经听白蓝说过了，现在又有人这么说，心里毕竟很激动，认为遇到了知音。我问海燕，我有什么不一样。她说，其他青工都是看《淫魔浪女》，你看的是《悲惨世界》。我心想，我看《悲惨世界》就是为了体会一下，什么叫悲惨。海燕说，这本书很好，很励志的。妈的，悲惨世界还励志？
那天海燕从抽屉里拿出几本诗刊，说：“你拿回去看看吧。或许你会感兴趣。”这些诗刊不是图书馆的，是她私人的，工厂里什么杂志都有，就是不会有诗刊。我说：“写诗啊，不就是句子分行吗？”她说：“口气不小啊，写几个出来，让陈小玉登到厂报上去。”
那时候我想不到，自己写诗，还刊登到厂报上去，是件找死的事。我还以为很牛逼呢。原先厂里就一个海燕是写诗的，她很美，又很懂事，领导都喜欢她。在厂里人看来，她写诗是一种类似女红的活计。后来我成为糖精厂第二个写诗的人，但我是个电工，而且名声狼藉，别人把我当个傻逼，我自己还不知道。那时候胡得力看见我的诗，就说，这是不务正业的典型，应该把路小路送到糖精车间去，他就知道什么是诗意的人生了。
现在我知道，写诗的人有一种毛病，就是喜欢鼓励别人写诗。陈小玉和海燕发现了我的才能，但同时也把我送到了坑里。工人师傅遥遥地看见我过来，就冲着我大喊：“诗人！诗人！”我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干部看见我，一般不嘲笑我，而是用一种很冷的目光瞟我。我去上厕所，听见有人蹲在那里大声地读我的诗，然后把厂报搓一搓，用来擦屁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招来那么多嘲笑，起初我以为他们嫉妒我的才华，后来发现，他们根本把我当成是个写打油诗的。
当时我很后悔，自己没事找事，费了半天劲，其实是找死。现在我三十岁了，我已经不想为这种事情惭愧了。我二十岁的时候就算不在这件事上找死，也会死在其他事情上，反正都一样。一切都去他娘的吧。
有一天，我独自在化验室里换灯管。那些化验女孩说：“哟，路小路哎，现在是诗人。”我说你们不要取笑我了，我一个电工而已。那些女孩说：“你写得很好啊，很有李清照的韵味。”我想了半天，认为这是一种表扬，而且是善意的，我就很开心。为了报答她们，我把刚学来的一种游戏表演给她们看，这是我从夜大学来的，叫做笔仙。工厂里的女孩不懂笔仙，笔仙最初是在大学里流行的。
我对她们解释了一下，什么是笔仙，然后拉起窗帘，在桌上铺开一张纸，写上字，念叨了几句咒语。我和一个女孩握着一支圆珠笔，旁观的女孩都很紧张，小脸蛋都红了。这个游戏确实很好玩，用来泡小姑娘最合适不过。圆珠笔在一种神秘的力量下，慢慢地在纸上打转。笔仙出来了笔仙出来了，她们小声地发出赞叹。路小路你真神奇，你从哪里学来的，你一定要教教我啊。
后来，化验室的大门被哐当一声推开，一群干部从外面走进来。那些化验女孩尖叫一声，像松鼠一样四散而逃，瞬间之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桌子上，手里捏着一支圆珠笔，茫然地看着他们。我第一个看到的是胡得力，然后是倒B，然后是小毕，这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是在梦里。冤家路窄，也不能窄到这个程度。后来，有一个瘦高的中年人走到我面前，他穿着不蓝不绿的厂服，而我穿着枪驳领的西装。他指着我问：“哪个班组的？”
胡得力抢上一步，说：“电工。”
中年人面无表情地说：“让他去糖精车间上三班。”然后又指着胡得力的鼻子说：“你是怎么搞管理的？”
后来我知道，这个中年人是我们新任的厂长，那天他带着各个科室的干部出来突击检查。有关他，我只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企业家，在他的经营之下，我们厂成为戴城唯一一个没有下岗职工的国营企业。我撞在他手里，死得硬邦邦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送一百条中华烟也没用。
那时候只要是个厂长，就被冠以企业家的称号。戴城有句谚语，只有穷厂，没有穷厂长。 那一年戴城的轻工企业开始下岗，工人拿一百多块钱工资，然后解放回家。我们厂恰恰相反，别人在卖厂房卖设备，我们在扩产，大批职工被送到三班第一线去造糖精。我们厂长被称为“真正的企业家”，以区别于“一般的企业家”和“倒闭的企业家”。但我觉得这件事和我没什么关系，很多人说他牛逼，那就让他去牛逼吧，上三班是傻逼，下岗也是傻逼，两者对我而言没什么区别，要么做苦力，要么做妓男，我的未来就这两条路。
回首十多年前，我在白蓝家门口被她抱住亲吻，在此之前我只亲过一个女孩，在此之后我亲过多少个，自己也数不清了。这些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得对她说“我爱你”，起初我说得很勉强，我不习惯说这句话，后来说多了也就顺口了。有一天我发现，这句话总是我在对她说，她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问她，这是不是军队里的口令，我是不是她的下级。她听了就笑，她试图把这句话说出来，但也失败了。这件事写出来很肉麻，到此为止吧。
我把厂报上发表的诗拿给她看，她懒洋洋地坐在体检床上，对我说，已经看过了。我就做出很深沉的样子问她，写得怎么样。她说，反正也看不懂啊，好像不错，有骆驼和鸟什么的。后来她皱着眉头说，你一个小电工，应该写点灯泡和马达，写什么骆驼和鸟啊。我听了很生气，照她这个逻辑，只有动物园的饲养员才能写骆驼和鸟。但她不愿跟我绕舌头。我说，白蓝，这些诗是献给你的。她瞪大眼睛说，既然是献歌，为什么不在副标题上注明一下，反而要跑过来特地告诉她。我说我怕厂里人碎嘴，而且这些报纸都用来擦屁股了，怕玷污你的清白。她就笑我是个神经病，写的诗那叫什嘛玩意。这件事写出来也很肉麻。
九三年厂里换了新厂长，风纪为之一变，再也没有阿姨敢在上班时间打毛线了，吃零食也是不允许的，洗胸罩尤其禁止。犯了事的，就被写到劳资科的黑名单上，以便日后发配糖精车间。此后没多久，白蓝的医务室里又来了个厂医，是个大嘴肥婆，屁股像麻将台一样大，嗓门低沉雄浑，据说是新厂长的亲戚。此人上马，大家就猜测白蓝也要去糖精车间了，因为医务室本来就清闲，属于冗员，放着两个厂医在那里，不符合当前的管理原则。这个大肥婆令工人感到恐惧，她不太懂医术，有一次小李眼睛里飞进一粒铁屑，疼得睁不开眼，跑到医务室去治疗，白蓝正好不在，大肥婆把小李按倒在体检床上，翻开眼皮吹了半天，还是不管用，她就用镊子夹着一块纱布，按在了小李的瞳孔上。李光南惨叫一声，从体检床上弹起来，捂着眼睛逃出了医务室。
自从有了大肥婆，我就不能去医务室了。谁要是去找白蓝，大肥婆就会站在她身后，直勾勾地看着别人，这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念头，到底是应该揍她的左眼呢还是右眼。这种念头不能让它发展下去，假如付诸于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我对白蓝说，外面有传闻，你也要去糖精车间。她就笑笑，也不回答我。后来我去问小噘嘴，劳资科到底什么意思，厂医也要去上三班吗。小噘嘴说，现在厂里的劳动力紧缺，本科生都要去上三班，以前的规矩都不算数了，全都乱了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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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白蓝，她说：“让它去乱吧。”
九三年秋天，厂里开大会，由劳资科长胡得力主持，干部和工头们都必须参加，普通职工也可以站在后面旁听。开会的地点是在食堂楼上，那里是一个大礼堂，有一个舞台，还有DJ台。这地方平时是用来搞舞会的，或者联欢会，或者卡拉OK大奖赛。据老师傅们说，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长年累月开思想斗争会，不搞娱乐，娱乐生活就是回家干老婆。
那天我也站在后面，叼着香烟旁听。台上坐着的是一群中层干部，台下的情形是这样的：基层干部坐在最前面，后面坐着工段长和班组长，再后面坐着先进工人，之后就是些叼着香烟嗑着瓜子的普通工人。普通工人全都站着，而且有一条白粉笔画出来的线，就在脚底下，不许跨过这条线。这情景和卡拉OK正相反，娱乐的时候都是工人抢在前面，干部被挤到后面。
我发现白蓝坐在最后一排，但她没回头看我。
那次大会开得很顺利，首先是庆祝全厂提前完成年度产值计划，其次庆祝糖精车间扩产，再次庆祝新厂长走马上任。最后是重申劳动纪律问题，胡得力先是不点名地批评了几个基层干部，然后点名批评了几个懒散工人，其中就有路小路，上班时间调戏化验室的小姑娘；另一个是水泵房的阿骚，至于她上班干什么坏事，倒是没有明说。后来工人起哄了，在下面大声问：“胡得力，阿骚到底干了什么坏事？”胡得力不理，继续对着麦克风说话。有个师傅揪着我问：“路小路，你调戏阿骚啊？”我说操你妈，长了个猪耳朵啊，我是调戏化验室小姑娘，没有调戏阿骚，我跟阿骚没关系。周围人听了，哄堂大笑，将我一把推到白线以内。我要往后退，他们就往前推我，后来我索性就站到了前面去，孤零零地凸出在人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