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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根就没办喜事，他爹妈不同意。”小噘嘴说，“后来我们去上海治病，再回到厂里一看，你已经跑了。”
“你得原谅我。我呆不下去了。”
“我呀，我知道你那时候喜欢的是白蓝，我还以为你去找她了。”
“我去了。她走了。”
“她去哪里了？”
“外国。”我说。我不想再谈白蓝，我对小噘嘴说：“我那时侯想，要是李光南不肯娶你，我就娶你算了。可惜这混蛋不松口。”
小噘嘴说：“我才不要嫁给你！”说完，她也溜到了桌子底下。
九四年秋天，我收到白蓝的最后一封信，信写得非常简短，好像是电报一样。她说她有一个机会去国外，所以不读研究生了，并声称与我再见。照她以前的脾气，再见之前还会说几句鼓励的话，那次却没有，大概她也觉得这个做法很多余吧。
我想去上海找她，但没抽出时间，那阵子厂里在赶产量，据说是跟外国人签了合同，要是生产不出糖精，就得把我们全都卖到马来西亚去做猪仔。这当然是工人们胡说八道。那年秋天，新车间造好了，环境不错，有程控操作室，有空调和暖气，楼上楼下都有厕所。可是我还得在老车间干活，老车间又脏又破，是给犯了事的工人继续改造的。我早就猜到是这种结果，估计我得改造一辈子了。两个车间一起开足马力，产量指标压得我喘不过气，车间里派了督战队下来，一个干部看守一个工段，我去小便都要打报告。干部还提醒我，少喝点水，争取早日完成产量，为国家创汇。我说：“妈的，你干脆让老子直接尿在反应釜里吧，反正也尝不出有尿。”干部说：“你当你是在演《红高粱》啊？”
上述的干部，一定是男的。我还遇到过一个女干部，四十多岁，长得非常严厉，但其实很怕我们这伙大老粗。我们在干活，她也不能做闲事，只能在车间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我举手要求上厕所，她就很细心地问我：“大解还是小解？”我说：“我要小便！”女干部就对我说：“那你快点回来。”这种话惹得周围的工人哈哈大笑，好像我跟她睡在一起的样子。
我在糖精车间还遇到了魏懿歆，他仍然是个结巴，我还以为他升上去做干部了，结果他告诉我，他也被调过来造糖精了。那个什么机电一体化的大专彻底白读，从此沦为三班工人。我还问他：“你不是会修水泵吗？你怎么也来造糖精了？”魏懿歆说，别别别提了。他结结巴巴说了一串，我才搞明白，原来厂里从各个班组抽调人手，钳工班分配到了一个名额，从生产技术上说，该班组最烂的是歪卵师傅，应该他来上三班，结果糖精车间的干部一听是歪卵，连连摇头，不敢要他。那阵子魏懿歆恰好找了个女朋友，是糖精车间的管理员，于是就把魏懿歆送来造糖精了，和他女朋友一个班次。领导还说，这是照顾他们，让他们二十四小时在一起，要是把他们分在不同的班次上，那就恰好相反，两个人几乎见不到面，相遇在一起的时间得用函数才算得清。
魏懿歆说，路小路我我我比你还倒霉。我不理解他的意思。他说，你你你干了那么多坏事，最后是上三班，我我我什么坏事都没干，最后也是上三班。我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后来我想起我妈讲过的一个故事，说一群刑事犯关在牢里，看见了政治犯被抓了进来，就很高兴。当时我就像个刑事犯，看见魏懿歆这个政治犯，我确实应该高兴才对。
后来魏懿歆和我几乎大祸临头，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夜班，我连续两个白天睡不着，到了第三天夜班时，我实在顶不住了，把当天产量完成以后，我就想找个地方去睡觉。因为有干部在，我不能去休息室里睡，也不能在车间里睡，就借小便之名跑到货梯下面的原料堆里，那里堆着如山一样的原料包，黑漆漆的，人缩在后面打瞌睡，别人根本找不到。我屁股一着地，眼皮也跟着合上了，完全不顾那地方气味难闻。我本想打个瞌睡就醒过来的，谁知一路做梦，睡得死死的。后来我觉得有人在我身上浇水，顺着脖子流了下去，我就算是个猪，这时候也醒过来了，睁眼一看，有条黑影站在原料包上，正对着我尿尿呢。我大喊一声：“操你妈！”那人吓得半死，怪叫一声，端着鸡巴就跑。我岂能让他跑掉，猛蹿起来，跃过那堆原料包，一把揪住他后颈。这个人就是魏懿歆。
当天魏懿歆还在后道工序出成品，尿急了，就跑出来方便。为了赶产量，他来不及去厕所，就近跑到原料包这里，也是半夜里迷迷糊糊，根本没发现后面还躺着个路小路。这件事本来是值得原谅的，但我当时不这么想，都被人尿在头上了，以后传出去就别混了，人人都可以在我头上尿尿。我大喝一声：“不许走！”顺手揪住魏懿歆的皮带，不让他把鸡巴放回去。当时我并不想打他，我只是要保护现场，他那个暴露在外的鸡巴就是证据。
魏懿歆非常害怕，以为我要行凶，把他阉了。他猛烈地挣扎，并且对着车间大喊救命，里面的人一哄而出，看到这个情景，笑得前仰后合，都快昏过去了。后来，魏懿歆的女朋友扑了过来，为了保护他，她也揪住了皮带，并且用力往后拉。我更不肯松手了，这婆娘很不善，被她拉回去了，一定抵赖得一干二净。当时的情景是：我拉住魏懿歆的皮带，而魏懿歆和他女朋友也拉着皮带，好像拔河一样。在六只手中间，魏懿歆的鸡巴可怜巴巴地垂在那里，三个人似乎都觉得，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去碰它，很不礼貌，所以大家都尽量避免去触动它。周围的工人都笑翻了，活色生香的场面啊，还有人喊加油。
最可笑的事情发生在我松手时。我松手是因为觉得很好笑，我跟他们两个厮打在一起，搞得像是要抢鸡巴，这也太不堪了，我应该让魏懿歆把鸡巴放回去，然后到厂外面去单挑。我松手之前没跟他们打招呼，根据牛顿第一定律，魏懿歆和他女朋友的手产生了猛烈的惯性。一声惨叫之后，魏懿歆捂着下体痛苦地躺在他女朋友的怀里。这件事情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它的意义在于：不管你是爱一个人还是恨一个人，都要记得牛顿第一定律，那些突然撒手的家伙都会对别人造成伤害，甚至比打一拳更严重。那年我又学会了一个新词，叫“睾丸挫伤”，假如不是魏懿歆做标本，我简直会以为是“搞完磋商”。
第二天我去保卫科交待问题，我还坚持说这起事故的责任人是魏懿歆的女朋友，我亲眼看见那娘们的手砸在魏懿歆的下体（我对保卫科的人不用“鸡巴”这个词），但大家都在笑，认为我在这种时候还栽赃，脑子不正常。
后来保卫科长找我谈话。这个科长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科长了，原来的科长，据说因为在大会上跟我打架，卖力得过了头，厂长很看不惯他，就把他调走了。新科长对我态度不错，这也是应该的，没有我牺牲自己，哪里会有他的今天？新科长说：“路小路，你在原料堆后面做什么？你的工作不在原料堆后面。”我不防他用推理手法来处理问题，立刻语塞。新科长笑了笑说：“如果把这件事定性为打人事件，那你和魏懿歆都要受处分。你打人，他呢？对着生产原料小便。一个是行凶耍流氓，一个是搞破坏。”他说这个话的时候，科室里就我跟他两个人。我也听出了他的意思，就说：“科长，你说该怎么处理吧？”
保卫科长说：“算你们上班时间打闹，就什么事都没了。他的医药费得由你出，你被尿在身上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我说：“就照你说的办吧。”
保卫科长拍拍我肩膀说：“回去吧。回家替我问你爸爸好，路大全的儿子嘛。”
我听了这话，恍然大悟，只好撸着光头出来了。后来我还提着一篮水果去看魏懿歆，魏懿歆说：“路小路，我我我没出卖你，我没说你你你睡觉。”我当时一阵心酸，想说他够意思，结果他女朋友进来了，二话没说就把我轰了出去。我也没怪她小心眼，要是我的鸡巴报废了，我老婆的心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九四年的时候，由于担心厂里买断工龄，我爸爸早早地退休了，拿五百块钱一个月，每天在麻将桌上度过他的无聊光阴。他很快长出了白头发，陈年的腰伤发作，渐渐变成一个佝偻着身体的老人。我没想到他会老得如此迅速，好像一棵秋天的乔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面目。我想我到老了也会如此，或者如白蓝所说，未老先衰，那样就不必忍受突如其来的衰老的煎熬了。我爸爸以前揍过我，后来我跟他对打，再后来我就没有碰过他。我再也不会去揍我的爸爸了。
我爸爸退休之前，托人找到糖精厂的保卫科长，他们是老同事。保卫科长答应把我调到门房里去做厂警，这事情我没同意。我听白蓝说过：“小路，将来你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去做看大门的。”我问她为什么，她说：“那样你就真的未老先衰了，我会伤心的。”
后来保卫科长说，不做厂警也可以，把路小路借调到联防队去，那儿更清闲。我也没答应，众所周知，在某些年份里，联防队的名声很难听。
那一年，我抽空去上海找白蓝，我手里只有一个地址而已。我坐上火车，沿着沪宁线往东，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我坐上公共汽车，到医学院去找白蓝。宿舍的人告诉我，白蓝上个星期就走了，去哪里不知道。我失去了目标，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只能一个人在医学院里逛。这是真正的大学，不是我读的野鸡大学，也不是戴城那种小家子气的大学。我在里面逛了很久，每一条道路仿佛都很熟悉，地上的落叶也很熟悉，我想起她说过的，每一片枯叶都只能踩出一声咔嚓，这是夏天的风声所留下的遗响。我想你是一个多么诗意的人，可惜诗意对人们来说近乎是一种缺陷。我好像已经有几辈子没见到她了。
后来我走进了一条黑暗的走廊，一个人都没有，两旁放着很多瓶子，瓶子里全是人体器官标本。再往前走，有很多怪胎标本，都是被扭曲得不忍睹目的胎儿。一切都是那么地怪异，好像是有人在召唤我往前走。一直走到一扇门前，门锁着，我通过小窗向里面张望，看见几具尸体摆放在那里，用布盖着，如此安静地，我好像是走到了人世尽头。猛然之间，我毛骨悚然，返身狂奔而去，那寂静之中的笑声告诉我，所谓奇异的旅程在此已经画上句号。
那天晚上我回到火车站，打算回戴城，在北广场上遇到了三个人，发生了一点口角，这三个人不由分说围着我就打。我被他们揪住，无法脱身，当时我听见其中一个人竟然操着戴城口音，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在对打中我的一个槽牙掉在了地上，脸上全是血。后来这三个人扬长而去，我也不敢去追，只能跑进火车站，在厕所里洗了把脸，免得警察把我请进去。我对着镜子照了照，发现自己的半边脸肿得跟猪头一样，完全失去了从前的潇洒风采，与我在医学院看到的怪胎相去无几。
那天我上了火车，是站票，火车非常拥挤。我被打得昏头昏脑，实在站不动了，就跑到餐车那里，要了一杯十八块钱的绿茶，然后我就可以坐在餐车上了。我非常想睡觉，头晕得像在坐旋转木马，但我又不敢睡，怕坐过站。后来，对面有一个女孩问我：“你去哪里？”
我说：“去戴城。”
她说：“你睡一会儿吧，到站我叫你。”
我睁着一只眼睛看着她（另一只眼睛肿着），她对我笑笑，这是一个微胖的女孩，眼睛很大。我心想，只要老子不死，我一定找你做我的女朋友。后来我倒在桌子上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她拍我的肩膀，说：“戴城到了。”我醒来觉得头痛欲裂，站起身打算下车，见她不动弹，我问她：“你不下车？”
她说：“我去南京，我是南京人。”
那天我跌跌撞撞下车，心乱如麻，我想我就这么失去了最爱的人，这个南京的姑娘，我也要记住她一辈子。
很多年以后，我坐在上海的马路牙子上，我对着张小尹讲这些故事。后来她成了我老婆，我讲这些故事时候她很开心，我决定每天给她讲一点，但有关工厂的故事已经被我讲完了。所有的故事都应该有一个结尾，即使你有一个《百年孤独》式的开头，那个结尾也有可能很烂，但总比没有结尾好。
我对张小尹说，我确实做过很多坏事，那年我在上海火车站被人打，回去就加入了联防队。我真他妈想找一群人来揍揍，甚至是拿电警棍往人身上戳。结果联防队发给我一根手电筒，虽然也是用电的，但效果相差太大。我拎着手电筒在街上晃悠，心里很不爽。那时我妈很担心，让我不要太卖命，真的把命卖掉了就要不回来了。我对我妈说：“怕什么？联防队专门欺负好人的。”
我还记得自己在清晨的街道上巡视，吃早点，跟几个同伴说笑，后来有个买菜阿姨跑过来，对我们说：“那边有人耍流氓！”我们跑过去一看，是一个年轻的民工在人行道上睡觉，他只穿着一条裤衩，由于晨勃，他的器官直剌剌地伸出裤管，指向天空。那根东西又粗又红，亮晶晶的，过路的女人看见了都很不好意思，绕着道走。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买菜阿姨说：“这种乡下人你们联防队管不管？”我们没辙，只好把那个民工踢醒，然后把他当流氓抓进了联防队。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抓他，我和他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可以去干涉他梦里的性事。这些事情说起来都很王八蛋。
我也记得自己在夜晚的街道上喊：“注意小偷！注意煤气！锁好门窗！“现在都是用电喇叭自动播音，那时候全靠嗓子喊。他们说我拿过卡拉OK二等奖，所以由我来喊是最合适不过。后来我们遇到个偷自行车的小偷，他一见我们就跑，我们五六个人在后面追，我他妈一跤摔在地上，把裤子都摔破了。当然，联防队不是摆炮的，把小偷抓住以后，我们非常高兴，简直像扛着年货回家一样。到了队里，小偷吓哭了，我拿着铜头皮带吓唬他。再后来，我们押着小偷去喊街，他的声音太惨，附近的人都反映说做了恶梦。我也不知道这么干有什么意义，难道用铜头皮带抽打一个小偷就能改变我的人生吗？
张小尹说，这些故事都很好玩啊，联防队的故事。我说没错，我能把它们讲得很好玩，好像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一样，但我偏不。我不觉得这些故事有什么好玩。
张小尹问我：“那么你后来为什么决定辞职了呢？”
我说，是这样的。有一天黄昏，化工厂附近来了一条野狗，有户人家的小孩把那只狗叫了过来，它以为有吃的，就凑了过去，结果那小孩用铁签捅进了野狗的肛门。那狗当场就疯了，一口咬过去，从小孩屁股上啃下了一块肉。当时我正在值班，叼着香烟在街上闲晃。小孩的妈跑了过来，一把将我揪了过去。那小孩趴在地上大哭。小孩的妈说：“你是联防队，你去打那条疯狗，疯狗咬人啦！”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那条狗正冲着我呲牙，非常吓人。小孩的妈对我说：“你到底管不管？你不是联防队吗？”我咬了咬牙，抄起一根枯树枝，那狗非常聪明，返身就逃。小孩的妈说：“追它！追它！”
我沿着河追去，那条狗跑得飞快。我追不上了，它就停了下来，好像在等我。我追过去时，它又拔腿逃跑。我追它的时候经过了糖精厂的大门，几个工人正蹲在门口抽烟，大声叫好，“路小路，追狗啊？今天晚上吃狗肉？”我不理他们，闷头追去，跑了半里地，那狗被我逼到了一个小码头上，除非它跳河，否则跑不掉。我冲着它狞笑，想把它赶到河里去，据说疯狗都怕水。那狗朝我看了一眼，其实它不是疯狗，至少在那一刻还不是。但它显然也不想下水，河水太脏，下去会得皮肤病。它嚎叫一声，竟然向我扑来，照着我的小腿就啃。
那天我是心惊胆寒，被疯狗咬伤了，自己也会变成个疯狗。我拔腿就跑，那条狗在我身后狂追。这时我们又经过了化工厂的大门，工人们都笑岔了气，对我喊：“路小路，你和它到底谁是联防队啊？”我还是不理他们，继续跑我的。跑到小孩那边，小孩的妈对我说：“你个怂卵，怎么被狗追回来了？”我回头望去，那狗也累了，蹲在远处朝我看呢。
我从附近的修车摊上抄起一根钢管，说：“操他妈，你今天非把你打死不可。”那狗真是聪明，见我抄起钢管，返身就跑。这他妈哪里是条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