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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生-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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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辉煌的时候选择出国读书,决定结束一段婚姻,在别人不解的目光中结婚生子,申奥时激情陈述,打造《杨澜访谈录》,创办《阳光卫视》……我们聊起了她在每一个时期的感受、选择和思考,也聊到她的家庭、她的宝贝儿女。现在的杨澜和《正大综艺》时代的她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这是我最强烈的感受。    
    爱看《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杨澜    
    本期主要策划是我最欣赏的何东。他心宽体胖,被周围的人尊称为“何老”。何东习惯边说话边用拇指转着一串佛珠,说到得意处,手上的珠子越转越快,眼神锐利如刀。“杨澜那时候多纯啊。”何东说起一个朋友对杨澜的印象,那时她刚离开《正大综艺》到美国留学,“冬天,从地铁口上来,双手呵着凉气,清纯得一塌糊涂。”“杨澜的手很漂亮,非常喜欢弹钢琴,”何东说起小时候杨澜的家庭状况并不好,“家里连放钢琴的地方都没有。”    
    写过《稀释杨澜》的何东对节目提出了具体建议,“对杨澜的访谈关键是要谈细节,谈过去。”    
    后来节目组打出了“怀旧牌”,用学生时代梳着两条辫子的杨澜照片、《正大综艺》的短片、杨澜旧时的朋友、偶然从隔壁演播室捉到的神秘嘉宾姜昆帮助杨澜打开心门。    
    有了何老的指点迷津,我认为杨澜有两段经历特别重要,一是中学,二是美国留学。于是我们走进了北京理工附中。她当年的中学老师一直重复说她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而同班的男同学对她的印象也仅仅是并不起眼的好学生。好心的老师更是帮我找来了杨澜高中三年的学籍册。它对杨澜当年的纪录,在节目中实实在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这节目难做,但肯定好看    
    杨澜幽默、机智,会讲故事,感悟力也很强,具备一个优秀主持人应有的所有素质。朱军对杨澜的访谈是两个访谈高手的过招。“她的主持技巧特别强,擅长掌控谈话的方向。”王峥多年前就仔细看过杨澜主持的大专辩论赛,印象深刻。“话题顺着杨澜跑,丢人。”有个策划激朱军,“都是做访谈节目的人,想像一下你如果做杨澜的节目她会怎样对你。”    
    果然,这期节目的一开场就是一场“智斗”。当朱军出场简短介绍完杨澜、《艺术人生》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按理说杨澜应该从喷绘照片的背景板后立即出场,但许久才见杨澜出现。她是这样解释的:“我带了两盒面巾纸,一盒给你一盒给我,因为《艺术人生》容易让人感动。”面对突如其来的“迎面一招”,朱军机智地使了个“乾坤挪移大法”:“红男绿女,还特别讲究。桌上有了这两盒面巾纸以后,好看多了。”全场掌声。导播间里,栏目组的同事不禁感慨:“杨澜果然聪明,这节目难做,但肯定好看。”    
    关于纸巾还有个花絮。一家纸巾厂想和《艺术人生》合作,生产“艺术人生”牌纸巾。制片人王峥“挺有意思”的一句笑谈让各大媒体大做文章。    
    这期节目杨澜没有哭,谈到种种经历她一直灿烂地笑着。谈到孩子,她的眼里有掩不住的母性光辉。    
    别人眼中的杨澜理性克制,是个全能女人,但在这期节目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她曾经形容的内心深处的自己:“我渴望浪漫的生活,渴望冒险,渴望挣脱一切束缚,远离尘嚣,在天上飞!”    
    (本期导演张颖)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名字的故事

    我们对张艺谋的期待永远是他的下一部作品。这个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拥有数得尽的作品和数不尽的影响力。他的作品,对于电影是故事,对于社会是话题,甚至可以成为历史“大事年表”的索引。我们会清楚地记得《红高粱》那年我们谈论着什么,《活着》那年我们谈论着什么,《十面埋伏》那年我们又谈论着什么,以及今后的若干年,我们还会谈论着张艺谋的什么……    
    激情现场    
    名字的故事    
    朱军:今天的节目有点特别,没有宽大的演播室,没有现场的观众,但是这样也好,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和嘉宾作一次心与心的交流。今天来《艺术人生》做客的主人公无需我过多的介绍,三个字足以,那就是张艺谋。你好,张导。你每一年都为观众送上一部精美的影片,这么多年走过来,我特别想问一句,你觉得累吗?    
    张艺谋:还好吧。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工作,喜欢拍电影,所以就谈不上。    
    朱军:如果让你闲下来完全休息一个月两个月,你觉得你会怎么样?    
    张艺谋:从1983年毕业拍第一部电影到现在,很少有两三个月完全闲着的时候。拍电影的工作也不一定完全像大家所想的那么辛苦,它本身有劳逸结合的成分。    
    朱军:如果让你在两三个月当中什么都不干,你会怎么样?    
    张艺谋:没试过,也没想过。我估计还是得找点事。    
    朱军:我知道你名字中间那个“艺”是你自己改的,当初是高粱饴的饴。    
    张艺谋:是言字边加一个台湾的台。    
    朱军:这个单字应该解释成什么意思?    
    张艺谋:我查过字典,好像是传讯,老一代传导给下一代。    
    朱军:在那个年代起这样一个名字,应该说是需要一些勇气,并且要有一定的文化和知识积累。    
    张艺谋:我听我妈说,名字是我爷爷给起的。我没有见过我爷爷,大概我没有出生他就去世了。这个“诒”字不常见,所以净被人念错。容易看成三点水,就念张治谋;看成两点水,就念张冶谋。总是被人念错,弄得我被人取笑。我倒真没想到要投身艺术,只是后来插队的时候转户口,有了一次改户口本的机会。    
    记者:你把它改成了艺术的“艺”,结果在艺术上确实有谋略。    
    张艺谋:没多想,完全巧合。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巧合。我1971年分配到陕西省陕棉八厂当工人的时候,工种公布栏居然把我的名字写成了张银幕,就是放电影的银幕。我查了半天,后来一看前纺车间有一个张银幕,我猜可能是我,但是不敢肯定。后来我就去问,人家说这就是你。口误加笔误的结果,一个人念一个人写,一共800个人的名字,大概不是写的听错了,就是念的发音不准。这是1971年9月的事情。现在我和银幕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我觉得这个细节是很特别的。    
    我的父亲母亲    
    朱军:刚才谈到了你的母亲,能给我们讲讲老人吗?    
    张艺谋:也讲不了太多,因为我很不习惯诉说革命家史。我妈妈是个大夫,看皮肤科的。在我的印象中,她是让我在家庭里感觉到爱的最主要的来源。因为我爸爸是很严厉的,我们家是很典型的中国老式家庭,慈母严父,我爸爸不爱说话,不苟言笑。我考上电影学院以后,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只要我妈在,我爸就会把电话给我妈,让我妈跟我说话。他在旁边想要问的问题呢。    
    朱军:告诉你妈妈让她问你。    
    张艺谋:他知道我跟我妈会说很多话。我跟他坐那儿就没话,我两个弟弟也是这样。我知道其他陕西人家庭不是这样,好像男人之间话都很多。    
    朱军:其实咱们的家庭很像,父亲都有特殊的经历。    
    张艺谋:我一直比较压抑,家庭背景不好,政治出身不好,我父亲他们弟兄三个都是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的。大概小学的时候,一些小的细节让我感觉到家庭背景不光彩。那个时代是个政治的时代。我那时候是好学生——中队长、大队长——所以上初一的时候就写入团申请书,后来没有入得了。老师把我叫去,语重心长地说:“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出身不能选择,但是道路可以选择。”老师并没有给我详细讲,其实没有任何人跟我讲家庭背景的事情。那时候我也不敢问。很坦率地说,我一直是比较自卑的。    
    朱军:为什么会自卑?    
    张艺谋:因为家庭的环境导致了一种无形的、心理的压力。上学、分工作、插队之后招工,都要用政审来筛选。一件两件这样的事情就会造成很大的阴影,再加上我又是一个比较内向、多思的人。我就是爱想事。    
    朱军:所以别人都管你叫老谋子。    
    张艺谋:我那会儿在学校是属于埋头读书的类型,什么事我都往后缩,总是紧张、害怕,觉得有危机感。因为家庭出身而养成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朱军:你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吗?    
    张艺谋:生活中我从来不做太过分的事,尽量不去张扬自己,为人处事方面也一直比较低调。我很少参加圈里的聚会,也疏于跟大家来往。这有点像陕西人,我觉得陕西人很不善交际、疏于来往。尤其近七八年来,我很少跟圈里人交流,总是自己在一边做事。但是很奇怪,我喜欢在电影的表现形式上走极端——内容上当然不能走极端,因为内容上有诸多限制。这好像跟我的性格是很大的反差。    
    朱军:你的性格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外冷内热?你终于找到电影这样一个载体宣泄你心中那种激情。    
    张艺谋:别人也这么分析,我想可能是这个样子。在电影中我可以肆意表达一些热烈的激情的张扬的东西,但生活中恰恰相反,我越来越觉得还是低调一点好。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受宠若惊进北影

    受宠若惊进北影    
    朱军:你当时考电影学院完全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脱离完全用体力来养活自己的环境。其中有一段时间差点被人给劝回去了,“读两年就行了”,“拿一个大专就可以了”,有这么回事吗?    
    张艺谋:有这么回事。我当年是破格录取,今天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了,因为都法制化、规范化了。进了电影学院有点像一步登天,我是受宠若惊。两年以后,学校领导跟我谈:“当年部领导说你可以提前毕业,那么现在两年了,你是不是有这个说法?”我当时就有点想走了,脸皮薄,总觉得好像赖着学校也不好,但是我很在乎毕业证。    
    朱军:大专跟本科当然不一样。    
    张艺谋:不,给我大专我就走了。当时我就问可以不可以给我一个证书,学校领导说要想一想回头再答复我。后来我赶紧给陕西的哥们写信、打电话,他们说如果我有毕业证——大专也行——就可以帮我在报社“活动”一个工作。我就特别想拿一个摄影系大专就走,我不想呆了,但是后来老师告诉我不能给我毕业证。完全是为了能拿个毕业证,我就申请再读两年。那时候我对电影还没有很清醒的认识,也不知道它将会是伴随自己一生的至爱,完全没有想到。    
    朱军:就在莽莽撞撞的状态之下,你一直在往前走,而且从来没有停过。从工厂到电影学院,然后去做一个电影人,在这个超越自己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的性格因素起了多大的作用?    
    张艺谋:陕西人的性格比较一根筋,比较执着,我觉得陕西人不灵活,做生意一定会失败。我就很不会计算,但是比较执着而且比较顽强,就是要一步一步地干。进电影学院,突然变成一个电影工作者,是我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我长期的梦想就是脱离车间到厂里的工会做一个宣传干事,我想了七年。为了那件事我曾经多次到劳资科长家里活动,以工代干就行。所以我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太偶然了,太离谱了,而且也太幸运了。我完全没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感,也从来没觉得我就是那块料。    
    朱军:其实当时很多人面临同样的机遇,机遇不是单独给你张艺谋一个人。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你总是把它形容成一个偶然和意外?    
    张艺谋:说来话长了,我简单地说。我想考电影学院的摄影系,因为我会照相,就拿了一些照片给老师看,老师也觉得不错。但是我超龄了,要求是18到22岁,当年我已经27岁了。我到北京来报名,学校不让报,在西安考场的考试我也参加不了。他们考了三天的试,我在外头转了三天。我特别着急但是没办法。西安考区的老师也很欣赏我,说可以把我“推荐调到西影去”。我不甘心,在高人的指点下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我的摄影作品。我前妻的姐夫认识老画家白雪石,所以我又给白先生写了一封信,加上画册一起送到了北京,就没有消息了。后来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部长特批了我。我一没考试,二没面试,三没体检,四还超龄。其实如果我真的参加考试,很有可能会考不上,因为摄影系要考数理化,我数理化是一塌糊涂,只有初二的水平,而且早就撂干净了。政审也会很糟糕,那时候我父亲的问题还没有落实。这两项我肯定过不去,我考不上。    
    朱军:听了你的简单介绍之后,我倒觉得正是你的执着帮了你,如果你在考场外晃悠三天就放弃的话,恐怕你就没有今天了。    
    张艺谋:也许是这样,性格起了一点作用,试一下吧,也没关系。我有特别强的紧迫感,同学比我两个弟弟都小。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太不容易了,而且我又这么大年纪了,一定要努力,一定不要浪费时光。我闲不住,但是我的很多朋友不赞成,他们拉我去休息,让我放松一个星期,什么都不要想。后来我发现不行,那样我反倒累。我不是很喜欢玩的人,跟大家玩我觉得很辛苦,不如做一点我自己喜欢的事。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电影就是心里至爱

    电影就是心里至爱    
    朱军:你回到母校北京电影学院跟学生交流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可以推翻你们心里所有的东西,甚至于你们的父辈,但是你们一定要珍藏你们心里的爱,你们心里的梦想。”我想问你,你心里的爱是什么?你心里的至爱是什么?    
    张艺谋:其实今天说来,心里爱的就是电影,我不敢说我是个多少好的导演,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是我可以说我是中国最勤奋的一个导演。我一直在拍电影,前两天我们还在谈一个电视剧。别人老说:“艺谋你还要怎么样呢?”    
    朱军:我也想问,你还要怎么样呢?    
    张艺谋:还为名利来做吗?或者还想达到什么呢?我都五张了,今天已经不为这些一般的目的在做了,实际上就是喜欢、就是爱。你说是至爱也可以。我知道打死我都不可能拍出一部多么伟大的作品,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没有这个能力。    
    朱军:你在电影当中呈现给我们的永远都是很自信、很有个性的一面,为什么突然在这个问题上显得这么没有自信了呢?    
    张艺谋:应该说我是有自知之明。我仰慕的那些电影大师的伟大作品,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我不能做到。更不可能像一般人讲的,我拍电影是为了拿奖。这些东西已经不是让我投入工作的动力。我喜欢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喜欢它的过程,真的是喜欢它的过程,因为结果是完全不能控制的,而且是没有标准、没有上限、没有终点的。拍电影的过程让我很迷恋,让我觉得很动心。我是一个导演,我想拍一个故事。    
    朱军:也许是做了一个梦,也许是虚构了一个故事。    
    张艺谋:可以讲是虚构了一个梦。然后一步一步,找钱,然后大家集合在你这个旗帜下,一起开始圆这个梦、造这个梦。每个人都付出许多努力,整个过程中有快乐、有悲哀、有苦恼,最后把这个梦呈现给大家。这么多年我已经慢慢不看重结果。我喜欢实现梦的过程,我喜欢大家在一起。    
    朱军:你们这一批电影学院78级的学生,也就是第四代和第五代中国导演,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反叛——在超越你们的前几代。    
    张艺谋:其实反叛这个词用在年轻导演的身上也特别对。这些我们俗称的第六代、第七代中国导演很强烈地要求反叛,他们甚至以我们为目标,以我们为反叛的一面墙。现在我好像没有太多的想法,对我来说,创作要反叛的主要是自己。我总是希望尝试不同的题材,总是希望尝试不同的风格,拍一些不同的东西。    
    朱军:总是想把一些新鲜的东西带给大家。    
    张艺谋:很坦率地说,我还是比较清醒的。我注意到差不多近六七年以来,我的每一部电影出来之后都是被人批评。批评的声音多了,我也比较习惯了。现在拍电影,一点都不想“能不能让大家都说好”,已经不作这个奢望了。如果我再拍10部电影,那么对这10部电影的批评可能都会多于表扬。十几年前拍电影就是要听一声好,觉得那很重要,现在不会了。    
    朱军:一个人在受到肯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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