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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辉煌的时候选择出国读书，决定结束一段婚姻，在别人不解的目光中结婚生子，申奥时激情陈述，打造《杨澜访谈录》，创办《阳光卫视》……我们聊起了她在每一个时期的感受、选择和思考，也聊到她的家庭、她的宝贝儿女。现在的杨澜和《正大综艺》时代的她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这是我最强烈的感受。
爱看《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杨澜
本期主要策划是我最欣赏的何东。他心宽体胖，被周围的人尊称为“何老”。何东习惯边说话边用拇指转着一串佛珠，说到得意处，手上的珠子越转越快，眼神锐利如刀。“杨澜那时候多纯啊。”何东说起一个朋友对杨澜的印象，那时她刚离开《正大综艺》到美国留学，“冬天，从地铁口上来，双手呵着凉气，清纯得一塌糊涂。”“杨澜的手很漂亮，非常喜欢弹钢琴，”何东说起小时候杨澜的家庭状况并不好，“家里连放钢琴的地方都没有。”
写过《稀释杨澜》的何东对节目提出了具体建议，“对杨澜的访谈关键是要谈细节，谈过去。”
后来节目组打出了“怀旧牌”，用学生时代梳着两条辫子的杨澜照片、《正大综艺》的短片、杨澜旧时的朋友、偶然从隔壁演播室捉到的神秘嘉宾姜昆帮助杨澜打开心门。
有了何老的指点迷津，我认为杨澜有两段经历特别重要，一是中学，二是美国留学。于是我们走进了北京理工附中。她当年的中学老师一直重复说她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而同班的男同学对她的印象也仅仅是并不起眼的好学生。好心的老师更是帮我找来了杨澜高中三年的学籍册。它对杨澜当年的纪录，在节目中实实在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这节目难做，但肯定好看
杨澜幽默、机智，会讲故事，感悟力也很强，具备一个优秀主持人应有的所有素质。朱军对杨澜的访谈是两个访谈高手的过招。“她的主持技巧特别强，擅长掌控谈话的方向。”王峥多年前就仔细看过杨澜主持的大专辩论赛，印象深刻。“话题顺着杨澜跑，丢人。”有个策划激朱军，“都是做访谈节目的人，想像一下你如果做杨澜的节目她会怎样对你。”
果然，这期节目的一开场就是一场“智斗”。当朱军出场简短介绍完杨澜、《艺术人生》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按理说杨澜应该从喷绘照片的背景板后立即出场，但许久才见杨澜出现。她是这样解释的：“我带了两盒面巾纸，一盒给你一盒给我，因为《艺术人生》容易让人感动。”面对突如其来的“迎面一招”，朱军机智地使了个“乾坤挪移大法”：“红男绿女，还特别讲究。桌上有了这两盒面巾纸以后，好看多了。”全场掌声。导播间里，栏目组的同事不禁感慨：“杨澜果然聪明，这节目难做，但肯定好看。”
关于纸巾还有个花絮。一家纸巾厂想和《艺术人生》合作，生产“艺术人生”牌纸巾。制片人王峥“挺有意思”的一句笑谈让各大媒体大做文章。
这期节目杨澜没有哭，谈到种种经历她一直灿烂地笑着。谈到孩子，她的眼里有掩不住的母性光辉。
别人眼中的杨澜理性克制，是个全能女人，但在这期节目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她曾经形容的内心深处的自己：“我渴望浪漫的生活，渴望冒险，渴望挣脱一切束缚，远离尘嚣，在天上飞！”
（本期导演张颖）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名字的故事
我们对张艺谋的期待永远是他的下一部作品。这个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拥有数得尽的作品和数不尽的影响力。他的作品，对于电影是故事，对于社会是话题，甚至可以成为历史“大事年表”的索引。我们会清楚地记得《红高粱》那年我们谈论着什么，《活着》那年我们谈论着什么，《十面埋伏》那年我们又谈论着什么，以及今后的若干年，我们还会谈论着张艺谋的什么……
激情现场
名字的故事
朱军：今天的节目有点特别，没有宽大的演播室，没有现场的观众，但是这样也好，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和嘉宾作一次心与心的交流。今天来《艺术人生》做客的主人公无需我过多的介绍，三个字足以，那就是张艺谋。你好，张导。你每一年都为观众送上一部精美的影片，这么多年走过来，我特别想问一句，你觉得累吗？
张艺谋：还好吧。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工作，喜欢拍电影，所以就谈不上。
朱军：如果让你闲下来完全休息一个月两个月，你觉得你会怎么样？
张艺谋：从1983年毕业拍第一部电影到现在，很少有两三个月完全闲着的时候。拍电影的工作也不一定完全像大家所想的那么辛苦，它本身有劳逸结合的成分。
朱军：如果让你在两三个月当中什么都不干，你会怎么样？
张艺谋：没试过，也没想过。我估计还是得找点事。
朱军：我知道你名字中间那个“艺”是你自己改的，当初是高粱饴的饴。
张艺谋：是言字边加一个台湾的台。
朱军：这个单字应该解释成什么意思？
张艺谋：我查过字典，好像是传讯，老一代传导给下一代。
朱军：在那个年代起这样一个名字，应该说是需要一些勇气，并且要有一定的文化和知识积累。
张艺谋：我听我妈说，名字是我爷爷给起的。我没有见过我爷爷，大概我没有出生他就去世了。这个“诒”字不常见，所以净被人念错。容易看成三点水，就念张治谋；看成两点水，就念张冶谋。总是被人念错，弄得我被人取笑。我倒真没想到要投身艺术，只是后来插队的时候转户口，有了一次改户口本的机会。
记者：你把它改成了艺术的“艺”，结果在艺术上确实有谋略。
张艺谋：没多想，完全巧合。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巧合。我1971年分配到陕西省陕棉八厂当工人的时候，工种公布栏居然把我的名字写成了张银幕，就是放电影的银幕。我查了半天，后来一看前纺车间有一个张银幕，我猜可能是我，但是不敢肯定。后来我就去问，人家说这就是你。口误加笔误的结果，一个人念一个人写，一共800个人的名字，大概不是写的听错了，就是念的发音不准。这是1971年9月的事情。现在我和银幕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我觉得这个细节是很特别的。
我的父亲母亲
朱军：刚才谈到了你的母亲，能给我们讲讲老人吗？
张艺谋：也讲不了太多，因为我很不习惯诉说革命家史。我妈妈是个大夫，看皮肤科的。在我的印象中，她是让我在家庭里感觉到爱的最主要的来源。因为我爸爸是很严厉的，我们家是很典型的中国老式家庭，慈母严父，我爸爸不爱说话，不苟言笑。我考上电影学院以后，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只要我妈在，我爸就会把电话给我妈，让我妈跟我说话。他在旁边想要问的问题呢。
朱军：告诉你妈妈让她问你。
张艺谋：他知道我跟我妈会说很多话。我跟他坐那儿就没话，我两个弟弟也是这样。我知道其他陕西人家庭不是这样，好像男人之间话都很多。
朱军：其实咱们的家庭很像，父亲都有特殊的经历。
张艺谋：我一直比较压抑，家庭背景不好，政治出身不好，我父亲他们弟兄三个都是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的。大概小学的时候，一些小的细节让我感觉到家庭背景不光彩。那个时代是个政治的时代。我那时候是好学生——中队长、大队长——所以上初一的时候就写入团申请书，后来没有入得了。老师把我叫去，语重心长地说：“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出身不能选择，但是道路可以选择。”老师并没有给我详细讲，其实没有任何人跟我讲家庭背景的事情。那时候我也不敢问。很坦率地说，我一直是比较自卑的。
朱军：为什么会自卑？
张艺谋：因为家庭的环境导致了一种无形的、心理的压力。上学、分工作、插队之后招工，都要用政审来筛选。一件两件这样的事情就会造成很大的阴影，再加上我又是一个比较内向、多思的人。我就是爱想事。
朱军：所以别人都管你叫老谋子。
张艺谋：我那会儿在学校是属于埋头读书的类型，什么事我都往后缩，总是紧张、害怕，觉得有危机感。因为家庭出身而养成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朱军：你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吗？
张艺谋：生活中我从来不做太过分的事，尽量不去张扬自己，为人处事方面也一直比较低调。我很少参加圈里的聚会，也疏于跟大家来往。这有点像陕西人，我觉得陕西人很不善交际、疏于来往。尤其近七八年来，我很少跟圈里人交流，总是自己在一边做事。但是很奇怪，我喜欢在电影的表现形式上走极端——内容上当然不能走极端，因为内容上有诸多限制。这好像跟我的性格是很大的反差。
朱军：你的性格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外冷内热？你终于找到电影这样一个载体宣泄你心中那种激情。
张艺谋：别人也这么分析，我想可能是这个样子。在电影中我可以肆意表达一些热烈的激情的张扬的东西，但生活中恰恰相反，我越来越觉得还是低调一点好。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受宠若惊进北影
受宠若惊进北影
朱军：你当时考电影学院完全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脱离完全用体力来养活自己的环境。其中有一段时间差点被人给劝回去了，“读两年就行了”，“拿一个大专就可以了”，有这么回事吗？
张艺谋：有这么回事。我当年是破格录取，今天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了，因为都法制化、规范化了。进了电影学院有点像一步登天，我是受宠若惊。两年以后，学校领导跟我谈：“当年部领导说你可以提前毕业，那么现在两年了，你是不是有这个说法？”我当时就有点想走了，脸皮薄，总觉得好像赖着学校也不好，但是我很在乎毕业证。
朱军：大专跟本科当然不一样。
张艺谋：不，给我大专我就走了。当时我就问可以不可以给我一个证书，学校领导说要想一想回头再答复我。后来我赶紧给陕西的哥们写信、打电话，他们说如果我有毕业证——大专也行——就可以帮我在报社“活动”一个工作。我就特别想拿一个摄影系大专就走，我不想呆了，但是后来老师告诉我不能给我毕业证。完全是为了能拿个毕业证，我就申请再读两年。那时候我对电影还没有很清醒的认识，也不知道它将会是伴随自己一生的至爱，完全没有想到。
朱军：就在莽莽撞撞的状态之下，你一直在往前走，而且从来没有停过。从工厂到电影学院，然后去做一个电影人，在这个超越自己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的性格因素起了多大的作用？
张艺谋：陕西人的性格比较一根筋，比较执着，我觉得陕西人不灵活，做生意一定会失败。我就很不会计算，但是比较执着而且比较顽强，就是要一步一步地干。进电影学院，突然变成一个电影工作者，是我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我长期的梦想就是脱离车间到厂里的工会做一个宣传干事，我想了七年。为了那件事我曾经多次到劳资科长家里活动，以工代干就行。所以我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太偶然了，太离谱了，而且也太幸运了。我完全没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感，也从来没觉得我就是那块料。
朱军：其实当时很多人面临同样的机遇，机遇不是单独给你张艺谋一个人。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你总是把它形容成一个偶然和意外？
张艺谋：说来话长了，我简单地说。我想考电影学院的摄影系，因为我会照相，就拿了一些照片给老师看，老师也觉得不错。但是我超龄了，要求是18到22岁，当年我已经27岁了。我到北京来报名，学校不让报，在西安考场的考试我也参加不了。他们考了三天的试，我在外头转了三天。我特别着急但是没办法。西安考区的老师也很欣赏我，说可以把我“推荐调到西影去”。我不甘心，在高人的指点下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我的摄影作品。我前妻的姐夫认识老画家白雪石，所以我又给白先生写了一封信，加上画册一起送到了北京，就没有消息了。后来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部长特批了我。我一没考试，二没面试，三没体检，四还超龄。其实如果我真的参加考试，很有可能会考不上，因为摄影系要考数理化，我数理化是一塌糊涂，只有初二的水平，而且早就撂干净了。政审也会很糟糕，那时候我父亲的问题还没有落实。这两项我肯定过不去，我考不上。
朱军：听了你的简单介绍之后，我倒觉得正是你的执着帮了你，如果你在考场外晃悠三天就放弃的话，恐怕你就没有今天了。
张艺谋：也许是这样，性格起了一点作用，试一下吧，也没关系。我有特别强的紧迫感，同学比我两个弟弟都小。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太不容易了，而且我又这么大年纪了，一定要努力，一定不要浪费时光。我闲不住，但是我的很多朋友不赞成，他们拉我去休息，让我放松一个星期，什么都不要想。后来我发现不行，那样我反倒累。我不是很喜欢玩的人，跟大家玩我觉得很辛苦，不如做一点我自己喜欢的事。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电影就是心里至爱
电影就是心里至爱
朱军：你回到母校北京电影学院跟学生交流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可以推翻你们心里所有的东西，甚至于你们的父辈，但是你们一定要珍藏你们心里的爱，你们心里的梦想。”我想问你，你心里的爱是什么？你心里的至爱是什么？
张艺谋：其实今天说来，心里爱的就是电影，我不敢说我是个多少好的导演，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是我可以说我是中国最勤奋的一个导演。我一直在拍电影，前两天我们还在谈一个电视剧。别人老说：“艺谋你还要怎么样呢？”
朱军：我也想问，你还要怎么样呢？
张艺谋：还为名利来做吗？或者还想达到什么呢？我都五张了，今天已经不为这些一般的目的在做了，实际上就是喜欢、就是爱。你说是至爱也可以。我知道打死我都不可能拍出一部多么伟大的作品，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没有这个能力。
朱军：你在电影当中呈现给我们的永远都是很自信、很有个性的一面，为什么突然在这个问题上显得这么没有自信了呢？
张艺谋：应该说我是有自知之明。我仰慕的那些电影大师的伟大作品，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我不能做到。更不可能像一般人讲的，我拍电影是为了拿奖。这些东西已经不是让我投入工作的动力。我喜欢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喜欢它的过程，真的是喜欢它的过程，因为结果是完全不能控制的，而且是没有标准、没有上限、没有终点的。拍电影的过程让我很迷恋，让我觉得很动心。我是一个导演，我想拍一个故事。
朱军：也许是做了一个梦，也许是虚构了一个故事。
张艺谋：可以讲是虚构了一个梦。然后一步一步，找钱，然后大家集合在你这个旗帜下，一起开始圆这个梦、造这个梦。每个人都付出许多努力，整个过程中有快乐、有悲哀、有苦恼，最后把这个梦呈现给大家。这么多年我已经慢慢不看重结果。我喜欢实现梦的过程，我喜欢大家在一起。
朱军：你们这一批电影学院78级的学生，也就是第四代和第五代中国导演，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反叛——在超越你们的前几代。
张艺谋：其实反叛这个词用在年轻导演的身上也特别对。这些我们俗称的第六代、第七代中国导演很强烈地要求反叛，他们甚至以我们为目标，以我们为反叛的一面墙。现在我好像没有太多的想法，对我来说，创作要反叛的主要是自己。我总是希望尝试不同的题材，总是希望尝试不同的风格，拍一些不同的东西。
朱军：总是想把一些新鲜的东西带给大家。
张艺谋：很坦率地说，我还是比较清醒的。我注意到差不多近六七年以来，我的每一部电影出来之后都是被人批评。批评的声音多了，我也比较习惯了。现在拍电影，一点都不想“能不能让大家都说好”，已经不作这个奢望了。如果我再拍10部电影，那么对这10部电影的批评可能都会多于表扬。十几年前拍电影就是要听一声好，觉得那很重要，现在不会了。
朱军：一个人在受到肯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