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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我好像是在一个机场，被人认出来了。但是他只知道这个人似乎见过，既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也记不住栏目的名字。当时制片人跟我们一块出差，他特黑地说：“这就开始了。”
杨澜：一切麻烦、快乐、虚荣心全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特别有意思。我平时不化妆跟屏幕上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人都说比屏幕上好看。有一次坐出租车，我跟司机乱贫，也不知道说了什么。等到下车的时候，出租司机说：“我听你这声儿啊，特别像中央电视台那个杨澜。你要长得像她多好啊。”（边说边大笑）
朱军：二位光给我们描述了当时的过程，没有描述当时自己的心理。心里是什么感觉？喜悦、紧张、忐忑，还是别的什么？
白岩松：虚荣心好像挺对的。
杨澜：我觉得肯定是有虚荣心的。
白岩松：我有一个真实的心态，有文字为证。我最早被人采访的时候，我说做这个行当被人认出来，在电视上露脸，最大的好处是我觉得跟我妈特近，我就觉得我妈在看着我。后来这篇采访用的标题叫《妈妈在远方看着我》。
朱军：二位觉得压力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白岩松：我有两个很具体的压力，一个是有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另一个是没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1997年香港回归，那是中央台第一次做新闻事件的大型直播，我正好负责的是驻港部队从深圳进入香港那部分的直播。我从来没做过直播，紧张，怕自己说错。可是偏偏每次演练的时候，一张嘴就是，“各位观众朋友，现在部队已经到罗马州口岸。”脑子“嗡”的一下子。非常恐惧，每天晚上睡不着觉，那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以至于当我第一段直播做完之后，没出错，兴奋得一塌糊涂。下午的时候，发现手机丢了。第二个恐惧是没节目做的时候。2000年做完悉尼奥运会回来之后，我就离开《东方时空》了。我当时要创办的新栏目叫《子夜》，以为顶多三个月就可以办成，但是长达一年的时间也没能出台。那段时间不是因为没工作而有压力，而是你突然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可是过去已经被你结束了。
杨澜：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主持的早期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岩松这么一说，我倒想起其实我差点被《正大综艺》换下来。很多人不知道，真的。
朱军：这是第一次披露？
杨澜：我在《正大综艺》做的第一年是跟姜昆老师搭档的，后来因为大学生到国家机关工作以后需要到基层锻炼，所以我就去大庆锻炼了。那时候姜老师提出不做了，制片人是想过把我换掉的。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如果这三个月我还能做好，就还有机会，如果做得不够好，肯定就换别人了。我那时候觉得特别委屈，突然觉得单纯做一个主持人，命运是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的。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坚持基本上所有的稿子都自己写，我起码要掌握我想说什么、要表达什么。我觉得那段压力非常大，但是对我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从心里产生那种想法和感情，才能跟观众真的沟通起来，不然都是别人的东西。
（大屏幕上出现他们第一次出镜的画面，为他们的故事做着注解，引得笑声一片，尤其是看到白岩松12年前的样子……）
朱军：离开你们各自的工作平台，现在在《艺术人生》这样一个平台上，我想应该更加感性一些。请用更加感性的态度，对爱你们的观众说几句你们想说的话。
白岩松：我是一个经常会被别人误解为不真诚地说谢谢的人。面对观众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种感觉。我可能说谢谢的时候很少，但是我相信每一次节目都是说谢谢的机会。如果我真心地去做了，而且做得还可以，做了以后能有一些事情在改变，而且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的改变，哪怕我只使了一点点的力气，但我觉得这就是我尽最大努力说谢谢的方式。（掌声不断）
杨澜：岩松回答得很好。我想在这儿说很小的一段故事，也是为什么我一直热爱这个职业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做主持人也好，做记者也好，都让我们能够去发现这个大千世界里一些最真实的东西，比如说亲情。我有一次去普林斯顿大学采访诺贝尔物理奖的崔奇先生。他告诉我，他十岁的时候是从最贫穷的河南农村离开家，他的不识字的母亲坚持自己的儿子要去接受教育，所以把家里惟一的口粮给他做了馒头，把他送上了火车。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在后来的饥荒中活活饿死了。我记得我当时问了一个问题，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浅薄。我就问他，如果当时你妈妈没有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奇将会怎么样。他说：“你知道吗？我宁可不得诺贝尔奖。我留在家里朴朴实实做一个农民的话，我的父母大概不会饿死。”当时我的心灵受到一种震撼。我们以为我们在寻求那些成功者的故事，成功本身很伟大，诺贝尔奖很伟大，但是那些成功的故事跟我们内心真实的情感比起来，根本就不值什么。所以我想，无论是做新闻、做娱乐、做体育，其实我们最后无非都是想找出人心所共有的一些东西，这是值得我们去努力的。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张越曹可凡（1）
张越曹可凡
朱军：接下来有请张越、曹可凡。两位都是“重量级”的，所以一块请上来。（笑声，掌声）
张越：你们选嘉宾分组的时候是按体形分组吧。
朱军：我记得刚才问白岩松和杨澜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走上了这个行业。我想这个问题问你们俩可能更合适一点。怎么样走上了这个行业？
张越：什么叫更合适啊？意思就是说咱俩走上这个行业更反常，是这个意思吗？
曹可凡：原本咱俩不应该干这个活。
张越：就是这个意思。
曹可凡：我们一上来就因为体形而受到巨大的歧视。
（台下笑得最欢的是白岩松和崔永元）
张越：对。你是怎样反常地走上这一行的？你讲讲吧。
曹可凡：我的人长得反常，我的经历也反常。我是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求学。在我读大学五年级的时候，上海电视台要办一个栏目叫做《我们大学生》，它需要有一些大学生的主持人，当时我就去报名参加考试。经过初试、复试，最后进入决赛，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成了这个栏目的主持人。我一直在读书，同时在电视台打工，学到六年级该毕业了。按照我当时的成绩可以分到医院里去做大夫，我当时特别希望能够去瑞金医院做一个内科大夫。可是我觉得电视那玩意儿挺逗的，挺好玩的，我要在这个医院里边做医生的话，根本没有时间去做电视。而且你一边做着电视，一边想着给人开刀，一边拉刀一边想着明天要说的词，它不合适。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读研究生。这个时候离研究生的考试只有一个月了，而且有一门课我根本没学过，我就去找了导师，然后在短短的一个月里边猛攻了一下，最后考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以后又工作了几年当老师。最后我想到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还是觉得电视挺不错的。而且我的研究生导师说：“你还是去吧。估计你干我这行也不会有什么出息。”这样我就去了电视台，正式成为一名职业的主持人。（热烈的掌声）
张越：我问他一个问题，我特好奇。现在要让你拉刀拉人，你还会吗？
曹可凡：甭说拉人，拉狗我都害怕。（大笑）我记得我第一次在一个乡下的小医院动手术，特别紧张。
张越：我当主持人没有他这么凶险，但是也很反常。那时候我是个老师，我原本的理想也不是当老师，也不是当主持人。我有三个人生理想，第一个理想是想当作家，因为我作文写得好；第二个理想是想唱歌剧，因为我不会唱歌；第三个理想是想当厨子，因为我馋。
朱军：爱吃。
曹可凡：咱俩又搁一块儿去了。
张越：后来我就在《半边天》节目里做了一次嘉宾，因为这个栏目当时开了一个小板块叫《梦想成真》，让你实现你的理想，做一个特别的职业。当他们听说有一个像我这样反常而且喜欢做厨子的人之后，就派我到附近的周庄和苏州两地寻访当地的小吃和苏帮菜，并且下厨做。我就当嘉宾做了这么一期节目。做完之后，我不知道制片人是从这个嘉宾身上的什么地方发现了这个人可以当主持人，可是他们又不敢跟我说。因为那个时候是十年前，电视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这么多元，主持人长得都特别正常，他们要找一个反常的人，怕观众不答应领导也不答应，也怕伤了我的自尊心，所以他们就不告诉我。然后就跟我说，请我来再当嘉宾，我就又去《半边天》当嘉宾。第二个星期他们又给我打电话，“你再来当嘉宾。”我心说这个组挺懒，他们不换嘉宾。第三个星期又打电话说，“你再来当嘉宾。”一个月之后还找我当嘉宾，我都糊涂了。那个制片人就出来了，说：“我们没让你当嘉宾，我们想让你当主持人。我们不敢跟观众说，也不敢跟你说。现在看来，观众习惯了，也接受了，你就来当主持人得了。”（不断的掌声和笑声）
（大屏幕出现张越早期的节目资料，娃娃头加粉色衬衣，真是不敢恭维。配合着后面的故事，大家完全忍不住了……）
朱军：你千万别以为是你刚才说得精彩，主要是后面那个图像更精彩。
张越：出什么事了？这已经不是我刚刚做主持人时候的样子，这已经好多了。刚出来的时候，你们简直就没看过。（大笑）
朱军：描述一下。
张越：挺好的。
曹可凡：什么叫“挺好的”？（掌声）
张越：那个时候我是个学校的老师，大学刚毕业，非常的朴实。每天一下课我就去当主持人，反正我是从课堂直接就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坐那儿开始说话。我不知道应该化妆，我也不知道应该换衣服。我穿着一个大T恤衫，每天披头散发、鼻青脸肿的就去了，到那儿就讲，满脑袋都是粉笔面。做完节目下来，我们制片人很正式地跟我谈了一次：“您不是去菜市场买菜，您是中央电视台的出镜的主持人。请您穿一件正式的衣服。”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正式的衣服，我一辈子都是穿着大毛衣和T恤衫过来的。在我的概念中，正式的衣服就是晚礼服。我没有啊，就四处找人借，谁有礼服给来一件。我有一个邻居从国外带回来一件，拖地的黑纱长裙，全是镂空的，丝的花边露着窟窿眼。我一看这不成，我得穿这件衣服，但是不能这么穿，里头还得套上一件。我也想了，我总不能套上秋衣秋裤吧，我找了一件最好看的红衣服穿在里头就进了演播室。那时候的编导也没见过市面，这模样的人就让进去了，还让录了节目。录完之后，我们领导审。我记得那个制片人张口结舌，想了半天，就跟我说了三个字：“戏过了。”我觉得我很认真，为什么说戏过了？（台下笑翻天）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张越曹可凡（2）
曹可凡：你很严肃地开了一次玩笑。
朱军：真正当了主持人以后，觉得这是个什么样的职业？
张越：他们说的跟我想说的差不多。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幸运和最不幸的职业。
曹可凡：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主持人这个职业究竟是干吗的。经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去年我开了一档我自己喜欢的栏目《可凡倾听》，我想用这样一个节目留下一个时代的声音，用这样一个节目拼贴出历史的一个图像。这就是我当了多年主持人以后的想法。
朱军：听说《可凡倾听》一期节目的经费只有六千块钱。
曹可凡：比您说的多一点，七千块钱。
朱军：七千块钱。以前不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出差可以坐飞机，可以住星级宾馆，而现在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出差只能坐火车，只能住招待所。
曹可凡：前半年的时候，因为经费紧张，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坐火车。我们找了北京最便宜的一个旅馆，就是在中央电视台附近的水利部招待所，漏水，有的时候还漏电。我们去一趟北京，往往一次要录5到7期，因为要把整个经费扯平。过去的一年，我只有一两个编导，所以这个过程非常的艰苦。一年当中我采访了50多位嘉宾，几乎每一位嘉宾的电话都是我自己打，然后我们的实习生把资料找来，都是我自己把原始资料看完，自己做采访提纲，有时候可以说是做得昏天黑地。
张越：我觉得特别不公平，为什么越是这种经费低的栏目的主持人特胖，经费特别高的栏目的主持人却很瘦？
曹可凡：后来我研究了一下，这属于内分泌失调。
朱军：做医生的给了一个答案。
曹可凡：说得俗一点是我喜欢，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我觉得是一种责任。
张越：刚开始做的时候，我是无意识的，是瞎做，做着做着我就意识到我有责任。我希望我留下的节目是对这个时代有用处的。特别是，有好多人从来没有机会接受采访，没有人注意过他们。我的那些嘉宾都是第一次上电视，从来没有人听过他们说什么。其实我挺迷恋我这个工作的，但是有时候，我也特别困惑。曹可凡觉得他现在很清楚，很坚定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却觉得我越来越糊涂，就是我到底应不应该这么做。
朱军：为什么会糊涂？你想说的总是被某种东西左右，还是别的什么？
张越：举一个例子，当我做一个选题的时候，如果你告诉我这是一个特好的故事，特好听，讲出来特棒，收视率肯定特高，但是我看到这个故事仅仅是它本身的话，我就会不做，因为我觉得它没有意义，不值得做。我希望在一个单位时间里面，不管是10分钟，还是20分钟，或者就是两分钟，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而不是尽可能少的信息。可能我把事情复杂化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的希望。大家不断地告诉我说，“你把事情搞复杂了，大家看电视只是为了玩一下、休息一下、娱乐一下，你让大家不舒服，很费脑子、很费心，没有人要跟你费这个心。”所以我就在想，也许我做的事情本身违背了电视的规律。如果我努力的事情是违背电视规律的，那怎么解释我正在努力做的这个工作呢？
曹可凡：一个人每走一步都会遇到无数的困惑，人生就是这样，你永远是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往往会等待着下一步。如果你知道人生的每一步都应该怎么走的话，你的人生就走得特别没有意义。我想，其实人生的困惑就是一种意义。
朱军：举一个例子，有两档节目同时摆在你面前，一档节目的标签上写着“火火火火火”，另一档节目的标签上就写着“温温温温温”。“火”的背后一定连带着名和利，而“温”的背后一定是寂寞和无奈。你们会选择哪一个？
曹可凡：《可凡倾听》这个栏目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它是一个投资非常少、相对边缘化的一个比较安静的栏目。它的播出时间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差不多十点左右，并不是收视的黄金档。我采访的对象大都是一些耄耋老人。我统计了一下，去年这一年当中，70岁以上的老人差不多占了采访对象的三分之一。但是我觉得值得，因为很多时候那些所谓火的节目没有一个是值得回味的。我可能做了一个比较温的节目，或者不太被人注意的节目，但是多少年以后，我对它都有很美好的回味，就是这样。
张越：你说火的节目会有很多名利和好处，温的节目可能没有，我觉得对一个喜欢自己的节目的人来说，这一切根本不是问题。我做的节目一直在到处跑，很多时候就是在农村，就是在我的嘉宾的炕上。我们一起住，不能洗澡，汽车也不能走，就得背着东西爬山。我不是一个善于运动的人，但是没有问题，如果有需要，我一定可以爬。我觉得问题是，你得让我确认我做的这件事真的有意义。甚至有人告诉我说，在今天这个时代，还要坐在这儿谈意义本身已经特荒唐了。但是我坚定地要求，我做的事情必须是有意义的，必须是真的对观众至少是某一些观众有价值的，真的有所帮助的。如果是这样，我不管它火不火，只要电视台允许，我会愿意做下去。
朱军：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当今的电视能够深刻吗，它允许你深刻吗？
张越：我只能责备自己，我只能认为我做得不够好，没有把两者好好结合起来，没有找到最佳的平衡点。这肯定是我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