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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答案恰恰是摆在叶利钦面前的难题，需要他做出决断，做出选择。
这些难题之一是上面提到的，如何同时扮演好“民主斗士”和“国家卫士”这两个角色。其二是如何应付西方的指责。因为此时的叶利钦正迫切需要西方的支持。其三是如何面对国内反对派。因为他不能在自己立足未稳的情况下，给对手以口实。其四是他知道与车臣的矛盾一旦激化就只能通过武力解决，而这种方式能不能起到杀鸡骇猴作用还是个未知数。如果对于其他要求独立的国家没有起到震慑作用，能对所有的自治共和国都出兵吗？所以，他必须慎之又慎。
在这万难之际，叶利钦想出了“以夷制夷”的办法，而这种办法不论成功与否，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的基本条件是在境外要给执政者制造麻烦，在境内要有代言人。
从1992年起，莫斯科冻结了车臣的财政，很快就使这个共和国的经济到了难以维持的程度。随后，叶利钦又在1992年10月出动武装力量，封锁了车臣边境，宣布车臣实行紧急状态，断绝了它与外界的联系。此后，联邦政府开始资助他们在车臣境内的代理人，把武器和资金源源不断的送给了杜达耶夫的反对派。
当时莫斯科在车臣的代理人是阿夫图尔哈诺夫，他们在1992年3月、1993年4月，曾经两次向杜达耶夫发起过“软硬兼施”地冲击，但都被对手击溃了。
1994年7月，阿夫图尔哈诺夫应召赴莫斯科，与总统办公厅主任费拉托夫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几天后，车臣反对派加紧了活动，8月2日，他们宣布罢免杜达耶夫的职务。但后者却说阿夫图尔哈诺夫是莫斯科豢养的卖国贼，反倒命令他交出武器，解散武装，声称要对他们进行严厉制裁。
这时，车臣确实已经内外交困，经济崩溃，民穷财尽，同时，反对派的力量也已经基本形成。以Y阿夫图尔汉诺夫为首的反对派占领的纳德捷列奇纳亚区，实际已经成了全车臣反抗杜达耶夫的中心。
杜达耶夫也深感形势严峻，他在这年8月23日，通过车臣新闻社发表讲话，指责俄罗斯对车臣进行经济封锁、武装干涉和颠覆。在讲话中，杜达耶夫强调：鉴于俄罗斯情报机关在车臣境内的破坏活动和保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的威胁，车臣政府请求联合国专门委员会，向车臣派遣特别代表，监督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动向，并把这一问题长期置于国际监督之下。
俄罗斯方面否认杜达耶夫的指责，并且声明不准备通过武力解决车臣问题。
9月3日，莫斯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是几年来的“深谋远虑”得到回报的时候了。于是，揭开面纱，公开发表了《告车臣人民书》，呼吁车臣人民行动起来，推翻杜达耶夫政权，明确表示支持反对派。
9月15日，杜达耶夫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当局正在以武器和金钱支持反对派，同时下令在车臣实行戒严和宵禁。
10月份，杜达耶夫的部队对反对派控制的据点发动了多次进攻，造成了数百人伤亡。
第二部分第一次车臣战争（3）
从1994年11月起，反对派发动了对杜达耶夫的反攻。11月17日，在联邦武装力量的支持下，反对派攻克了杜达耶夫武装控制的据点布拉茨科村，击毁了步兵战车3辆、装甲运兵车1辆、高射炮1门。
车臣武装力量司令部在这次战斗结束后向媒体揭露，是俄联邦正规部队动用坦克、火炮和飞机向该村发动的攻击。
遭到打击的杜达耶夫将整个国家引入了战争状态。11月22日，车臣成立了以他为首，由九人组成的国防委员会，责成政府制定将经济转入战时轨道的计划。
23日，杜达耶夫的支持者在格罗兹尼总统府前举行大规模集会，表示响应政府号召，拿起武器，“抗击俄罗斯及其代理人的入侵”。
从24日开始，车臣反对派基本形成了对格罗兹尼的包围，并且发起对外围几个村镇的攻击。
25日晚上，在武装直升机和火箭炮摧毁了杜达耶夫武装阵地后，由40辆坦克组成的反对派装甲车队，开始向格罗兹尼市内推进。11月26日早7时，先头部队占领了共和国国家安全局和内务部大楼，上午9时，反对派攻进了总统府。
然而战斗远没有结束，或者说刚刚开始。当反对派的坦克攻进杜达耶夫政权这几个象征性建筑后，发现里面空无一人，所有阁员和武装分子都不知去向。反对派意识到出了问题，但为时已晚。随着杜达耶夫一声令下，整个城市几乎同时变成了战场。没过多久，藏在各个角落里的狙击手，就把反对派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
对格罗兹尼的突袭失败了，反对派在这次进攻中不仅没抓到杜达耶夫，还有70多名赶来助战的俄军士兵和下级军官成了杜达耶夫的俘虏。开始，莫斯科不承认这些俘虏所干的事情是政府行为，无奈被俘士兵把一切都招了。车臣方面对莫斯科辩解的回应是：如果莫斯科不承认这些俄罗斯公民——军官和现役士兵站在反对派一边，并且参加了对车臣的战争，就要在11月29日枪杀他们。
至此，策划了三年，通过车臣内部解决问题的计划功败垂成。恼羞成怒的叶利钦于11月29日早晨6时，发出了措辞强硬的《致车臣共和国武装冲突参加者的呼吁书》，他在这份近似于命令的文件中，要求车臣交战双方必须在48小时之内停止军事行动，放下武器。在命令中叶利钦指出，如果他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得不到执行，就将在车臣全境动用国家拥有的全部力量和手段制止流血，保护俄罗斯公民生命、权利和自由，在车臣共和国恢复宪法法制、法规与和平。
同日，被打得溃不成军的车臣反对派表示同意执行叶利钦命令，但杜达耶夫的发言人却拒绝响应联邦总统的呼吁。这位发言人在他所发表的声明中，要求所有伊斯兰国家不能对车臣的处境置之不理。
杜达耶夫的态度把叶利钦逼上了绝路。要么允许车臣“独立”；要么动用武力解决问题。不可能突破底线的联邦总统终于选择了后者，因为与三年前相比，他已经有了动武的条件。
二是谁错过了政治解决良机
1994年11月30日，也就是叶利钦发出停火命令的第二天，杜达耶夫政权总理Я·马莫达耶夫以车臣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说：
昨天，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针对车臣和车臣目前的局势发出了气急败坏的强烈警告，似乎俄罗斯的全部灾难皆来源于此。
他在俄罗斯大政治生活中的某些持反对意见者，利用有时自然发生的事实，煽风点火，有意识地企图唆使鲍里斯·叶利钦迈出强硬的悲剧性的一步……
人民信任的车臣共和国政府和深感不安的人民，能够通过折中方案和车臣共和国宪法达成全民族的一致，而且有具体的相互可以接受的建议，通过政治手段明确俄车关系。
我们呼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俄罗斯政界的健康力量和全体俄罗斯人民，尽一切可能不让空前的悲剧出现，这种悲剧的结果是未必有胜利者。如果我们不能防止又一次高加索战争或者“高加索的阿富汗”，历史不会饶恕我们。
尽管从字面上看，这份声明的用词有些挖苦，也流露出车臣非法武装与俄罗斯抗衡的决心。但同时能够看出，声明里对和平解决车臣问题的建议不是作秀，而是一种乞求。关于这一点，从车臣对被俘的70多名俄罗斯军人的态度上也可以得到证实。这天下午，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与杜达耶夫直接通了电话。格拉乔夫首先承认在这些战俘里有被反对派雇佣的俄罗斯军人，但他要求杜达耶夫能按对待战俘的惯例，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第二部分第一次车臣战争（4）
没费太多口舌，杜达耶夫就在电话中表示他将以一个军人的荣誉，保证这些战俘的安全，同时保证在适当的时候将其释放。
这是车臣发出的和平信号，北高加索仿佛又有了躲过一场战乱的希望。
作为回应，叶利钦在他所发出的《致车臣共和国武装冲突参加者的呼吁书》中规定的时限到期的时候，即12月1日早6时，又发布了一份《关于在北高加索加强法制的一些措施》。在这份文件中他做出保证，对那些未对平民犯有严重罪行，且在1994年12月15日前自愿放下武器的人，不追究刑事责任或给予大赦和特赦。
为了表明总统的态度是有法律依据的，这天中午，国家杜马也就和平解决车臣问题发表了如下原则：
（1）车臣所有非法武装应放下武器并解散。
（2）对未犯有严重罪行且自愿放下武器的公民，根据大赦法免于刑事责任。
（3）在武装冲突过程中被俘和被非法拘禁的人应予释放。
（4）民族和解问题应按高加索民族的习俗，在车臣的族长会议上解决。
（5）应在联邦级别上立即给予车臣共和国全面的经济援助。
（6）应在共和国举行民主选举。
（7）俄罗斯总统鲍·叶利钦应是车臣共和国和平、政治和经济稳定、法制以及选举有依据的保证人。
必须指出，叶利钦和国家杜马当时主张用非战争手段解决车臣问题的态度也是真诚的，关于这一点，在第一次车臣战争进行当中的许多关键时刻都能得到证明。
既然双方都有这种愿望，看来“解决车臣共和国危机的政治手段就没有用尽”，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是俄车双方当事人，很多关心北高加索局势的政治家几乎都有这种见解。有人开始出来斡旋，其中曾经发挥过一些作用的是印古什总统P·奥舍夫等。
12月5日，受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委托，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内务部长叶林、联邦反间谍局局长斯捷帕申和俄罗斯出版委员会主席兼临时新闻中心主任格雷祖诺夫到达北奥塞梯的莫兹多克，参加与杜达耶夫政权代表的谈判。
格拉乔夫在机场对记者介绍此行的任务时说，这次的目的主要是“评估形势，而非炫耀武力或以战争威胁。如果杜达耶夫和反对派同意与我见面，毫无疑问，这种选择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我们的谈判是有前提条件的，这就是，遵循俄罗斯联邦宪法，立即解除匪帮队伍的武装，在12月15日前交出武器。”
虽然他从开始就声称不炫耀武力，但这位国防部长还是向媒体透露了俄罗斯军队的部署。他说，在靠近车臣的三个地区，已经部署了由武装力量分队、内务部队分队和“特种兵”分队组成的军人集团。联邦政府已经做好准备，在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车臣问题无望的情况下，立即采取“强力措施”。
格拉乔夫还对俄军近日的一些行动做了解释，他说，空军在格罗兹尼机场及机场附近炸毁了6架图—154飞机和10架Л—39型教练机。因为前者正在为杜达耶夫武装运送弹药，而后者已经装备了武器，准备用于作战。
格拉乔夫最后告诫人们，“任何飞行器，未经允许想要进入格罗兹尼，都将被击毁。”
这位国防部长在这里没有告诉人们俄罗斯空军封锁车臣领空的真实目的。几年后，从几位当事人的谈话中得知，当时采取这样举措是防止杜达耶夫手下的亡命徒驾驶飞机袭击俄罗斯的核电站或者其他核设施。
对于格拉乔夫的武力威胁，格罗兹尼方面也采取了相应对策。所有年龄在17岁至60岁的男子都被动员起来，他们在总统府附近挖掘战壕，在主要交通线上埋设地雷、设置鹿砦，在高处修筑狙击点，准备与俄罗斯人赌个输赢。
直到现在，叶利钦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在打算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车臣问题时，偏偏派去一位国防部长。就是这位部长，在一个非官方场合，当有人问及如果俄罗斯对车臣采取“强力措施”，需要多少兵力和多长时间才能赢得胜利时，他面带微笑告诉大家，只需两个空降团，在两个小时之内就能完全解决问题。仿佛整个车臣都掌握在他股掌之上。
身材矮小的格拉乔夫1948年1月1日出生于俄罗斯图拉州的一个工人家庭，1969年毕业于梁赞空降兵高等军事学校。经过10年努力，1979年，格拉乔夫担任母校的伞兵教导营营长，后来又被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从1981年起，他分别以空降兵354团团长和103近卫空降师师长的身份，两度参加苏军在阿富汗的行动。由于作战勇敢，指挥有方，于1986年晋升为少将，并先后获得阿富汗红旗勋章、红星勋章、列宁勋章。1988年5月，格拉乔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第二部分第一次车臣战争（5）
1990年，年仅42岁的格拉乔夫从苏联最高军事学府——总参军事学院毕业，同时被任命为苏军空降兵司令，授予中将军衔。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了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的软禁并企图废黜总统戈尔巴乔夫的“8·19”事件。由于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成了这次行动的最大障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国防部长亚佐夫决定调106空降师到莫斯科，保护重要部门，同时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攻打叶利钦等人占据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大楼。格拉乔夫以空降兵司令的身份直接指挥了这次行动，但他不仅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命令，没有对“白宫”发动攻击，还主动拜见了叶利钦，承诺决不向民主派使用武力。格拉乔夫的态度使“8·19”事件很快就以失败告终，从而改变了苏联历史。而这位空降兵司令在几天后就被任命为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92年5月7日，格拉乔夫被授予大将军衔，11天后成为俄罗斯国防部长。
格拉乔夫就是在这种春风得意之间插手车臣问题的。他并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但是，他的得意使他骄狂，而骄狂又使他流露出对车臣的轻蔑，这就是他后来把差事办到了反面的原因。
格拉乔夫等人到达莫兹多克的当天下午就与格罗兹尼代表进行了接触，但是能找到的共同语言实在太少，就连谈判地点都要争争讲讲。
第二天，人们意外的在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看到了格拉乔夫与记者的一番谈话。他说：“我在这里讲的内容是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不久前，我和杜达耶夫俩人在隔壁房间里进行了一对一单独谈判。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焦哈尔，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让我们彼此以军人相待。让我们这样解决，不要像阿富汗的经历那样，使车臣流血。焦哈尔，你莫非要对我们开战，如果是这样，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他问：‘莫非你们真的要动手？’
我说：‘是的，真的下了决心，你准备真正的战争吧，不过现在还不晚，必须承认所有的决定非法并放弃武力行动。’当时他对我说，他不能放弃。
我问：‘你为什么不能放弃？’这个人脱口而出：‘我不属于我自己。我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会下台，不过，别人会站出来，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别人会站出来，他们仍然会执行我们已经批准的决定’。
于是我对他说：‘那样的话就是战争。’他说：‘是的，战争！’”
格拉乔夫把这样一番谈话公诸世人的目的，似乎是在证明，战争是杜达耶夫背后的人挑起和坚持要干的。但是，它在客观上却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就是杜达耶夫必须用实践证明，格拉乔夫的话都是谎言。怎么证明？答案是比所谓背后的人更主战。这就是说，自打格拉乔夫与记者的谈话发表，杜达耶夫本身就失去了回旋余地，车臣问题也就丧失了政治解决的希望。
恰在此时，几方面对和平解决车臣问题不利的因素几乎同时对格罗兹尼产生了影响。一是达吉斯坦、印古什、北奥塞梯、卡尔巴拉—巴尔卡尔、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阿迪格和阿布哈兹等高加索国家的一些民族极端分子，在纳尔奇克召开了高加索民族联合会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了这样一个决定：若俄罗斯军队进入车臣，并像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战争时那样行动，高加索民族将援助车臣人民。
第二个不利消息是联邦政府暗中支持的车臣反对派，表现出对俄罗斯军队迟迟不发动进攻的强烈不满。它的武装力量总司令Б·甘捷米罗夫对媒体说：“俄罗斯联邦会议就车臣问题通过了一些决议，其用意是用承认杜达耶夫政权换取这些人签署联邦条约，这种做法证明这些议员们根本不明白车臣冲突的实质。在他们看来，这里的斗争只发生在车臣独立的拥护派和反对派之间，其实这个结论是完全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