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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因友而盟：李姝天生我才为“经纪”于洋（图）2
于洋的主要签约艺人 伊扬 我们已经和一些国际性的机构开始了合作，通往好莱坞的渠道也正在建立。公司还专门为他量身定做了一部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近期将要开机。当演员的时间久了，邵兵还希望能有机会满足一下自己的创作欲望。 每当有人想拉邵兵合伙做生意的时候，他总会把他们带到我面前，然后，坐在旁边，静静地听我和他们聊。邵兵说，他觉得那是一种享受。 毛阿敏和邵兵，是典型的不签约的人，他们对“经纪”没有信任感。而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把我们的经纪公司当自己的家了，这其中是我的风格发挥了作用。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或者从事经纪人这个职业，但是大家关注的，还是一个基本层面，比如，怎样维护一个演员，告诉他怎么跟媒体说话、穿什么服装、做什么发型、适合接什么样的戏……我认为这是基础层面。 我们在包装艺人的时候，是全方位的，还要结合艺人的特点。比如屠洪纲，他属于实力唱将，那么要多在音乐的设计上下工夫，而没有必要为了“造型”，把他弄成秃瓢儿。 有人说，屠洪纲的新专辑《我爱》融合了拉丁舞曲、英式摇滚等音乐元素，在保持屠洪纲独特风格的同时，表达了一种深邃的领悟。 和保利签约的时候，屠洪纲的个人生活刚刚发生变故。他低迷的状态，直接影响到了他的生活和工作。我觉得，《我爱》给了他振作的理由和宣泄的空间。经过生活的磨难，他应该更加懂得如何用心灵歌唱，如何用音乐诠释情感。 《我爱》的MV是专程去西班牙拍摄的，西班牙大使馆旅游处参赞对屠洪纲此行表示了赞赏，并感谢他为传播西班牙风光所做的贡献。西班牙是提升屠洪纲国际形象的起点。 《我爱》封面采用了他在西班牙海岸边的一张照片。感觉相当大气的，并采用了少见的黑白加镏金制作，超凡脱俗。 我觉得，音乐能够帮助屠洪纲的精神得到升华。 一个好的经纪人，还要有一个功能，就是把艺人作为一个商品，立体地处理这个商品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艺人是极特殊的商品，属于艺术品。艺术品就有见仁见智的问题，有人说好，就有人说不好——而这恰恰是一个优点。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商品的重复使用率、被反复设计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别的商品。一个纸杯，再设计，把儿也不能放到杯子底下去，而且不能被重复使用。 艺人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只是，在重复使用的过程中，要判断艺人到底有没有潜能，有没有那样的价值，应该重新设计成一个什么样子。也许只换了一个包装，大家就接受了——这是最简单的、最捷径、最经济，也是最轻松的做法。所以，经纪人要站在立体的角度，去开发艺人。 和李煜签约的时候，我犹豫了很久。为什么呢，因为她过去的造型，她的笑、她的发型和她的样子，已经固定住了，挺难改变的。当时我的条件就是：“如果让我做你，你的形象要改变，恐怕要以另外一种样子出现，你能接受吗？”她接受了。李煜的专辑，我认真地听了一遍。我认为，她还真是沉下来，在歌唱上做了一番研究，在情感的处理上，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那是一张非常不错的专辑。
第五部分：周总理成全的“文化特使”宋怀桂周总理成全的“文化特使”宋怀桂 1
《末代皇帝》是一部大手笔的电影，无论是演员阵容还是制作班底，都是国际水准。贝托鲁奇专门花了一百万美金，从澳门的拍卖行购进了清朝的古董服装，又在国内定做了三千多套满汉服装服饰。我拍戏的时候，身上穿的都是真正的古董，贝托鲁奇看着我说到：“中国古代的衣服简直太漂亮了，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穿得不美？”我无言以对，在八十年代，我的同胞们都是清一色的蓝灰黑。 后来《末代皇帝》获得了包括最佳服装设计在内的九项奥斯卡大奖，而贝托鲁奇的话和那些从平民到贵族，从奶妈到皇太后，件件令我激动不已的满汉服装，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动。 随着大量国外名牌涌进并充斥中国市场，西方顶尖的时装艺术对于国人已不再是陌生和新鲜的东西，各个时装流派在中国竞相争艳，这不禁引起我的思考与遐想。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历史上是一个服装大国，丰富的服装服饰文化宝藏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唐朝著名的“丝绸之路”曾在世界上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今，中国如何能再度称雄于世？要实现这个愿望，只能靠我们自己。 于是，我构思多年的“五朝”梦，终于诞生了。我希望通过一台大型表演，把中国各朝代的服饰文化展示出来，其中以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为代表。我对服装做了一些夸张的设计，取名“五朝服饰”，计划在全世界进行表演。卡丹先生非常支持我，还给我题了字。 “五朝服饰”从梦想走向现实的第一步是在1992年迈出的。我首先向纺织部申请了合作演出的批文，然后组成了演出制作班子。 我是一名艺术家，完全不是一个商人，我所关心的是如何实现我的艺术创作。我判断人常常会出错，而且是：害人之心没有，防人之心也没有。 我请一位女士帮我监制“五朝服饰”的服装，她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结果，没想到她竟然自己拷贝了一套，卖到了台湾，赚了很多钱。这批服装的制作，我一共支付了大概一百二十万，而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后来，她又和另一位政府部门的领导合作，把“五朝服饰”弄到法国去演，而且，他们居然把卡丹先生也请去了，还合了影。卡丹先生以为是我的“五朝服饰”，后来才知道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那位女士帮我监制的“五朝服饰”，直到1998年，才像挤牙膏一样，基本凑齐给我，算是交了差。 其实，服装设计需要不断地构思，别人只能模仿你的样子，却模仿不了你的脑子。况且，穿服装的是模特，而表演的是创意。就像看古装戏，你可能会觉得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的服装都很好看，但你不会去注意款式的不同，因为情节不一样，讲的故事不一样。 我们每一次表演，都有新颖的概念，这就是 “拷贝”者跟不上的地方。我们有很现代的音乐和编舞，表现力很强。吸引观众的不仅是好看的服装，还有演出的场景和内容的编排，是一种整体的氛围。我的“五朝服饰” 不仅仅是单纯的中国传统服装服饰，而是集表演、音乐、舞美、杂技和武术于一体的超越时空界限的综合性的大型场景艺术。 我一直游离于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又受到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熏陶。这种经历使我养成了尊重和借鉴的习惯。
第五部分：周总理成全的“文化特使”宋怀桂周总理成全的“文化特使”宋怀桂 2
我原来就有在“五朝服饰”中用武术表现元朝游牧民族的剽悍的想法。2000年春节，“五朝服饰”到澳大利亚参加“龙腾澳洲贺千禧”的活动，与我们同台演出的还有少林寺武僧团。我当即决定，把中国武术和服装表演结合起来。 这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武术是中国的国粹，中国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绚丽的服装文化，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应该具有某种自然的亲和力，在本质上并不相互排斥。虽然两者的反差是非常明显和巨大的，但，如果改变一下视觉角度，这种反差也许可以形成一种“互补之美”。时装是悠扬的，武术是动感的；时装是短暂的，武术是永恒的；时装是阴柔的，武术是阳刚的。时装和武术的结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概念和感觉。 我对武术有一种情结，在我的想像中，中国男人都是“侠客”，而武术代表了中国男人的“精神”，所以，我从心里喜欢中国武术。 为了完成我对于“五朝服饰”表演的设计，我开始邀请少林寺武僧团参演，后来我们又正式组织了一支二三十人的队伍，可以保证正常表演的需要。2001年，我注册了北京神武英豪文化发展公司，并和团员们签了合约。现在，出去演出的时候，我们就叫“神武功夫团”或是“中华神武团”——名字是我取的。 但我根本就不像经纪人，因为神武功夫团成立至今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投入了差不多一百万，收益将近五百万，而我没有拿过一分钱。需要钱的时候，我就自己补贴；赚钱了，我就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点儿。所以，我经常和神武功夫团的队长开玩笑说：“你什么时候给我发工资呀？” 2003年春节，我策划了一台名为“阴阳新信息”的表演，在巴黎的舞台上亮相。我尝试着把武术与现代舞结合在一起。二十二名武僧和两名舞者，组成一台七十五分钟的节目，表现的是类似“禅意”这样很中国的内容，形式是写意的、抽象的，很前卫的风格。我们一共演出了四十二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之后，在我的力荐下，卡丹先生独具慧眼，把中国武术引入了西方音乐剧。 我和卡丹先生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那种艺术家的唯美思想。音乐剧《特利斯丹和伊索尔》在巴黎的上演，是武术进入西方主流表演形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特利斯丹和伊索尔》是爱尔兰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取材于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音乐剧的策划人和制片人正是卡丹先生。我们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用十二名八至十二岁的武僧作为伴舞，把中国武术的力量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为音乐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阳刚之美。我们不是简单地把武术移植到西方舞台上，而是同音乐和剧情完美结合，出彩但不喧宾夺主。我们表演的“龙舞”和战争场面，传统又富于创新；有些象征性的造型，如椅子、笼子，令人叫绝。卡丹先生亲自为演员设计了服装，彻底摆脱了人们对武僧的传统印象，帮助东方面孔克服了西方观众的陌生感。演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特别是两名小演员三毛和小帅，他们两个每次出场，观众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 音乐剧演出了七十余场，值得欣慰的是，经过探索，中国武术终于向世界舞台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
第五部分：周总理成全的“文化特使”宋怀桂男儿有梦 筑梦踏实 沈永革（图）1
沈永革的主要签约艺人 陈琳
1994年10月份，我在观看“黑豹”演出的时候，很荣幸地认识了轮回乐队和陈琳，后来，他们成了我的签约乐队和艺人。 “轮回”的成员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有一定的音乐造诣，他们的原创风格是走“摇滚和古典相结合”的路线。“轮回”的主唱吴彤原来是学民乐的，所以，他在音乐中加入了民族乐器演奏的部分，这种尝试很新鲜，所以，我们签约后的第一张唱片就叫《心乐集》。 遇到陈琳是我的福气。我知道，像陈琳这么好的艺人，通过努力，我一定能够让她获得成功。 我刚认识陈琳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她把自己的专辑送给我听，她声音的感染力和对音乐的理解，都让我觉得很乐队化、也很摇滚。然后我们开始慢慢地接触、聊天，互相有了一些了解。 陈琳创作了很多歌词，当中有几首，我觉得是非常能够打动人的，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专辑《女人》。 1996年，在磨合了差不多一年以后，我和陈琳正式签约，《女人》专辑出炉。 我觉得，《女人》专辑无论是编曲，还是形象设计，都为唱片界树立了一个很重要的榜样。 当时的唱片界，大家都在经营“关系”，跟导演的关系、跟演出商的关系……这样那样的关系，却没有人认真地经营“内容”。 国际化的操作模式中，唱片公司是有广告投入的。媒体把广告时间和报价列出来，唱片公司做歌曲推广的时候，需要多大的宣传力度，就投多少钱来做广告。这样做事，大家都很方便，没有必要去搞人际关系。“关系”时代，钱没有投在广告上，就投在了个人身上。“关系”也是一种投资，但最重要的还是内容。 我觉得，无论在何种环境下，宣传只是一种模式，信息只是通过媒介传送给大众。至于唱片能不能受欢迎，不是“关系”能决定的事，而是由大众来决定的。 1998年，人们才开始真正重视制作唱片的“技术”和“质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离开JVC公司，自己成立了竹书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基础建设——建录音棚。我从日本带过来一个小型的制作班底，同时开始在国内培养自己的团队。由于事先对国内唱片制作和发行市场做了调查，所以，我工作的每一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久，整合日本技术及在北京做流行音乐的经验，公司推出了陈琳的专辑《走开》。 “竹书”首先培养的是意识——做唱片的意识。 每张唱片都有一个主题，艺人的自主性就在于他对这个主题的想法：一种表达形式、一种感悟……比如对生活、对爱情的理解。只要艺人提出想法，而这个想法能打动我，这个主题能打动我，我相信他也能打动很多人。 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艺人的想法没有打动我，这个想法就不成立，不能成为一个商品。强加给艺人的想法，他是表现不出来的，如果能表现出来，也一定是另外的一种东西。所以，如果艺人没有想法，那就没有唱片。 有一次，陈琳去东京做造型。我们在咖啡厅里休息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想写一首歌，歌名叫《变脸》。“变脸”是一个传统的故事：在她的家乡四川，当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希望有一种精神寄托，这种需要，就演变成了戏剧中的“变脸”。听了陈琳的想法，我一下子就被感染了。因为当时的中国，整个社会的结构在改变，人们的生活结构变了、爱情结构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了……我觉得“变脸”讲的就是这种改变，它一定能够打动很多人，就这样，专辑的主题有了，就是“变脸”。然后我们就去设计，对专辑进行了很多形式上的包装，专辑的主打歌是《走开》。
唱片最重要的是它的内容能不能感动人，这就像一部电影或电视剧，能不能感动人，首先要看有没有一个好的脚本。如果脚本可以感动人，那么，剩下的就是技术上的问题了：找好的导演、好的演员，然后投资进行拍摄。最难的是赋予艺术“精神”，一旦有了“精神”，周边的技术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我们所有的包装都是以艺人为中心，围绕唱片来进行的。关键在唱片专辑创作出什么样的词、什么样的曲，或者艺人演唱什么样风格的音乐。 《走开》的打歌策略是一张制作精美的单曲碟，推介给全国音乐电台DJ以及电视VJ，当时在国内是首创。歌曲受到了全国所有电台的一致好评，由于电台长时间的推介，《走开》形成了歌迷积极回应，陈琳真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专辑也有了一定的销量。 因为《走开》，陈琳荣获了当年所有的音乐奖项，奠定了她在事业上的基础。最后，事实证明我们是成功的。我们投了很多资源与心力，但也得到了令人继续努力的回报，有能力进行下一张专辑——《爱就爱了》。 专辑《爱就爱了》也是同样的，专辑的主题，就是要表现洒脱的爱情观，就是这样一句话：爱就爱！做就做！当陈琳提出她的想法的时候，我马上就同意了。为什么，因为这种爱情观就是现代人做事的一种态度和方法，我相信陈琳用歌声所诠释出来的时尚心态，一定动听。 《爱就爱了》在销售了一百多万张的同时，也把陈琳推到了她该有的位置上。 从1996年的第一张专辑《女人》到《爱就爱了》，再到第二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