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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眷恋。邵燕祥在《沉船》一书里详尽记述了他在1958年被打入另册的经过，其中有一段写到他在宿舍里伏案写检查写累了，便坐在穿衣镜对面一张软椅里，看着镜里不是自己的自己：“这是我的脸，看不出是疲惫不堪，还是精神振作，但是并不衰老，头发黑蓬蓬的。我望着镜子，想要笑一下，哪怕是苦笑，却笑不出来，脸部的肌肉怠工。然而脑神经没有怠工，这时候不知从哪一道沟回传导来一句古老的信号：‘好头颅，谁当砍之！’”写这些文字时，已是在事发23年后，但他脑中的那道沟回显然仍很康健，丝毫没有损毁。
我年轻时，虽积极争取，却迟迟未能加入共青团，那是因为被指出有“个人主义思想”，对此我是认同的，可我为另一位同学抱不平，她的不能入团，据指出最严重的缺点是“爱照镜子”！我不仅心怀不平，还“不平则鸣”，在“团课学习小组”活动里发言说：罗马尼亚有首民歌《照镜子》，电台里广播过的。说着我还哼了几句：“妈妈她到林里去了，我在家里闷得发慌；墙上镜子请你下来，仔细照照我的模样……”几个同学笑了起来，主持活动者却厉声宣布说：“这是黄色歌曲！爱照镜子的人，是极端个人主义者！”结果那被指斥为
“爱照镜子”的女同学哭了起来。唉，我帮了她多大的一个倒忙呀！
据一位美国社会学家的抽样调查，在大百货公司入口处的大镜子前，路过的人流中有百分之六十几会主动自觉地照一下镜子，这些人里面边走边照（或放慢脚步）的多于驻足的，而驻足照镜者里，男性比女性为多，而且多出约三分之一！那驻足照镜者在镜前停留的时间一般都很短暂，平均也就三秒钟，但那三秒钟里会有很微妙的肢体语言，或稍微变换一下脸部、肩部角度，或掠一下发丝，或弹一下西服领子，或拈去衣上一根飞毛……尽管照镜者大多绝非美男帅哥，甚至多半是中年已开始发胖的男子，但他们在照镜的一瞬间里，体现出毫不掩饰的自我欣赏，这是他们对生活、对自己基本满意的一种心态的外化。由此看来，俗世凡人能顾影自赏，是太平盛世的标志之一。像邵燕祥1958年宿舍照穿衣镜的那种情况心情，以及因“爱照镜子”而被批判排斥的种种事情，在一个越来越正常而健康的太平世道里，是应该不复现的。
在汉语的语境里，照镜子还是一种非同小可的比喻，即“借鉴”。这里不把话题扩大到那样的范畴。爱照镜子的邵燕祥——这并非无端给他“恶谥”，我1997年有《镜前邵燕祥》一文详加揭橥，此不赘述——在1995年所出的随笔集序里说得好：“文字有写给别人看的，有写给自己看的，这后者或是跟自己对话，或只是录以备忘而已。”写给自己看的文字，自己有时翻出来看，也是一种照镜子，但这应该不同于翻看老照片，所看到的，应该是从以往存活到这一瞬间的自己，面对镜子里的影像，既看到过去，也可想见将来。但此时此刻的我，应是最有存活理由的，顾影自赏的最大意义，也就是在人生之旅中，对自己基本满意，从而鼓励自己在那剩下的路途上，再以尊严、劳作、哀乐、澄明，留下坚实的足印。
栽棵自己的树
40多年前，随父母住在机关宿舍大院，那个院落是个典型的四合院，我家所住的厢房门窗外，有株高大的合欢树。一个星期天，忽然来了个面生的老头，绕着那合欢树转悠，又抚摩树皮，拣起落在地上的花，夹在手指缝里，嗅个不停，后来就站在树下发愣。我那时系着红领巾，在院子里玩耍，觉得他十分可疑，就过去问他找谁？他说找的就是这棵树，这树是他父亲带着他，亲自栽下的。我立刻跑回屋，向爸爸报告，说外头有个老头，搞反攻倒算呢！爸爸就走拢窗前朝外望，我催爸爸出去轰他，这时，那老头也就拿着一簇花离去了。爸爸
对我说，他认出那老头，是国务院参事室的，不熟，但肯定不是坏人，这院子原来是他家故居，对这棵合欢树有感情，忍不住来看望看望，属于人之常情，不必去干涉他。
北京的古都风貌，直到50年前，还可以用“半城宫墙半城树”来概括。人们现在仍津津乐道胡同四合院文化，不过大多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北京胡同四合院的建筑形态上，对胡同四合院的树文化，似乎重视得还不够。胡同里的遮荫树属于公树，这里暂不讨论。四合院里的树木，在过去是属于房主的私树，那些私家树往往是第一代房主亲自挑选树种，并且其中至少有一棵，是其亲自栽下的。四合院里最常见的树种有槐、榆、杨、柳、松、柏、桧、枣、梨、杏、毛桃、核桃、柿子、香椿、丁香、海棠等等。四合院里的树木，不仅用于遮荫、观赏，也不仅是取其花、叶、果食用，往往还同主人形成某种特殊关系，或含有纪念意义，或表达某种祈愿，或切合主人性格、体现出某种刻意追求的文化格调。最近继续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特别注意到曹家的树文化及《红楼梦》里的以树喻人、营造诗意的美学特性。曹雪芹曾祖父曹玺在南京任上，亲手在花园种下了一棵楝树，后来他祖父曹寅对此树倍加爱惜，还绘图征题，集为四五巨卷，当时的文豪名流，几乎全都襄与其事。楝树既非名贵树种，其花更不华美，而且结子味极涩苦，曹玺手植、曹寅咏叹，其用意均在教诲后人勿忘其作为满人的包衣世奴的苦涩身世。《红楼梦》里没写到楝树，说明它并非曹氏的家史，但却又一再通过书里赖嬷嬷向儿孙辈感叹“你吧哪知道那‘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的”等细节，把曹氏的兴衰际遇浓浓地投影在了字里行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贾宝玉住的怡红院里焦棠两植，林黛玉住的潇湘馆翠竹成丛“凤尾森森”，探春住的秋爽斋后廊满植梧桐，妙玉所在的拢翠庵冬日白雪中红梅盛开，包括薛宝钗所住的蘅芜院不植树木只种各色香草，全都关合着人物的性格命运。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各种方式给我们留下丰富的遗产，其中的树遗产也是异常丰富的，如清代纪晓岚给我们留下了诗文，留下了足以供今天电视剧戏说的趣闻轶事，也留下了一株至今每春花如瀑布的紫藤，那不仅有观赏价值，更氤氲出一种雅致格调熏陶着后人。
保护四合院文化，其中也应包含保护四合院树文化的内容。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北京的四合院沦为了拥挤不堪的杂居院的情景，其中有个细节是张大民不得不把一棵大树包在了自己加盖的小房子里，那些镜头的语意是十分丰富的。如果我们再不努力保护北京胡同四合院的树木，那么，再登到景山顶上眺望全城时，将不复有“半城树”的景观，纵使能望见许多新拔起的“楼林”，恐怕心里也不会舒服。
现在，在自己居住的地方栽一棵自己的树，对于北京人——也不仅是北京人，各个发展中的经济区里，人们的处境大体相同——基本上是可向往而难以落实的一桩事了。就城市居民而言，通过纳税，而由有关部门用税款来营造公众共享的绿地，栽种属于大家的树木花草，是社会发展的新模式。但我以为，让一个人至少和一棵树建立更私密的关系，这一北京胡同四合院——也不光是北京胡同四合院——在我们民族世代生息的所有地方，其实都有着手植私树传给后人的文化传统。树比人寿长，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栽一棵自己的树，寄托志向情思，留给下一代甚至很多代，让他们在树阴下产生严肃的思绪、悠然的诗意，这个传统不能丢弃。报载，有的城市在郊外设置了不同的林场，有的用于新婚夫妇植树纪念，或生下孩子或孩子开始上学时植树纪念；有的用于殡葬，把骨灰埋在树下，死者从树中涅槃，思念者望树生情，这都是很好的变通方式。
参加公益性的植树造林活动，自然应该积极。倘若有一块自己可以支配的园地，就该兴致勃勃地栽棵自己喜欢的树。近年我在远郊有了一间书房，窗外有块隙地可以种树，妻子帮我栽了一棵合欢树，这既是与我童年时光的对接，也意味着我们31年的恩爱应该延续。这树又名马缨花，我的写作，仍是骑马难下的状态，那就再摇马缨，继续向前。北京市民却又把它称为绒线花，我更喜欢那昵称里的平民气息，鼓励自己将文字更竭诚地奉献给平凡的族群。但妻子查了书，又找出了此树花期的特殊气息可以制怒消忿的依据，她批评我近来脾气暴躁，希望我能在这树旁调理好心态情绪，雅意感人，怎能不从？栽一棵自己的树，实际也就是净化一颗自己的心啊！
装满自己的碗
一位记者来问我对“中国作家走向世界”（或“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两种提法只有微弱差别，这里不细论）有何看法，我说该说的话早在几年前就说过了，懒得再说了。他讶怪我“何以对如此重要的问题漠不关心”，我跟他说，这问题对我个人来说，实在很不重要，而且完全可以漠不关心。
不少中国人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看成天大的事，似乎那才是中国文学、中国作家走向了
世界的标志。如果有中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会为他高兴。但那很可能仅是他个人的一项名利双收的喜事，中国文学该怎么样，恐怕还怎么样，其他中国作家该怎么样，恐怕就更还是那么样；尤其是我们别忘了，现在有很不少的中国作家侨居在国外，有的已获得过仅次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某些在西方很有权威性的文学奖项，有的已得到过多次提名，有的其作品被译为西方语种的数量和获得的好评都远超过留在本土的作家们，更有直接用西方语言写作由西方大出版社印行的，根本毋庸再“走向”；这些在“近水楼台”的中国血统作家，其中某一位很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先得月”，而他那获奖作品，根本就还没在内地出版过，你说那跟我们本土作家的写作，以及本土读者的阅读，乃至本土批评家的工作，究竟能有多大的关系？
我1992年应负责评定诺贝尔文学奖的机构——瑞典文学院——邀请访问过，并且有幸聆听过该年度该奖项得主沃尔科特的获奖演说，我那次访问的最大收获，就是知道了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对有作家为得他们那个奖而写作持笑掉大牙的态度。
作家为什么写作？会有各种各样的出发点和目的。如果有的为走向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台而写作，我是不笑他的，甚或感到颇为悲壮。那也应该算是一种写作。
就我个人而言，我信奉中国的古训：“守着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我的碗不仅不大，质量也非上乘。我深深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我是一个定居北京、用方块字写作、并且基本上只依靠一个相对稳定的读者群支持着、近年来更越来越边缘化的、正从中年走向老年的、自得其乐的那么一个作家。我挺看重我自己，可是我并不企望别人也像我自己一样看重自己。我喜欢文学，喜欢写作，也不拘泥于文学写作，有了写作冲动，就写起来，或长或短，或可属文学作品，或属非文学文字，写了，很少藏之抽屉，多半觅可容纳的园地发表，发表了，很好，此处发不出，再试彼处，总发不出，也就算了；我受“文以载道”一类的观念影响较深，注重文字的思想内涵，但近年来我越来越自觉，也自如地，只遵命于我自己生命体验与良知，而非另外的指令。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很好，但这恐怕不是我的一项义务；就我自己写出的文字而言，有一部分本土读者能乐于阅读，我觉得自己的写作使命已经完成了。中国作家要走向世界？如果从狭意上理解，那我也算是多次地出境访问，已然“达标”了，但要我成为所谓“世界型作家”，比如一旦出现在纽约或巴黎的书店里，便会有金发碧眼的崇拜者涌上来签名，那么，饶了我吧，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那真是中国作家整体应为民族荣誉争取到的一种境界，请把那重任，“历史地落在”别的有那志向的作家身上吧。
也是那位记者，逼出了我上面一番话后，尖刻地说：“你是因为自己失去了‘走向’的可能性，所以才取这种姿态。其实你这人野心勃勃，你说你边缘化了，又是什么读者群不大了，可是就拿最近来说，又发表着新的长篇小说，又继续在搞《红楼梦》探佚，写出了《妙玉之死》；还涉足建筑评论；更别说时不时地甩出非文学的随笔，散见于各地报刊……难道这能叫‘守着多大碗，吃多大饭’吗？”
我笑辩道，这恰恰说明，我是“守碗派”。北京卖美式比萨饼的“必胜客”连锁店，有一个规矩，就是你花一份钱，可以用他们提供的一样大小的碗，一次性地到“沙拉吧”去自取沙拉。为了在一只规定的碗里，尽可能地多装些沙拉，有的顾客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比如他们先用青豌豆填入碗底，再把黄瓜片斜贴在碗边，使其上半截露出碗沿，这就无形中扩大了碗的容积，然后再往里面装其他东西，“结实”的放底下，“蓬松”的放最上面，装一层，浇一层沙拉酱，最后装出的一碗，比不会那么装的顾客所取用的，一倍不止。这很不雅么？我问过一位驻京公司的美国人，她的回答是：“只要确实吃得完，没什么不好。”也就是说，只要遵守了“游戏规则”，一份钱只取一次，又真有好胃口，不剩下，不浪费，则究竟你怎么取用，吃多吃少，完全是你个人的事，别人毋庸置喙。我曾对北京“必胜客”里，用巧思妙法将自己的沙拉碗装得冒尖的食客，很是鄙夷，也曾对那里的经理建议，为什么不可以改为允许多次取用？只保留不带出店外一条限制就够了嘛，一个食客在店内能吃掉你多少沙拉呢？经理回答我说，不怕食客多吃，怕的是多拿多剩，他们试过，结论是，现在这样“守着一只碗吃”的规矩下，虽也有浪费，但剩弃的毕竟不多。由此想到我自己的写作，其实，也无非是在守着一只碗的情况下，因为胃口确实还不错，把它装得比较满罢了。我想，过些时候，我自己的胃口衰退了，尤其是，阅读我的文字的读者们对我的胃口衰退了，那我往碗里装的，该有所减少吧。倏地回忆起幼年时，家乡一位远亲，那时他很精实，每餐吃饭，都要盛成一碗“帽儿头”，上面浇以辣豆花，吃得好香。后来再见到他，已是哮喘的老人，每餐吃饭，盛的饭都不过碗边了——但无论他盛了多少饭，总是吃得粒米不剩。人生也好，食欲也好，写作也好，发表也好，守着一只碗，不逾矩，不浪费，不欺人，不愚己，顺其自然，平平实实地，也许便算有福吧！
半拉西瓜
搬把小竹椅，坐在书房外，迎着温煦的秋阳，正惬意，村友小甘过来招呼我，关切地建议：“您也活动活动！”我告诉他自己正在活动中，他不解，我就请他坐在一旁小马扎上，给他解释起来：活动分两种，一种是肢体的活动，一种是精神的活动，两者都不可偏废。如今还没退休的人，可以说是每天都在劳动，劳动是最有价值的活动，我们一般都将劳动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但在这个意义上的劳动，基本上都是些技能的操练，脑力劳动者在专业性工作里，往往也只是知识和技术层面的发挥。换句话说，就是从深刻的意义上分，劳动
或者说活动分两种，一种是谋生的，一种是养灵的，我现在退休了，待遇不错，不必再为谋生而劳动，但却每天都不能休止养灵的活动。
小甘笑，说您这篇话儿跟绕口令似的！别的我也没听明白，不过我觉着您这么着勤用脑子，预防老年痴呆症的效果肯定好！
我也笑，确实我把一个原本朴素的真理表达得太花哨了。我跟小甘聊起那天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纪实节目。讲的是北京安贞医院的大夫们，把一位从临床医学标准上可以界定为死亡的患者，经过三个小时的持续努力，奇迹般地抢救了回来。那位45岁的北京市民突发心肌梗死，在救治过程里又添上肺部的问题，心、肺两衰，以至在心电监测器上出现一条直线，给他注射了溶解血管栓塞的药物以后，几位男女大夫就接力般地轮流给他进行物理性按压，试图让他的心脏恢复自泵能力，半小时、四十分钟、一小时、两小时……全然看不到希望，而且，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有所恢复，也很可能造成植物人的结果。事后采访大夫的记者问他们：为什么在已经大大超过法定死亡标准的情况下，你们还要那么固执地尝试将患者从死神手中抢回来？几位大夫回答的措辞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他们想到患者还那么年轻，是家庭的顶梁柱，从珍惜一个生命的角度，以及关爱一个家庭的角度，只要还有哪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