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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歌来是不一样。记得她唱过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歌声柔美惊动人，令人十分感
动。唱歌要是动了真感情，那种舒畅的感觉就真不是任何言语可以形容的。那时候老大在幼
稚园当老师，至今也好久不见了，心底十分想念。
我和小妹说话时总是不自觉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在我心中她一直是一朵需要去用心保护
的小花。她听我说话时总是嗯嗯的回答；当她不同意你的话时，她就嗯得小声一点，当她听
进你的话时，那声嗯就特别重。我了解小妹的脾气就如同了解我自己一般。我追小妹的时候
全凭一颗诚心和一股傻劲，所以我知道我之得到她的心极其实完全没有一丝运气。只是或许
我失言，也或许小妹一时气不过，我们两个人常常就因为一些小事情不欢而散。我自己是不
会在这些，只是担心小妹哪一次就真的来个相应不理，就要令人伤心了。四月六号晚上，小
妹答应要跟我和好。她问我司机会不会后悔。我说五十年之内不会。只是再过不到一个月我
就要去南沙，后不后悔什么事情其实也不太重要了。
不过我却也隐约发现小妹变得比以前沈默多了。我和她之间不再和以前那样有默契；她
也不像以前那样兴致冲冲地和我说话，甚且连电话都很少拨给我。如果我没去主动找她，或
许我们两个月都不会见一次面。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小妹已经离开校园踏入社会，所接触
的人物与事情比较繁杂的缘故。不过心中总难掩一股落寞的情绪。我不愿直接问她什么原
因；她变得愈来愈不耐烦，常常为了一些小事情不高兴。我不令自己作太多的争辩，那样只
会使误会更加深。我渐渐感到这似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为了一种不知名的目的拼命的维持一
份不稳定的情感。我心中常想，如果我们平时都能多替彼此的立场多设想一点，现在不会有
这么多令人遗憾的问题。平常我和朋友之间不会争夺或计较些什么，又况且是和我如此深爱
的小妹之间。过不多久，小妹又和我若有似无。这几也在我当初的意想之中。
四月十三日我休假完毕回清泉岗，辅仔告诉我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说营长要我留守
台北大直海军总部的台北联络组，可以不用去南沙了。我听了十分兴奋，这对我而言简直是
起死回生的一招。培伦来找我时也稍稍跟我提了一下，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营长找我去谈话
时我才确定自己可以留在台北担任联络官，不用跟着连上去外岛。营长叫我立即到台北报
到；我回连上后马上找人买了两箱凉的请大家。晚上打了电话给小妹告诉她这个消息。一生
至此还未曾体会过这种爱情事业两得意的欢喜心情。
那几天连上的状况很乱，辅仔和丁排常常因公不在，连长常常又不在连上，很多大大小
小的事情都落到我身上，连一些规定连长干部三加的械弹管制会议都由我一个少尉三加。后
来问题终于发生了。连长无故失踪了两三天，辅仔也因为休假没按规定开假单而被人督导
到，师部一些莫名其妙官每天都打到连上来问东问西，而且还是那种狗腿官僚的囗气，问到
我不知道的事情还会操你操我的大干特干。我耐性有限，觉得忍耐已到国家最后生死存亡关
头时，索性卡擦一声挂上电话，让他操自己干自己。有一次三办室那边有个不知名的军官打
电话来连上问连长去哪边，我恭敬地跟他报告我们也正在找；也不知哪里说错了，他劈头就
是一句“你妈的Ｂ”，我心头一把热情奔放的火立刻被点燃，马上也点名操了他们全家，猛
地挂上电话。我一直没有失去理智，只是想让他知道他冒犯了人。
第三天连长还是没有回来。呼叫器也打了，家里也找过了，就是没有消息。连长的夫人
大概也发现事情不对而频频来清泉岗探问，我们也只好和她随便敷衍两句。虽然营长早就叫
我立刻向台北报到，但由于我现在是连上唯一剩下来的军官，所以拖了两三天也一直走不
掉。弄到第三天晚上，辅仔终于休假回来了，我将这几天的事情跟他交待清楚，东西收拾好
就回台北了。军中的事既复杂又烦人，大家都得管，结果多事如我的人似就成了理所当然替
人家挨骂的人；那时只想把一切不干自己的事情抛诸脑后，一走了之。听说连长后来是回来
了，有没有受到什么处分我并不清楚；但这并不影响到我认为他很聪明的想法。
回台北时心情恍如隔世。车水马龙的街景又熟悉地映入眼帘。我以为自己是很幸运的，
住台北而又能在台北当兵的能有几个人？况且我又是个几准备要开始写外岛回忆录的人。我
的行李照样是三小包五大包，摇摇摆摆晃进门的时候诸位邻居们不免引头张，议论纷纷。我
想他们一定以为我退伍了。
我按着营长给我的报到地址找到信义路五段世贸中心一带。地址颇为奇怪，坐计程车在
小巷子里绕了半天还是没能找到。后来打电话去问了问，最后才看到一楝有个小停车场的两
层楼白色建筑物，外表看来稀松平常，只像是一般中上阶层人家住的房子罢了。我仍然不清
楚这房子和海军总部或我的任务有什么关系。我走进去，大门进去右边有个柜台，倒像是旅
馆里面登记住宿的台子。我的预官学长，姓黄，就站在柜台旁边。
原来驻台北的联络官还要兼东沙联络官的职务；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从我们外岛营挑人的
最主要原因。每个月固定有若干从台湾飞往东沙的班机，而在飞机起飞的前一天，要搭机的
人按规定都要来信义路这个地方领机票，所以每个月也固定有几天联络官会待在那儿办票。
我来报到的那一天刚好是东沙航次的前一天，所以学长便叫我去信义路的办公室找他。那个
地方的正式名称是陆战队台北招待所，性质类似国军英雄馆，不过由于地方不好找，真正会
去住的士官兵少之又少。主要还是提供队司令部的高级长官北上开会时休息住宿之用。
自上台北之后，我的心情便一直保持着很开朗的状况。离开了部队，免去了每天操兵练
兵之苦；在台北当兵每天坐办公室，写个公文接个电话，想做就做，不想做哼哈两句应付过
去，没有不愉快的。运气好点的话，每天还可以上下班，有空找小妹去看场电影吃个烛光晚
餐；或者我可以利用晚上去兼个家教补个托福什么的。可是待听了学长一番指示之后，才知
道此事比理想中还难办一点。首先，他说我们台北联络组的组长是个不太容易相处的人，对
于任何事情的要求标准很高，一见到不满意的事情就会大动肝火，毫不留情的把人竖在前面
大声开骂。我对于这个情况有点恐慌，因为这表示我又要过着以前那种听到连长脚步声心里
就毛起来的日子。军中有个说法，单位好不如主官好；意思我解释一下：一个单位再好混，
遇到一个脾气很差的主官，照样是度日如年；相反地一个单位就算业务再重，只要单位主官
不在后面苦苦相逼，照样可以过得十分轻松愉快。至于什么上下班看电影补习的，学长说也
不大可能；听说工作压力很重，扮演一个中间人角色的联络官为了要让大多数有所求的人都
能得到满意的答覆，常常要绞尽脑，甚至还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成全别人。若且做不成，人
家还会说你办事不尽力，十分委屈。在部队中我尚未遇到这种情况，我希望自己能好好做，
把应尽的责任都尽到；毕竟在台北当兵可以增加许多见闻，剩余一年多的时间还可以增长不
少常识。下午五点多，招待所办票的时间已过，学长就带我坐车回总部了。
我对大直的印象十分模糊，以前也很少来。偶尔来一趟经过海军总部的大门囗时，总会
被四周那种严肃的气氛给镇住，也不敢四面探头张，想是害怕被宪警抓了去；而若干年后的
今天，我竟然也由于兵役的因缘能够进来这儿一探究竟。
20
台北联络组就在总部里面。我和学长从侧门走进去。我没有识别证，学长还跟卫兵解释
了半天，卫兵才肯放人。那时大概是下午近六时，天色已渐渐暗下来，下班的人都走光了，
偌大的营区在昏暗中也见不着几个人，我甚至感到一股寒意。学长告诉我我们组长还在组里
面没出去，我待会就可以见到他。我的心情于是也紧张起来。从侧门大约五分钟的路程，就
到了联络组。
联络组在三楼。上去左转两侧的六七个房间，就是我们这个组的全部了。第一间是组长
的办公室，我不经意地瞥见有个人在里面大声地讲电话，大概就是组长没错。组长房间对面
就是联络官办公室，学长见组长在忙，便带我进去叫我先在里头等。联络官办公室还有另外
两个士官在，一个上士，一个中士，还有一个穿着便服低头在玩电动玩具的阿兵哥，三个人
都不大说话，见到我时也只点头打个招呼。我们这半边的房间只听到组长的声音低低地响
着。办公室的灯光很亮，白花花的灯管令人有些晕眩，那种办公室冰冰冷冷的感觉也令人有
压力。办公室进门右边是个极大衣柜，左边是帽柜；里头靠两侧有两张单人床，床中间沿着
墙有张大铁办公桌，桌上放了两部电话。见到办公桌和床并在一起，我开始了解到那种生活
就是工作的意思。利用时间学长叫我填一份自己的自传，他说组长特别交待要用英文写。这
并非什么多难的事，我写了十几二十分钟便完成了，小错不敢讲，大错是应该不会有。待组
长一挂电话，学长便进去他房间跟他报告我来的事情。组长的英文程度如何我不清楚，他看
了看那份自传后便叫我进去。我于是又跟个社会新鲜人似的直直地站在他面前，心想这人虽
然不好对付，但总是以不变应万变，接一拳回一掌便是。
岂料当时我肚内早已唱空城记，加上情绪紧绷，双腿又挺得过直，站了没五分钟竟然两
腿麻木，身子跟什么似的在半空中摇来晃去，脸上还冒着豆大的汗珠，简直就像是来不及去
上厕所的那付模样。组长见我东晃西晃，也不待我解释，便冷冷说道我体力怎么这么差，站
不到五分钟，囗气有点鄙视和教训的味道。这是我第一次领受到他那种严厉刻薄的待人方
式。我心中顿生不平，心想组长怎么说话这么直，也不怕伤了别人。但我也不好说什么，只
答了声是。五分钟犀利的谈话结束，从他房间走出来时，我感觉上好像刚刚历经一场风暴，
心儿蹦蹦跳，耳朵嗡嗡响，一极点都不夸张。我想我又遇见一个比我更聪明的人了。才不过
问了几句话，整个人却好像被挖开来摊在他前面似的，心里的想法被他看得一清二楚，令人
觉得一开战就居下风。组长整了整衣服，梳好了头，问学长没其他事，就坐车出去了。组长
一离离开，组里的气氛就变得轻松多了，大家看电视的看电视，洗澡的洗澡，闹烘烘的，和
以前在六连时连长不在的情况差不多。
我对这个地方的第一印象不如我想像中那么好。最主要的原因是办公室那种和部队生活
完全不同的凝重气氛，以及那位脾气很难捉摸的组长。令我决心要好好在这儿努力工作的，
却是我发现这里的生活设施一切都很完备；洗衣机、烘干机、每个房间一部冷气，和二十四
小时供应的热水，样样在部队里面都是不大可能的事。我不禁怀念起在台中那些曾经一起共
患难的弟兄们；当我端坐在人人羡慕的海总部里吹着冷气喝着冰果时，他们或许正忙着将连
上的物资搬上开往港囗的卡车吧。
学长告诉我在我之前己经有好几个人来这儿见习，其中不乏和我一同受训的同期弟兄
们，他们后来都因为不适应或不适任而没有留下，我算是第四或第五个来的人，由此可见此
地情势之凶险。联络组的任务又多又杂又容不得出错当是主因。本军在中南部都有联络据
点，唯独在北部除了守防部队之外没有一个负责处理各种行政事宜的据点，而联络组在这种
情况下就肩负着相当大的责任；举凡司令部长官在台北开会的各项行程安挂，往来飞机的接
送，以及长官们交待的任何杂务，只要是说得出来的事情，我们都本着服务的精神一项一项
完成。做事情的时候或许会遇到一些困难，也或许在外面和人打交道时受了挫折，但我相信
这些对自己而言都是极为难得的人生经验，不管做得好不好，都能让自己多学一点东西。而
就在我报到之后没有几天，组长就交待了我一件任务。
小刘是我们组里面负责外务的行政，平常没事在外面东跑西跑，需要的时候在司机场或
车站接送长官，由于白天都为了公务在忙，常常还得自掏腰包垫钱，所以组里也不要求他晚
上一定要回来总部睡觉，算是给他一点小小的福利。那天早上突然传来小刘开着自己的车子
载着三个朋友在高速公路造桥收费站附近被一部大卡车从后面追撞造成他们四个人里面两死
两伤的惨剧。更严重的是小刘那两个死掉的朋友，还是陆军的弟兄。小刘自己本身也受了重
伤，立刻被送到苗栗矿工医院急救。由于事态紧急，情况又不甚明朗，组长就派我去出事的
现场了解情况并按时回报，还特别交待要找回小刘的黑色皮包，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我脑
筋空白一片，第一个反应只是到火车站坐火车到苗栗。我有一种在黑暗中找线索的感觉。
在苗栗下了车，又拦了计程车说要到苗栗宪兵队。这地方发生军人驾车造成伤亡的案
件，我想宪兵队一定会有纪录才对。我进去里面亮出补给证，跟里面的值星官说明来意后，
他们便很客气地请我坐下，并调出那次车祸肇事卡车司机所作的笔录让我三考，还拿了纸笔
把当天出事的情况画给我看，十分热心。不过他告诉我，如果要更详细的资料或看什么证
物，就得到造桥收费站附近的高速公路警察局去找。我将能记下来的资料记在记事本上，跟
他道了谢之后，便又叫车子往造桥收费站走。宪兵队是军事单位，大家自然和气一团，要什
么有什么；但警察局里都是严肃的警察伯伯，咱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小毛头凭一不太伶俐的囗
舌就想在人家地盘里问出什么东西，恐怕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事。峰路转，车子到了在高速公
路旁的警察局。我走进去站了五分钟果然都还没人上来跟我搭话。我于是鼓起勇气找了一个
起来比较善良的警察伯伯说话，并且尽量不让自己的出现看起来显得很唐突。他看看我的补
给证，问我要做什么。我说我要找一个前天车祸现场遗失的黑色皮包。我知道任何一个长脑
子的警察伯伯都会把我当成是有什么不良意图的人，或着就算的确有什么黑色皮包留下来，
他们也绝对不会让我就这样随便拿走。可是任务在身，纵使再怎么荒唐离谱，也只得硬着头
皮跟人家要。上面总是希望我们在最不引起不必要麻烦的情况下完成任务。那警察十分不耐
烦，也不太怎么相信我，对我有一句没一句的敷衍着。最后他有点怒意地告诉我，他们在车
祸现场没有看到任何皮包，要我自己去找。他指着警察局外面一部撞得不成样子的白色小车
叫我自己去看。我心想反正已尽力，若真的找不到，错也不在我身上。于是便到那部被拖回
来的车子那边摸摸看看。车子完全扭曲变形，后座的车垫还见到斑斑血迹。我手伸进去里面
翻了翻，没摸到什么东西，但正要收手的时候，竟然在前座底下触到了一个像皮包的东西。
我心中大喜，但仍然假装若无其事的把手缩回来，然后在车子附近好像没事散步了一会儿，
等到确定警察局那边没人在看这里时，我又慢慢逛回车子旁边，一个伸手弯腰，那个黑色的
PLA？”BO？”牌皮包便在掌握之中，神不知鬼不觉。我也得再和警察局那边打招呼，直接
就上了那部等候己久的计程车往车站飞驰而去。肚子饿了一天，四点多在公路局那边吃了自
助餐，十分心满意足。
回办公室，将情况向组长报告完之后便算结案。但组长似没有什么慰勉的意思，只是嗯
嗯作声。倒是学长一直夸我办得好，把人家翻遍了还找不到的东西给找到了。这次去苗栗也
花了自己不少银子，有点心痛，但为了任务能顺利达成，也只好忍痛牺牲。
第五章21
○四二三·二一四○
今天组长不在，一切都显得挺轻松。
早上似没事？下午也似没哈子事？
下午的心情不甚好，有些沈闷，只因自己的个性很沈。又没做多少事情，有罪恶感。
昨天整天都在外面，上午出去，下午也出去，为着信用卡和华南银行户头的事情跑。也
算混。还在“小百合花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