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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满城的人都听说了西瓜船上的事情,从早晨到夜晚都有人跑到铁心桥下来看那条船。杀人者和死者,不可能滞留原地让人参观,但船被封了,还停在那里,血也还一点一滴地留在船头和岸上。白天的时候小良要勇敢得多,闲人看船,小良就瞪着眼睛看他们,他说,我们松坑马上就要来人了,人已经在路上了。别人听出来那是要采取报复行动的意思,就告诉他说,寿来昨天就铐走了,他在火车站等火车,等得不耐烦,到旁边文化馆里看录像片,刚刚坐下就被铐走啦。小良说,铐走就行了?一条命呢,乡下人的命就抵一只瓜?又有人告诉小良,寿来家里放话出来了,寿来才十七岁,未满十八周岁算少年犯,是去劳教,不会枪毙的。小良就厉声叫起来,你们少来骗人了,十七岁就可以随便捅人?那好呀,让我们松坑不满十七岁的都来捅人,捅死人不偿命嘛!别人看小良的眼睛红红的,人很冲动,很聪明的面孔却一点也不懂法,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讲里面的是非,干脆不惹他。你不惹他,小良自己就慢慢平静了,平静下来更消极,说话是打倒一大片的方式,你们都是穿连裆裤的,你们的思想都一样,他说,乡下人的命嘛,就抵一只瓜。
夜里铁心桥两侧的人家有人起夜,隔着临河的窗便可以看见西瓜船,还有岸上一个货包一样的东西,他们都知道那不是货包,是守船的小良。
松坑人大闹香椿树街的事情发生在三天还是四天以后,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人们后来知道从松坑来的两台拖拉机停在城北水泥厂门口,从拖拉机上下来了二十几个人,大多是青壮年,手里提着锄头铁镨之类的农具,水泥厂门口的人正在纳闷呢,看见那个小良从铁心桥方向飞奔而来,小良一边跑一边抹眼泪,人们清晰地听见了小良哭叫的声音,怎么到现在才来,到现在才来!
从松坑搭乘拖拉机来的二十几个人,其中一些人我们没见到,他们从水泥厂那里直接上了北大桥,去第五人民医院的太平间了。另外一些人在小良的引领下,浩浩荡荡地穿过香椿树街,到陈素珍家门上去了。
除了多年前城北地带造反派的武斗,香椿树街的居民们,从来没见过像松坑人讨伐陈素珍家这么紊乱而壮烈的景象。冲到陈素珍家门上的大约有二十个松坑人,是拥进去的,人多门窄,门很碍事,松坑人便把门卸下来了,说要把寿来放到门板上去,抬到医院去陪着福三。极少数松坑人衣冠整齐,有一个像是农村的干部,他手里没有农具,衬衣口袋里别着一枝钢笔,大多数人一看就是临时从地里上来的,面孔很凶恶,身上则隐隐地散发出田野或泥土的清香,有的挽到膝盖上的裤腿管忘了放下来,小腿上还结着水田里的泥浆。
他们闯进寿来家的时候,寿来的父亲柳师傅刚刚从江西的什么兵工厂赶回来,他在厨房为陈素珍熬药,陈素珍已经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了。她是个常年患有头痛病的女人,没什么事也会犯病,何况家里出了这件天大的事。陈素珍在等药的时候听见门外响起惊雷般的脚步声,然后便是药罐子砰然落地的声音,柳师傅大叫起来,你们这么多人,进来要干什么?此后柳师傅的声音便被淹没了,是高高低低的陌生人的声音,是松坑人嘈杂而统一的愤怒的声音,把人交出来把人交出来!其间夹杂着女人尖利的哭声。陈素珍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了,她想从床上爬起来,但身体起不来,眼前天旋地转,她拚命向丈夫喊了一声,快跑,快去报案!她的声音却在一种巨大的声浪里沉下去了,然后她听见家里门窗被摇晃砸打的声音,橱柜里的碗碟轰隆隆地泻到地上的声音,她听见丈夫的吼声很快低沉下去,变成一阵阵痛苦的嘶叫,陈素珍就抓过床边的一只闹钟向门上砸去,别和他们
打,去报案!
陈素珍不知道她丈夫是否听见了闹钟砸门的声音,她记得是几个松坑男人冲到了房间里,其中一个是小良,她认得的,另一个没见过面,凭着那人黑瘦的长相,几乎可以肯定是福三的兄弟。陈素珍并不畏惧,她躺在床上冷静地望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说,我儿子已经抓走了。她觉得他们拒绝听她说话,他们说,把人交出来把人交出来!陈素珍说,你们上我家来没用,杀人偿命,他也得死,有法律的。他们说,把人交出来,把人交出来!陈素珍知道她说什么也没用,就不说什么了,她躺在床上,异常冷静地注视着他们,还有他们手里的锄头。她说,你们要觉得一命抵一命还不够,把我的命也抵上好了,我不怕的。
陈素珍注视着他们手里的锄头,她相信他们不敢那么做,她看见福三的兄弟茫然地瞪着她,她的目光勇敢地迎了上去,结果他先把目光闪开了。福三的兄弟瞪着她的枕头,还有柳师傅早晨放在枕边的一包饼干,说,你还在吃饼干啊。那人一定是福三的兄弟,他撩起陈素珍身体下面的印花床单,看看床单下面的草席,他说,你把床单铺在席子上睡,这么睡才舒服?福三的兄弟用手里的锄头柄敲敲整个漆成咖啡色的床架,你睡这么高级的床,就养了那么个畜生出来?他讥讽的语调忽然激愤起来,眼睛里的怒火熊熊地燃烧起来,是你养的儿子不是?我娘在家里哭了三天三夜了,一滴水都没进嘴,你还在家里睡觉,你还躺在床上吃饼干!
松坑来的人做了一件令陈素珍永远无法忘记的事。他们不能容忍她躺在床上,或者仅仅是不能容忍她枕边的一包饼干,她记得福三的兄弟先是抢过饼干扔在地上,用脚踩得粉碎,然后他对其他几个人吼道,砸了她的床,看她怎么在床上吃饼干!他们挥起锄头砸打床架榫头的时候,陈素珍的身体在上面被迫地颠动起来,她万万没想到她受到的是这么奇怪的屈辱,她没有——点力气去阻止他们,她的身体可笑地颠动着,而她坚强的神经也随着床架的崩溃在崩溃,陈素珍哭了,突然地一下,她感到自己的身体下沉了,床板的一头落在地上,另一头倾斜着搭在架子上,她的身体也像码头运输槽上的—包水泥一样滑落下去了。
那天柳师傅始终没能走出门去,松坑人手里的农具虽然不是冲着人来,主要是摧毁家中的门窗家具,柳师傅知道那是报复,但如此野蛮的报复他接受不了,慌乱中他抓起了一把菜刀,结果这把菜刀恰好激发了松坑人对那把西瓜刀的联想,有人喊起来,儿子学的是老子样,都拿刀呀!松坑人哪里知道柳师傅其实是个有公论的厚道人,跟他儿子是两种人,松坑人不分青幻:皂白拥上去教训柳师傅,不知道是谁的农具伤到了柳师傅,柳师傅坐在盛米的缸上,怎么也站不起来,后来才知道他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
是邻居钱阿姨去报的案。钱阿姨在陈素珍家门口,几次三番地努力,就是进不去。松坑来的人还安排了站岗的,不准邻居进去。钱阿姨说,你们来解决问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这么闹的,左邻右舍多少上夜班的,白天要睡觉,你们闹得天翻地覆的,让人怎么休息?她对松坑人的说服教育起不到一点作用,就气乎乎地走了,临走说,这不是你们乡下,人多就能解决问题,你们不听我劝可以,等会儿看谁来劝你们!
开始是派出所来的人,一老一少两个户籍警,凭借着身上的制服勉强冲进丁陈素珍家。老的是香椿树街人人皆知的秦同志,秦同志有经验,一进去就知道局面不好控制,一边察看柳师傅的伤,一边试图说服松坑人离开,年轻的那个就不注意工作方法,拿出手铐就要往人手腕上戴,结果满屋子的农具都举起来对着他,好在秦同志把他拉到一边去厂。秦同志知道这群人不容易对付,他对年轻的同事耳语了几句,年轻人马上就从满屋子人堆里挤出去了,出去干什么?请求支援去了。
后来就来’了一辆东风化工厂的卡车,卡车上冲下来七八个人,人不多,都束着军用皮带,穿着蓝色工作服,却一律带着步枪。围在陈素珍家门口的人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见枪,有个男孩多嘴,尖声说,是工人民兵,枪是假的!这话惹恼了带枪的一个民兵,对着那男孩说,假的?要不要打你一枪试试?
带枪的人一进去,陈素珍家里瞬间便安静下来,先是几个民兵把松坑人的农具一件件地拖出来,扔到卡车上,有人在旁边一二三四地数着,锄头七八把,铁鎝五六把,甚至还有两把镰刀。农具后面是人,一个个被推出来,有人也在旁边数了,一二三四,一共十七八个人,其中妇女两名。那个正当哺乳期的妇女不知道是福三的什么人,嗓音异常的尖厉,她一手擦拭着胸襟上满溢的奶汁,一边哭一边嚷着什么,听不清她嚷嚷的内容,但看她的眼神是面向外面围观的人群,大抵是要大家评个理主持个公道什么的。
松坑来的男人都被工人民兵弄到卡车上去了,不管有没有动手伤人,去调查清楚了再说。两个妇女原来可以赦免,她们开始是站在下面的,一个不停地撩起衣襟抹眼泪。另一个哺乳期的妇女则向旁观者说个不停,松坑话说快了不容易懂,反正听得出来她是在争取别人的同情,好好的一个人来卖西瓜的,你们买西瓜那点钱怎么还买人命呢?人都死了,我们来出口气还不行?听者却不宜对她表达自己的立场,有人很关心他们与死者的关系,忍不住问她,你们两个女的,谁是福三的老婆?她摇头,说,我是他妹妹。另一个呢?另一个不肯说话,还是哺乳期妇女替她介绍了,也是妹妹,福三的妹妹。
福三的两个妹妹原本不用上车的,她们听见卡车鸣笛吓了一跳,看见卡车要开走她们一定想到了某些未知的后果,一齐尖叫起来,两个人扑上去,一左一右拉着后挡板,不让卡车走,看看两个人的力气拉不住卡车,喂奶的那个妹妹就跑到卡车前面去,躺在地上了。
福三的那个妹妹,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反正大家对她印象是最深的。她就那么躺在地上,视死如归的样子我们以前只在电影里见过,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她又不像人们心目中的女英雄,她躺在卡车轮子前面,衣衫零乱,胸口湿了一大片,肚子极不雅观地袒露出来,圆鼓鼓的,悲壮地起伏着。好多人都跑到卡车前面来看福三的妹妹了,街上人越聚越多,狭窄的香椿树街的交通很快堵塞,交通堵塞以后就有孩子在这儿那儿乱吹哨子,哨子的声音更使香椿树街的空气沸腾起来。
城北派出所所长老金也来了,老金亲自出马,足以说明遇到的局面多么棘手了。照理说老金在香椿树街解决任何事情都容易,但这涉及工农关系的风波弄到这么不可收拾的地步,又没有相应的文件说明,他也没办法了,脸色便很难看。老金找到那个干部模样的松坑人,请他去说服福三的妹妹,但那个干部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说,她不要命,你们就让车开过去好了。我们松坑人命反正不值钱嘛。看得出松坑的干部也不懂法,他是不会协助执法了,老金也是被激怒了,卷起袖子说,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把那泼妇一起抬上车!
这样,就干脆地解决了问题。我们看见福三的妹妹被几个人合作着抬上了卡车,她当然是拚命挣扎的,挣扎也没用,人还是被轻盈地抬了起来,她的尖叫声听上去很恐怖,夹杂着松坑一带的脏话。有人刚刚从人堆后面钻到前面来,脑袋从别人的肩膀上努力地探出去,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哎哟,怎么像杀猪一样?这乡下女人好凶!前面的人都知道事情的原委了,同情心忽然偏东,忽然偏西,现在都偏向松坑人了,三言两语解释不了自己的立场态度,就简短地说,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乱了好久,卡车慢慢地能开了,松坑来的那些人,男男女女的都在化工厂的卡车上,一张张脸带着疲惫之色从人们头上缓缓而过。看得出那是一些受到过惊吓或威慑的脸,有的人脸上还残存着恐惧,有的恐惧而茫然,眼神便显得楚楚可怜。有的人看上去有点羞怯,像小良,街上好多人在他船上买过瓜的,认得他。当然也有向街两边侧目怒视的,像福三的兄弟。最无所畏惧的还数那个干部,他站在上面摆弄了几下口袋里的钢笔,表情显示出一种故意的傲慢来,而且他还学领导人的样子,向什么人挥了挥手,大家左顾右盼地寻找他挥手示意的对象,也没找到谁,猜他的用意,也许就是显示他的无所畏惧吧,但好多人意识到,他这么随意地一挥手,那架式倒有点像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呢。
九月初的一天,福三的母亲来了。
起初没人知道那个在铁心桥边来回走动的老女人是谁,她穿一件蓝色对襟褂子,黑裤子,草鞋,头上包着毛巾,是松坑一带老年妇女寻常的装束。她先是站在桥上向河两边眺望着什么,一边眺望一边擦眼睛,她的眼睛里有一层明显的白翳,也许是白翳遮挡了视觉,她没望到什么,又下到桥堍来,手搭在额上向河的这边那边望着,还是没有她寻找的东西,就拉住过路的幼儿园老师沈兰问了,妹妹呀,夏天在这儿的西瓜船怎么不见了?
沈兰是外地人,一直和儿童们说惯普通话的,听不懂她的松坑话,就让她去居委会。她没有反应,明显不知道什么是居委会,沈兰就用手指着河对岸的一个漆成红色的窗户说,居委会就是居委会嘛,你过桥,去那间房子,房子里面就是居委会。
可是福三的母亲眼睛不好,她既看不见对岸的红色窗子,也听不懂居委会的意义,她说,妹妹我找西瓜船,一条船呀。她感觉到别人不耐烦了,脸上绽出了一个巴结的笑容,说,一条西瓜船,就是出人命的那条西瓜船呀。沈兰这才猜到松坑来的老女人的身份,她看见福三的母亲喉咙里咯地响了一下,似乎要哭了,一只手赶紧抬起来,按着脖子,按了一下,又按了一下,居然把哭声压住了。然后沈兰惊讶地看见老女人的脸上重新堆起了笑容,她说,妹妹你帮帮我,我眼睛不好,看不见的。
西瓜船是不见了。沈兰下到石埠上,在河的两头搜寻了很久,她看见卖大蒜头和猫鱼的小船,捞河泥的铁船,运水泥的驳船,甚至还有一只粪船臭烘烘地停在桥堍厕所那里,偏偏看不见西瓜船的影子。沈兰说,怎么不见了呢,我天天从这儿路过,西瓜船原来一直在这儿的,昨天刮风,大概是漂走了,漂得不会太远的。福三的母亲说,漂到哪儿去了,东边还是西边,妹妹你告诉我,我眼睛哭坏了,你指着我看不见的。沈兰说,我也看不见,指也指不了,我还是带你去居委会,让他们替你找一找吧。
沈兰就领着福三的母亲过了铁心桥,上桥的时候她问,你那么大岁数了,眼睛又不好,怎么让你出来找船呢?福三的母亲说,不是我家的船呀,是福三向旺林家借的船,福三人不在了,船要摇回去还给旺林的。沈兰说,不是问你这个,我问你,你那么大岁数,怎么让你出来摇船呢,让你把船摇回松坑去呀?福三的母亲说,我摇回去,慢慢地摇,摇个两天就到家了。福三的母亲不知道为什么听不懂沈兰的意思,沈兰干脆就直接问了,家里没人手了?听说福三他弟弟妹妹都让他们扣起来了?还没放回去?福三的母亲这时候犹豫起来,人靠近了沈兰,凑到她耳边悄悄说,妹妹你是个好人,我说给你听不怕,福三的弟弟妹妹昨天刚刚放回去的。沈兰说,那让他们来摇船回去嘛。福三的母亲朝桥上看看,又向桥下望望,轻声道,我不敢让他们再来了,说什么也不敢了。警察说这次饶我们一次,也不用赔那家人东西,医药费也不赔,警察说一事归一事,再来就犯法了,也要吃官司。
福三的母亲被领到了居委会的女干部崔主任那里。崔主任当时忙着爱国卫生月的宣传事务,她让福三的母亲喝了一杯水,让她不要急,说那么大一条船,不管漂到哪里,总是在河里,不会长翅膀飞走的。船只要没漂出北大桥去,就算她的居委会的事。崔主任说如果船漂到北大桥外面去,她也会和桃花汀居委会协商解决的。
福三的母亲被沈兰领到了基层组织,是她后来找到西瓜船的关键第一步。居委会依靠群
众,即使是个风吹草动,自然也有群众会向他们如实反映,何况那么大一条船呢。两天前恰好有人向崔主任反映,有一个叫歪嘴的青年趁西瓜船无人看管,拿了个箩筐把船上剩下的西瓜全部拖回家去了。那两天整个香椿树街的街道干部都在为陈素珍家解决问题,又要准备爱国卫生月的工作,无暇顾及西瓜船上剩下的几只西瓜,就把这事搁下了。
崔主任差人把歪嘴叫来了,她也不透露福三母亲的身份,只是让他坦白从西瓜船上拿了几只西瓜。歪嘴斜着眼睛观察崔主任的表情,判断她是证据确凿的,就反问道,你说还剩几只?你说几只就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