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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砍荨薄！�
这些小东西，一个个都是圆形的精灵啊。在货币家族中，它们比纸币活得耐性；在人世间，它们比人活得更长久。只要它们自身不遭到外界物理意义上的打击和毁灭，它们的生命就不会终结。哪怕时代更迭，良币逐劣。那只会使它们更加安全无虞，即使在民间，也享受一种叫做“文物”的厚遇和尊荣。
缘此，它们作为个体生命的无数可能和故事，也会一一的延续和演绎下去……
去年岁末，一个叫于晓威的男人，因为在俗世中遭遇了一点儿感冒状的坎坷，找到了他的朋友、周易研究家祁山寻求解脱。祁山也是一位诗人，他在许多诗刊发表作品，惟独遗漏《诗刊》。我想我说的话没有错。
据说他遗落《诗刊》的唯一理由，是他看到身边所有写诗的人都前赴后继以上《诗刊》为荣，那么他就不循此道了。
我相信他是一个真诗人。
在他的家中，他用三枚铜板为于晓威起卦。这是最古老的占卜方式。他在地板上连抛了六下，然后像观察天象一样记录下每次的阳爻、阴爻，阳动、阴动。最后他小声咕哝说，没什么，我猜你就是得了一场感冒。会好的。
前去占卜的男人拾起了那三枚铜板。其中的一枚，色泽黑红，薄而亮，好像经过无数人手泽的打磨，这是人们俗话说的“古铜”，是古币中的上乘。它的正面镌着“顺治通宝”四个宇，并且，横亘着一道已并不明晰的凹痕。
科学家说，如果时间是无数的，那么，以此为前提，给一只猴子一台打字机，任由它无穷地敲下去，终有一天，它会敲出一部《红楼梦》来。
从古到今，我不知道有几亿或几十亿圆形的钱币，它们连带了怎样无以计数的故事和命运。但我知道，肯定有一种，我以上叙述的将同它不谋而合。
就像眼前这枚占卜的古币。是的，它迟早会占卜出属于它自己的命运和经历。
美国梦，中国情结——卢斯和他的《时代》
一 创造媒体帝国的人走了
“封面中国”的故事的讲述，应该从亨利·R．卢斯（Henry R．Luce）开始。
不只是因为1923年他在纽约创办了《时代》周刊，创建了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帝国；更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后代，从1898年3月到1912年秋天，他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中国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纽带，是他的梦想中的重要场景。他以他的方式，延续着父辈与中国的特殊关联，延续着父辈宗教的、教育的梦想。正是有着这样的个人渊源和历史背景，《时代》与中国的故事才由他开始，也在他身后延续。
1967年2月28日，卢斯因病去世。3月10日出版的《时代》杂志上，这位“《时代》之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封面人物。《时代》用了这样一个标题：Henry Luce：End of a Pilgrimage。英语中Pilgrimage有不同表述：去朝拜圣地、朝山进香、人生的旅途……在这里，该译为“人生旅程走到终点”，还是“一次朝拜的结束”？或者，对于卢斯，两者本是一体的。
结束人生旅途的卢斯，身后留下一个巨大的媒体帝国。据这期《时代》报道，在卢斯去世时的这一周，他的四大刊物：《时代》、《生活》、《财富》、《体育画刊》在全球的总发行量达到1433万多册。（《时代》，1967年3月10日，第26页注释）
创建这个帝国的人，一直受到世界的关注。早在1961年，卢斯就成为德国《明镜》周刊的封面人物。《明镜》写道：“在过去二十年间，没有人能像《时代》、《生活》的主编卢斯这样，给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提供更为深刻的美国形象，以及美国人眼中的世界形象。”在美国，“每三个家庭会在每周买一本卢斯的刊物；十二岁以上的美国人，有94％的人知道《时代》。卢斯的出版物，和可口可乐、梦露、美元外交相伴，为人们提供知识补给品。”
《明镜》报道称，卢斯曾被丘吉尔认为是当时美国最有权力的七人之一，被艾森豪威尔总统称为“一个伟大的美国人”。引贝镜》还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并未担任任何政治职位的美国人——也许亨利·福特（福特汽车公司老板——引者）除外——能对美国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在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卢斯率先使用了‘美国世纪’这一概念。”（《明镜》文章转译自《卢斯和他的帝国》）
这样一个世界性显赫人物最初的人生之旅，则是在中国山东开始。
二 寻访登州
来到烟台和蓬莱，穿行大街小巷，我试图寻找百年前卢斯在此生活时期的痕迹。
暂且不说陈迹残影是否可寻，仅地名的演变就足以凸现时间流逝之无情和历史变化之无序。百年来，历史地名在中国变化实在太大太无规律，它们常常会成为历史阅渎的一个障碍。不过，有时它又能带给追寻者另外——种意外发现的乐趣和兴奋。走在烟台和蓬莱，我便有着这样的乐趣和兴奋。
初读关于卢斯的书，乍一看到Chefoo这个地名，一时竟不知所指，更不知它究竟在何处？后来才知道，它就是芝罘——烟台的旧称，现在是烟台的一个区。Fengchow即登州，历史上何等有名，但我问到数位山东人，却无人知晓“登州”之所在。走进蓬莱市，才知道当年管辖范围甚大的“登州”，如今不过是蓬莱的一个街道名称而已。
卢斯的早年记忆，是与登州、芝罘这样的地名连在一起的。
卢斯父母的中国之行，是十九州：纪末叶在美国盛行一时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高潮中启程的。发起这一运动的穆德（John R．Mott）188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他本人虽非传教士，却是许多基督教国际性外围团体的发起人或负责人。大学毕业后，他从事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工作，于同年组织了一个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执行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他提出的口号是：“要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天下。”1894年，该运动举行的第二次国际会议也提出这样的门号：“为基督征服世界！”穆德在各大学进行鼓动宣传时，请志愿者们填写的“志愿卡”上，便写着这样的内容：“如果上帝许可，我希望并愿意成为一个国外的传教士。”穆德的鼓动对不少美国大学生充满诱惑，特别是当就业遇到困难时，到亚洲、拉丁美洲去冒险、去为宗教献身，不失为人生的一个重要抉择。据统计，到1891年，美国各大学签名志愿到国外传教的大学生达到6200多名。后来来到中国的一些著名传教士，如司徒雷登，就是在此时签名决定投身于中国传教事业，回到他出生并成长过的第二故土——中国。（以上叙述主要引自《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卢斯的父亲中文名字叫路思义（HenryWin·tersLuce，1a68—1941），他与司徒雷登同期决定前往中国，后来在燕京大学成立时，他一度是司徒雷登的副手，出任大学副校长。路思义1892年从耶鲁大学毕业，随后参加长老会（Pres·bytery），希望成为一位牧师。长老会又称加尔文宗，是基督教的一大派别，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瑞士，由加尔文创立，当时市民阶级激进派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主张由教徒推选长老管理教会，因此而得名。最早来华的是北美长老会。（《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路思义投身的即是北美长老会。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神的意愿。我想到外国的土地上去，尽我所能在地球最远的地方来为他服务。”对于他，这个最远的地方，就是中国。就在此时，路思义结识了一位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职员Elizabeth Middleton Root，随后与之结婚。此时西方传教士事业在中国、特别是在山东，正遭遇中国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和排斥，1895年一年即有十一位传教士在反洋教运动中遇害。可是，这对年轻的美国夫妇，还是执意前来。
1897年9月，在新婚三个月后，他们乘船离开美国，经日本抵达上海，再转至芝罘，上岸后乘坐轿子，前往登州。在登州，路思义成了东山东长老会传教团的一员，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开始新的生活。几个月后，1898年4月3日卢斯在登州出生。由此，《卢斯和他的帝国》作者特意这样提到：父母在美国怀上了卢斯。
路思义夫妇把卢斯放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放进了另一个国度的历史漩涡之中。是漩涡，更是一个大舞台。未来的日子里，这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将以自己不同于父辈的方式，走自己的路，履行他的职责，追寻他的梦想。
卢斯的出生地当然不可能找到，连路思义夫妇服务的长老会的教堂，在如今的蓬莱（登州）城也不复存在了。
十九世纪在中国，登州是西方传教士颇为活跃的地区。据《蓬莱地方志》记载，1861年，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首至登州，在北街观音堂创立教堂，时为华北浸信会第一教堂。同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也来到登州，同在北街建立总堂。1866年，美国南浸信会在南街建浸信会教堂，1872年，在画河桥南西侧建基督教圣会堂。
位于北街的长老会教堂，即是卢斯父母服务的教堂。这座教堂如今已被拆除，蓬莱城里唯一保存的是基督教圣公会的教堂。这座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教堂，历尽沧桑，几经修缮，仍保留着旧时模样，简洁而朴实。教堂伫立河边，与明代名将戚继光的故居相邻。基督教堂高耸的钟楼，墙壁上醒目的十字架，映衬着数百年古庭院的雕梁画栋和牌坊，一中一西，历史对话俨然已是百年。
圣公会教堂的秦牧师已年过古稀，但颇为健康和健谈。他友善而好奇地看着我，看着我手中关于卢斯的书。他告诉我，这座教堂自1872年修建之后，一直没有大的毁坏，现在正在准备申报山东省的文化遗产，因为这是山尔目前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座教堂。讲坛上的地板掀起，露出下面石板修就的下水道。他对我说，上午有一批外国游客来参观时，特地要看看当年的排水设施为何一直有效。他又带我走出教堂，来到教堂后门的一块墓碑前。这是在登州传教将近四十年的美国穆拉第女士之墓。她于1874年来到登州，1912年在归国途中逝世。最后，她被安葬在这里，与她供职多年的教堂相伴。说起教堂，说起这些往事，秦牧师颇有些自豪与兴奋。
未能找到卢斯的出生地和他的父母供职的教堂，但仅存的教堂，古色古香的戚继光故居，这些卢斯当年生活于登州时的老建筑，毕竟能让一个寻防者依稀感受到百年前生活场景的气息。遥想当年，童年卢斯和他的伙伴们，—次次来到河边玩耍，在教堂与牌坊间跳跃而过。
卢斯有一张三岁时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他坐在藤椅上，身后树丛间有一条石板小路，不知是否在登州他家的庭院。三岁的卢斯踌躇满志，镇定自若而孤傲，桀骜不驯地凝望前方。这种神情与幼小的年龄颇不相称，然而，后来了解他的人不难发现，这恰恰是他的个性的形象呈现。三岁时，卢斯已经听得懂中文，可以到教堂里参加小国教民的弥撒；五岁时，他可以向邻居的小伙伴即兴发表自己的布道……
三岁的卢斯拍摄那张照片时，刚刚和父母一起亲历了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在这场主要针对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列强势力的社会祠动荡之中，与所有在卟，国的传教士一样，卢斯一。家也面临着生死威胁。危机之时，1900年7月1日，在保姆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乘坐一位中国朋友驾驶的木船逃离登州，前往朝鲜汉城避难。风暴之后，他们又在当年深秋回到登州。
卢斯一家在登州住到1904年，这一年他们搬到了潍县（今潍坊市）。十岁时，卢斯被送到位于芝罘的一所英国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一直读到回国。
卢斯在1912年秋天离开中国，这一年他十四岁。从出生到离开，卢斯在中国亲历了中国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说转折：一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些经历都是他早年生活的重要记忆，并成为他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甚至一度相当深地介入，中国事务的历史背景。
和登州相比，在今天烟台市的芝罘区更多地保留了一些百年前的老建筑。走在海滨，一幢幢欧式老房子正陆续修葺。依次走过。俄国领事馆、比利时领事馆……还有一个天主教教堂。我没有找到英国寄宿学校。不知它位寸：何处？是在海滨，还是在芝罘岛上？当年建筑和校园尚在否？且把它留给以后的寻找。
怀揣卢斯传记，穿行于老房子之间，看着人海缓缓起伏，即便没有找到学校旧址，也没有太大的遗憾。人与事，光与影，一切都在变化，惟有眼前的大海如同百年前——样潮起潮落，起伏不止……
三 历史尴尬教育梦
从小参加弥撒，五岁学会即兴布道，虔城的传教士父母，在华西方传教士生活圈里的十几年亲密接触……这些经历并没有使卢斯选择与父母一样的生活方式。他充满着对世俗生活的极大热情，对商业与新闻有着更大的兴趣和超人的敏感，他注定要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建立媒体帝国，开创自己的一番天地。
但是，在宗教信仰上，在精神深处，卢斯与父辈还是相通的。与父母一起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在登州与芝罘的所见所闻，深深影响着他的未来。
义和团运动引发的中国动荡，可以看作东方古国试图抵御西方势力特别是宗教渗透的最后一搏。随着清王朝的最终告败，曾经一直受到抵触、抗击乃至武力排斥的西方传教士活动，在二十世纪初变得畅通无阻。虽然还会有零星的民间的反对声音，但过去那种主要针对基督教传教势力的强烈排外情绪和非理性行为，逐步退隐到了历史后台，直到二十年代后期新一波革命浪潮的兴起。因此，1900到1925年，这
一时期被认为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鼎盛时期。《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一书写道：“从义和团到孙中山1925年去世，传教事业在中国经历其黄金时代，到二十年代中期，在中国有27所教会大学和学院，3700名学生，43000名毕业生。中小学里，中国学生有30万在新教教会学校念书，26万在天主教学校念书。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到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传教事业日趋衰微。”卢斯在中国的成长，回国后的大学生活，乃至1923年创办《时代》，恰恰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卢斯与父母最直接的承继关系，表现在他对教育的关注，以及对教育理念的另一种实践。
在西方与近代中国的关系中，如何看待与解读传教士的作用，历来非常棘手。在不断的军事入侵、政治干预、经济渗透的历史演进中，一代又一代的传教士，总是处在背景复杂与处境尴尬的位置，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于是，在过去的历史评说中，传教士们大多只受到政治的审视和批判，或多或少都被认为与“罪恶”密不可分。这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尴尬。一些论及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的著作，虽然会提供一些重要史料和演变脉络，但更多的则是言辞激烈的、概念化的政治批判，把传教活动与列强的势力渗透与利益分割简单地混为一体，而对这样一种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历史行为，在文化、精神、教育等诸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众多传教土中的不同性格、不同倾向，尚缺乏具体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在这一点上，《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颇有创见，颇有力度。在作者那里，传教士们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不再被视为“妖教”的洪水猛兽，也不简单化地将之作为帝国主义实施侵略的附属工具，而是多了一些心平气和的、冷静的叙述。他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予以客观评价。正是教会学校的出现和发展，才导致现代意义的中国教育开始萌芽、形成；同时，教会学校本身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精英，从而大大改变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成员构成，产生了不可忽略、不可否认的积极影响。从论题上看，他们所侧重的是教育近代化，但由于教育的特殊性，他们的叙述其实也涉及到政治、文化、艺术、经济诸领域的近代化。
的确，与传教士相伴的教育活动，以及它的历史作用，特别需要认真研究和客观评价。我时常觉得，历史叙述有时需要多用设问来加深思考。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没有传教士最初带来西方的教育方法和学校理念，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是否会衰微和消失？如果没有来势凶猛的教会学校的冲击，北京大学之类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是否会出现？如果没有二十世纪处在巅峰时期的教会学校教育，会出现那么多学贯中西、成就斐然的学者、文学家、律师吗？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