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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自杀方式。”
在这本《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所使用的逻辑语言能够反映出世界的逻辑结构,词和词之间的连接方式反映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连接方式。所以,逻辑语言的世界是事实世界的投影。我们的日常语言不太规范,所以我们得使用符合逻辑的语言才行,它们才是规范的语言。
但是,不管我们用哪种语言,总有些东西是我们没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们只能说出一些可以表达的东西。
那么,什么是“可说的”呢?
所有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可说的。它们比较简单,因为我们能够用逻辑语言把它们说清楚。
那么,什么是“不可说的”呢?
生命、激情、情感、伦理、价值、宗教、形而上学的本体,还有一切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它们都是不可说的。它们是如此神圣,以至于没法被我们说出来,而只能在沉默中显示。而以前的那些哲学,就是拼命想说清楚这些本来就说不清楚的东西,结果弄得越说越不清楚。
维特根斯坦认为,凡是不可说的、只能在沉默中显示的东西,永远比可说的东西重要。因为“凡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而“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第三部分在生活中说话
美国著名哲学史家考夫曼曾经说过,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是:他的出现为哲学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像这样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生中居然做了两次!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也就是从奥地利的乡村学校返回英国后的这段时间,他几乎完全抛弃了自己原来的思想。他不再承认逻辑语言的力量和规范性,也不再认为在结构上逻辑语言的世界和日常世界是一样的。相反,他投向了生活世界,开始用日常语言说话了。
比如说,以前他会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在于它对应着一个对象。但是现在他发现,有很多词找不到对应的东西,但它们依然有意义,而且在生活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
救命! 走开! 好吧! 啊唷! 不!
谁能够为这些词找到它们所对应的对象呢?找不到!但它们又确实是“有意义的”。看来,在现实的生活语言中,决定语言意义的东西,倒不是它所对应的那个对象,而是它被运用的那个环境。
于是,语言就像是一场游戏。在游戏中,某个东西是有意义的,这并不是因为它和现实有什么必然联系,而是因为它在这个游戏里面。
语言的游戏是有规则的,叫做“语法”,所以一个词的意义具体是什么,还得由整个语言的语法所决定。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然而,游戏的规则又是由谁决定的呢?维特根斯坦说,肯定不是上帝啊、理性啊这些东西决定的,而只是玩游戏的人在一起商量来的结果。
于是,不同的人群在一起进行语言游戏,就会导致这场游戏会有多种玩法。甚至同一群人在一起玩,也会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玩法。那么,到底怎么玩才能称得上是“语言游戏”呢?
维特根斯坦说,这没关系,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好了。本来也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或者本质的东西。这些游戏和它们的规则,就像在一个大家族里面的成员一样,大家彼此相似罢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家族相似”。
于是,在这个“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本不该有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出现,是哲学家误用了我们的日常语言,说了不该说的话。这是典型的庸人自扰,甚至是一种病态,是哲学家的“神志昏迷”。所以,哲学的任务就是当一个人搞哲学的时候,让他停下来,对他进行“治疗”,让他从语言的误用中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上来。这样,哲学问题就消除了,哲学家的病也就治好了。
“不要想,而要看!”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第三部分语言遭遇分析
在20世纪,“分析哲学”可谓名声显赫。它20世纪初诞生在英国的剑桥,二战以后主要在美国流传。参与到“分析哲学”圈子里面来的哲学家大多都是说英语的,其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和主要作品,也都是用英语写出来的。所以有人就说,在英语世界里,20世纪就是分析哲学的世纪。“分析哲学”几乎就是20世纪“英美哲学”的同义语。
那么,什么是“分析哲学”呢?
其实,分析哲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运动。分析哲学家们虽然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但是他们却具备两个共同特征———
一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他们认为,原来的那些本体论、认识论乃至伦理学等等哲学问题,之所以是“有问题”的,就在于人们没有合理的使用语言。
二是推崇分析方法。既然不合理地使用语言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那么当然现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梳理和澄清一下,看看语言的结构到底是什么,语言在科学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中到底应该怎么用。
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是分析学家在哲学史上最显著的“商标”。他们认为,语言符号问题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可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往往是想都不想就说出一大段话。结果误用了“语言”,留下来一大堆谁也看不懂的话。
于是,分析哲学家就不干了。他们说这不行,你们这些老前辈们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先讨论“世界是怎么样的”(本体论)问题,后来从笛卡尔开始又转而研究“人如何认识世界”的(认识论)问题,但是你们从来就没有考虑“人用来认识世界的那个中介物———语言”的问题。
语言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们说,因为我们任何一种知识,都得用语言说出来,即使不说出来,在头脑里面想的时候,也是在用一种“无声的语言”进行思考。可见,一切哲学问题都是关于语言的问题。所以,当代哲学必须再来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进行第二次转向,即“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是最基本的哲学问题。
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一开始,分析哲学家的思想受科学的影响很深。在他们看来,两千多年来,科学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进步,而哲学几乎在原地循环,哲学的落后和科学的进步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里的原因就在于,科学使用的语言是精确的,是可以交流和检验的。所以,当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建立像科学语言一样的哲学语言。
不过,讨论语言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讨论语言本身的结构,这就会带来讨论“理想语言”的逻辑学。这就是罗素那拨人主张的“逻辑的分析”。另一个是讨论语言在实际生活问题中的运用,这就是摩尔等人的“日常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在前期思想中基本靠近前者,但在后期他又主张“日常语言的分析”。他自己说“我们走在没有摩擦的光滑冰上———在一定意义上的条件是理想的,但正因如此,我们不能行走。我们想走路的话,需要磨擦。所以回到粗糙的地面吧!”
第三部分维也纳学派
1924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哲学教授石里克先生,同一批志同道合的哲学家一起组成了讨论小组。每个礼拜四的晚上,石里克就邀请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关于逻辑和认识论的问题。起初,这个讨论小组上有卡尔纳普、纽拉特、克拉夫特、考夫曼、魏斯曼和费格尔等人。后来,随着影响的渐渐扩大,又有数学家哥德尔、物理学家伯格曼、弗兰克等人加入进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维也纳小组”。1929年,这个小组发表了自己的纲领———《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标志着维也纳学派的正式形成。
维也纳学派在分析哲学的浪潮中兴起,所以很厌烦黑格尔式的思辨传统,而愿意将弗列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视为“先知”。据说,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当作自己的“圣经”,在学术聚会与学术沙龙上逐字逐句地朗诵和讨论。但是高傲的维特根斯坦本人,却多次拒绝成为这个著名小组的成员。
维也纳学派也主张,要用科学的严谨来改革哲学的玄奥。而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让哲学科学化,成为一种类似于科学的哲学。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改造语言,让哲学家眯着眼睛说的那些“梦话”,变成是可以交流的、具有确定含义的“物理语言”。
这种物理语言的最终表现,就是一种逻辑的符号语言。这批雄心勃勃的维也纳哲学家,还试图以此为基础来统一科学,把所有的学科都科学化。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结构》。他说自己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直接经验中的概念上合理地重建其他“一切知识领域的概念”。
接下来,很自然的情况就是,维也纳学派的这批人都很讨厌形而上学的思辨。在他们眼里,形而上学根本就不是“知识”,而只是像诗歌、文学一样是想像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在说形而上学没有价值,而只是认为形而上学缺乏作为一门科学知识的资格。
需要强调的是,维也纳学派并不是一种思想理论统一的哲学学派,而是如英国人艾耶尔说的那样,它更应该被算作是一种掀起新的哲学思潮的运动。在这个学派的成员中,内部矛盾也是层出不穷。最显著的是石里克和纽拉特之间的矛盾、卡尔纳普和石里克之间的矛盾、费格尔和卡尔纳普之间的矛盾,最后连卡尔纳普和纽拉特之间也发生了矛盾。
1936年,石里克教授被一个纳粹分子暗杀。之后,维也纳学派的大部分成员都陆续向国外逃亡,只有克拉夫特留在维也纳大学,继续从事维也纳学派的教研工作。1938年奥地利被希特勒吞并之后,他也被撤销教授职务以及图书馆的兼职,后来只好隐居乡间。从此,哲学史上的维也纳学派再也不复存在……
第三部分返回事情本身
“返回事情本身!”这可是20世纪最响亮的哲学口号。提出这一口号的是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现象学之父胡塞尔。在这一口号的旗帜下聚集了一大批一流哲学家: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梅洛·庞蒂、萨特、莱维纳斯等等。所以现象学形成了20世纪一场声势浩大的哲学运动。
不少其他哲学流派都是现象学运动的副产品,比如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现象学方法还被广泛地运用到其他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等等,所以不知道现象学就等于不懂20世纪的哲学!
现象学的诞生有一个标志,那就是胡塞尔1900年发表的《逻辑研究》一书,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里现象学的影响已经遍及全世界,而且在不同国家形成了不同风格,德国有德国风格的现象学,法国有法国风格的现象学。
现象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所以要是泛泛地问现象学有什么特殊的理论,那就太外行了。在现象学阵营里,几乎每一个现象学家的理论都不一样。可以说从胡塞尔这个现象学之父那里产生了性格各异的子女,其中还有不少要造他的反呢。
不过虽然现象学内部有这么大差别,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他们都赞成“返回事情本身”这条基本原则。
谈了这么多,大家不禁要问:现象学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那句“返回事情本身”又是什么意思呢?
现象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现象的学问。这就奇怪了,自古以来哲学都是研究事物的本质,把现象看成表面的、变化不定的东西,怎么研究现象的学问倒变成了哲学了呢?在现象学看来以往的哲学追求本质,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现象的简化、还原,忽视了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像古代一些哲学家们把世界万物都归结为一个本源:水、火、气、精神等等。科学也是如此,把各种现象都归结为那么几条简单的规律。既然我们的知识都是从现象中得来的,怎么能轻易的对待现象呢?所以现象学不承认那些独立于现象之外的本质,而且认为本质就在现象中,本质不是通过抽象思考得到的,而是“看”到的———这可不是一般的“看”,而是现象学地“看”!
现象学的第一原则就是“意向性原则”,这是胡塞尔从他的老师布伦塔诺那里学来的。这条原则其实也不难,就是说我们的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我们的意识都是对某个对象的意识。现象学就是研究意识是如何活动,并以什么方式看到对象的。
返回到事情本身,实际上就是返回到直接的现象本身。
第三部分学会“看”!
胡塞尔可不想使自己的哲学成为随着时代而变化的“世界观”,而是要使之成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他就是以一个科学家自居的,所以他的哲学很讲究严格性,反对那种随意遐想、“思想火花”式的哲学。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正由于欠缺明晰性和萦绕不散的怀疑而倍觉痛苦……我必须赢得明晰性,否则我就不能生活下去!”可见他对自己的哲学探索有着宗教般的虔诚。
他的所有努力都花在研究意识活动上,也就是如何现象学地“看”。要学习现象学地“看”,有一套很复杂的方法,只有专门研究的人才能掌握。他认为我们生活中的“看”掺杂了太多日常的信念,而现象学的“看”是一种纯粹的“看”,它能直接把握住呈现给我们的东西。
比如我们看一棵树,总会有这样的信念,即这棵树是存在着的。但胡塞尔要我们把这些信念存而不论,只是专注于现象本身。大家一定能联想到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观点吧,确实俩人在这一点上很相似。
据说他的学生们花了一个学期来练习怎么用现象学的眼光“看”桌子,然后对看到的纯粹现象进行描述。而受现象学影响的萨特曾花了很长时间盯着路灯“看”,差点儿没被当成神经病!
胡塞尔总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初学者,他为他的现象学研究制定了庞大的计划,可实现出来的还不到1/100。他是个真正的哲学家,他日以继夜、不知疲劳地工作,对外在的名利毫不关心。在他1938年去世后,留下了45000页庞大的速记稿。当时正处于纳粹统治时期,他的一个朋友利用外国使馆的专用皮箱,才得以把这批宝贵的哲学财富转移到国外。现在在瑞士的卢汶,人们专门建立了一个胡塞尔档案馆,保存这些手稿。研究胡塞尔思想的人们都为可以去翻阅这些宝贵的手稿而感到荣幸。
胡塞尔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据说有一次上讨论课,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学生做出简单的回答,于是他又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一个人自言自语讲了3个小时。讨论课结束了,他兴奋地对海德格尔说:“这真是一堂热烈的讨论课!”
这实际上也构成了胡塞尔的缺点。因为他的思想基本上就是一种独白,很难突破个人思想的圈子而被广泛地理解。胡塞尔的著作很难懂,他最亲密的学生也常常误解他的思想。他也有不少亲密的助手,但他最终发现最好的助手还是他自己。
他曾把海德格尔当作自己的接班人,甚至说“现象学只有我和海德格尔而已”。可后来海德格尔发表著名的《存在与时间》后,胡塞尔才发现原来这位杰出弟子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完全不是一回事。可海德格尔却认为他的书就是按照胡塞尔的思路写的,并且这本书就是献给他的。
胡塞尔没有时间使他的思想被别人理解,他勇往直前地献身于一项远超出他自己的力量,也远远超出常人能力的任务。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真正的哲学使命感。所以我们即使不赞同他的哲学,但至少他这种追求真理的热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也许对他的“误解”并不是什么坏事,正是这种“误解”才衍生出后人如此丰富的思想,才有声势浩大的现象学运动。虽然我们现在所称的“现象学”已远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了,但胡塞尔作为现象学的创始人仍然值得我们尊敬和研究。
第三部分纳粹哲学家?
有一次海德格尔讲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开场便说:“他出生,他工作,他死了。”人的存在就是这么简单。其实海德格尔的生平也可以这么介绍,他的一生除了纳粹时期的那段经历外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对于一个思想家而言他的生平和他的思想其实就是一回事。但他的思想影响力实在太大,对于一个思考存在的人很有必要多了解一下他的存在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