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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自杀方式。”
在这本《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所使用的逻辑语言能够反映出世界的逻辑结构，词和词之间的连接方式反映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连接方式。所以，逻辑语言的世界是事实世界的投影。我们的日常语言不太规范，所以我们得使用符合逻辑的语言才行，它们才是规范的语言。
但是，不管我们用哪种语言，总有些东西是我们没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们只能说出一些可以表达的东西。
那么，什么是“可说的”呢？
所有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可说的。它们比较简单，因为我们能够用逻辑语言把它们说清楚。
那么，什么是“不可说的”呢？
生命、激情、情感、伦理、价值、宗教、形而上学的本体，还有一切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它们都是不可说的。它们是如此神圣，以至于没法被我们说出来，而只能在沉默中显示。而以前的那些哲学，就是拼命想说清楚这些本来就说不清楚的东西，结果弄得越说越不清楚。
维特根斯坦认为，凡是不可说的、只能在沉默中显示的东西，永远比可说的东西重要。因为“凡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而“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第三部分在生活中说话
美国著名哲学史家考夫曼曾经说过，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是：他的出现为哲学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像这样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生中居然做了两次！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也就是从奥地利的乡村学校返回英国后的这段时间，他几乎完全抛弃了自己原来的思想。他不再承认逻辑语言的力量和规范性，也不再认为在结构上逻辑语言的世界和日常世界是一样的。相反，他投向了生活世界，开始用日常语言说话了。
比如说，以前他会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在于它对应着一个对象。但是现在他发现，有很多词找不到对应的东西，但它们依然有意义，而且在生活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
救命！ 走开！ 好吧！ 啊唷！ 不！
谁能够为这些词找到它们所对应的对象呢？找不到！但它们又确实是“有意义的”。看来，在现实的生活语言中，决定语言意义的东西，倒不是它所对应的那个对象，而是它被运用的那个环境。
于是，语言就像是一场游戏。在游戏中，某个东西是有意义的，这并不是因为它和现实有什么必然联系，而是因为它在这个游戏里面。
语言的游戏是有规则的，叫做“语法”，所以一个词的意义具体是什么，还得由整个语言的语法所决定。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然而，游戏的规则又是由谁决定的呢？维特根斯坦说，肯定不是上帝啊、理性啊这些东西决定的，而只是玩游戏的人在一起商量来的结果。
于是，不同的人群在一起进行语言游戏，就会导致这场游戏会有多种玩法。甚至同一群人在一起玩，也会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玩法。那么，到底怎么玩才能称得上是“语言游戏”呢？
维特根斯坦说，这没关系，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好了。本来也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或者本质的东西。这些游戏和它们的规则，就像在一个大家族里面的成员一样，大家彼此相似罢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家族相似”。
于是，在这个“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本不该有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出现，是哲学家误用了我们的日常语言，说了不该说的话。这是典型的庸人自扰，甚至是一种病态，是哲学家的“神志昏迷”。所以，哲学的任务就是当一个人搞哲学的时候，让他停下来，对他进行“治疗”，让他从语言的误用中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上来。这样，哲学问题就消除了，哲学家的病也就治好了。
“不要想，而要看！”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第三部分语言遭遇分析
在20世纪，“分析哲学”可谓名声显赫。它20世纪初诞生在英国的剑桥，二战以后主要在美国流传。参与到“分析哲学”圈子里面来的哲学家大多都是说英语的，其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和主要作品，也都是用英语写出来的。所以有人就说，在英语世界里，20世纪就是分析哲学的世纪。“分析哲学”几乎就是20世纪“英美哲学”的同义语。
那么，什么是“分析哲学”呢？
其实，分析哲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运动。分析哲学家们虽然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但是他们却具备两个共同特征———
一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他们认为，原来的那些本体论、认识论乃至伦理学等等哲学问题，之所以是“有问题”的，就在于人们没有合理的使用语言。
二是推崇分析方法。既然不合理地使用语言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那么当然现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梳理和澄清一下，看看语言的结构到底是什么，语言在科学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中到底应该怎么用。
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是分析学家在哲学史上最显著的“商标”。他们认为，语言符号问题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可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往往是想都不想就说出一大段话。结果误用了“语言”，留下来一大堆谁也看不懂的话。
于是，分析哲学家就不干了。他们说这不行，你们这些老前辈们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先讨论“世界是怎么样的”（本体论）问题，后来从笛卡尔开始又转而研究“人如何认识世界”的（认识论）问题，但是你们从来就没有考虑“人用来认识世界的那个中介物———语言”的问题。
语言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们说，因为我们任何一种知识，都得用语言说出来，即使不说出来，在头脑里面想的时候，也是在用一种“无声的语言”进行思考。可见，一切哲学问题都是关于语言的问题。所以，当代哲学必须再来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进行第二次转向，即“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是最基本的哲学问题。
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一开始，分析哲学家的思想受科学的影响很深。在他们看来，两千多年来，科学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进步，而哲学几乎在原地循环，哲学的落后和科学的进步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里的原因就在于，科学使用的语言是精确的，是可以交流和检验的。所以，当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建立像科学语言一样的哲学语言。
不过，讨论语言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讨论语言本身的结构，这就会带来讨论“理想语言”的逻辑学。这就是罗素那拨人主张的“逻辑的分析”。另一个是讨论语言在实际生活问题中的运用，这就是摩尔等人的“日常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在前期思想中基本靠近前者，但在后期他又主张“日常语言的分析”。他自己说“我们走在没有摩擦的光滑冰上———在一定意义上的条件是理想的，但正因如此，我们不能行走。我们想走路的话，需要磨擦。所以回到粗糙的地面吧！”
第三部分维也纳学派
1924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哲学教授石里克先生，同一批志同道合的哲学家一起组成了讨论小组。每个礼拜四的晚上，石里克就邀请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关于逻辑和认识论的问题。起初，这个讨论小组上有卡尔纳普、纽拉特、克拉夫特、考夫曼、魏斯曼和费格尔等人。后来，随着影响的渐渐扩大，又有数学家哥德尔、物理学家伯格曼、弗兰克等人加入进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维也纳小组”。1929年，这个小组发表了自己的纲领———《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标志着维也纳学派的正式形成。
维也纳学派在分析哲学的浪潮中兴起，所以很厌烦黑格尔式的思辨传统，而愿意将弗列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视为“先知”。据说，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当作自己的“圣经”，在学术聚会与学术沙龙上逐字逐句地朗诵和讨论。但是高傲的维特根斯坦本人，却多次拒绝成为这个著名小组的成员。
维也纳学派也主张，要用科学的严谨来改革哲学的玄奥。而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让哲学科学化，成为一种类似于科学的哲学。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改造语言，让哲学家眯着眼睛说的那些“梦话”，变成是可以交流的、具有确定含义的“物理语言”。
这种物理语言的最终表现，就是一种逻辑的符号语言。这批雄心勃勃的维也纳哲学家，还试图以此为基础来统一科学，把所有的学科都科学化。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结构》。他说自己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直接经验中的概念上合理地重建其他“一切知识领域的概念”。
接下来，很自然的情况就是，维也纳学派的这批人都很讨厌形而上学的思辨。在他们眼里，形而上学根本就不是“知识”，而只是像诗歌、文学一样是想像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在说形而上学没有价值，而只是认为形而上学缺乏作为一门科学知识的资格。
需要强调的是，维也纳学派并不是一种思想理论统一的哲学学派，而是如英国人艾耶尔说的那样，它更应该被算作是一种掀起新的哲学思潮的运动。在这个学派的成员中，内部矛盾也是层出不穷。最显著的是石里克和纽拉特之间的矛盾、卡尔纳普和石里克之间的矛盾、费格尔和卡尔纳普之间的矛盾，最后连卡尔纳普和纽拉特之间也发生了矛盾。
1936年，石里克教授被一个纳粹分子暗杀。之后，维也纳学派的大部分成员都陆续向国外逃亡，只有克拉夫特留在维也纳大学，继续从事维也纳学派的教研工作。1938年奥地利被希特勒吞并之后，他也被撤销教授职务以及图书馆的兼职，后来只好隐居乡间。从此，哲学史上的维也纳学派再也不复存在……
第三部分返回事情本身
“返回事情本身！”这可是20世纪最响亮的哲学口号。提出这一口号的是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现象学之父胡塞尔。在这一口号的旗帜下聚集了一大批一流哲学家：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梅洛·庞蒂、萨特、莱维纳斯等等。所以现象学形成了20世纪一场声势浩大的哲学运动。
不少其他哲学流派都是现象学运动的副产品，比如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现象学方法还被广泛地运用到其他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等等，所以不知道现象学就等于不懂20世纪的哲学！
现象学的诞生有一个标志，那就是胡塞尔1900年发表的《逻辑研究》一书，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里现象学的影响已经遍及全世界，而且在不同国家形成了不同风格，德国有德国风格的现象学，法国有法国风格的现象学。
现象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所以要是泛泛地问现象学有什么特殊的理论，那就太外行了。在现象学阵营里，几乎每一个现象学家的理论都不一样。可以说从胡塞尔这个现象学之父那里产生了性格各异的子女，其中还有不少要造他的反呢。
不过虽然现象学内部有这么大差别，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他们都赞成“返回事情本身”这条基本原则。
谈了这么多，大家不禁要问：现象学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那句“返回事情本身”又是什么意思呢？
现象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现象的学问。这就奇怪了，自古以来哲学都是研究事物的本质，把现象看成表面的、变化不定的东西，怎么研究现象的学问倒变成了哲学了呢？在现象学看来以往的哲学追求本质，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现象的简化、还原，忽视了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像古代一些哲学家们把世界万物都归结为一个本源：水、火、气、精神等等。科学也是如此，把各种现象都归结为那么几条简单的规律。既然我们的知识都是从现象中得来的，怎么能轻易的对待现象呢？所以现象学不承认那些独立于现象之外的本质，而且认为本质就在现象中，本质不是通过抽象思考得到的，而是“看”到的———这可不是一般的“看”，而是现象学地“看”！
现象学的第一原则就是“意向性原则”，这是胡塞尔从他的老师布伦塔诺那里学来的。这条原则其实也不难，就是说我们的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我们的意识都是对某个对象的意识。现象学就是研究意识是如何活动，并以什么方式看到对象的。
返回到事情本身，实际上就是返回到直接的现象本身。
第三部分学会“看”！
胡塞尔可不想使自己的哲学成为随着时代而变化的“世界观”，而是要使之成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他就是以一个科学家自居的，所以他的哲学很讲究严格性，反对那种随意遐想、“思想火花”式的哲学。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正由于欠缺明晰性和萦绕不散的怀疑而倍觉痛苦……我必须赢得明晰性，否则我就不能生活下去！”可见他对自己的哲学探索有着宗教般的虔诚。
他的所有努力都花在研究意识活动上，也就是如何现象学地“看”。要学习现象学地“看”，有一套很复杂的方法，只有专门研究的人才能掌握。他认为我们生活中的“看”掺杂了太多日常的信念，而现象学的“看”是一种纯粹的“看”，它能直接把握住呈现给我们的东西。
比如我们看一棵树，总会有这样的信念，即这棵树是存在着的。但胡塞尔要我们把这些信念存而不论，只是专注于现象本身。大家一定能联想到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观点吧，确实俩人在这一点上很相似。
据说他的学生们花了一个学期来练习怎么用现象学的眼光“看”桌子，然后对看到的纯粹现象进行描述。而受现象学影响的萨特曾花了很长时间盯着路灯“看”，差点儿没被当成神经病！
胡塞尔总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初学者，他为他的现象学研究制定了庞大的计划，可实现出来的还不到1/100。他是个真正的哲学家，他日以继夜、不知疲劳地工作，对外在的名利毫不关心。在他1938年去世后，留下了45000页庞大的速记稿。当时正处于纳粹统治时期，他的一个朋友利用外国使馆的专用皮箱，才得以把这批宝贵的哲学财富转移到国外。现在在瑞士的卢汶，人们专门建立了一个胡塞尔档案馆，保存这些手稿。研究胡塞尔思想的人们都为可以去翻阅这些宝贵的手稿而感到荣幸。
胡塞尔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据说有一次上讨论课，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学生做出简单的回答，于是他又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一个人自言自语讲了3个小时。讨论课结束了，他兴奋地对海德格尔说：“这真是一堂热烈的讨论课！”
这实际上也构成了胡塞尔的缺点。因为他的思想基本上就是一种独白，很难突破个人思想的圈子而被广泛地理解。胡塞尔的著作很难懂，他最亲密的学生也常常误解他的思想。他也有不少亲密的助手，但他最终发现最好的助手还是他自己。
他曾把海德格尔当作自己的接班人，甚至说“现象学只有我和海德格尔而已”。可后来海德格尔发表著名的《存在与时间》后，胡塞尔才发现原来这位杰出弟子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完全不是一回事。可海德格尔却认为他的书就是按照胡塞尔的思路写的，并且这本书就是献给他的。
胡塞尔没有时间使他的思想被别人理解，他勇往直前地献身于一项远超出他自己的力量，也远远超出常人能力的任务。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真正的哲学使命感。所以我们即使不赞同他的哲学，但至少他这种追求真理的热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也许对他的“误解”并不是什么坏事，正是这种“误解”才衍生出后人如此丰富的思想，才有声势浩大的现象学运动。虽然我们现在所称的“现象学”已远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了，但胡塞尔作为现象学的创始人仍然值得我们尊敬和研究。
第三部分纳粹哲学家？
有一次海德格尔讲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开场便说：“他出生，他工作，他死了。”人的存在就是这么简单。其实海德格尔的生平也可以这么介绍，他的一生除了纳粹时期的那段经历外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对于一个思想家而言他的生平和他的思想其实就是一回事。但他的思想影响力实在太大，对于一个思考存在的人很有必要多了解一下他的存在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