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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之所以能在镰仓时代开始兴起，是因为它将佛教修行融入了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中。搬运柴草是修行，挑水做饭同样是修行。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见性成佛，这些简便易行的方法，很快就赢得大众的接受。
而且，镰仓时代以及其后的南北朝室町时期，日本连年战乱，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混乱的时局中，其他教派由于空谈义理而大都衰败下去。人们也就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精神世界，而禅宗那种不假外求，以明心性的主张，正好符合当时人们的精神需要，所以才会流行于日本社会。
禅宗兴盛的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禅宗成为了武士们的宗教。日本镰仓时代有过这样一句谚语：“天台属于官家，真言属于公卿，禅宗属于武士，净土属于平民。”
在镰仓时代，武士是一个新兴的阶层。由于没有公家贵族的权势作背景，武士们想要往上爬，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奋斗。而禅宗提倡“自成佛道”的自我修炼方法，就正好激励了武士去自我拼搏。
武士们整天在刀尖上讨生活，随时都有可能面对死亡。对于武士而言，最为重要的念头，也是日日夜夜都必须考虑到的，就是“死”。而禅宗所主张的从顿悟之中解脱于生死的羁绊，也十分迎合武士的心情。
此外，武士由于其所处的地位，必须具备铁的意志和自我表现克制的能力，不能为物欲、爱欲等因素所左右，所以就得依靠刻苦严肃的生活来磨练自己。而禅僧清苦的生活方式对于武士建立刻苦、严格的生活秩序，从而磨练自己的武德，也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禅宗的无心之境，是直觉顿悟、超越分别思量的状态。日本武士高夫野义在《禅与剑术》中描绘了到达“剑我如一”境界时的剑道：“当此同一境性一旦到达之时，身为剑手的我，也就没有面对我并威胁要剌杀我的对手可见了，而他所具有的每一个念头，也就像我自己的动作和念头一样被我感到了，而我也就直觉地，甚或不知不觉地知道何时以及如何去刺他了。所有这一切，似乎均皆自然而然，毫不勉强。”
所以，武士对禅宗的修行方式十分重视，禅宗的高僧也往往得到将军和武士的尊敬与爱戴。
第四部分大化改新
622年，圣德太子病故。
当时日本的一批本来就反对变革的保守贵族，强占山林池田，相互之间连年争战。老百姓们苦不堪言，逼得很多人成了山林盗贼。在这些保守势力中，苏我是夷、苏我入鹿父子作为外戚，独揽朝纲，擅权跋扈，不可一世，甚至妄夺皇室的土地和部民。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皇室和中央大贵族中的另一批年轻有为之士，密切结交从中国归来的留学生，决心消灭苏我父子，打算模仿法制完备的大唐帝国，革新政治，对日本社会进行根本改革。
经过精心策划，他们在645年发动政变，一举剪除保守贵族的核心集团，掌握了朝廷的大权。这些改革派们推举博览中国典籍的轻皇子继承皇位，称孝德天皇，年号大化；立中大兄为皇太子，摄领政务；以中臣镰足为内大臣，高向玄理、僧旻等为国博士，参与政要，从而组成以推进改革、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为己任的强大领导核心。
大化二年（646年）元旦，改革派颁布改新诏书，各项改革措施也陆续出台，史称“大化改新”。主要内容为：1．废除一切私地私民，将土地、部民收归国有，成为公地公民；2．实行“班田收授法”，由国家将天下公田颁给公民，六年一颁；3．统一租税，实行租、庸、调制度；4．废除世袭氏姓贵族统治制度，建立中央集权体制。
此后数十年间，改革大业不断向前发展。652年，大规模的班田工作基本完成。668年，中大兄继位，为天智天皇。672年，天武天皇继位，亲临朝政，万事独断，将天皇专制集权政治推至顶峰。日本政府十分注重将取得的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668年，中臣镰足奉命将大化以来天皇之诏令编纂成日本第一部正规法典《近江令》；681年，天武天皇下令编纂成《飞鸟净御原朝廷令》；701年，又制成《大宝律令》，凡律6卷，令11卷；718年修改增删《大宝律令》，制成《养老分律令》，律、令各10卷。至此，日本已成为封建法制较完备的国家。
大化改新使日本社会得到一次深刻而全面的改造。天皇政权终于成为了日本稳定的最高权力。日本社会由此迈入了封建文明的发展时代。
第四部分朱熹的日本门徒
儒学传入日本的时间其实是很早的。284年，有位朝鲜百济国的使者来到日本，就把儒家的思想带到了日本社会的上层。第二年，这位使者推荐另一个儒生———王仁———来到日本。王仁献上了《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并且成为日本皇太子的老师。6世纪初，日本天皇希望百济王能够定期地向日本派遣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的五经博士。
儒学进入日本后，一下子就被日本的统治集团接受了。而且在这个接受过程中，儒学日益与日本的本土文化融为了一体，成为日本人推行政策、培养人才、移风易俗的基本文化规范。圣德太子的政治改革，都以儒经为宗。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遣派留学人员，积极摄取大陆文化，使儒学成为贵族官僚的必修课。
在日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儒学，是宋朝朱熹的学说，即“朱子学”。在日本历史上，信奉推崇朱子学的学者就是日本的“朱子学派”。藤原惺窝（1561—1615年）就是日本朱子学的开山始祖。
藤原早年是个和尚，修习禅宗。后来受到别人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朝鲜朱子”李退溪的几个学生的影响，藤原惺窝逐渐地不再相信佛经上面讲的东西，而更加承认朱熹关于四书五经的一些说法。
虽然日本早就有儒学了，而且朱子的思想也传播了好一阵，但是让儒学从禅学中独立出来，从文字训诂中摆脱出来，并与日本神道相结合，这还是多亏了藤原惺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
藤原门徒众多，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名冠一时的朱子学家。德川家康统一天下后，打算用思想控制作为维持幕藩体制的重要手段。他聘请藤原惺窝讲解《贞观政要》，录用林罗山为将军侍讲，参与政要。后世的德川将军还建了孔子圣堂。各地的藩主也都大兴儒学，聘学者，刊儒籍，设藩校。
日本朱子学派之所以受到江户幕府的重视，其实是因为他的学说强调“大义”和“名分”。说白了，就是强调社会的秩序，要求人们恪守尊卑等级，“人有四等，曰士农工商，士以上劳心，农以下劳力；劳心者在上，劳力者在下，劳心者心广志大而虑远，农以下劳力而自保而已，颠倒则天下小者不平，大者乱矣”。
像这样的理论，当然与幕藩体制和严格的身份制度极为吻合。所以，在幕府强制推崇下，日本朱子儒学能够广泛地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中，成为幕府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这就不足为怪了。
附上德川时期日本儒家读物：
1。儿童读物：《大和小学》、《本朝三字经》、《和俗童子训》及《民家童蒙解》等。
2．妇女读物：《女论语》、《女大学》、《女中庸》、《女五常训》、《女仁义物语》、《本朝烈女传》等。
3．武士读物：有《武士训》、《武教小学》、《士道要论》等。
4．农工商读物：有《大和俗训》、《民家重量记》、《商人须知》等。
第四部分扶桑心学
中国儒学，不仅仅只有朱子学，还有阳明心学也传到了日本。虽然历史上没有心学传入时间的详细记载，但是在日本兴起阳明学派，是从17世纪的中江藤树开始的。
中江藤树本来是一个朱子学者，但他渐渐地对朱子学产生了怀疑。因为他这个人的学风就是不太重视记忆和背诵，而重视体察和内省。到了37岁的时候，中江拿到了王阳明的全部作品，读了后猛地省悟过来，于是“转了专业”———从信奉朱子学转而研习阳明学了。
在学问上，中江藤树接受了阳明关于“良知”的说法，并且用阳明心学把《大学》、《中庸》和《论语》贯穿了起来。在生活中，中江是一个孝子，所以他又非常推崇孝德，甚至把“孝”当作宇宙的本体。此外，中江还把他们本国的神道同这些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形成了神儒合一的理论。而中江的后人，比如熊泽番山、渊岗山、佐藤一斋等人也都有这个特点。
所以，日本阳明学派虽然继承了中国的阳明思想，但有着日本人自己的思维特点。像这些日本学者，大都主张应该调和朱子学和阳明学之间的矛盾，把儒学和日本神道结合。而且在“知行合一”的问题上，他们把王阳明重实行的思想，同朱熹“格物穷理”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吸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态度。这一点也可以为我们解释日本的思想界为什么能够迅速地接纳西洋的学术。
第四部分徂徕学的“归纳法”
在那些写到日本传统学问的文章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徂徕学”这种说法。所谓“徂徕学”，其实是由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徕开创的儒家学派，它属于日本儒学中“古学派”的一支。
朱子学派成为日本官方所提倡的儒家哲学之后，有许多思想家都对它里面的学说进行批评。在反对派中，阳明学派是一家，而古学派则是另外一家。
古学派的开山之人是一个名叫山鹿素行的人。他小时候是学习朱子学的，但是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渐渐对朱子学变得不满意了。因为他觉得程朱理学讲究“持敬工夫”，这样容易埋没人才、窒息社会，很难对社会风气起到什么挽救的作用。而且，从儒家一代一代的传承历史来看，原始儒家的圣人之学，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山鹿素行就主张要回到周公、孔子的思想那里去。
在他看来，这种回归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日本古时候虽然没有哪一个叫“儒家”，但是古代的统治者用来治理国家的手段，却一直依靠的是儒家的内在精神。
后来，有一个叫伊藤仁斋的学者，也大力提倡这样的古学思想。他把《论语》排作世界第一，《孟子》排成世界第二。在他眼里，只有孔孟的书才值得一读再读，而且应该弄清楚其中原来的本义。至于像编在一起的“四书”，其实已经加入了很多朱子等宋朝儒家的思想，所以脱离了孔孟的本意。
伊藤仁斋的这些思想，荻生徂徕明白了以后，十分钦佩。而且，他还给伊藤仁斋寄书过去，以表示自己的敬慕之情。
但是在学问上，特别是在做研究的方法上，荻生徂徕和伊藤的思想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荻生有两部代表作———《辨道》和《辨名》。在这两部书里面，荻生搜集了许多古语的例子，然后通过归纳整理，弄清楚这一个字、一个词在古语中到底是什么意思。所谓“徂徕学”，最大的特点其实就在于他的这种方法，也就是说，通过归纳法来解释古语古词的本来含义。
像徂徕学这样的方法，在中国的清朝也有。当时的考据学家王念孙、王引之就是采用类似的方法，来判断在《论语》、《孟子》等先秦文献中字句的真实含义。其实，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这属于“训诂学”的一种方法。
“徂徕学”虽然和伊藤仁斋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在思想上他们都是反对朱子学派的。别看这些古学家叫“古学家”，其实他们的思想竟然也是日本启蒙思想的一条脉络。荻生徂徕区分了天道和人道，肯定了人们生而具有的欲望、情感。所以，在日本启蒙思潮的发展过程中，“徂徕学”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正是“徂徕学”的出现，从东方思想的内部，拉开了日本启蒙历史的帷幕。
第四部分“兰学”入侵
日本是一个极为善于学习的民族。当他们看到中华文明比他们的优秀时，他们就学习中国的文化。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力量的入侵，他们又发现了西方文明的优越之处，于是又开始了一段学习西方知识的历史，直到今天也都还是这样。
在16世纪，日本就同西方文化开始了接触。那时候，跟他们打交道的主要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由于欧洲国家的人基本上都是从南方海上到达日本的，所以日本人一开始把欧洲人叫做“南蛮人”，把他们带来的枪炮等技术叫做“南蛮学”或者“蛮学”。这些“蛮学”主要是借助葡萄牙语来研究的。然而，还有另外一些西方的学问，基本上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主要是荷兰人传过来的，因而主要是通过荷兰语进行研究的。日本人就把这种学问称为“兰学”（把荷兰人所传授的西方医学称为“兰医”）。它是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人所知道的西方科学的总称。
在“蛮学”和“兰学”进入日本的过程中，基督教的思想也跟着登上了日本诸岛。但是这样一来，德川幕府的将军们就不高兴了。于是，他们开始禁止基督教的传播，后来慢慢地发展为禁止西方文化的传播。从1633到1639年，幕府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限制日本与外国的一切往来，只剩下长崎这一个地方与中国及荷兰维持着微弱的联系。但是兰学的传播，已经使日本人开始意识到汉学的不足之处，也开始认识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之处。
果不其然，到了1720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终于解除了“不准许输入荷兰书籍”的禁令。于是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又重新出现了“兰学热”。兰学主要在医学、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中发展起来，日本人通过荷兰语，也了解到了西方近代的地理、博物、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
1838年，著名兰学家绪方洪庵（1810—1863年）在大阪设塾“适斋”，传授兰学。24年间，有30000学者慕名登门就学。在他的门生及其后继者中，有很多人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如福泽谕言、桥本佐内、大村益次郎、吉田松阴、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
所以，对于日本人而言，“兰学”不仅仅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它还包含着许多近代的启蒙思想。一是对传统文化的鄙陋之处进行批判。二是讲究技术的实用，也就是经世的思想。三是兰学的大部分是近代科学，它所包含的实证精神必然给日本的思想界带来巨大的冲击。
难怪有人说，在日本启蒙思想史上，有两条明显的发展主线。一条主线是以“徂徕学”为开端的东方儒学的人道主义思想。而以“兰学”为开端的西方科学文化，则是它的另一条主线。
第四部分“哲学”之父
在日本近代的启蒙哲学家中，西周（1829—1897年）是一个我们没法忽略的人物。因为正是在他的笔下，西方的philosophy终于获得了一个成熟的中文名字———“哲学”。
1862年，西周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把philosophy译做“西洋性理之学”。他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呢？因为他觉得philosophy这套学问所讲的东西，既包括了对于世界本源的讨论，又包括了对于人生的讨论，这跟中国宋代学者“性理之学”的提法有极为相似共通之处。所以他就在“性理之学”前面加上“西洋”二字，以指代从西方传过来的这种关于性理的学问。
西周是一个中西贯通的学者。他出身于士族家庭，小时候就饱读《四书》，22岁前接受儒学教育，25岁学习荷兰文和英文。1857年，西周进入幕府的翻译机构。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5年后，幕府派遣西周留学荷兰，使他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西方的人文智慧，特别是当时流行在荷兰的法国人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英国密尔的功利主义。所以，当他一开始考虑philosophy这个词的译法时，很自然地就试图在他所接触到的东方文化传统中，特别是在儒家文化中找到它的对应物。
但是，philosophy这个词是从希腊文转译过来的，而那个希腊词的本意是“爱智慧”，把philosophy译作“西洋性理之学”，实质上是“意译”，而不是“直译”。所以，为了在字面上保持一致，西周后来又把它译作“希哲学”，其含义是“希求贤哲的学问”。此后，西周还借助过“音译”的办法，译作“斐卤苏比”。但是，经过多次的推敲、比较，最后他决定译为汉字“哲学”。当然，它在日文中不读作zhé xué，而是te tsu ga ku。
18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