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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我本来也想在大学里面好好干一番事业的，就凭我那两本轰动一时的书也不会丢饭碗；可我最后却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企业家，一个商人。可能是我最初的愿望没能实现有点遗憾吧，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在大学里面参与一些研究和学术活动。所以，当有大学来邀请我担任顾问的时候，我立即答应了。
说来也巧，聘我担任顾问的不是别的大学，正是我报名读博士但又没读完的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绕来绕去，还是进了这所大学。不过不同的是，原来是想做学生，结果没做成；现在呢，回头来做顾问了！
我是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中华研究中心的顾问。
中国是我的祖居国，我对她感情很深，所以，研究推广中华文化我义不容辞。
可能算是对我这些年来在澳洲拼搏所取得成绩的褒奖吧，不久后，维多利亚州政府又任命了我两个头衔：
第一个任命书：任命我为维多利亚州政府“中小企业顾问委员会”委员。
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是白人。这个职务，说实不实，说虚不续。主要指责是，参与州政府和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间的交流。我要在每一到两个月中，抽出半天的时间，参与维多利亚州政府关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立法咨询工作。
第二个任命书：任命我为维多利亚州政府“少数民族企业顾问委员会”顾问。
这个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是来自世界各个民族（在澳洲，除英国人外都是少数民族）的代表，我是惟一的一个大陆背景的华人代表。这个顾问委员会的功能是，协助维多利亚州的少数民族企业进一步发展，帮助维多利亚州与世界各国联系，促进双边进出口与投资。我的任务就是帮助维多利亚洲与中国的联系与合作。
我相信他们选我进入这个委员会，一定是看到了澳洲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与经贸往来越来越深入和频繁。加强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维多利亚州与中国有关省、市的联系与交流十分必要。担任这个委员会的顾问，我觉得责任重大，因为我担负着为华人这样的在澳洲的少数民族发展建言献策的责任，这是义不容辞的，也是我特别希望着力推动的。
因为担任这个顾问，我和州政府各部长们有了不少见面的机会，关系更加紧密了。
可以说，我因此成了反映和代表华人利益的华人代表。
当澳洲给了我很多荣誉的时候，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也给了我很多荣誉。
这年年底，我被任命为江苏省常州市政府顾问。常州是我的老家，我生在上海，可是我的父辈们都生在、长在常州，常州是我们家曾经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是我的真正的老家。所以，能够在老家的政府里担任顾问，能够为家乡的经济建设献计、献策，我感到了无上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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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001年：三次走进中央电视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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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我过去担任过顾问的大连又聘我做大连市政协委员。
第二年的１月４日，我从上海乘飞机去大连，参加大连市的政协会议。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的政协会议。我觉得会议开得很开放，很热烈，很成功。大家提了很多对大连市未来发展的建议和希望。我发现，现在的政协委员们都非常敢说话，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敢于建言献策。我甚至觉得委员们发言的情景和国外的议员在议会中的辩论差不多了。这说明中国内地参政者的素质在提高。当然，人民民主与科学执政的路，还有很长一段要走。会议期间，市委书记和市长曾多次会见我们这些海外的政协委员，并邀请我们经常“回家看看”。
随后，我又被聘为常州市政协委员，前往常州参加了常州市的政协会议。
在政协会议的大会发言中，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我有好几次来到常州，都看见常州火车站一副脏乱差的样子，看了很让人痛心。火车站应该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可是常州火车站不仅又脏又乱，拉客现象严重，而且治安情况也不好。作为常州市政协的海外委员和常州市政府顾问，我不能视而不见。我的原则是，聘我当政协委员，我就要实行我的监督权利，我就要提问题，不能只讲好话。于是，我就针对火车站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后来常州市政府对火车站进行了全面的整顿，情况比过去好多了。
通过这些交往，我与常州市政协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我在常州曾经得过一次感冒，非常严重，又是发烧又是咳嗽，于是到医院看急诊。可是，常州市立医院急诊室的条件非常糟糕，卫生条件、就医条件和诊断条件都很糟糕，我竟然是在过道里打的吊瓶的！
后来，我通过一些渠道向常州市政府反映了这个问题。
在国外这么多年，我们早已习惯医院或者是诊所的优越条件以及良好的服务水平。比较一下中国各地的大小医院，我深深地感觉到，中国的公共卫生领域太需要改革了，太需要提高了。
在中国的日子，我顺便去了苏州，完成了《澳洲时报》与《苏州日报》下属的《城市商报》的合作协议，两家报纸互换版面，增进双方面的信息沟通。
此外，在上海，我还和上海的澳洲研究会会长黄教授见了面，得到了他的高度评价，他认为我走了一条与一般留学生不同的路，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还抽空拜访了我的一个中学老师，回忆了我上中学时的情形，说什么也看不出我会有这么大的能耐！但是，她那时就发现我是一个好强的孩子，内心中总是有着一股劲头，不愿意服输。
是的，我就是个不服输的人。要不然怎么会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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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澳中房地产论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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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忆2002年的时候，我把它定义为“澳中房地产交流年”。
我在澳中经过了15年的打拼，我的公司规模已经在新华人移民中名列前茅。我感到自己的人生达到一个自在和自为的状态，我似乎进入到了一种崭新的境界。然而，我总是轻松不了，我总是思考着，思考着下一步。一个15年过去了，这15年我干得不错；可是，下一个15年呢？我又将会怎样发展呢？我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机遇？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下一个15年，我是用“澳中房地产论坛”开始的。
我一直在鼓励中国人到澳洲投资。我认为，在澳洲，有两种投资是可以做的：
第一种投资，是资源。澳洲是一个资源大国，黄金、铁矿砂、石油、天然气以及各种农牧业产品非常丰富，这些都是越来越需要原材料和矿产资源的中国所需要的。但是，像石油、铁矿砂和天然气等贸易领域，一般的民营企业家是进不来的，主要都是澳洲和中国两国政府间至少是两国额大公司之间在做。所以，初来澳洲创业的人是不能考虑的。
那么，初来澳洲创业的人怎样投资呢？我的答案是：房地产。
第二种投资，是房地产。我在前面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澳洲的土地是私有的，只要你买下来澳洲的房子，除了少数高层的公寓和写字楼外，一般都是包括脚下的土地的。而我们都知道，土地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好地段的土地被使用了，就不可能再有了。所以，在澳洲，土地价值的增值，是最显而易见的。我自己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才会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聚集起了比较可观的财富。
从中长期所谓视角来看，澳洲的土地价格是只升不降的。来澳洲投资房地产绝对是一种很好的投资方式和投资战略。
这是我在澳洲这么些年来悟出的最有价值的观点。
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数据，才得出这么个结论。在澳洲，６０年代花园洋房的平均价格价格是8000澳元，到了2002年，花园洋房的平均价格就已经是３５万澳元了。这是40倍的升幅啊！
我自己尊敬做过这样一个小实验：我看中了一个房子，花5。7万澳元买进，三年半之后卖了18。7万澳元。仅仅三年半，就是整整三倍的增幅！由此可见澳洲房地产业的增值情况了。当然，判断力和慧眼独具也是很重要的，不是什么房子都赚这么多的。
所以，从中、长期来看，澳洲的土地价格不断上升，而各种建材的价格也在不断上升，建筑工人的工资也在不断上升，各种费用的不断上升，最终促使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和不断的上升。说起来这也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许多物品会贬值，要算折旧，唯有房地产，几乎永远是升值的。
另外，澳洲是个十分安全的国家，不像美国或者别的发达国家，因为恐怖分子的搅扰而十分不安全。而且，澳洲的几个大城市如墨尔本和悉尼等连年被评上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城市，这里社会福利好，看病不花钱，吃药有补贴，老人乘用公交车的车票也是半价，所以基本上没有穷人，大家都是中产阶级，社会矛盾不突出，种族间能够和谐共处，是一个温馨和睦的社会。
在这样的国家投资不动产，当然是明智之举，也当然是一本万利的了。
可是，我的上述理论中国的企业家没有机会了解，所以失去很多机会。
于是，我决定组织一个关于澳洲和中国房地产业的论坛——澳中房地产论坛，每年一届。
我是经过了周密的思考后才决定组织这个论坛的。我想，既然已经把房地产业作为我的澳中集团公司的主营业务，就应该在这个行业上搞出更大的声响，找到更好的途径，做出更大的动作。我要在澳洲和中国之间搭建一个关于房地产业的桥梁。
说干就干，我想就在2002年组织第一届“澳中房地产论坛”。
2002年是澳中建交30周年，这是个历史性的机遇
我的设想一经提出，立刻就在中国方面获得积极反响。在中国侨联林主席等协助下，国务院建设部、中国房地产协会等政府部门与机构都表示会大力支持。无论我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中国侨联一直都支持我。
第一届“澳中房地产论坛”召开的时候，国务院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亲自出席，并且发表了关于中国房地产业的情况和未来机遇的精彩演讲。此外，中国房地产协会秘书长顾云昌、建设部外事司司长、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副司长、中国驻墨尔本市总领事和商务参赞等都应邀出席了这个论坛。我在江苏访问时认识了当时建设厅厅长黄卫，他也很支持论坛，派人参加了论坛。我记得他非常年轻，而且干练，写了不少专业著作，后来，他很快就到建设部当副部长了。
在会议期间，来自中国的政府官员会见了很多澳洲地产业和商界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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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澳中房地产论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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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主要媒体《人民日报》也很关切“澳中房地产论坛”，刊发了一系列关于这个论坛的报道。
澳洲的总理也发来了贺电。
澳洲这边来的重要嘉宾有：维多利亚州财政部长、地区发展部长、前科技部长等。
这次论坛是澳洲方面维多利亚州政府赞助的。
维多利亚州地区发展部长代表维多利亚州政府为论坛揭幕。
此外，澳洲的一些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比如一些和房地产相关的协会、顾问委员会以及几所大学的代表，都出席了这个论坛。
第一届“澳中房地产论坛”在墨尔本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历时两天，出席的澳中双方代表共150人，中方代表80人，澳方代表70人，可以说规模空前。组织方组织的很好，获得与会者的赞许。在两天的会议期间，来自两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房地产开发商、建筑材料进出口商、建筑设计公司、金融机构、法律事务所等行业的代表们，分别介绍了澳洲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情况。澳洲的城市规划设计是世界一流的，澳洲的建材也很好，所以，吸引两国在这个行业上互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此外，大家还就如何在中国成功投资房地产，如何在中国招标，如何在澳中之间寻找到合适的投资伙伴，在澳洲房地产投资中间的法律问题，以及中国住宅产业的变革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当然，澳中两国的企业家也进入了实际的洽谈，就30多个项目进行了面对面的磋商，达成了不少合作的意向和协议。
在我的牵头下，我们还成立了一个“澳中房地产协会”，把国内一些地产商和澳洲的地产商，以及相关行业协会，包括政府官员、规划师、建筑师等，200多人通过这个协会都聚拢在了一起。
可以说，这个论坛为中国公司进一步地了解澳洲的房地产市场以及房地产投资政策，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也为两国政府间如何管理房地产业创造了交流经验、互相切磋的平台和网络。
第一届“澳中房地产论坛”会圆满地结束之后，我就着手帮助一些澳洲房地产企业和设计师，组成了一个前往中国的代表团，访问参观了解中国房地产业设计业的现状，让澳洲人去中国实地看看中国的地产业的发展情况。
我在“澳中房地产论坛”中看到了澳中集团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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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华侨林与我的新澳洲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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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我又买了一块一万平方米的地皮。这块地在蒙纳殊大学边上，现在是商业用地，有一幢商业用楼，租户是一家规模很大的IT公司，每年可有六十多万的租金收入。我花了600万澳元，买了下来。
这是我自认为相当漂亮的一次房地产出击。
这块地的最大特点是近蒙纳殊大学，而且地很大。蒙纳殊大学是与墨尔本大学起名的大学，在维多利亚州举足轻重。挨着它有几点好处：第一，有朝一日，可能会被大学收购，我就可以买出一个好价钱；第二，现在是商业用地，租户IT公司面向大学服务，比较稳定；第三，万一有机会改为民宅用地（相临的一块同样大小的地已经改为民宅用地了），可以建上百幢花园洋房，我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
鉴于以上三个好处，我认定地价肯定上涨。
大楼原来的房东是一个意大利人，我和他只谈了三分钟，就成交了。我相信自己独到的眼光。想起我购买第一幢大楼——也就是那幢“霍克大楼”时，谈判谈了三个多月，而这一次，仅仅用了三分钟！
是不是我的胆子比以前大了？有可能。是不是我忘乎所以了，做事情不太仔细地思量了？不是！我依旧十分谨慎，事前我请专业机构做了一份300页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结论是该项目值得买。事实上，我的每一次决断都如履薄冰，毕竟现在每一次的投入都在几百万、几千万澳元，稍有不慎，就可能功亏一篑。如今，我如此果断，只是说明我对澳洲房地产的把握程度提高了，更加自信了。
现在这幢大楼的市值已经超过1300万澳元，合人民币8000多万。
我现在在规划，如何利用它创造更多的财富。
用三分钟买下这块一万平方米的地后，我开始筹备第二届“澳中房地产论坛”。
这一届得到江苏省的大力支持，并计划在六月份举行。
就在这时，一场席卷全球的大事发生了，使得澳中房地产论坛推后了几个月。
4月22日那天，我乘飞机去上海。刚上飞机就见空姐都带口罩。我正纳闷着，又听到临座的几个人谈中国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撤职了的事。我那次坐的是一等舱，那几个谈论“国家大事”的人应该是中国政府的高官。我便问他们，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啦？
其中的一个告诉我说，还不是因为“非典”。
我愣了，什么？非典？我怎么什么都不懂？
后来我才知道，中国正流行“非典“，就是一种叫做“非典型肺炎”的传染病，英文缩写是SARS。这种病，表面上看很象感冒，其实是传染行极强的肺炎，而且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医治。据说已经死了很多人了……
我想我真是忙昏了头，竟然连“非典”都没听说过！
于是飞机上的人都开始笑我，笑我是世界上唯一还不知道“非典”的人。
我也笑了，我说，从现在起，就全世界都知道“非典”了。
头等舱的几个人都在讨论中国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市长的事情。
抵达上海之后，我立即就感觉到了那紧张的气氛。真的很紧张，有些象战时，很多路口都封掉了，设了关卡，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到处都在检查，到处都在消毒，到处都在测体温。不时传来消息，哪儿哪儿发现了一个“非典”病人，已经被隔离了；哪儿哪儿又死了多少多少人……
大街上的人骤然少了许多，商店门可罗雀，难以为继。
大家都藏在家中，等待政府部门“解除警报”。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不能停下来。我离开上海，坐小车“冒险”赶往苏州、常州。想想当时的感觉，真有点像地下工作者呢。
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和感觉是非常紧张刺激的，好象整个中国都成了大疫区，人人都有可能得了“非典”。关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