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吡耸缪５�1974年他们两口盖了五间窑，又专门给学生留了两间，学生娃多了，一间窑已经放不下。直到1983年，村里富了，才专为学校盖了三孔窑，全村二十五岁以下的无不是她的学生。她教的第一茬学生，他们的孩子又在她的炕头上毕业升到了初中。
土炕，我下意识地摸摸身下这盘热烘烘的土炕。这就是憨厚的北方农民一个生存的基本支撑点，是北方民族的摇篮。在这盘土炕上人们睡觉、吃饭、纺线、织布。雨雪天男人们就坐在这里编筐、织席，晚间又常挤到谁家炕头上说古拉家常。这九尺炕头便是他们的生活舞台。世世代代他们就这样繁衍、生存、进步。而贾淑珍又在这舞台上加进新的内容——教育。人呱呱落地，来到这炕上，不该光吃、睡和为生活而干活，还应该有文化、有精神文明。这个普通的女教师，你给炕赋予了新的含义。
我突然想到她自己的孩子怎么样呢？作为一个女人总要拉扯孩子，屎呀、尿呀，还不就是这一盘炕？
她说：“现在的年轻人，生孩子产假就半年。我生这三个孩子都休息一周就上课。我那些孩子也怪，不怎么费人，课间十分钟，喂喂奶，换换尿布。不会爬时用枕头围在炕角，我们上我们的课。到会爬时，用绳子拴着，只能爬到绳子探到的地方，炕上地方不够啊。再大一点就放到地上，扶着炕沿走，看着炕上的娃们念书。再大一点，他也就盘腿坐在炕上了。所以我那些娃们都念书早，老二今年才二十岁，就要大学毕业了。”
“可是坐月子，总得有人来伺候，这里连人也转不开啊。”
贾淑珍脸上掠过一丝遥远的难以觉察的苦楚说：“我六岁上就死了娘。张亮，在我认识他时，也早就无爹无妈了。我们是两个孤儿，没有什么亲人来伺候。”
我心里不觉一紧，难得这样的两个好人，两个苦命的人结合啊。他们很少得到父母的爱，却又最懂得这种爱。二十五年了，在这盘土 炕上，他们连同自己的，共带大了四十二个孩子。可以想见，自己孩子嘤嘤的哭声和学生娃们朗朗的书声，是怎样组成这土炕上的交响乐。孩子扶着炕沿，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是怎样好奇地瞪着炕上这么多哥哥姐姐，还有正在小黑板上写字的妈妈。好一幅窑洞授课图。（那天下山后我向一位画家说起这次采访时，他直后悔当时没有跟我去，否则一定可以创作一幅好画。）
我问：“张亮现在干什么？”
“他在十五里外的一个村里教书。”
“你为什么不和他调到一起？”
“我们这个村小，他回来吧，用不着两个。我去他那村吧，一走，学校也就停了。因为1983年以前，村里没有专门给学校盖窑。现在虽说有了窑，可谁想来呢？到乡里开一次会，回来就要爬两小时的坡。直到去年这个村才通了电。”
别人不愿来，她却舍不得走。事情总得有人干，是苦是亏，总得有人吃。自觉奉献，自觉牺牲，这就是她的哲学。平平静静，自自然然。
《觅渡》 第三部分热炕（3）
我问：“张亮常回来吗？”
“也就是半个月开一次联校会议，见个面。有时星期日回来住一天。二月十一那天，他那个村里唱大戏，他回来问我去不去看戏。我们这个村小，自我嫁过来也没有请过个剧团。我说去吧，可是一转念，这十几个娃娃怎么办？今年还有两个毕业生升学呢，缺不得课，算了，不看了，有甚好呢。”
我们就这样不紧不慢地拉着话。外面窗台上两只大芦花鸡正啄着窗玻璃。里面窗台上摆着一盆石榴，两盆月季，鸡要吃那绿叶子。阳光射到室内，在炕上投下一个明亮的大方块。屋子里比来时暖和多了。隔着光线，我端详一下她的脸，已爬上不少皱纹。我计算她今年该是四十四岁，这正是一个女人的第二个黄金年华。我过去采访过许多女中年科学家、女工程师，她们满腹学识正好配着那富态的身材，雍容的风度，春华虽过，却秋实满枝，生命正堪骄傲之时。至于这个年龄的演员，却还光彩犹在呢。可她至少像五十多岁。多年为人师表的严肃和山里生活的清苦，塑就了她这种谦虚、诚实、任劳任怨和略显憔悴的身影、风度。我心里只是一种莫名地为她惋惜和不平，但说出口的却是这么一句：
“山里生活这么多年，身子骨还好吧。”
“好甚哩。这眼睛都认不住人了。五百度的近视，人家小胡来过几次了，刚才一见，怎么也想不起。不知道的，还以为眼高哩。”说着，她揉揉眼眶，眼睛已经泪湿了，忙又解释一句：“这眼不好，动不动就流泪。”
我想起刚才她说，村里直到去年才通电。二十多年，一盏豆油灯，一本一本地批改作业，哪有眼睛不坏的。
我说：“近视，就该早点配副眼镜啊。”
“有哩。就是戴不出去。人家见了会说，看当劳模了，神的，酸的，还戴个镜子。”
我们不禁“轰”地一下笑了。我说：“怕什么，刚才在山下还看见一个赶驴车的农民戴着眼镜哩。再说，只近视也不该流泪啊。我就是五百度，你看，摘了镜子不是好好的。你怕是还有什么病呢。”
“是哩。六年前检查说是肝炎。进城打了个方，回来连吃了四十服，就再没去看。离不得，一进城少说也得七天，谁代课呢？山里人，身子能抗呢。”
贾老师这话教我大吃一惊，近年来不少中年人都死于肝病，大都是累死的。我忙问：“右肋下疼吗？”
“疼，有时像针扎。”
“背困吗？”
“累了，后背沟、腰就困。腿软，回联校开一次会，发愁得走不回来。”
“不是吓唬你，贾老师，你身上肯定有病呢。为了能够多教几茬学生，你也得看啊。”我想到可怕的后果，没有敢说出口。她还是那句话，没人代课。我抬头看看墙上的奖状和镜框里的大照片。她近七八年来，年年被评为地、省以上的劳模，到北京、省城开过会，领过奖。可怎么就没有顺便看看病呢？大凡这种人已经形成一个模式，只知工作，不顾身子，明知有病，不去想它。
我看看表，已近中午，想找她最早的几个学生谈谈。她说：“最大的一茬学生才小我四岁，有的在县里、乡里都当干部了。有的当了老师，村里还有几个，这几天送粪哩，山道远，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我想到山后面雪地里司机该等急了，便要起身告辞。她还是坚持要我们吃了午饭。我们赶紧逃了出来。
街上，一群妇女正在向阳处纳鞋底。我走过去问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贾老师教过你吗？”“教过。呶，他也是贾老师的学生哩。”姑娘顺手指了指一个过路的小伙子。妇女们七嘴八舌地说：“贾老师可是好人哩！”
贾淑珍说：“乡亲们好。就是到野地里拾点地皮菜，黑山药，回来也要给我送一碗。”
我们返回学校的窑洞前，邀她一起和孩子们照张相。她高兴地进屋唤孩子。小家伙们出溜出溜地奔下炕，赤着小脚片找自己的鞋。她却理理这个的头发，拉拉那个的领子，还为一个最小的孩子捏了一把鼻涕，笑着说：“看这样子，还照相哩。”
我再一次在旁偷偷地、静静地观察她。这哪里是一名教师，完全是个慈母，一个山里的母亲，她有四十二个孩子。
告别时，我还是提醒她要看病，又留一张名片，城里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忙。她却一直念叨着，来了一趟，饭也没吃一口，又说风大，你们衣裳单，别着凉。快转过山凹时，我回身看了一眼，她还在风里向我们挥手。村民们的话又响在我耳旁：“贾老师，好人哩。”这样的好人真不多啊，像一棵灵芝草，静静地藏在深山里。这个二十户的小村托了她的福啊，几十年来，有了一个她，全村就没有一个文盲。还出了两个大学生，两个中专生。都说教师是蜡烛，她就是这样默默地燃着自己，在这无人知晓的山里，在那盘农家最普通的土炕上。
（1987年6月）
《觅渡》 第三部分事业就是你的宗教（1）
事业就是你的宗教
几年了，总为那次采访后未能给你写一篇稿而内疚。那实在是一次最普通的采访，你也实在是一位最普通的女教师，做了一些最平常的事。以至于当时我都没有想到要记笔记，现在连你的名字都已忘掉，只记得姓白。
那天我在教研室里等你，四张桌子，一长条凳，桌上是小山一样的作业本、教材、参考书，屋角几个木柜，柜顶上是圆锥、圆柱等教具模型。你刚下课回来，方圆脸膛，微胖的身子，已四十五六岁年纪。手里托着一个大三角板，一只木圆规，衣襟上还有一些粉笔末子。我们寒暄几句，开始采访。
如果说特殊的话，是你的身体。刚才进门时我就注意到你走路的姿势，话就从这里开始。“文化大革命”时，你才二十多岁，那正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有资本在男人面前骄傲、在事业面前发展的年华，也就在这时你精神上遭到从未有的折磨，腰也受了伤。你躺在单人宿舍里，周围整日是喧闹的红海洋，你却如在冰窖，心中一片死寂。
“文革”后，你到北戴河治病，隔着玻璃窗，望海面潮涨潮落，船来帆去，你的心复活了，但只活了一半——家是不成了，业却一定要立。一出医院，你就上了讲台，拼命工作，开始打这场无后防的持久战。四十五分钟站下来，你就腰痛如折。讲课时，你无论是右手持书，或是在黑板上写字，左手总是轻扶教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是一种特殊的风度。你常在转身时偷擦一把额上的冷汗，但那样子很像随便撩一下额前的头发。你的抽屉里常有止痛片和止痛针。只要骨头缝里泛起一阵酸楚，那剧烈的腰痛就要发作了，你赶快往嘴里按上几粒药，要是上课铃快响了，药力已来不及，你就自己扎上一针。你是一架带病运转的机器，不靠电、不靠油，是靠燃烧毅力来驱动，竟一天不停地转了几十年。你实现了出院时的志愿，成了全校、全市的教学尖子，获得全国“五一”奖章，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听说你的教案参加了市里的教学成果展览，我想看看，你说，可多呢，在家里。我随你来到校园后的宿舍。这是一套一间半的单元住房，屋内摆设简单素雅，书架、书桌、台灯，单人床，还有一些简单的炊具。这里没有一般家庭里常见的大衣橱，也听不到老人的絮叨与孩子的娇嗔，让人觉得不过是办公室的延长。书架上一盆柔枝阔叶的吊兰，轻轻地越过书层探垂下来，吐着淡蓝的小花也袒露着主人的心境。
《觅渡》 第三部分事业就是你的宗教（2）
你从床下拖出三个大木箱子，我正发愣间，你将箱盖打开，哎呀，全是教案，你像怀抱婴儿那样爱抚地将它们抱在桌子上，排成一行。我抽过一本，刚翻开，心就不由一颤，这是教案吗？教案就是讲课提纲，特别是数学教案，更是几个公式，几道例题，就可了事。我上学时，我的老师干脆只带三枝粉笔上讲台，以示自己胸有成竹，才华横溢。而眼前这些按年按月编号的教案，我无法只用整洁来形容它的面貌，也不能只用艺术来比喻它的魅力，第一感觉竟是有一种精神从字里行间溢出，充盈在我的面前和四周。我首先想到小学生的作业本，只有学生对自己的功课才会这样的谨慎认真，我又想起手抄的经书，只有教徒对经典才会这样的虔诚。这上百本教案一律用仿宋体写成，分段、另行、空格都行止有序，数学公式都是漂亮的手写体，那些外文字母美得像五线谱上的乐符。我吃惊道：“年年都是那个教材，你这个几十年的老教师还用这样费心？”你抚摸着教案说：“教材不会大变，但学生每年都在变，我怎能总用剩饭来喂他们呢？而且确实是教一遍就有一点新体会。”这时我才注意到，每天教案都用两种笔迹写成，正页用蓝色，是课前的备课稿，反页用红色，是课后的教学体会。有一页上记着一个学生有一道题与老师解法不同，你竟高兴得连画了三个惊叹号。不知怎么，由这红色墨迹，我又想到教徒的刺血写经。这一字一题都浸满了你的心血啊。教育就是你的宗教，就是你的信仰，你是以一个圣教徒的虔诚来对待自己的事业。
那天正谈话间，有人推门送来一封信。你随手撕开，抽出信，却又将撕下的纸条塞进信封里。我不觉好奇，便问这条废纸还有何用？你笑一笑说：“这是职业习惯。平时在教室里要求学生不乱抛纸屑，所以就要时时示范，做个好样子。”啊，我一下意识到你是在另一种严酷的做人标准下生活。我不由得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圆规、角尺（这不知是你用旧的第几副了）。但人非铁木，这样画地为牢，以身为规、为矩，要有何等的毅力、觉悟和牺牲精神啊。你就是以这样高超的艺术无声地塑人们的灵魂。
你正在聚精会神地读信，我知道你没有别的亲人，这信也许正是那几个当年的调皮鬼之一写来的。在你的木箱里已有一大捆这样的来信。阳光从窗户里斜射进来，勾出你端庄慈祥的剪影。我感觉到你脸上漾起的微笑，也伤心地发现你脑后散着几缕白发。我后悔当时没有带个相机。
也许是坐久了，感到你这个小房间里幽静中未免有一丝的凄清，我便忍不住提了一个俗气一点的问题：“你总得有人照顾啊，比如不结婚，也可以抱个孩子。”这回你脸上没有刚才那种一说话就露出的笑意，而是深沉地目视对面的墙壁叹了口气说：“许多关心我的人都提这个问题。有的介绍对象，有的同志甚至要将自己的孩子送我。但我都谢绝了，不愿拖累人，也不愿多分心。”你讲了一件感人的小事。去年两个女学生毕业了，上大学前来看你，她们说经过慎重考虑也征得家长同意，愿做你的女儿，她们真心真情，流着泪求你答应。你看着这两个跟了你六年的孩子，也掉泪了，说容你考虑一晚，明天再说。两个女孩一脸欢笑地回家报告去了。可是第二天她们带着小礼品和以女儿身份写的祝辞进门时，你却严肃地回绝了。我很为这件良缘未结而遗憾，连问这是为什么。你说：“她们的深情我懂，也很感激。但是想了一晚上，我觉得世上师生之间的感情已是最纯洁、最珍贵的了，何必又再掺进些什么呢？”想不到你是这样理解宝贵的师生之情的。你把她看得很纯，像一张白纸，不忍滴上一点颜色，虽然这颜色很美丽，但你还是只要这纯。
那天采访完后我缓步走出校门，虽然心里很激动，但茫茫然，总是找不到写稿的由头。你的毅力比得上居里夫人，你的顽强配当一个英雄，可是你却在干着最平常的事。你的生命之光不表现在耀目的一瞬或惊人的一举，而是表现在默默地坚持、执著地进取。大凡世界上的事太普通了倒反而很难，做一个纯粹的普通人难，为这样的人写篇稿也难。这种负疚之情一直折磨了我好几年，你的形象倒越磨越清晰，于是我终于动笔写下这点文字，不算什么记述，只是表达一点敬意。
（1990年1月16日）
《觅渡》 第三部分书与人的随想（1）
书与人的随想
在所有关于书的格言中，我最喜欢赫尔岑的这句话：书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种族、人群、国家消失了，但书却留存下去。
人类社会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我们常将它们比做历史长河，而每个人都是途中搭行一段的乘客。每当我们上船之时，前人就将他们的一切发现和创造，浓缩在书本中，作为欢迎我们的礼物，同时也是交班的嘱托。由于有了这根接力魔棒，所以人类几十万年的历史，某一学科积几千年而有的成果，我们便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其掌握，而腾出足够的时间去进行新的创造。书籍是我们视接千载，心通四海的桥梁，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要拿到的通行证。历史愈久，文明积累愈多，人和书的关系就愈紧密相连。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新世界，比如海洋、太空、微生物等等。凡新世界都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但真正大的世界是书籍，它是平行于物质世界的另一个精神世界。有位养生家说：“健康是幸福，无病最自由。”这是讲作为物质的人。正常的人刚生下来没有任何疾病，一张白纸，生机盎然，傲对来世。以后风寒相侵，细菌感染，七情六欲，就灾病渐起，有一种病就减少一分活动的自由。作为精神的人正好与此相反。他刚一降生时，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迷蒙蒙，怯生生，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