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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业的角度上看，他确实是个成功者。从二十年前他辞去吉海市环卫局科技处处长职务，承包了吉卫塑料制品厂的那一天开始，靠仅有的五千元流动资金，就把一个原来仅仅生产一种低质垃圾袋的百人小厂，变成了拥有几十家分支控股企业和近二十万名职工的泰坦尼克式的长天集团。特别是在大前年集团的骨干企业长天实业股份公司成功上市之后，吴长天多年以来的宏图大略，基本上算是梦想成真。
当一个人的权力、名誉、地位和利益应有尽有的时候，他最害怕什么呢？那就是伴随而来的孤独。好在吴长天在集团里的地位，虽然算得上惟我独尊，但属下并非敬而远之。他以自己二十年一贯的人品、信用、作风和善待所有职工的道德信条，赢得了集团内许许多多职工的崇拜和爱戴，以及比崇拜和爱戴更重要更难得的亲近。他们对他的惟命是从，皆发自内心。如果说吴长天是长天集团的一个精神领袖的话，他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尽管他从未发动过任何形式上的造神运动。
下午，吴长天吩咐集团行政部经理李大功想办法把已经四五天没有回家的儿子吴晓找来。虽然这是他的私事，但李大功调动了集团北京公司十几名干部、六七辆汽车，分成若干小组，几乎找遍了京城每一个可能找到吴晓的角落，电话也打了不下几十个。每一个人都是认真的，认真得诚心诚意。李大功从吉卫塑料制品厂的后勤组长开始，已经鞍前马后跟了吴长天二十年。从吴长天的口气上，他当然听得出，这位很少操心家事的父亲与自己的独生儿子吴晓，一定是有要事相见。
整个下午吴长天一直待在他的京西别墅的书房里，眉头不展，集团的副总裁郑百祥已经来过电话，告诉他长天实业最后一名赶到北京的董事刚刚下了飞机，正在赶往长城饭店的路上，晚上的董事会可以按时召开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今晚的董事会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到会的董事必须符合法定的人数。否则，一切精心的策划都将因之延缓，而时机已经不容再缓。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已经公布，将在七月实施，那是被数百年前的预言家称之为死亡之门的七月。他要在自己的上市股票中凑足坐庄的筹码，就必须在三月之前完成打压、吸进、拉高、派发的战役全程，而且不露人为的痕迹，因此时不我待，须早早发动，才能既坚决果断，又自然而然。
他知道此时郑百祥正在分别和每一位已经到京的董事进行着紧张的会晤沟通，以便将他的计划先在私下里征求意见，吹风通气。现在只有极少数人知道长天集团正处在历史上一个最关键的时期，而郑百祥便是其中的一个。作为当年吉卫塑料制品厂的党支部副书记，郑百祥也算是集团的一位创始者，多年来一直是吴长天核心班底的主要成员。吴长天的高明就高明在用人之道，他对部下和伙伴从不求全责备，每人都能因才适用。譬如同样都是在部队当过兵的，郑百祥与李大功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李大功忠诚有余，智慧不足，敢拼敢闯，却失之匹夫之勇。郑百祥则上过大学，喜欢看书，能言善论，但多少有点自私，为自己算计过多而为他人奉献太少，和李大功相比，义气上显然差了一些，这也是由文化的差异所致。吴长天自己算是个知识分子，可不知怎么就相信那句民间的老话：“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连这两类人物的社会交往，也明显地体现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郑百祥在“吉塑”当小干部的时代，就喜欢往记者、律师、作家这类社会精英堆儿里扎；李大功如今当上了集团的行政部老总，还依然和不少“引车卖浆者流”酒肉来往，接触认识的人不免太杂。你要是让他给你找两包白粉一把手枪来，他也保准能在第二天的一大早就送到你的办公桌上。前两年就因为他喝醉了酒向别人妄自夸口，说自己“黑道白道，路路皆熟”，被人告状到吴长天处，被吴长天叫到家里，好一顿批评。人到了什么层次就要说什么话，当了集团部室一级的干部还做如此低档的吹嘘，特别是一位长天企业的元老，总裁的“近臣”，很容易对吴长天本人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但吴长天有时又想，作为一个团体，毕竟也少不了要有一两个这种“李逵”式的人物。郑百祥固然有谋略可以代吴长天在军前运筹帷幄，而吴长天自己家里的事，吃苦受累或不宜与外人道的事，还非得这个一脑袋愚忠的李大功不可。
整整一个下午，吴长天始终沉着脸处理秘书送来的各种文件。在看了房地产公司的月度报表之后，还打电话到沈阳，把正在工地上开现场办公会的公司经理叫来狠批了一通。他很少这样在电话里发脾气的。只是随后在与深圳一家建筑公司的董事长约好的短暂会面中，他才有了十分钟交际场上常规的笑容。那家建筑公司希望能在长天集团正在开发的一些工程项目中得到一点生意，已对集团有关部门做了不少公关工作。自长天企业成立集团公司后，吴长天就从不与这种小客户直接见面了，但今天这个人是经了一位上层人物口气十分认真的介绍，所以在面子上，他不得不见。
第一部分出山“拨乱反正”
但即便是在与深圳那位建筑商会面时，他脑子里所想的，依然是今晚的董事会。长天实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共有九名成员，除了他本人今晚“因病缺席”之外，八人中须拉到五票同意现金分红的方案，他的计划才有可能实现。长天集团是长天实业的大股东，在董事会内拥有五席多数。以吴长天的判断，除他本人之外，郑百祥今晚至少可以拉到六票。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分红方案公布后的三天内，成千上万希望落空的股民们就该看着长天实业的股价大幅下跌而溃不成军了。等长天集团自己的公司用低价“通吃通赔”地吸足了筹码，他再以长天掌门人的身份出山“拨乱反正”，改分红为送股，将股价重新拉高，打完由他自己发动的长天实业股战的最后一役，得一张末班的船票，带着饱满的果实扬帆而去，也算是他对得起长天集团十八万弟兄了。此后，一定金盆洗手，再不沾股市中的尔虞我诈。他本来就对空手炒股这种事一直缺乏心理适应，太多的市场机谋与竞争的残忍，让他的良心总是负担着某种重压。他还是老老实实搞他的实业，搞他的产品经营为好，这样活得比较轻松。以他的处世哲学，他是极不忍心以强凌弱，让自己的双手沾上那么多无辜散户的鲜血的。那些散户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总是打尽最后一颗子弹而壮烈牺牲，却并不知道自己是跟谁在打。
送走了深圳的客人，他请秘书为他重新泡了一杯浓浓的君山银针。他看着杯中浮藻般的银针压服着水的热气，显得厚重而又阴沉。这种茶看上去身长叶厚，不易泡开，需要静心等候。秘书又抱进一摞待批的文件，放在宽大的写字台上，他没有动。秘书揣摩着他的脸色，小心翼翼地汇报了几个下午接到的电话，请示他如何答复。他似听未听，答非所问地说：
“李大功要是回来，马上告诉我。”
“噢，李总还没有回来呢，可能还在和他们一起找吴晓吧。”秘书答道。
吴长天只问这一句话，便又沉默了，秘书不再等什么答复，退了出来。吴长天看着窗外的夕阳，心里在想另一件事，这是比今晚的董事会还要重要得多的头等大事，是关系到他未来的全部安排，关系到他整个事业，也关系到……照他看来也是关系到整个长天集团未来命运的头等大事。
这件事就是：他的身份，长天集团的身份，他和长天集团，算是什么关系。
二十年前他接手吉卫塑料制品厂的时候，这家债务累累的小厂的净资产还是负数。那时候的吉卫，是个谁都不要的死孩子，从财务概念看，已经是个事实上的破产企业，只是当时全国都还没有一家破产的实例操作而已。是他吴长天把这个死孩子弄活，长成了今天的巨人。在社会发展的今天，以实业立身的三大要素恰恰就是当今这个时代三种最吸引人的东西：科技、资本和权力！只有这三者的紧密结合，才能产生伟大的业绩。而过去一向被吴长天引为骄傲的，正是他自以为已经拥有了这种结合。长天企业靠科技翻身，靠科技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尔后的二十年中，集团迅速扩张起来的资本，几乎为吴长天想做的任何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至于权力，难道他没有权力吗？在长天集团说吴长天没权纯粹是一种低级的幽默。他的功劳、气魄、能力和为人，使他在自己的王国里，成了一个毛泽东式的领袖，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崇拜。当他的下属们学着当年林彪“紧跟”毛泽东的口气说：对吴总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时，当然就不是幽默，而是一种真诚的拥护了。谁也没想到在长天企业二十年发展的今天，吴长天竟突然发觉他的权力，不过是眼前雄伟壮观的一片海市蜃楼，是随着太阳的升沉移动而忽大忽小或有或无的一片倒影罢了。
事情的起因要从八十年代的中期说起，在他以长天为名组建起长天企业的基础公司—— 长天实业总公司的时候，为了得到吉海经济开发区税收政策的优惠，他把长天实业挂靠在了开发区的财政局。反正财政局每年只收些管理费，并不过问他的经营活动，也不过问他的人财物的调动，企业内一切行为均由他自己做主。尽管长天企业下属的公司和工厂遍布北京、上海、广东和东北很多城市，但他顺理成章地把企业的总部注册在开发区之内，这些年所享受的政策优惠何止千万计。现在，中央决定政府部门一律不能再附属企业，几周前开发区财政局突然跑来和他商量，准备把长天集团的关系转到开发区招商总公司去，当时他愣了半天竟没有说出话来。长天是他的，政府没投一分钱，是他白手起家平地造楼，一天天拉扯起来的，他不需要转到什么招商总公司去，他难道还得有个婆婆来管着他？得有个上级单位来任命他？过几年再安排他体面地退休？当他拿着那一点退休金走出他含辛茹苦亲手建立起来的王国并和它再也没有多大关系的时候，他是一个高尚的伟人，还是一个历史的傻瓜？
第一部分争权夺利中占据上风
是的，他和政府只是挂靠关系，长天企业的发展历程很清楚地说明了这几十亿的资产是如何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但郑百祥说得没错，天下是我们打的，但打天下时我们都忘记了树起自己的旗帜了。我们自己搞来了贷款，找来了钱，但没有办理任何个人资本投入的手续。所以在法律上，长天企业的每一块砖、每一台机器、每一分钱，都归国有。而你，长天集团的创造者，终将面临一个上级单位来接收财产、考查干部、组织政治学习、进行各种监督。你的每一分钱收入都要如实报告，每一平米住房都要丈量登记，超过规定要照章退出；用车、打电话都要实行公费包干的制度，超支自理……等等，等等。但这些都不重要，也许你从接手吉卫这个破厂那一天起就从没打算过享受，重要的是，长天企业所有经营活动的决策从今以后都要集体讨论，逐级请示；你对企业干部的调配与任免、奖励与处罚，都要受到另一种规则的限制。一切都不能再随机而变，不能迅速及时地自行决定。你不能整天只想着经营和生产、销售和技术，而必须拿出一半以上的精力，做出各种紧跟形势的政治姿态，为自己制造各种思想和行为的面具；你必须阿谀上司，以便在与上级派来的党委书记和副职干部的争权夺利中占据上风；也必须拉拢党羽，以便在稽查大员的印象中拥有“群众基础”；你必须和每一位婆婆，那些一时都难以数清的主管部门——组织部门、宣传部门、计划部门、纪检部门、劳资部门，以及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等，广结善缘……总之，你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决策者和指挥者，而只不过是一个需要随时随地观察上级脸色的，惟命是从的，被任命的干部。这一切结果都出自同一个原因，那就是，长天的资产，在法律上，不是你的。
吴长天是从这种体制中走出来的人，他已经很难再习惯它的特点和规则。他想，如果他从此无权再决定什么的话，甚至还要和上级派来掺沙子的书记和副手在来来往往的内耗中消磨精力的话，那他就完了，长天集团也就完了。
他似乎必须马上行动，来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开始，他策划了一个将集团进一步股份化的方案：除了将长天实业股份公司的执股权大批转售外，再把集团内其他几个骨干企业也对外招资纳股，办成由多家股东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增加这些公司的社会性色彩，摆脱什么招商总公司对长天集团的独家控制。但这个方案操作起来十分复杂，而且需要时间。而且，说到底仍然没有他个人的股份。这些年他虽然拥有公司的一切权力，却从来没有在个人发财致富方面动过什么脑筋，他的清廉是上下公认的。公司的财务、审计和各种人财物的收付往来，也完全是照章办事、从严控制、公平公开的。像云南红塔集团的褚时健那样穷凶极恶地中饱私囊，他想都没有想过。一来，是他品性不齿于此；二来，也许是他没有想到某年某月某日会有一家国有的招商总公司从天而降，突然凌驾在他的头上，成了他的资产的法定主人。现在存在他个人银行户头下的，仅仅是他的亡妻去世前卖掉她自己辛辛苦苦办的那家很不错的服装厂所得的八百多万块钱。这钱在情理上说，应该属于他们的独生儿子吴晓，这是他母亲最后留给他的一份遗产。吴长天本来以为这并不算是一笔大钱，他本来以为到他闭眼的时候，他留给儿子的，将是一个市值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庞大家产。他过去一直忧心忡忡的，是儿子突然在某一天不知怎么迷上了一支萨克斯管，从此听不进他的任何诱导和规劝，对学习企业管理失去了全部的兴趣，能不能子承父业几乎成了这几年父子之间争争吵吵的主要内容。一年前吴晓在事先不征求意见也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从工业大学退学参加了一支只能在酒吧里吹吹打打的小资产阶级格调的乐队，父子之间的冲突几乎到了沸点。吴长天可以在企业界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唯独管不了自己的儿子，尤其是在他母亲病逝之后，他对儿子的心，就怎么也硬不起来了。
他曾经仔细梳理过自己的想法，他自认为自己并未有一丝封建农民的意识，非要给子孙留下什么金银财宝、田产屋舍才能闭眼。他现在在各地住的几处房子，和公司的其他财产一样，都没有办理过向个人过户的手续，在职时可住，退休时要交。他也从未给过儿子的乐队一分钱的帮助，——除了痛恨这个抢走了他儿子的乐队之外，他在观念上也不主张儿子在事业方面不劳而获，坐享父母的荫泽，因为那样对他的成长反而不利。他现在想方设法避免使公司回到国有体制上去，也不光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公司里那几个多年跟着他风雨同舟的弟兄。他不能让大家脱下干部装赤条条地下了海，闯过惊涛骇浪之后又赤条条地上岸穿回那身旧衣服，那样的话又何必死去活来地滚这一身水呢。
在他这次回北京以前，他在吉海特意把市委书记梅启良和他的夫人，一起约出来吃了一顿饭。他和梅启良一家人都很熟，席间可以用闲话闲说的方式，从他今后的发展战略谈起，慢慢把话题绕到长天集团关系挂靠的问题上来。梅启良是吉海市的老人，吴长天从环卫局辞职下海的时候，他是市工交党委的宣传部长，和吴长天的年龄、级别，都差不多。对吴长天下海办厂以及后来长天企业在开发区财政局挂靠的大致过程，都还清楚。这些年，长天集团在吉海是数一数二的利税大户，吴长天又与梅启良个人的私交不错，所以梅启良对长天集团在吉海的事情还是比较支持的。那天在餐桌上谈到长天集团的归属，梅启良倒是持非常开明的态度。
“首先要听你的意见，”他对吴长天说，“长天集团是你一手搞起来的，你觉得什么样的体制更适合它，你最有发言权。”
梅启良的诚恳和通达，对吴长天的内心起到了一点撩拨的作用。又仗着喝了几杯热酒，一向谨慎的吴长天不知怎么竟把一句还不到火候的话冲口而出：“梅书记你最清楚，长天集团是我一点一滴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