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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起啤酒，孙式仍耿耿于怀，一喝高就借题发挥，说现在什么都是假的，看我这作品，主人公全是些清官儒商和英模人物，我倒要问问你这个大总编了，假若我不这样写，把真底抖出来，露出庐山真面目，你有胆量给我登出来？比方公安局长自杀真相，副市长经济问题暴露又升官的内幕等等，我写出来你给发表吗？你要说行我今晚就回去写。“老弟”被将了军，张张嘴没出声。孙式得胜似的说，所以还是那句话：“理解万岁嘛。”
我不想听孙式的油嘴滑舌，觉得这个人很无聊，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大有人在。
转了话题，“老弟”先说起我请他帮忙的事，他说这事很不好办，归根结底是找不着头绪，无处下手。我点点头，把万厂长从绑架者那里逃出来又叫公安收监的情况对他讲了讲，他愤愤说，真是胡闹，公安应首先侦破绑架案，人家自己逃出来了却要办人家的伤害罪，真是本末倒置。停停又说，显然公安方面是有倾向性的。
这空当孙式一直在听，似乎也听出个大体脉络，他问我都找了什么人了？我说了有谁谁，他听了不住地摇头，说根本不行。我问怎么不行？他说不符合常识。我问什么常识？他说社会人生常识，如果你已经知道是谁在作祟，只需找人把他摆平就可以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找的这个人必须具备两点：要么是他的顶头上司，要么是能给他可观物质利益的人，一旦找到事情就迎刃而解，如果你不知道作祟的是谁，找不到开这把锁的钥匙，那只有找到一把能开一切锁的万能钥匙，这万能钥匙就是当地最有权势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没有什么办不了的事，他要想给你办，是什么人也阻挡不了的。我不太理解，问：最高权势的人不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又怎么来办？孙式笑笑，说他有手下人啊，他用不着具体交待，提出要求就可以了，下面的人就会找出你说的那个“症结”，甚至找不着“症结”也照办不误，就拿你们这件事来说，只要市长让秘书给电业公司的头头打个电话，说句把某某厂的供电问题给解决了，那时电力公司的头头就找不着鞋了，不出半天工夫就解决了。想想孙式说的也有道理，看来他这一身唐装没白穿。问题是怎样才能挂拉上这里的市长，让他帮这个忙呢？
“老弟”说现在时兴说一句：不找市长找市场，看来很多事还得找市长才能解决。比方我们报社新址的地皮问题，有关部门扯皮扯了一年多，还说得研究研究，没办法就去找崔志刚市长，很快解决了。
崔志刚？我打断问道。
是崔志刚，崔市长呀，“老弟”说。停停又说：对了，崔市长原先在你们那里工作，你认识他？
我没回答，只是想：我怎么就忘了他呢？其实我是知道一年前他来这里当市长的呢，一通乱求人，却是抓了芝麻漏了西瓜。
崔志刚曾到过我家，那时他还在大学当副教授，他的岳母是我所在机关的部主任，每逢过年，他会代表岳母到我家走一趟，送点年货什么的，每次他也不多呆，说不了几句话，但留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正派可信赖的人，虽然很年轻，却老成持重，且有股学究气。后来他调到大学团委工作，不久调到团市委，又不久调到省团委，他在省团委书记任上干了不到一年便调到淄城当了市长。这消息是他的岳母告诉我的，我从内心替他高兴，但也微微有些担心，位高权重，多有诱惑与陷阱，再正派的一个人怕也难以抵御。当时手头正有一本刊登慕绥新犯罪事实的期刊，我让他岳母转给他一阅，用意自是不言而喻的，但后来，我又很懊悔，觉得自己办了件很不得当的事。后来他托他的岳母带给我一个很壮观的大红釉陶瓷笔筒，上面有毛泽东的诗词手书，现在还摆在我的书桌上。
我把上述情况跟“老弟”和孙式讲了，问他们我该怎么办，要是找他帮忙可以不可以？
他俩一起表示没问题。
我问怎么找？
孙式说像这种关系，太郑重了倒不好，直接给他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我轻轻吐了口气，心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吃过饭，孙式说要请我去桑拿，说放松一下对身心有益。我感到些意外，也明白这“项目”是临时增加的。我说姜先生还在宾馆里等我，要早些回去。孙式说韦老师也别整天光写，还得会生活噢，你没听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么？我摇摇头。孙式说以健康为中心，潇洒一点，糊涂一点。我笑，又摇摇头。“老弟”在一旁向孙式做个“打住”的手势，孙式就收口。接着又脱下身上的红唐装，要我试试合不合身，说要合适就送给我。我心想，孙式并不知道，有一年我去上海开会，会上送每个与会者一件唐装做礼品，我想送人还没送出去呢。我说我的体型过瘦，不合适穿唐装。孙式说不会了，韦老师太见外了，没关系的，我认识生产厂家的老总，还可以再要一件。又说韦老师别小看我们小地方的产品，你不知道这个品牌无论是面料还是做工都属上乘。“老弟”笑说孙式你就别当义务推销员了，我奉劝你最好也别穿，你知道别人都怎么叫穿你这身衣服的吗？孙式眨眼望着“老弟”，“老弟”说叫二逼。说完就笑，孙式也笑，说二逼就二逼，也不光二逼我一个，连美国总统也二逼了一回呢。听他这么说，我也忍不住笑起来。
我似乎觉得孙式的“增加项目”与赠唐装，是与我认识崔志刚市长有关。
16
姜先生说我们在田庄苟延残喘，终于等到了可以逃离的时刻。那天一早，坐小牢的安和被顺东换回，大家便集合在建越的住处，密谋当晚的行动计划，几天来我和安和严守秘密，直到此刻才将事情和盘托出，大家听了就像死刑犯得到大赦似的兴奋不已，对于放弃顺东，大家亦认可，同时也对我和安和的胆识与负责表示赞扬，之后便进入实际谋划中。首先建越对顺东是否警觉有所疑虑，说昨天顺东让他占一卦，不问别的，只问大家能不能逃出去，为安慰他，我说能，他又问什么时候，我说不会久，接着他质问我大伙是否有事情瞒着他，我说没有，他仍然是一副疑神疑鬼的样子。幸亏我事先不知道这事，不然一心虚，难说不让他看出破绽来。听了建越说的这件事，大家觉得不可掉以轻心，好在行动就在当晚，一走也便了之。再是对半老头是否已经逃走尚不清楚，村里也未传出任何风声。应该已经走了，应该没被发现，如果真是这样，前有车后有辙，我们也会顺利。
正在我们商量大事时，两个民兵撞门而人，只惊得我们魂魄四散，心中哀叹，莫非老天不佑，让我们功亏一篑？惊恐中细听，却是来带建越一个人的，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建越出门时大家的目光一起投向他，那目光说，要挺住，挺住，胜利就在眼前啊。
建越走后，我们感觉就像到了世界末日。
没多大工夫建越回来了，看起来没啥异常，身上没有伤（曾想到会逼供），情绪也稳定，大家才略略放心，连忙询问根由，建越说侯队长找我是问算命的事，开始我也不晓得他怎么知道我会算命，开口就说你散布封建迷信，我说我没有，他说这些天你给这个算命给那个占卦，以为我们不掌握？我说那是闹着玩的，他说可有人说你算得很准哩。我心想莫非是顺东向他说的？要这样事情就糟糕了，因为顺东已经怀疑我们在密谋逃跑，为了确定是不是这样，我大胆问句谁说的？他没正面回答，说别看你人不起眼，却还是半仙之体呢，连人家的爹妈死了多少年都算出来了。听他这么说，我清楚报信的不是顺东是房东老黑，那天我闲着没事，问老黑他的爹妈是不是四年前一块死的？老黑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算的，他就报告了工作队。不过知道不是顺东我就放心了。侯队长说你实话实说，你那一套到底准不准？我说有时准有时不准。他问你能给自己算？我说能。他说那你现在就给自己算一算。我问算什么？他说你有多大寿限。我立刻明白了他的用心，他知道我们不久就会被处死，就想听听我会怎么说，我说这个我已经算过了。他问什么时候？我说昨天。他问算的结果是什么？我说活不久。他问要死么？我说是。他问是怎么个死法？我说横死。他不说话了，看着我，过了很久又说，你给我算一卦。我怔了一下，问侯队长你信这个？他反问这个重要么？我说心诚则灵。他说要你算心就诚。我点点头说算命太费工夫，占一卦可以吗？他说可以。我说我请的易，要用钱币。他问什么钱币？我说银元、铜板都行。他想了想，说你闭上眼。我闭了，过了一会儿他说行了，我睁开眼看见桌上有一小堆银元。我问侯队长想问什么呢？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最关心的是革命事业，先问中国革命会不会成功。我说侯队长这一卦倒不用摇，卦象已经呈现。他问卦象是什么？我说是成功。他说这样我就放心了，那就再问问我自己的事吧。我问哪个方面？他说怎样才能为革命做更大贡献。我不懂，他又说：现在我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在地方工作，二是到部队去带兵打仗，我想知道我应该走哪条路，从政还是从军。我点点头，就让他掷钱，六轮之后出来的是升卦，我对他讲了。他问升卦怎么样呢？我说顾名思义，升是升迁，向上，发达的意思。我不是有意奉承他，升卦确是好卦，元亨，利见大人，勿恤，南征吉。而“南征吉”则正回答了他之所问，从军为上，我对他讲了这层意思。他现出很高兴的样子，说你不是讲心诚则灵么。我说对，他说那我得付卦资，他指指桌上的那一小堆银元，说该收多少你自己取吧。这是我没想到的，看着他不动手。他说没关系，你拿吧。从他的眼神我相信他是真心的，我说刚才占卦用了六个，就拿六个吧，他点点头，我就拿了六块袁大头。安和迫不及待问后来呢？建越说后来我不就回来了吗？雷觉问，袁大头呢？建越叮叮当当从口袋掏出来，亮在手心说：侯队长真不错，知道咱们缺少路费，就给了，来，咱们分散保管，一人装一颗，说不定就是救命钱呢。还真让建越说准了，在后来我们从田庄往淄城逃跑的路途上，侯队长付的这笔卦资帮我们解决了很大问题。
姜先生说你一定听得有些不耐烦了吧，其实我也想早早把这段陈年老事讲完，可事情远没这么简单，我们的逃亡就像唐僧西天取经，一劫又一劫。就是的，本来万事俱备，只等民兵半夜换岗我们便开始行动，可就在靠近半夜时，村外陡地响起枪声，惊得我和安和一个高蹦起，在心里哀叫：完了，完了。我们首先想到是来了还乡团，与村外执勤的民兵接上火，这伙人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简直是故意与我们做对。一时间我们头脑发懵，手足无措。只听街上一片混乱，脚步声、呼喊声、狗叫声响成一团，村外也打得更激烈了，枪声中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能听出是村里的武装闻声而动进行抵抗。我和安和渐渐从蒙懵中回过神，明白必须采取行动，趁乱出逃。我们商议，分头去找雷觉、建越他们，集合起来钻地道出村（考虑到走地道能避开双方火力），可正要出门，街门“哐”地被推开，拥进来两个持枪民兵，不由分说将我们捆绑起来，押着出门，这时街上像翻了天，民兵顶不住向村中间溃退，冷丁看见侯队长，还有田村长和工作队的人，侯队长挥着手枪，一会儿喊顶住，顶住，一会儿喊撤回祠堂，撤回祠堂。我们被民兵扯拽着随人流奔跑，最后全退到祠堂院，这时又看见了雷觉、贾开和建越，他们也被捆绑着，我们互相用目光询问又一起摇着头。关上大门后侯队长指挥民兵上墙头进行抵抗，又急火火把我们带进屋里，说：情况危急，敌人要消灭我们，敌众我寡，硬拼不行，得进行谈判，现在是你们为革命做贡献的时候了。我们不明白他话的意思，不回声，注意力仍集中在外面，已能判断出祠堂被包围住，不时听到被打中的人从墙头落地的“噗噗”声，抵抗也渐渐衰弱，侯队长气急败坏地瞪着眼，吼叫起来：听着，现在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你们要想活就按我说的做，不想活立刻把你们毙了！听清楚了吗？说着就把枪指向我们，我们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危险，就说听清楚了。接着侯队长吩咐一个民兵出去向敌人喊话，就说手里有他们的人，让他们立刻停火，否则就把人质一起处死！到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侯队长危急之下没忘了我们，将我们带到祠堂，只是把我们当成人质。我们听见那个民兵在外面的喊话，一遍一遍地喊，但是不起作用，敌人还不住向祠堂扫射，枪弹打得石墙房瓦叭叭地响。这时田村长提着枪进来，对侯队长说他们不相信，不肯停火，这么等死不如冲出去拼了。侯队长瞪他一眼，说乱弹琴！又把目光转向我们，说现在需要你们挺身而出，去跟敌人谈，让他们立刻停火撤退。雷觉说我去。侯队长点点头说很好很好，希望你立功，赶快上墙头喊话，赶快赶快。雷觉没动，问怎么谈？侯队长说告诉他们你们和他们是一伙。雷觉说我们怎么与还乡团是一伙？侯队长说他们不是还乡团，是国民党小股流窜队伍。雷觉说那我们也不是一伙。侯队长一副恨得要死的样子，喊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瞎叫真，只要他们能相信撤走就是一切。雷觉不言声，接着侯队长让人给他松绑，这时我说侯队长我们可以照你说的做，但你必须放我们走。侯队长说这没问题。我说你发誓，侯队长说我发誓。这时雷觉向我们示意挥挥手，就跟着侯队长出去了。
现在想想也真是谢天谢地，幸亏来田庄的不是一伙还乡团，否则根本无法阻止他们的复仇计划。另外，还得归功于雷觉的机智善言，他先是高呼一声“国军弟兄们”，令“国军”停下火听他讲话，接着又让他们相信我们确实是他们的“国军弟兄”，从哪来，到哪里去，怎样被共党工作队扣为人质，很快就会被处决，云云，最后又让他们明白为“党国”救出弟兄责无旁贷。雷觉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才说服成功，平息了这场本不可避免的杀戮，既包括侯队长一伙，也包括我们自身。毫无疑问，一旦谈判不成，侯队长就会首先对我们下手，他事先也这么警告过，会说到做到。也正是基于对侯队长的真切了解，雷觉也没给侯队长留下可趁之机，交易定在：“国军”撤走，把我们几个放出祠堂，随同“国军”一起出村。侯队长表示接受。我们离开祠堂时，侯队长和我们一一握手，嘴里一遍一遍地说“再见”，而我们想的是一定不要再见，今生今世也不要再见。就这么我们在侯队长的眼皮子底下放心大胆地走出田庄，这在十分钟前还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那时我们的最大愿望是能像老鼠那样从地道钻出去逃生，这也正应了那句“人算不如天算”的话了。
与“国军”在村外分手时方知，他们执行任务从田庄村外经过，遭遇冷枪，伤了两名“弟兄”，一怒之下决定将“惹事”的共党武装歼灭。我们无暇多叙，即刻各奔东西。我们按照半老头指示的方向奔往万岗村，走出不远，我们突然想起顺东还留在村里，立刻停脚向身后黑蒙蒙的田庄凝望着，大家的心情十分复杂，本来是可以将顺东从“小牢”带出来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侯队长也会答应，可我们生生给忘了（包括侯队长也忘了），忘了顺东这个人的存在。我们议论着该怎么办，如果要救他出来就必须追上已经远去的“国军”，请求他们“保驾”进村向侯队长要人，但这样谁又知道会出现什么变故呢？在经过了这场死而复生的劫难之后，谁也不想再节外生枝，何况为的是让我们伤透心的顺东。于是心一横打消救他出来的念头，继续向万岗奔去，一路上听着风刮树叶的声音，闻着野地里的庄稼味儿，我们知道终于脱险了，兴奋得心在颤抖，可我们不敢怠慢，大步流星地奔走，奔跑中建越不断地提醒大家：不许掉队，不许掉队！
我们顺利地到达万岗村，在村头遇见等候我们的老万，这是我们没料到的，再次说明半老头是个办事稳妥的人。老万带我们来到他家，在那儿见到了半老头和一个年轻女子，我们本以为女子是半老头的女儿，后来才晓得是半老头的小老婆。我们把从田庄侥幸脱险的经过对半老头讲了，半老头听了异常惊慌，说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他们会追过来的。雷觉说不会，双方讲好把事情了断。半老头说他们的话你们也敢信？不会的，我敢肯定他们不会罢休。听半老头这么说我们就不敢掉以轻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