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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高度地评价游击队的营救活动：“到了正月九日，离开香港的机会已经成熟云云，就是说，种种布置已经妥帖了。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3〕写到游击队领导人曾生请他们吃狗肉和游击队战士为他们站岗时这样描述：“有人拿灯来了，这是小小的煤油灯。接着就端上晚饭来了。曾生将军抱歉地说，弄不到好菜，可是有狗肉，问我们吃不吃狗肉？我们这一伙十来人，谁也没有吃过狗肉，这时一听说，大家便不约而同笑着叫好！于是端上狗肉来了。要不说明，我们还当它是山羊肉呢！这一餐晚饭，真吃得痛快。虽然只有一荤一素，但我觉得比什么八大八小的山珍海味更好，永远忘记不了。饭后主人们就让我们休息。……晚间，我下楼去小便，看到门外有哨兵。我想，这是因为司令官也睡在楼上的原故。但在第二天我知道这几个哨兵是保护我们的，曾将军吃完晚饭就带了少数战士袭击敌人去了。”〔4〕谈到他对东江游击区的见闻时写道：“我们亲眼看到游击队干部们的生活如何艰苦。他们经常吃的是杂粮，病了简直没有医药；国民党军队对游击队的封锁之严密和他们对敌人走私的包庇，正好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使得最糊涂的人也认清谁是人民之友，而谁是借抗战的招牌在无恶不作的！”〔5〕在茅盾的其他文章中也有类似的回忆。人们从中似乎可以得出茅盾在东江的日子里心情是愉快的、与游击队的关系是融洽的结论，然而如果再阅读更多的历史记载，就会发现事情原来并非如此。
就在白石龙游击队司令部楼上吃狗肉宴后的第二天，为安全起见，茅盾夫妇、邹韬奋、胡风夫妇、胡绳夫妇、叶籁士、宋之的夫妇等十多人被转移到几里远一个搭在山坳树林里（当地人叫大山寮）的草棚休息，等待转移惠州的时机。大山寮的伙食按胡风的回忆还是可以的，“有专人负责买米买菜做饭。吃得不错，每天总有一大碗青菜或别的什么菜，后来听说我们把物价都吃贵了”〔6〕。但因为人多，狗肉、果子狸可能并非人人都吃得上了，只有看谁的“运气”好了。胡风回忆：“在大山寮时，有一次，胡绳从队部回来，闲聊中说昨天在队部吃到了果子狸等。谁知这下刺激了茅盾。他借此发牢骚说，日军进香港前，文艺方面的党员负责人把C。P发下的避难费（外币）都分了给自己接近的人，不接近的人（他当然是一个了）都不给。他这一说弄得大家的情绪都很不好。我也是相信他这说法的。”〔7〕可能是茅盾提了这个意见的缘故，后来（2月17日），地下党在惠州送茅盾等二十多人去老隆前，按上级指示发给文化人每人一千元作为旅费，另外特地多给茅盾五百元，还给了一点布料〔8〕。香港沦陷前后，周恩来致香港有关人员的紧急电报中表现他对经费问题的关切，并有两次提到疏散朋友时的用钱问题。在一封未注明时间但从内容判断应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发出的致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的电报中指出：“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分别负责开支，并经过你们三人会议决定动用，存款共有多少，望告。”1941年12月20日，周恩来致张唯一转廖、刘电报提到：“在港所存汇款如何解决，是多少……请唯一问少文即覆。”〔9〕至于具体分发到各位文化人手里的疏散费，可能就像今天公司老板给员工“包红包”发奖金一样，有无和多少的问题，彼此之间大概也只能靠猜测。如果胡风的回忆是真的，那么文化人的疏散费是没有发给茅盾的。
胡风提到的香港沦陷前“文艺方面的党员负责人”指的应该是夏衍。周恩来1942年6月21日《关于香港文艺运动情况向中央宣传部和文委的报告》中说到，香港沦陷前，中共在香港文艺方面的内部组织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五人组成；在这五人分工中，电报明确指出夏衍负责文艺小组，胡绳负责学术小组，张友渔负责新闻小组〔10〕；众所周知，廖承志是中共香港的主要负责人，主要负责全面工作和涉外统战活动，并担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主要管秘密和情报系统的活动。香港沦陷后，夏衍比茅盾早几天离开香港，走的是不同的路线，而且夏衍等人是由潘汉年系统的人员陈曼云等护送脱险的。司徒慧敏回忆：“蔡楚生的夫人陈曼云（党内的同志）来通知我，要我带夏衍、金仲华、金山、王莹等十六位同志于一月五日离开香港，先坐船到长洲岛，然后到澳门。一月五日早晨四点钟左右，天蒙蒙亮我们就离开了香港。”〔11〕逃难途中的茅盾对夏衍非常不满意，火气大得很。在白石龙，他曾对参加接待文化人工作的东江游击队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陈嘉（即老一辈文化人杜襟南，年近九旬，依然有很高的生活质量，居广州）等人说：“夏衍负责港文化人工作，不出声地自己跑了，毫不负责，我要报告中央开除他的党籍。”〔12〕从茅盾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他矛盾的人格，须知此时的茅盾不在党内，是党外民主人士，而他却依然以一个布尔什维克自居的。正如本文开头丁帆教授的文章所分析的：茅盾的矛盾人格“其深度心理模式则是他对政治‘剪不断、理还乱’的眷恋情绪所致”。“作为一个与中国共产党同岁党龄的老一代作家，自1927年脱党以后，却一直在苦恋着党，苦恋着政治的拳拳之心。但可悲的是，由于人格的矛盾与缺陷，他又不敢向党捧出内心的另一面赤诚，造成了他不找党，党也不找他的政治格局，所以直到临终前遗愿才得以实现——恢复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的悲喜剧场景。”〔13〕
在东江，茅盾心情相当烦躁不安，也急于离开东江到大后方，对游击队的护送安排并非很满意，不时有一些在游击队看来是不利于安全的行动。1942年农历大年除夕（2月14日）的深夜，历尽千辛万苦的茅盾夫妇等二十多人到达惠州。在刚被日寇烧杀抢掠的满目凄凉的惠州，国民党的警察特务设立了许多水口和陆口检查站，盘查很严密。鉴于城内的危险处境，先于茅盾到达惠州的廖承志曾对在惠州负责秘密接应工作的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交待两条铁的纪律：“一是不准文化人士上街公开活动；二是文化人的笔和本子等收起来集中保管，以免暴露他们知识分子的身份。”连贯则要他时刻提醒经过化装为商人的文化人，说话、举动都要格外小心。卢伟如曾回忆茅盾离开惠州时与护送人员的“不合作”情况：“从惠州到老隆，主要是水路。农历正月初三（2月17日），我们护送茅盾这一批文化人上船。上船的码头是在惠州的中山公园望江亭后面。当茅盾经过中山公园，看到园内矗立着廖仲恺纪念碑和黄埔军校东征阵亡将士纪念碑时，不禁心血来潮，诗兴大发，竟站在纪念碑前慷慨激昂地朗诵起诗来！我在一旁可着了急。他这样书生气十足，哪还像个做生意的‘商人’呢？如果引来人围观，很容易暴露身份。我赶紧上前小声劝阻，不料茅盾却发起脾气来。后经大家说服，他这才平了气。……为了确保茅盾的安全，我特意通过打入惠阳县税务局的地下党员黄鑫同志（后牺牲）的关系，安排他乘国民党官员的走私船只走。这种走私船，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特务，都是不敢检查的。可是，当茅盾上了这条船，看到舱里一片乌烟瘴气时，说什么也不肯与这些国民党腐败官员同船。最后，他还是和大家一起乘包船走。”〔14〕
茅盾一行，沿东江逆流而上。元宵节（3月1日）到达老隆，然后搭上去曲江的军用卡车。3月9日，茅盾夫妇从曲江乘火车到桂林，正好距他们离开香港两个月。同一天，中共粤北省委致电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转南方局并中共中央，谈了茅盾从香港撤退在东江途中的情况：“茅盾原劝他隐蔽一时待机，但他极不满，认为我们策略怕他跑到国民党区去藉词挽留他。因为沿途照料有不好之处，大发牢骚，以为此次招待都是为得扩大我党影响而已。经解释仍如此，现已转桂林。”〔15〕
二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与后来茅盾回忆出入很大的矛盾现象，即茅盾的东江的不愉快并和游击队有摩擦呢？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逃难途中的确是千难万苦。对于茅盾这样过惯大城市生活，有着严谨节息规律和较好生活条件的著名文化人来说，经受战乱之后，从陷落的香港逃难到内地，时刻提防日伪顽军袭击，昼伏夜行，争分夺秒，爬山涉水，其履险蹈危的程度比长征途中红军战士的爬雪山过草地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敌人进行严密的海上封锁和搜捕，偷渡的人白天要在铜锣湾避风塘上船过夜，等待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天色朦胧、雾霭较重的偷渡机会。“半夜了，茅盾起来要去解手。我赶忙迎上去，搀扶着他，指引他从大舱向船尾走去。他眼力不好，在微弱的桅灯下看不清通道，突然一个趔趄，差一点把脚踏入两条船之间的空隙里。我吓得差点惊呼起来，赶快用双手把他拉住，急忙提醒他：‘小心，下面是大海！’……当时，我真被吓出一头冷汗。茅盾这个险些会跌下海的动作，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每想起来时都有些后怕。”〔16〕从东江游击队队部宝安县白石龙到惠州途中最辛苦。当年的护送人员郑伟灵回忆：他负责的路段是从白石龙到田心村惠阳大队队部共六十多里。要两个晚上走完，途中要秘密通过驻有日伪军布防的广九铁路和布吉、横岗等地，还会遇到国民党军和土匪的袭扰。第一天的夜行军，从白石龙连夜赶到碧岭，全程四十多里，这对文化人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加上一路避敌绕村庄走小路，心情紧张，天将亮时到达目的地，他们全都疲惫不堪了。有的放下行李，一坐下就打起呼噜来；有的坐下按摩双脚，活动脚腕。“我在巡看大家时，发现茅盾先生双脚红肿，脚底打了几个血泡，有的血泡已磨破流出血水。我马上端来热水，帮助他烫脚，包扎伤口，消除疲劳。晚上天黑时，队伍又起程了……”〔17〕与茅盾同行的廖沫沙的回忆也许最有说服力：茅盾夫妇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从白石龙到惠阳，要穿过广九铁路和许多交通封锁线，经过敌占区、国民党区和“三不管”区，“在这样一些地区行路，不但无舟车可乘，而且不能白天走，只能在夜晚黑暗之中，不许点灯提火，不许高声谈话，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这对于我们这些一向生活在大城市的外乡人，一向是在光天白日和灯火辉煌之下行走惯了的人，一向在长途旅行时不是乘车就是乘船的人，而且是几个文弱书生……现在要走这样的夜行军，将是多大的困难，多大的艰险！”“这次夜行毕竟不容易，毕竟是异常惊险艰难的。穿越铁路线和敌人的交通线、堡垒群或瞭望哨时的紧张惊恐，爬高山、涉溪水、越坎坷，颠颠跌跌，也不知经受了多少艰难辛苦。这是我也包括同行其他四位在内，都是平生从未经历的一次旅行。在行进的当时，虽然全神贯注地在奔走，没有感觉什么危险恐怖，但事后想起来却往往心跳不止。我至今常在睡梦中好像忽然从高坡下落或失足坠入深渊，惊骇得一跃而醒。也许就由于这时留下深刻的印象吧。”〔18〕
其次，诚如上述粤北省委的电报所说的，游击队“沿途照料有不好之处”。由于环境的恶劣和出于安全考虑，茅盾的一些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据负责护送茅盾等人从惠阳县淡水附近的茶园到惠州的惠州区委书记蓝造回忆：从茶园经永湖、三栋到惠州，要走九十多里路，为了路上安全，力争一天赶到。“到三栋镇后，雨开始大起来了。我们按原计划大休息，准备在这里吃晚饭。这时文化人一个个都感到很疲困。茅盾同志问我，到惠州还有多少路？我告诉他还有十多公里。茅盾和其他几个人商量后，提出要在三栋过夜。从早上到黄昏，走了将近一天，这对于我们来讲算不了什么，而对他们这些生活在大城市的文化人来说，确实是很不简单，难为他们了。但是，在三栋过夜原先没有安排，安全没有保证。因此，我只好说服大家坚持走完最后一段路，连夜赶到惠州。张友渔等同志也帮我做工作。这样，大家同意继续赶路。”“夜幕已经降临，茅盾同志提出出来，到镇上买几盏灯笼。由于那时店铺已经关门，没有买到，于是大家就摸黑上了路。由于天黑，路很滑，加上大家已经很疲劳，走起路来很慢。……队伍中只有张友渔和茅盾有两支手电筒，光又不强，也只好轮流使用……我非常担心在路上出问题，果然，就在离惠州不远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19〕这件意外的事件就是茅盾的夫人孔德沚失足从两丈高的桥上掉下河里去了。茅盾晚年回忆：“那时我正在德沚的前面摸黑走着，只觉得脚脚踩到石板上，‘这莫非是桥？’正想着，就听见后面扑通一声，回过头去，身后的德沚已经不见。我连忙大叫：‘不好了，不好了，德沚掉下河里去了！’用手电往下照，深深的竟不见底，只听得哗哗水声。我骇呆了……闻声奔来的人也都吓慌了。这时，桥下却传来了德沚的声音：‘还没有死呢！可是怎样上去呀？’这真是一个奇迹！原来当时是枯水期，德沚正好跌进近岸的水草和烂泥里，竟一点也没有受伤……”〔20〕
2000年5月笔者曾拜访当年在游击队队部接待茅盾的杜襟南。他说：对茅盾等文化人的照料虽有不周之处，但文化人对游击队的困难了解也不够。文化人“害得”我们好苦啊。当时部队正处在恢复时期，人数不多，装备差，地盘也不大，抢救工作非常艰苦。那时日军南进，一天到晚火车都载着军火南下。这是伏击敌人的好机会，只要伏击一趟列车，便可得到好多的武器装备。然而，党中央指示，在抢救文化人期间，不准惊动敌人，怕敌人反过来打我们，影响文化人的安全。他还拿出珍藏了五十八年的当年茅盾写给他的字条：“我的跑（拖？——笔者未能断定）鞋（新的）太小，走长路脚痛，现拟掉（原文如此——笔者）换一双较长的，（听说部队有胶底鞋），不知可否？兹附上脚寸，倘换得后，即将我的鞋子换上奉还。又：部队中所用棉军服，可否借一件穿穿。（请照附上之尺寸）茅盾。”字条的背面有杜襟南写上的字样：“四十码胶鞋一对，棉衣一件。”从杜的回忆和字条传递出来的信息可以推断：战乱中无论文化人还是游击队都很艰苦，护送人员也许问寒问暖不够，但对文化人的要求还是尽量满足。
再次，战乱颠簸，使本来身子就较弱的茅盾，经受了一次十分痛苦的考验。而一个人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好的心情，显然是十分罕见的。他回忆说：“紧张颠簸的行军生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的生活节奏彻底被打乱了，我的身体——这架平时尚能正常运转的机器的弱点暴露出来了。行军伊始，我的食量骤增。每顿不用小菜能吞下两大碗米饭，然而只进不出，下坠之感日益紧迫，却始终解不出恭。到了白石龙，德沚弄来泻药，无效；喝了菜油，也无效。捱到第七天，肚子已胀得像个鼓，不思饮食，十分痛苦了。游击队的卫生员说，干结的粪便太大太硬，只有先将其捣碎，才能排出。于是，德沚担当起了这个不卫生的手术，她硬是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把坚似石子的粪便抠了出来。”〔21〕身体的麻烦，游击队的照料又有些疏忽，心情自然不那么好，言谈举止就不免有点偏激。
复其次，战时香港文坛争论的后遗症。沦陷前的香港文坛曾有过不小的矛盾，虽经周恩来的电话介入得到解决，但旅港文化人之间的积怨并没有完全消失，例如茅盾对夏衍的不满。胡风回忆说：茅盾、叶以群、宋之的等人对夏衍不满的一个原因是，“以夏衍、杨刚为中心出了一本指导性的理论文集，却没有约这些人参加，他们事先都不知道”〔22〕。但不知为什么，茅盾对夏衍不敢正面交锋。“以群和孙钿告诉我，廖承志决定开一次文艺方面的扩大会，批评一下夏衍……并说茅盾也准备讲话。”“会议由廖承志主持。不可理解的是，大家背后意见那么多，到会上却只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表面的话。我以为茅盾会有重要发言，但他的话更是无关紧要。”〔23〕茅盾把对夏衍的气闷在心里。此外，茅盾还受到年轻人的“挑战”。乔冠华因坚决反对茅盾所赏识的青年评论员李南桌提出的“广义现实主义”而与杨刚一起动辄对茅盾提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