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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莫尔说他的“傅满洲”小说不是要描写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黑暗王国。他们拥有强大的政治、宗教、经济与犯罪势力。他们在西方世界活动，一起伦敦的谋杀案，可能根源在纽约，他们与东方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那里可能是他们的老窝。他们不仅仅进行社会犯罪，其最终目的是构成一个“超社会”（Super
society），“掌握颠覆政府甚至改变文明进程的力量……”〔24〕洛莫尔的《傅满洲博士之谜》（1913）出版，使他和他的人物都一举成名。小说销售了百万册，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25〕。1929年，好莱坞也开始拍摄傅满洲博士的恐怖电影，傅满洲的传播面更加广泛。好莱坞一共拍摄了十四部傅满洲题材的电影，最后一部《傅满洲的阴谋》问世，已经是1980年。在这一系列的小说、电影中，傅满洲的计划不断被白人警察挫败，而他又总能生出更奇特、更险毒的计谋。傅满洲本人也可能在一部作品的最后造成假象，大家误认为他已经死了，而到下一部作品中，他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观众与读者面前。在西方人看来，傅满洲代表的“黄祸”，似乎是一种永远也不可能彻底消灭的罪恶。就像美国八十年代的一部影片所暗示的，影片的名子叫《唐人街》（China
town），但整部影片的故事与唐人街或华人基本无关。一位警察自发调查一桩谋杀案，凶犯是一个白人企业巨头，调查使他不断陷入困境，最后他绝望了，望着逍遥法外的凶犯远去的汽车，他说：“这就是唐人街！”“唐人街”意思是指一种让你无可奈何的罪恶。
“黄祸”似乎是一种莫名的、永远无法消除的恐慌。傅满洲系列恐怖小说与电影，经常以中国甚至亚洲的政治宗教与文化状况为背景。白人警官斯密说：“我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中国人这个长不大的民族身上！一个崇拜祖先的种族，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小说的叙述者也说：“我们经不起任何失败，否则黄色游牧部落就会吞噬整个白人世界。”〔26〕傅满洲故事表达了西方人的种族与文明的偏见与焦虑，傅满洲的阴谋或者说是“帝国复兴大计”，与中国二十世纪初兴起的民族主义建国思潮相关。冷战时代，作为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工具的傅满洲形象，又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在1957年出版的《傅满洲的复归》中，傅满洲已经一百岁了，但依旧身体健康，如他在与苏联合作，成为红色阵营的阴谋家。当然，冷战背景下傅满洲的角色并没有表现得很充分，两年以后，洛莫尔就去世了。他去世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傅满洲系列小说《傅满洲皇帝》（1959）中，傅满洲形象的现实背景又有了新的变化，他代表的是那个永恒天幕下的东方帝国，而不是转瞬即逝的共产主义政权。他开始对抗那些克里姆林宫的共产主义官僚们，对一个被他绑架的英国生物学家说：“你总是把我的目标混同于那些破坏你们基督教医院的共产主义傻瓜的疯狂念头。你总是把我的工作等同于那些窃居克里姆林宫的狂妄自大、利欲熏心、蛊惑民心的政客……博士先生，如果现在这个所谓的文明还不会完蛋，那么，像我所说的那些知识团体，就不可避免地要消灭那些试图创造一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只知寻欢作乐的、厚颜无耻的骗子。”〔27〕洛莫尔已经老了，他的虚构所依靠的那个现实世界，如此变幻莫测，几乎比想象还要离奇。东方帝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共产党政权，而那个号称代表正统与传统中国的国民党，则跑到了一个小岛上，与共产主义阵营对立。在洛莫尔的最后日子里，北京的共产党政权正酝酿着与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政权的一次彻底决裂，这次决裂将导致中国共产党政权与西方世界联合对付苏联的所谓霸权。
真实的义和团事件，可能用来表现莫须有的“黄祸”，而表现“黄祸”恐慌的虚构的恐怖小说，又暗示着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系。何伟亚（James
Hevia）在《档案帝国与污染恐怖——从鸦片战争到傅满洲》一文中说：
傅满洲的帝国复兴大计既依赖于他们领导的被称之为“神秘东方的最大的谜”的秘社——思蕃〔28〕，同时也依赖他自己的脑袋，确切地说，是他不可思议的天分。内兰德·史密斯认为“思蕃”隐匿于喇嘛教的面纱之后……源于东方思想中的依洛西斯（Eleusinian
mystenes）“秘密仪式”。与此同时它还是一个超级间谍傅满洲所控制的谍报机构。傅通过这一机构与不同组织阵线合谋共事，这些组织包括狂热的穆斯林原教旨教派、毒品走私犯罪集团、传统中国秘社、崇拜卡莉〔29〕的印度绿林和被称之为“Dacoits”的缅甸杀人越货团伙等一系列反英团体
……林林总总，却都源于英国人对于英国境内外的亚非反抗所做的丰富的想象。
……在沃德〔30〕的笔下，猛然觉醒的中国对英方的亚洲统治构成了主要威胁。当时普遍性的对于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后可能的中国复仇的焦虑使得这种论调更为可信。同时帝国网络的双向流动，对科技知识向有色种族传播的恐惧以及英国随时会被卷入冷战或热战的状态，都强化了此类焦虑。在这种大背景下，恐怕就不难理解对于东方智慧将能够融合古今知识的隐忧，更不难理解中国阴谋论何以能够如此流行。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一个能够领导东方与西方列强抗争的中国诞生了：它将首先挤出大竞赛的参与者，然后驱除在亚洲的所有殖民统治，最后将欧洲人赶回他们从前就占据的欧亚大陆的一隅〔31〕。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黄祸”可以体现在关于一个历史事件的印象上，也可以体现在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的想象上；可以以中国本土的中国人为基础，也可以以海外的中国移民为基础。不管怎样，现实是想象的素材，而想象，以各种隐喻的方式，表现着现实中西方对中国体验的种种欲望、焦虑与恐惧。“黄祸”恐慌在很多时候都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因为西方文化时时刻刻需要构筑这个“他者”，确认自身存在的切实性与安全性。原型还在想象中继续，黄祸的恐慌还会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以不同的文本形式表现出来。
注释：
〔1〕Master of villainy：A Biography of Sax
Rohmer；by Cay Van
Ash and Elizabeth Rohmer；Bowling Green：Ohio；1972；p。73。
〔2〕《启示录》第二十章：“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它捆绑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漫山遍野，围困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西方人的“启示录”想象背景，很容易将崇拜龙、人口众多的中国人与魔鬼部落联系起来。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人就经历过，当他们见到中国龙的形象时，才知道魔鬼原来是什么样子。在此，“启示录”的末日景象又成为西方人想象义和团的背景。
〔3〕有人在《每日新闻》（Daily News）上著文说：“根本无所谓黄祸，除非外族统治中国。所有的中国人，都只想在自己的国土上过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祖先崇拜仿佛一个宽松的锚，将他们束缚在家园的土地上。德国皇帝理解或自以为理解的所谓的黄祸，完全是荒诞的，中国人的本性可以证明这一点。”转引自Oriental
Prospects：Western Literature and the Lure of the East；Edited by C。C。 Barfoot
and Theo D′haen；Editions Rodopi B：V。1998；p。133。
〔4〕注意：这是十九世纪末的观点。原文注出处为G。E。Simon；China：Its
Social；Political and Religious life，English edn；1887；p。79。二十世纪末出现同样的观点与现象。
〔5〕A。Krausse；China in
Decay（1900）；p。374。
〔6〕A。Little；Gleanings
from fifty years in China（1910）；p。204。
〔7〕R。S。Gundry；China and her
Neighbors（1893）；p。315。
〔8〕A。Reid；From Peking to
Petersburg（1899）；chapter 4。
〔9〕W。D。Foulke；Slav or
Saxon（znd edn；New
York；1999）p。64；55。
〔10〕Oriental
Prospects；p。133；详见Robert Druce文“The
‘Heathen Chinese’and the ‘Yellow Peril’”。
〔11〕（美）哈罗德·伊萨克斯著，于殿利、陆日宇译：《美国的中国形象》，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12〕《启示录》第二十章。
〔13〕有人认为七位天使代表七个国家，分别为德、英、法、意、奥、俄、美，由于文字说明“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似乎不应包括美国，那么第七个国家就可能是西班牙。
〔14〕1900年10月，八国联军进驻北京后不久，美国传教士、同文馆馆长、后来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回到美国。在纽约港上岸时，他身上还挎着一杆长枪。替他搬行李的男孩好奇地问：“你一定是从哪里打猎回来了？”“是的，从亚洲，大海的那一边。”丁韪良回答。“打的什么猎物？”“老虎。”丁韪良说，实际上他应该回答是“鬣狗”（hynenas）。“鬣狗”这个词在英语中还有另一个意思，指凶残、阴险、贪婪的人。
〔15〕J。O。P。Bland与E。Backhouse在“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一书中描述慈禧回京的景象：“一九零二年一月六日中午，当朝官员们乘坐特别列车来到建于北京南墙旁边的临时车站……在车站边上建起了几个装饰一新的休息室，这是专为迎接老佛爷和皇上准备的；休息室里有一把用金漆漆成的御座，还有一些景泰蓝制成的神坛容器和许多贵重的瓷器。几百名大城市的官员都来了，还有一处专供给洋人用的休息室。当那列超过三十节车厢的巨龙列车驶进站台的时候，从一扇窗户中露出了老佛爷那张敏锐、焦急地不断审视四周的脸。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年轻的皇后和公主，这时大太监李莲英也出现了。见到了皇太后威严的仪容，每个官员都跪了下来，这时太监总管荣禄大声呵斥洋人们脱下帽子（尽管事实上洋人们已经这样做了）。第一个从火车上下来的是李莲英，他走在最前面是为了检查那张长长的各省奉上的贡品的单子，车上那些堆积如山的贡品是随着列车的起始一路累积起来，并经过皇太后清点的。接着从车上下来的是皇上，他显然很紧张，一见到皇太后，他就慌忙地坐到自己的宝座上，马上又被人带走了，前前后后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和任何一个官员寒暄几句。他走后，皇太后终于出现了，站在站台上她的一大堆行李的前面。‘我看，今天来了许多洋人。’她说道。她按照中国妇女的礼节向他们行礼——鞠躬，高高举起她交叉的双手——她站在那儿，巡视着人群，与周围的人兴奋地交谈着，大约有五分钟左右。她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精神许多。直到李莲英过来，递给她一张贡品的清单，她仔细地查看了一遍，然后满意地把它还给了李莲英。”
〔16〕美国公使夫人Sarah Pike Conger在“Letters From China”一书中描述了慈禧太后宴请公使夫人们的过程：
1912年2月1日，皇上和皇太后接待了外交军团的女士们，外交公使的太太和孩子们。这真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日子啊！……
我们适时地在放有御座的屋子外面停住了，然后再走进去，见到皇太后时，恭恭敬敬地鞠了三次躬。她坐在一张长桌的后面，桌上放着一根象征王位的精美的珊瑚节杖。我们走近她，她微笑着向我打招呼，因为她只认得我。作为外交军团女士们的代表，我向她致意……
“尊敬的陛下，外交军团的女士们非常荣幸能够受到您的邀请；我们衷心地祝贺您和皇室其他成员重新回到美丽的皇城……
“过去两年发生的事情对您和世界其他人民一样都是痛苦的；但是这种悲惨经历的刻骨疼痛是可以消除的……通过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更完善、更开明、更互信、更友好的关系……
“最近皇上发布了要给他的人民和他巨大的帝国带来更多利益的承诺，我们急切地祈盼着上帝能够祝福皇太后和皇上，帮助您顺利地达成您的承诺。”
我念完后，皇上走上御座，跪在皇太后跟前，从她手里拿过回复。然后女士和孩子们按照等级依次上前……接见以后，我们被护送到另一间大屋子，一个正式的接待仪式在那儿举行。皇太后已经先到了，当我们进屋时，她喊道：“康太太”——我的中文名字——我向她走去。她双手握着我的手，我能感到她的体温。当她能够控制住她的声音时，她说：“我非常抱歉，为发生的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感到痛心。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中国从今以后要成为洋人的朋友。这样的事将来不会再发生。洋人在中国应受到保护，我们希望将来能和洋人成为朋友。”“我们相信您是真诚的，”我说，“通过更好的相互沟通，我们相信我们能成为朋友。”
皇太后接着问我这里是否还有其他的女士也受到围困。我说还有英国公使夫人和法国公使夫人。她转向我，摊开双手，说了几个汉字。然后从手指上取下一只很重的雕有花纹的镶有珍珠的金戒指，戴在我的手上；又从她的手腕上挑选了一只最好的手镯，戴在我的手腕上。皇太后给了每个女士一份贵重的礼物，也没有忘记孩子和翻译。
从这儿我们又被护送到了宴会厅，三张长桌子上摆满了美味的中国菜。我们被邀请入座。长桌的首位有一个空座，就在我的左边。当皇太后进来的时候，我们都起立致意。她走到空座，拿起酒杯，我们也这样做了。她把她的酒杯放在我的左手，优雅地握着我的双手，这样酒杯和酒杯就碰在了一起，然后说“联合”。接着她拿起我的酒杯，把她的给了我，又向大家举起酒杯。我们都响应着。然后茶端了上来。皇太后双手举起茶杯，在我喝完自己的茶后，她把她的倒在我的茶杯里。茶点也用完后，我们仍被邀请就座。皇太后拿起一块饼干，折断，把其中的一小块塞进我的嘴里。她又分了一些给其他的外交使节夫人和同一桌的其他客人……
对于夫人们接受这次邀请，外界有许多尖锐的批评。来自个人的这种批评仍然很具杀伤力，使得中外关系之间的分歧依然存在，甚至有拉大的危险；但是，通过和平条款，这种国家间的分歧是可以弥补的。加深这种刺痛或者把仇恨深埋在心中，将永远不能减少过去经历过的痛苦，也不能使我们获得和平。
〔17〕The Great
Within；By Maurice Collins；London：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12。pp。325～342。
〔18〕参见Eliza R。Scidmore的China：the
Long－lived Empire，New York：The Century Co。1900。
〔19〕Master of
villainy：A Biography of Sax Rohmer；By Cay Van Ash and Elizabeth Rohmer；Bowling
Green：Ohio；1972；p。75。
〔20〕Master of Villainy：A Biography of Sax
Rohmer；p。73。
〔21〕详见China and the West：Society and Culture
1815—1937；By Jerome Ch'en London：Hutchinson＆Co。；1979。
〔22〕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rchu；By Sax Rohmer；London；Methuen 1913；p。17。
〔23〕参见Oriental
Prospects；p。158～159。
〔24〕〔25〕Master of
Villainy；p。76～77。p。74。Pvii：“Foreword”。
〔26〕The Return of Dr。Fu－Marchu；By Sax Rohmer；New York：Pyramid
1961；p。136；The Hand of Fu－Manchu；By Sax Rohmer；New York：Dyramid；1962；p。111。
〔27〕Emperor Fu－Manchu；London；1959；p。141～142。
〔28〕原文注Sifan，指吐蕃，亦作“西蕃”和“思蕃”，系中国古代对西域一带及西部边境地区的泛称。
〔29〕原译为Kali，印度教女神，形象恐怖。
〔30〕Arthur
Ward（沃德）为作者原名，Sax Rohmer为笔名。
〔31〕《视界》第一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106页。
“五四”精神传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 张全之
一、一个人和一段历史
有关二十世纪的诸多文化问题，似乎都应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谈起。这并不仅仅因为“五四”之后的文人有着难以割舍的“五四”情结，更在于“五四”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在时间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