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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了趟卫生间，在回到原座位的路上一位中国女孩主动过来向我打招呼，并用英语问我会说中文么。我感到有意思，就说“我就是中国人呀，当然会说中文。”她笑着说：“我把你当成外国人了。”
“啊？我很像外国人么？”
“不，我是说这里外国人很多，我把你当成了韩国等地方来的人。”韩国人？哈哈，听到别人说把我当成了韩国人我可实在是太高兴了，其中自有原因，当然这是后话。
我和她简单地聊了聊，她是一名海归，现在回国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我和她聊了一会儿之后就散了。在我转过身来时，发现我的那位朋友正在和一个很胖的人说话，但看起来她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我走了过去。她见我过来了，就转过来和我说话，没再理那个人，那个人瞪了我一眼后走开了。她说：“这个人真讨厌，说话举止特女人气，还总缠着我和他跳拉丁舞，我说不会，所以不想跳，他还是没完没了地缠着我，多亏你来了。”哈哈，我的这位朋友确实很漂亮，颇似影视明星陶红，可惜比我大几岁，而且早就结婚了，没机会了。“听说这里有不少人是来找一夜情的。”她神秘地对我说。“我也觉得有些人是，当然，不包括我，哈哈。”我的话音刚落，却发现刚才那个人又凑了过来，身后还跟了两个人。他走到我的朋友面前，又一次问他：“小姐，我再次诚挚地邀请你和我跳舞，能给我个面子么？”
“我说过了，我不想跳，请不要再问我同样的问题。”
“我可以教你，跳跳就会了，来吧。”他伸手来拉我的朋友。
“嗯，”我发话了，“既然这位小姐不想跳，您就别勉强她了。好么？”
那人看了我一眼，说：“你是谁？她男朋友么？”
“当然不是，她早就有老公了，都结婚三年了，是吧？”
没等我的朋友回答，那人就说：“那你还跟着掺乎什么？一边去。”
呵呵，口气不小，但如果他知道不久之前他面前的这个人还把当年杀人不眨眼的“军统”的老巢给闹了个底朝天的话，恐怕他绝对不敢这么嚣张了。
我想起了史蒂芬·席格在一部电影中在同样情形下说的一句话：“一般来讲，如果一个男人在聚会上对一位女士不敬，那也是对与这位女士在一起的男士的不敬，相信我，这不值得做。”——这是他在那部扮演一名联邦环保调查员调查环保污染事件的那部片子中的台词。我把这句话用更为通俗的版本说给了这位不善的来者。
对方好像被我逗了一下，差点笑出来。他以一种鄙视的表情对我说：“那你想怎么样呢？”这句话倒使我真真正正地想教训他一下了，我指了指外面，说：“那边好像就是朝阳公园。”我的朋友听了，忙抓住我说：“我们回去吧。”
我没说什么，而是自己走向了门口。我出了门之后，走向朝阳公园，但还没到达那里，就被几个凑上来的人拦住了。
“先生，是出来玩的么？我们夜总会有小姐，酒水价格也不高，去看看？”
我回过头去，那位先生已经跟了出来，后面还有两位帮手，不过这两位看起来倒不像打架的人，应该也是公司里的白领一类的。
那位老兄走了上来，伸出右手向我推来——看来他并不是要出手打我，而只是要对我进行推搡，但性质是一样的。我右手向左上截住了他的手臂，然后右腿向前再向右侧斜后方扫他的小腿，同时右手转向回收，再蓄势以短促劲一发，掌心直奔他的横膈膜处——虽然我没有传说中的传统武术里放人多少丈之外的本事，但我这个技术的运用还是比较成功的，后推和下扫腿同步进行，掌推用上了爆发的寸劲，在扫腿使他失去重心的同时，这一掌把他放出大概三步远的位置——他倒在了地上，能把这么个体形的人放出这么远已经不易了。
后面那两个人一下子楞了，面面相觑，不敢干涉。那位先生也被这一推惊呆了——这正是我要追求的效果，既能镇住对方，又不造成什么伤害，免得造成太大的法律纠纷。我连忙走了过去，对他说“呀，老兄，地这么滑，你怎么不小心点呀，来，快起来。”那位先生已经蒙了，见有台阶下，就从地上站了起来。
聚会结束了，我和朋友分手告别，她开着车来的，要把我送回去。我说方向不同，我还是打车走吧。她笑了笑，和我说“Bye。”但在我刚要转身离去时，她又摇下车窗，笑着对我说了一句：“对了，忘了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对别人说我已经结婚三年了，这是我的secret。”
“哈哈，对不起，我当时只是想用这个支走那只苍蝇。”
她把车开走后，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坐进车里后对司机说：“直开，朝阳门，外交部。”——我要回我的新住址——外交部南配楼。
2003年11月13日08：10——北京时间
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电视——这是外交部的传统，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工作人员一般都要在电视前看某保密部门制作的《电视内参》。我来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鉴于朝鲜半鸟局势的发展，T机关感到其特工赴朝韩执行任务的机会会大量增加，所以要给行动特工找到较好的掩护身份。考虑到我是从外交学院毕业的，以前又在外交部实习过近一年，所以让我冒充外交部工作人员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做到以假乱真应该不难。而且T机关行动部的领导们之所以有这么个想法是有直接原因的——外交部这两年开始破天荒地面对社会在职人员录用公务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新，因为中国的外交部出于保密等方面的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都是只从应届毕业生中招人的。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一般也都是通过考试一毕业就入部工作的，以前没有任何其他的工作经历，只有少数军转干部除外，但外交部里的军转干部极少，一般都是在办公厅的保卫保密部门以及条法司边境勘界部门等与军事相关的部门工作。另一个例外就是有一些人是从外交人员服务局、外交学会、外交学院，国研所等部属单位调来的，但其性质与军转干部和社招人员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原来就在外交口，只是原来是在外围部门工作。像现在这样直接对社会上的在职人员进行考录还真就没有过先例，但招收在职人员的名额非常少，绝大部分新录用的公务员仍是应届毕业生。但这还是给了T机关一个绝好的借口。就这样，我从T机关的一个掩护机构－－－－某市场调查公司被外交部录用为正式的国家公务员－－－－实际上我早就是公务员了。
按T机关与外交部商议的结果，我被分到了亚洲司朝韩处——这样T机关以后就有完美的借口把我派往朝鲜半岛了，而且我上次到日本营救林新时的公开身份正是外交部亚洲司七处（综合调研处）干部，这个以前公开使用过的身份正好可以与现在的职务在对外时以司内处际干部交流相互解释。我的真实身份只有部分部领导和亚洲司的部分司领导知道，朝韩处处长也被通知要对我“特事特办”。这样我就进入了在外交部“长期潜伏”的状态。
有两种长期潜伏的特工总在西方一些间谍小说家们的作品中出现，特别是Tom Clancy的。一种叫做sleeper，一般是指被派到敌方或从敌方那里发展的情报人员，他们的特点是平时不执行情报任务以免暴露，而是长期潜伏，一直到最关键的时刻再发挥致命性的作用。因为其长期处于“冬眠”状态，所以被称为sleeper。
另一种叫做floater，一般都是行动特工，而且其潜伏的地点不一定是在敌方，在本国内也可以以掩护身份潜伏下来，平时也不执行什么常务性的任务，只是在有紧急需要时作为行动特工施展身手，如营救，刺杀，跟踪，绑架等。听到我对这种特工的描述，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起了某部电影中的某个人物？——－－－是施瓦辛格在《真实的诺言》中扮演的那个小商人，平时装得庸庸碌碌的样子，到了行动的时候就蒙着面大打出手，他平时掩饰得的确很像，以至于他的老婆都差一点被一个假特工骗走，还记得吧，哈哈。
我现在基本上就属于这种floater，平时在外交部扮演外交官的角色，当T机关需要的时候就借着外交特权与豁免来执行任务。
我虽然名义上是在朝韩处，但处长并没有让我承担太多的工作，因为他知道我的身份。从我的背景和经历来讲，这个掩护身份是很合适的，但内部人仍能看出一些破绽，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我是英语专业毕业的，而朝韩处的人基本上都是学韩语的。当然，学英语的人被分去主管非英语国家在外交部也是很正常的事，就以亚洲司为例，负责尼泊尔的那个处的工作人员也并非全是学乌尔都语的，英语专业毕业生也大有人在，负责印尼的人也是同样。亚洲司里好像只有负责日本和朝韩的两个处完全是由学本语种的人组成的，但既然别的小语种的处都有学英语的人，朝韩处也来了一个似乎也不算是什么先例，这样我的存在再一次被合理的解释了。
但仍有一件事能让亚洲司的人感觉到我不是一般的外交官。部里每个司的司办都有一个阅报室，大家工作不忙的时候就去那里看前方（指使领馆）发回的电报。电报根据涉密程度的不同被分放在不同的夹子里，秘密和机密的电报和文件通常依据不同种类放在蓝色、绿色和黑色的夹子里，而绝密级的则全部放在红色的夹子里，只有二秘以上的人员才可以看。鲜红的绝密件夹子可以让司办值班的秘书清楚地看到是不是有未达到相应级别的人私阅绝密件并加以制止。而出于我的特殊身份和工作需要，亚洲司也按和T机关的协议，准许我在阅报的人较少的时候阅读绝密电报和文件，司办秘书得到了这个通知，但他们并不知道具体原因，只是在我翻阅绝密报时从不干涉。
一天，我见阅报的只有我和一名老参赞就翻阅起了绝密件。那名老参赞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在一旁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以为他是要批评我。 没想到他却说：“我看你很爱看报，这很好。你知道吗？王毅副部长年轻时也在亚洲司，他阅报时就是不只看自己处的电报，别的处的电报他也仔细钻研，结果唐国委（唐家璇国务委员）当时是司领导，他在阅报时见这个小伙子这么勤奋就很看重他，现在王毅副部长终成大器。小伙子，好好努力吧。”——－－照他的说法，我比王副部长还勤奋，他只是看别的处的电报，我可是连绝密报都偷看了。
很快，这位和蔼的老参赞和我成了忘年交，我和他的交往并没有受到太多的由级别上的差距的造成的障碍，因为他是一名闲着的参赞。外交部在国内部机关的参赞可分为两种，即现职的参赞和闲着的参赞。现职的参赞是指担任司处领导职务的参赞，按级别有处参、副司参等区别。闲着的参赞则可能是原来担任过现职，如担任过处长的一秘，在国外常驻任参赞回国后又没了位子——这一点在外交部很正常，因为人多位子少，哪怕你现在是副司长，去一个小国常驻当大使，回来后原来的位子被人顶了，也只能做闲着的大使，不担任任何领导职位。除非这个人有他人无法比拟的工作能力或有很强的人脉才可能在回国后继续升至部领导，但这实在是少数，四千多人就那么几个领导职位，哪有那么容易呀。而且这种国内外干部轮岗交流的制度正是外交部的官场上的特色，原来有位子，驻外后回来也未必有了，情况比其他部委的公务员还要复杂一些。所以一般的外交部公务员在退休时都是在处级或副司局级。男同志弄个处参是没问题的，勤奋点的可以当上副司参，但也有一些老一秘。女同志则有不少都是老一秘，有的也能当上参赞。所以对于一个没有什么太大背景的人来说，自己在退休时能进步到什么程度应该是可以预见的。再加上工资较低，驻外生活艰苦，所以许多外交学院的毕业生并不想去外交部工作，我的校友黄健翔在毕业后就另谋他职，后来又辗转到了中央电视台，他在被采访时也说过：“我一进外交学院就明白了，那外交部根本就不是我去的地方。”外人可能搞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个中滋味恐怕只有圈内人能够体会。
这位老参赞是从巴基斯坦回来的，姓王，于是我就按部里的惯例叫他王参。他在外交部干了近三十年，现在又没了现职，基本上是在养老等退休了，所以他整天也是悠哉悠哉，看报，上网，喝茶，打乒乓球，也是怡然自乐，还经常给我讲他驻外时的经历，很让我开眼界。看架势我在外交部“潜伏”个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在部里深交点朋友自然是件好事。
2003年11月25日19：50——台北时间
潘境原翻阅着近期获得的关于大陆的情报资料，其中有不少是从公开的媒体上获得的，有几篇是从大陆媒体上获得关于中共外交部的报道，其一一个报道上附了照片，是中共外交部领导在带领工作人员搞体育活动的宣传照，这类报道实际上对军情局没什么价值，中共的外交部是“干净”的，即它是不从事秘密情报活动的。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外交机关和情报机关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情报部门便隶属于本国的外交机关。但中国在这方面的界限却很分明，中国的外交部是不具备秘密工作的职能的，所以国际上也从未出现过中国外交官被驻在国当作“不受欢迎的人”而驱逐出境的情况。因此关于它的内部日常活动的情报是没什么价值的。潘境原刚准备把这张纸放在一边，却发现那个报道所附的照片上有一个人吸引了他。这张照片是在外交部院内的空地上拍的，外长李肇星和新闻司副司长章启月都穿着运动装和下属们谈笑风声，而在他们身后站着一个年轻人，尽管照片不是很大，但潘境原还是认出了他就是他恨之入骨的那位大陆特工。潘境原已经把他的相貌印在了脑子里，所以认准了就是他。照片中的那个人当时正望向别处，看来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拍照了。潘境原立即给军情局的技术部门打了电话。
经过技术部门的电脑分析和鉴别，这个照片上的外交官和上回调查局在忠孝东路拍下的那名大陆特工是同一人。潘境原开始觉得奇怪了，难道这个人是外交部的？但他马上否定了这一点，就算外交部有一个秘密的不为人所知的情报部门，它的人也不会被派到台湾来，台湾在大陆眼里根本不是外国，轮到谁也轮不到外交部来负责，所以可以肯定这个人目前是在假冒外交官的身份，估计是在为出国执行任务做准备。
但不管他是哪个部门的，留着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事，特别是潘境原和他一笔私人的账要算，所以潘境原在想了一会儿之后，叫来一名下属，告诉他立即与“长风一号”取得联系。
“长风一号”是军情局五处在大陆发展的众多特务之一。他真名叫韩磊，曾在武警某省总队服役。入伍前是业余散打运动员，在武警部队时由于身体素质好，且有散打的底子，被选拔到了机动支队的特勤中队。特勤分队是武警内卫部队中的精锐部队，其在武警中的地位相当于特种兵在解放军中的地位，其成员一般都是由从各分队选拔来的军事尖子组成。韩磊服完役后退伍回到了家乡当上了一名工人，但他不久就辞去了工作来到北京，凭他的体格和功夫，很快就被一名富有的台商聘为保镖，之后没多久他就在钞票的作用下成了台湾军事情报局五处的一名编外特工。军情局根据其特长，专门让其执行暗杀之类的行动任务。在成功地执行了几次任务之后，他受到军情局的重视，很快便被授予了“国军”上尉军衔，并可以与军情局五处主管他的副处长潘境原直接联系。尽管他有了军情局的上尉军衔，但一般来讲，情报机关给其外围情报员授予的军衔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种授衔只是名义上的。前苏联的克格勃给无数为其服务的外国人授予过军衔，连将军都有一大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外国人可以指挥大批的苏联军队，只是有个名誉罢了，但这也不失为一种对情报员的激励方法，并使其有一种归属感和成就感。
潘境原之所以第一个就想到韩磊就是因为韩磊的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