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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轻轻地除去透明胶，打开纸条后，发现上面写了一些我不认识的字母，应该是H语；从其排列方式看，像是某种密码，我当时顾不了这么多，这应该是技术处的专长，于是我就掏出自己总是随身带着的碳素签字笔（一方面是为了记录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必要时用它来杀人——这个就不多说了）。但我当时没有带纸，就干脆撸起袖子，把上面的字母抄在了我的左胳膊上，如果抄在手上的话就不太好了，因为手容易出汗影响字迹，而且写在胳膊上后再用衣服一盖，外人不会发现的，手上就不同了。
当我把情报按原样放回后，王副处长用麦克风通知我他已经到里面了，问我在哪里，我低声向他汇报了这里的情况，他马上也跟了进来，我们两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他让我再一次取出纸条，让他用随身携带的微型相机拍了照，再把情报原样放回。然后，我先从里面出来，过了一会儿之后，他才偷偷地出来，要是让来取情报的人看见两个人躲在藏情报的地方的话，他肯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从厕所出来后，我才发现他并不是自己来的，还有三个人也来了，他们不是会务组的，而是我处外围侦察组的人，他们平时藏在停在饭店门口的汽车内准备执行机动任务，现在果然派上用场了。
我问及Peterov的情况时，王处长说他直接回了房间，由小林和刘涛负责监视，技术处的人报告说他曾打了一个电话，但是是打给住在北京饭店的另一H国代表团成员的。他已经向局里汇报了这边的进展情况。由于Peterov已经露出了马脚，局里非常重视，主管我们这块业务的副局长亲自在局里坐镇指挥。行动处和技术处的机动人员全体待命，随时准备增援。
情况非常紧急，来取情报的人随时可能会出现，我们一定不能让来人看出异常。必须抓紧时间设好圈套。可上厕所的人这么多，怎么才能及时断定哪个人是来接头的呢？我出了一个主意，可以由我们的同志扮成麦当劳的工作人员用装作用拖布在厕所打扫卫生，借口里面漏水，每出来一个人就进去检查情报是否还在，同时在外面蹲守的同志看紧每一个从厕所里出来的人，如果里面的人发现情报不在的话，则外面的人立即对上一个出来的人进行跟踪。王处长采纳了这个意见，让我坐在离厕所很近的一个位子上监视守候，他让同来的三名同志中一位姓胡的同志扮成打扫卫生的麦当劳工作人员。他叫那三名同来的同志中的另两名一个先负责在座位上监视守候，另一人则进入厕所，占住放情报的蹲位，一直等到我们在外边准备完毕。王处长吩咐完他们之后，就带着我和小胡进了麦当劳的经理室，王处长出示了工作证，但只来得及让对方看清了上面的警徽，而没让她细看上面写着工作单位，王处长对她说我们是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刑警，现在有非常紧急的任务，要求对方给予配合。其实冒充公安一直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策略，原因很简单，公安的业务范围很广，而T机关的业务正相反。如果告诉对方我们是公安的话，即使对方事后不慎走漏了我们前来侦察的风声，敌人听说是公安可能一时意识不到是怎么回事，因为公安可侦办的罪名太多了，敌人自己都可能很糊涂，因为他可能真就从来没有犯过刑事或治安案件。但如果告诉对方我们是T机关的，对方如不慎走漏了风声，敌人一听说是T机关来调查，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因为T机关一般只侦察反间谍案件。
对方很配合，一会儿工夫，小胡就换上了一位麦当劳工作人员的服装，然后他开始拿着拖把走进卫生间，假装打扫起来，同时那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同志（程哥）走出了坐便间。我则坐在规定的位置上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王处长见局已设好，就先带着一名外围组的侦察员回北京饭店坐镇指挥整个侦察处在那里的行动，因为我们分成不同的小组负责不同的工作对象，这次行动的工作重点实际上是在台湾代表团那里。外围组的程哥则留在这里和我一起监视守候，准备随时对来取情报的人进行跟踪。前前后后进坐便间的人大概有五六个，但每次他们出来后小胡都是用手将头上的麦当劳工作人员戴的小帽向上顶，而不是向下拉，证明情报还在。
终于，在十一点整，我看见一名四十多岁，穿全身灰绿色西装的男子走进了卫生间，等他出来后，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小胡将自己的帽子使劲向下一拉——就是他！
我赶紧向坐在门口附近的程哥做了个手势，他会意会先推门走出了麦当劳。我则立即在后面跟着那名男子也向门口走去，这时我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
程哥走了一段后，转过身来看着我，双腿向下一屈，用右手拍打自己的左腿胫骨处——这也是我们平时预定的暗号，双腿下屈意味着我们采用蛙跳战术进行跟踪，右手拍打左腿胫骨意味着他将走在前面。
所谓蛙跳战术就是指在由两名侦察员对目标进行跟踪时，一人在目标前面走，另一人在目标后面走，并轮流互换位置，以免一个人长时间跟在目标后面而被目标发现。具体操作起来就是一人跟在目标后面走，而另一人则走到街的对面疾步超过目标并尽量往前赶，在赶到某一点后再停下来，等目标超过自己后再走到街的对面跟在目标的后面走。同时，原来走在目标后面的人则走到街的另一面尽量向前赶，如此偱环。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这时，程哥已经走到了街的对面向前赶，我则咬住目标走在后面。但在走了几分钟之后，还没等我和程哥来得及互换位置，目标就在一个公共汽车站停了下来，并快步走向一辆停在那里的420路公共汽车。我来不及用麦克风通知走在前面的程哥就赶紧跟着目标上了车——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赶紧跟上去，因为车可能随时开走。在我上了车以后，车门就关上了，目标一上车就坐在了正对着车门的座位上，他后面的座位空着，我马上就去占了那个座位。一般来讲，在跟踪目标到了公共汽车、地铁或电影院等公共场所时，要坐在他的正后方。因为这些公共场所人员流动很大，如果你坐得远的话，目标则很可能在别人的移动挡住你的视线的时候永远消失掉。但我刚一坐下，又马上意识到了这样做的不利的一面，离目标坐得太近我就无法用麦克风与同志们联系了。外人是听不到同志们在麦克风里对我说的话的，但我要是通过麦克风向同志们说话的话，目标在前面肯定会听到的，就算用暗语，也会引起他的注意。而这时，程哥在麦克风里向我呼叫，他果然没有看见我和目标上了车，问我现在在哪里。怎么办？就在这时，我听见售票员在催刚上车的人买票，就马上又有了主意。我故意大声地问售票员：“请问这是420路么？我没坐错车吧？“”没有“售票员回答，然后又继续用单调的声音重复着那句话：”各位乘客，没票的请买票。“程哥自然听到了我刚才的话，他对我说：“我马上通知王副处长，让他派车来接我，你在车上继续跟踪，千万不要丢梢，不要暴露，我们马上就到。”
420路继续向前行驶，我看着它经过了美术馆，东四，朝外小街，朝阳门，东大桥，亮马桥……在行驶了足足有四十分钟后，目标终于在一个叫高家园的车站下了车，我紧跟下去。他下车后往回走了一段，然后向右拐进了一条小街。我在后面跟着，但这次和他拉开了距离，因为小街上行人很少，跟得太紧容易被他发现，而且如果行人少的话即使我和他拉开了距离他也不会很容易地逃离我的视线。但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和他拉开距离以便用麦克风与同志们通话。
在我呼叫了程哥后，程哥马上回话，他在搭上了外围侦察组来接他的车后，就一直按420的线路进行跟踪，中间堵车耽误了一会儿，见我一直没呼叫他就以为我和目标还没下车。现在他们已经到了酒仙桥，离我这里很近。
他在知道我下了车以后，马上问我具体方位，我告诉他是在高家园下的车，然后又向小街上的建筑物望去，只看见一个挂牌子的，上面写着“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校”，再往前走了几步，我看见了一个路牌，上面写着“芳园南街”四个字。
程哥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又是外勤侦察的老手，对北京的每条大街小巷都很熟悉。我说的这些信息就已经够了，他大脑中的GPS早已把我和目标的方位锁定了，他告诉我继续跟踪，几分钟后他们就能赶上我们。
这时，目标突然向右一拐，走进了路边的一个居民小区。我快步跟了上去。目标在进了小区后向左拐，在走过了两个门洞后进入了第三个门洞。我马上用麦克风通知程哥，并告诉他小区离路牌不远，对面是一个加油站。
我走进门洞时听见了目标向上走的脚步声，借着这个声音的掩盖，我脱下自己的皮鞋，拎在手里，只穿着袜子跟了上去，并尽量使自己的身体贴近墙壁，以免目标通过楼梯扶手的空间瞟见我在后面跟踪。
在我到了大约是三楼半的地方时，听见了钥匙开门的声音，我迅速从楼梯扶手的空间向上望去，可以看见目标的腿部。他正在开走廊右侧的门。在他关上门后，我跟了上去，看清了门牌号：503。
这时，程哥呼叫我，说他们已经到了加油站的对面。我立即穿上皮鞋，走下楼去。在小区的门口，我认出了外围侦察组的那辆白色面包车后就径直走了进去。车里除程哥外，还有那位冒充麦当劳工作人员的小胡和坐在司机位置上的小沈。
我们与王处长取得了联系，他说增援人员马上就到，并要求我们先严密监视目标所在小区，等增援人员赶到后再由小胡去负责管辖小区所在地区的将台路派出所了解503住户的信息。
没过多久，增援人员就到了，他们也开着一辆面包车，就停在了我们的后面。车里的人有老马——经验丰富的侦察处台湾组组长，这次被专门抽调来指挥我们的监视行动，行动处的刘组长和我的同学小丁——看来他也被派来和老同志们“锻炼”来了，此外还有技术处的两名专家。
按预定的方案，这里的监视工作将由这个后来的侦察处行动处技术处联合小组接管，程哥去派出所了解目标的信息，小胡和小沈回到北京饭店继续执行外围机动任务。我由于是这里对目标的特征最了解的人，而且目前还没有对他拍照，所以就留在了这里继续监视。在北京饭店对Peterov的侦察已经由在会务组的其他同志接管。
程哥他们离开后，联合小组便开始了行动。令我惊讶的是，技术处的人把监测电台的仪器都带来了，看来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一般来讲，在对固定目标进行监视时，侦察员可以选择在室内侦察，因为这样就可以放心地使用各种监视设备，如果需要长时间的监视的话，则可以租一间位置有利的房子或干脆把监视点设在楼顶上。目前显然无法这样做，我们就以面包车为掩护了。
中午饭我们是轮流去吃的，就在离监视点十几米远的一家叫“芳园居”的饭馆。期间一直是平静地等待，目标一直也没有出现。我则在脑海中一遍遍地强化目标的体貌特征：四十多岁，身高在一米七二左右，戴宽边眼镜，体形较壮，肤色较黑，头发向右侧二八分，看起来像一位中学教师。
一般来讲，在进行定点监视任务，即通常所说的蹲坑守候时，任务应绝对保密，但可以视情通知监视点所在地的特工或警察机构，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当地居民发现监视人员行迹可疑后向当地警方报告，给监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还会出现碰巧另一支我方秘密侦察力量也在附近执行任务，我们双方都认为对方可疑而互相监视的情况，搞不好还会交上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但由于程哥已经去了负责当地治安的将台路派出所了解目标的情况，对方也应该知道这边的监视活动了，所以一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
晚上七点钟左右，目标终于在小区门口出现了，技术处人员马上对其进行了拍照和拍摄。老马让我下车步行跟踪，于是在目标走过我们的面包车后，我下车跟了过去，走了几步之后，我发现刘组长和小丁从后面跟了上来。刘组长没有说话，却伸出三个指头在自己的眼前看了看，这是暗示我我们三人将采用ABC跟踪法。
所谓ABC跟踪法是在三名侦察员跟踪目标时使用的，即一人跟在目标后面，一人走在其前面，另一人保持与其平行前进的做法。在目标前方人流稀少时，则可以改变队形，一人在目标左面平行跟踪，另一人在右面与目标平行跟踪，第三人则跟在后面，这种三角形的合围可以使丢梢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但是，我们似乎已经没有机会使用ABC跟踪法了，因为目标此时叫停了一辆出租车，他坐进去关上门后，出租车向左一拐开走了。
现在跑回到面包车那里恐怕来不及了，那时出租车就不一定跑到哪儿去了。这种情况下抢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我顾不上招呼刘组长和小丁，马上摆手叫停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赶紧跟上前面的车。这时，我回头望去，刘组长和小丁也在向后面招手。我在车里向老马说明了情况，老马让我咬住前面的车不放，并记下车号，以便一旦丢梢也可以询问司机目标是在哪里下的车。
目标乘坐的出租车沿着霄云路向前行驶，我一刻不敢放松，因为路上的出租车太多了，外型也都差不多。万一我坐的这辆车的司机糊涂了，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我得替司机留着神。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瘦削男子，看着我笑了笑，说：“你是刑警吧。”他没说对，但我也不想纠正他，就点了点头，说：“对，朝阳分局的”。
这时，目标的车向左拐了，我们跟了上去，跟了有三四分钟后，我发现我们到了亮马桥，边了亮马桥就是使馆区，我这时已经看到武警九支队的战士在使馆周围巡逻的身影了。目标的车继续前行了不到五分钟后，在前面的路口又向左拐，朝着农展馆正门的方向驶去。农展馆是我公务员考试报名的地方，自那以后就没再来过。目标的车又向左一拐，向着长城饭店的方向开去，又开了一小段后，目标终于在长城饭店门口下了车。
我让司机把车停在离目标大约五十米的地方，连用来报销的出租车票都没来得及要就下了车，借着路边一个报纸栏的掩护向目标方向前进，在路过报栏时，我看见了上面头版头条上的APEC四个字母。
目标并没有向长城饭店里面走，而是停在了“天上人间”的牌子下面，向前方看了看，又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停下，转过身来四处张望。我见状也停了下来，向前走了几步，停在了离“天上人间”的牌子右侧大约三十米的地方，避开了目标的视线，用麦克风与刘组长和小丁通话，他们这时也到了，但刘组长决定让出租车继续往前开，长城饭店大门口的另一侧，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两个方向同时监视目标。
目标此时仍然站在那里四下张望。同时，我看见刘组长和小丁已经下了出租车，站在了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那块招牌下面，等出租车从他们面前开走后，他们走到了最近的报纸边上，假装谈话，刘组长面对着目标的方向，小丁背对着。
这时我突然发现目标向一个路人走去，和那人说了句什么，那人摇摇头走了。怎么回事？看起来不像是接头，这个地方太显眼，不适于接头，而且目标和那人说话后并没有走开。他到底在干什么？
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目标又对另一个路人重复了刚才的程序，路人摆了摆手又走了。我准备等第三个行人快要到目标身边时贴过去，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果然，一会儿，一个年轻男子走了过去，我马上跟上，距离那名男子大约五六米远，但为了不让目标注意到我，我特意把头向左边扭，眼睛看着路的左侧，行走路线也偏向左边，这样就不会径直走向目标了。
我用余光发现第三名男子也和前两名一样离目标而去，而这时我已经几乎与目标平行了。令我惊奇的是，目标竟然离开自己原来的位置，径直向我走来！
我转身正视着他，面无表情——前面说过，有时监视对象会突然上来和你说话，此时一要注意控制自己，不要做出任何惊奇的举动，让对手看出破绽。二要镇定应付，如是一般的事则正常应付，如被质问则极力否认。
目标在我面前停住，以一种自来熟式的口气对我说：“你好，朋友，要小姐么？”我可能从小到大也没这么晕过，我跟了他快一天了，他却问我找不找小姐，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监视的不会只是一个拉皮条的吧。
我本能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