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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亲爱的，你还是给了吧。快把‘泪珠’还回来，不然有你好看！”话筒里传出令人厌恶的尖声尖气的声音。
奥克萨娜和我面面相觑，什么“泪珠”啊？
一夜无眠，我们讨论了相关几个人的种种表现，终于认识到，金尼斯是某个游戏中的筹码。很清楚，侦查员伊萨不是个廉洁的警察。但是，是谁把奥克萨娜去找叶琳娜的事告诉了那个不知名的歹徒呢？
早上五点钟我悄悄地溜出屋子，打车前去找宾馆。我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因此我的莫斯科之行应该保密。下了车，我四处张望了一下，没有一个人。可见，没有人跟踪我。在宾馆里开好房间，我就动身去侦察布特尔卡监狱。
新村街四十五号，这个地址我未必会在将来某个时候忘记。布特尔卡监狱隐藏在一栋大楼的院子里。在静悄悄的早晨，监狱旁挤满了人，几乎所有的人手中都拿着几个大包。
二十分钟内我就掌握了一些情报。所有的东西都要拆开分装到几个袋子里，香烟不需要包装，苹果可以送，但橙子不能送。糖只能送砂糖，块糖是禁止的。肥皂可以送，但送洗发水绝对不允许。只要监狱长点头，送桶和送盆请便，但现在找他的人排了几公里。药品单独转交，只能开一周的剂量，而且只能送国产的制剂、维生素和阿司匹林，任何进口药都不允许送。这就是爱国主义的典范！对于那些以“为什么”开头的怯生生的问话，得到的回答要么是粗野的狂笑，要么是同情，“您是第一次来，是吧？”
八点钟时，狭窄的小门刚刚开了一条缝，等候的人们就蜂拥而入。人流把我挤到一个带有小窗的长排房子前。我意外地排在头一个。小窗打开了，一个身穿军便服的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出现在我的眼前。无论是波浪形的鬈发，还是浓妆艳抹，都没能为她增添一丝魅力。她的一双小眼睛像钻孔器一样向我的脸戳来。
“姓名？”
“达里娅。”
“妇女们在另一个隔离间。”
“对不起，刚才我理解错了。金尼斯。”
“父称？”
“伊万诺维奇。”
“姓？”
我一紧张，又差点说出自己的姓。
“出生年份？”
“1982年，不，1984年。”
机器人般的女人在一堆卡片里翻找了一阵后，扔出一张纸。我退到一边，开始琢磨。这是一张物品转交单，最上面用红笔写着“100”。爱说话的、同样不幸的同志们告诉我，这是牢房号。立刻，同牢房囚犯的父母也出现了。我吃惊地看着他们。我的自以为是又遭到了一次打击，我一直认为，牢里歹徒的父母也是同样的货色。而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只不过是一些像我一样备受折磨的不幸的人。
一扇窗户吱呀一声打开了，从里面传出一个声音：
“帕甫洛娃！”
一个满头大汗的女人正把一个袋子拖到窗前。我狡猾地提前站到窗户旁。
“对不起，他们给了我一张单子，但是我没有物品，怎样……”
“三点钟以前转交，”与前一个女狱警一模一样的金发女郎斩钉截铁地说。
“但我是特许，”我一边蛮横地说，一边递上一个装有100美元的信封。
金发女郎迅速向信封内看了一眼，脸上乐开了花，她神秘地说：
“你要马上跟他们说，说你有医生的许可，可以特事特办。”她用粗硬的声音说道，满脸都是笑意，“拿着，填吧！”
她塞给我一张纸条，我离开窗户一看，上面写着：“三点，特转，找马琳娜。”
三点钟的时候，我提着个塞满东西的大包，又站在了这个大厅里。没有一个人，小窗也关着，一片沉寂。突然最外头的一扇小门打开了。
“你有什么事吗，大妈？”一个人探出脑袋问。
“转交东西，请叫一下马琳娜。”
那个脑袋领会地点了点。过了一会儿，小窗打开了，出现了第三个金发女郎。难道金色鬈发就是她们适合干这一行的标志吗？
“给我吧。”马琳娜简洁地说。
我把一大堆东西倒在她的面前。
“除臭剂不能送。”女狱警说。
我飞快地递给她一个信封。除臭剂落进她拿的袋子里，同这瓶除臭剂一起的还有不准送的花露水、小灌肠和其他许多东西。
“交给马廖夫。”女狱警吩咐。
“什么？”我大吃一惊。
“给马廖夫啊，你不记得那张纸条了？”
我只得在一张字条上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字，递了过去。
“你等着，”她发出简洁的命令。过了四十分钟左右，小窗又打开了。
“呐！”一张字条落到我的手上。
我走到外面一看，上面写着：“东西收到了，一切还好。金尼斯。”在字条的下端，又一个笔迹写道：“星期二，下午三点，特转，列娜。”也就是说，下个星期二还可以来送一次东西。是啊，唰唰响的美元在我的祖国可以搞定一切。
我离开监狱去找雅申。很久以前我和他是同年级同学。当时满脸雀斑的雅申老爱无耻地抄袭我的家庭作业。现在改名换姓为叶甫根涅的他摇身一变，成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所长。高高胖胖的他颇有成就，但又喜欢招摇撞骗。对于我的请求，他胆战心惊地挥舞着他那生有雀斑的手说：
“不干，无论如何都不干。”
我叹了一口气，这种话我已不是第一次听到了。但我有让他帮我办事的理由，我收藏了一批美国总统的画像。我不得不在雅申那儿耗掉了四个小时，但是到晚上时，我得到了一张宝贵的律师证明书和一个诱人的电话号码。
晚上，我同奥克萨娜联系上了：
“请叫‘金尼斯’接电话。”
“他钓鱼去了。”
这就意味着，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我在长长的摄影棚中挤来挤去，终于找到了需要找的人——化妆师列尼亚。的确，起初他也想推托，但“一沓钞票”就搞定了一切。
第八章
第二天，我在莫斯科一栋新盖大楼的单间住宅里完成了短暂的访问。一个个子不高、淡黄头发、大约十七岁的小伙子开了门，我准确地知道他身上背着十二年的坐牢史。
“你，大妈，难道是从叶甫根涅那儿知道我家的？”主人一边打着哈欠，一边问道。
“我……”
“好吧，进来吧。”
经过两个小时的讨价还价，我们终于达成协议，晚上十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叫来化妆师列尼亚。
他随身带来一个小箱子。桌子上一张金尼斯一年前拍的毕业照在等待着他。
“先是头发，”列尼亚的剪刀响了起来，“那里，当然，不是很亮，但毕竟，毕竟……”
他竭力用一种染发剂突出发型。
“太棒了。”我赞许道。
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化妆术还在后头。在列尼亚的手下，房主的蒜头鼻消失了，变得秀气挺拔，与金尼斯的十分相像。然后列尼亚魔术般地改变了他眼睛和下巴的形状以及脸型——“金尼斯”已经在用另外一双褐色的眼睛看着我。奇迹继续发生。化妆师撑开他的眼皮，虹膜就改变了颜色，变成了蔚蓝色。“金尼斯”坐在我面前，我亲爱的、可爱的孩子！我差点大哭起来，但是阿卡奇五岁时曾说过：“哭有什么意义呢？又哭不出礼物来。”
列尼亚开始对我进行指导：
“那么这样。早上，记住了，只能是早上，您帮他贴上这些胡子，这是一瓶胶水，再给他戴上假发，我认为栗色很合适。”
化妆师在一个大包里翻找了一阵，拿出一副深栗色的假发。紧接着他又拿出一副宽大而沉重的黑框眼镜。
“还有西服，”化妆师飞快地说，“看来，它非常有利于您实现计划。”
说着列尼亚又从这个大包里掏出一件粉红色的西服上衣，一件深橄榄色的衬衣，一条深红色的裤子，以及一条同样颜色的领带。
西装上衣看起来极具震撼力——它是用某种亮闪闪的、像漆布的面料缝制而成的，钉着金黄色的纽扣，在胸前的衣兜上还绣着一只狮子。看见我惊奇的样子，列尼亚自豪地说：
“这是我从服装部搞来的。西服上衣和衬衣十分合身，而裤子需要收一下腰。喂，试试吧！”
于是他把那些令人费解的衣服递给假金尼斯。我又找到了话题：
“不，不，绝不能穿这身衣服。全牢房的人都会瞪大眼睛看着这套俗气惹眼的衣服的。”
“就是要这样，”列尼亚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就是要全牢房的人瞪大眼睛看着这个傻瓜。但所有的人记住的只会是他的衣服，却不会盯着他的脸看。这是个绝好的分散他们注意力的时机！”
“要知道他是对的，”我想，“事实上，所有的人将只会仔细打量这身西服！”
第二天早上打车的时候，事实证明了列尼亚的真知灼见，出租车司机连假金尼斯的脸看都没看，一路上只是轻轻咳嗽着。
七点半的时候，我们加入到在监狱门口排队的人群之中。八点钟时，提着几十斤大包的人们开始飞奔入内。假金尼斯猛地拉住我的手：
“别跟这些人跑，他们要进右边的门，而我们律师应该朝左拐。”
他进入另外一个入口，走进一个狭窄的房间，尽管这里摆着椅子和一些不好使的小桌子，但这个房间已经破败不堪。这里聚集的也是另一类人。身穿高档西服的已经发福的男人和拿着高级公文包的妇女，几个很年轻的律师还穿着牛仔裤和短上衣。他们都排在一个小窗前。我能感觉到，由于害怕我汗流浃背。我的天哪，我完全不知道，律师该如何进入监狱！假金尼斯用拳头捅了捅我的肋部，低声说：
“干吗瞪着眼睛？站好了，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说着他就把那本相当于我原来一年工资的律师证递进了窗口。
又一个保养得很好的金发女郎给了份表格。我们在墙角找了一张桌子。
“这是申请表，”“同事”教导我说，“填吧，然后再递回窗口，等他们一个一个地叫。”
“她什么都没怀疑，没有流露出怎么会一下子有两个律师去找同一个囚犯的疑惑？”
“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法律是允许的。”
“你从哪儿知道这么多？”
“如果你像我一样坐过牢，恐怕知道的还不仅仅是这些！”
突然我哆嗦了一下，那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露出了马脚。假金尼斯怎么办呢？当真相大白时，他怎么从监狱出去呢？听了这个问题，假金尼斯轻声嘿嘿笑道：
“真有你的。明摆着的事，我马上是出不去的。一开始他们为了整顿秩序，会照我的脸上痛打。然后大概会审讯我。只是我怎么也猜不出，他们将给我安上什么罪名。也许是诈骗。他们用暴力强迫我，你也不要害怕。多奇怪呀，你付了我这么多钱，却还在为我担忧。”
“你就不怕再次坐牢？”
“牢房是我的老家。我在那里很有名声。请你相信，我不会进大通铺的牢房。我会有单独的小床，床头还有电视机。”
“什么，单独的床——特殊的东西？”
假金尼斯微微眯缝起眼睛：
“唉，大妈，我怎么给你解释呢，你连起码的常识都不知道。不要发抖，我坐牢直到他们审判我，然后再去劳改，争取减刑，接着我会获得假释。过个两年，我又会获得自由，且问心无愧，还有一大笔钱。”
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我们默然无语。时而从窗口传来狱警叫某个人的声音。好不容易才叫到我们。假金尼斯站了起来。
“到这个大楼的二楼。”
我们穿过一个非常小的院落，走进塔楼，上了第二层，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扇类似飞机场使用的那种安检门。
安检门右边的铁笼子里坐着个司空见惯的金色鬈发女郎，她的脸上凝固着呆板的表情。而前面，紧靠安检门后，延伸着栅栏。小伙子走过了安检门，递给女郎一些证件。女郎给了他一个铁号牌，并按了一下按钮。栅栏哗啦啦地响着退到一边。我也迅速地故伎重演。我们进入监狱，栅栏在我们身后带着令人恐惧的撞击声合上了。上帝，我该往哪里走啊？我们快步穿过走廊，爬了一层楼，又出现在栅栏和铁笼女郎的旁边。在我们的头顶正上方写着“侦讯部”。我的同伙出示了铁号牌。女看守打开栅栏，冷漠地说：
“第二间办公室。”
我们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第二间办公室。出现了一个非常年轻的警官，他接过我们的申请表之后，拿出钥匙打开一间房。我走了进去，浑身激灵了一下——房门又被重新锁住了。
“你不要发抖，”老弟笑着说，“这里随时在锁门。不要紧张。”
我打量了一下四周。这个六七米长的小房间，脏得出奇。墙角扔着穿破的旅游鞋，椅子上搭着衬衣。书桌和过时的衣架更为这个房间“增添了光彩”。我忧愁得心口发紧：如果这儿的律师和狱警的房间都是这样，那牢房将会破到什么地步！我的忧思被钥匙开门声打断，金尼斯被押了进来。
“别惊慌，千万别惊慌。”我默默祈祷。
金尼斯没有发抖。押送他的狱警转身出去了。金尼斯继续默默地看着我们。我咳嗽了一声：
“尊敬的金尼斯，你家雇了我们，要我们帮助你。”
我一边胡说八道，一边递给金尼斯一张纸条。金尼斯看后，开始飞快地脱掉西服。我继续装模作样，如同火车站里的喇叭：
“坦白从宽……”
假金尼斯用难听的鼻音回答道：
“我可没有罪，我发誓，是他们陷害了我。”
在对话的伴奏下，他们迅速展开了卸妆、化妆行动。栗色的假发、胡子、眼镜、粉红色的西服上衣……搞了四十分钟才忙完。最后我来了一句“剧本”的结束语：
“反正我劝你好好想一想，我们已经在这里白白浪费了很多时间。”
假金尼斯对我使了个眼色，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
“按原路返回。”
他按了一下门铃，几分钟后押送的狱警进来带走了囚犯。我和金尼斯来到走廊上。
“跟着我做。”我低声说。
金尼斯点了点头。我们出示了号牌，栅栏打开了。一楼的金发女郎一言不发地还给我们证件，收回了号牌。我们走到小院子里。我心惊胆战，深怕警笛四鸣，警犬乱叫……但是没有，四周一片寂静。大白天我们大摇大摆地走出布特尔卡监狱，没有人发现。
在新村街我们打了辆出租车，向谢列梅捷夫二号机场疾驰而去。在起飞厅的显示屏旁，奥克萨娜正焦急不安地等待着，脸白如纸，面容消瘦。
“怎么样？”她冲了过来，脚绊了一下箱子。
“放心吧。东西你带来了吧？”
“你看，”朋友晃了晃拎包。
我把包拿到男厕所。过了十分钟左右，擦洗干净、换好衣服的金尼斯拥抱住了妈妈。
“好了，”我阻止道，“时间不多了，我们去咖啡厅。”
我们在桌旁安顿下来。
“也就是说，这样，”我说，“两小时后你们飞往塞浦路斯。”
“为什么要去塞浦路斯？”奥克萨娜很惊讶。
“因为那里免签入境。你们住比奇宾馆，这家宾馆住满了人，你们混在度假的游客当中，等待我的到来。”
“怎么，你不和我们一起去？”
“不能。那些让金尼斯坐牢的人，明天就会发现他跑了。如果他们看见我今天飞到巴黎去了，肯定会跟踪而至的。”
“他们会采用各种方法跟踪，”金尼斯反问道，“他们将会在去塞浦路斯的旅客名单中看到我们的名字，那岂不是完啦？”
我把两本出国护照摆到桌子上。
“他们是看不见的。你，奥克萨娜，现在叫雷玛，四十三岁，而金尼斯，你叫伊戈尔，十九岁。你们不再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而只不过是熟人，这一点千万要注意。这个信封里装的是机票、美元和外汇携带证。够你们两个星期花的，然后我就来了。”
“天哪，你在哪儿弄到的，你怎么去塞浦路斯？”
“在哪儿弄到，在哪儿弄到，买的！我不会立即动身去塞浦路斯。你难道对谁都没讲，说我在莫斯科？”
奥克萨娜点了点头。
“也就是说，谁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呆过。我加入旅行团去法国，再坐几个小时的大巴，晚上就能到波兰。那些开始找我的人，会在飞机场、火车站找来找去，但他们要想把运送旅客到欧洲的汽运公司清查一遍，是会力不从心的！你知道，这样的公司该有多少？翻开《超级M》杂志，这类公司的广告就有五页！他们找不到我，也同样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