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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政王摇了摇铃，两个卫兵带进来一个人，那人手脚被缚，嘴里还塞着东西，灯光虽然昏暗，可福尔摩斯一眼就认出那是多吉洛夫。摄政王站起来走过去，把多吉洛夫嘴里的东西掏出来，狠狠给了他一记耳光。
“我已经忍了你很多年了，多吉洛夫。”摄政王用藏语说，“我一直忍受着你的残忍和愚昧，因为那对我的宏图大略还有用。不过，以后没用了。你现在就得离开西藏，永远别再回来。我已经安排好了人把你送到俄国边境。不许再来西藏，否则以死论处。”
多吉洛夫企图挣脱绳缚，但无济于事。他一言不发，一掌之辱让他愤怒得说不出话来。他恶狠狠地看了福尔摩斯一眼，然后就被带了出去。福尔摩斯再也没见过他，但后来听说，他企图跨越边境再次入藏，被士兵当场击毙，他一生为非作歹，终归一事无成。
“我想，福尔摩斯先生，”摄政王说，“考虑到这里政治形势的复杂性，我们今后越少见面越好。你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我会为你的动植物研究提供一切便利，顺便也消灭一些目无法纪的来访者。”
“我同意。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互相联系，在拉萨，这个人我们俩都信得过。”
“格拉夏。”摄政王说。
“是的，”福尔摩斯说，“就是格拉夏。”
福尔摩斯停下来点燃烟斗。
“故事太吸引人了，福尔摩斯。”
“的确是，华生，还有一些事我应该告诉你。威廉·曼宁爵士和珀玛公主离开了西藏，现在一起住在伦敦。我还看见过他们。不幸的是，多吉洛夫的同伙拉斯特科夫跑了，让我懊恼的是，以后我还得对付他。我自己又在拉萨呆了两年，不但将一些罪犯绳之以法，而且协助维持我国政府和西藏政府的微妙关系。两年后，我离开西藏，继续我的东方之旅，最后还是回家来了。在我旅程的最后阶段，我得知，新的大喇嘛执政不久摄政王就去世了，这让我非常难过。”
“关于麦克罗夫特自己的生活，您知道多少，福尔摩斯？一个英国人是怎么变成一个西藏摄政王的？”
福尔摩斯走到书桌边，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一份旧手稿。
“亲爱的华生，这是我临走前麦克罗夫特给我的，是他在西藏生活的自述。也许你会感兴趣。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最具传奇色彩的英国人。直到我出发前，他才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作为一篇说明性的后记，还是很有价值的。你会发现我们两人的回忆有一些不同。不要试图化解这些矛盾，因为我们俩的意图本不相同。”
说着，福尔摩斯笑了笑，我知道，他总是认为我只需要写出最基本的要点，能说清楚观察和推理的原则就行了。我也朝他笑了笑，但什么也没说，开始读起手中那本薄薄的册子来。
那是一本古老的印度笔记本，后来我得知这种本子产自印度中部省份的印多，在孟买可以买到。纸页是亮黄色的，平滑柔和，封面则用一块绯红色的布做成。本子上系着一根白色的带子。我解开带子，翻开书，开始阅读。字迹优雅，但已经过时了，而且写字的手颤抖摇晃。全文如下：
葛通次仁的日记
本人，葛通次仁，西藏摄政王，今年八十五岁，在此简要记下我一生的经历，也许有人会感兴趣。我把这份记录托付给我的朋友霍华德·西格森，从此以后，这本日记就属于他了。我死以后，他有权以任何形式出版，只要对西藏和西藏人民无害。
我这一辈子很长，虽然我不是出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但我却在此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多年以来，我极少有机会听到或说到英语，所以要我用英语写作，我觉得很有难度，拿笔的手也颤抖起来，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已经老了，还因为用英语我思维缓慢，搜索枯肠才能从恍惚的记忆中找出需要的词汇。
我生于１８１０年，是家里的独子。我父亲名为威廉·麦克罗夫特，他是康沃尔郡的一名水手，娶了一个叫简的女人，也就是我的母亲。他们本是堂兄妹，但容貌并不太像。我对母亲的记忆很少，因为她生下我后不久就去世了。我出生时，父亲只有二十一岁，他们没有别的孩子，就把我托付给他的堂姐，也就是我母亲的姐姐、我的姨妈。她和丈夫及家人住在伦敦，房子不大。他们对我关怀备至，我也爱我的姨妈和姨父，把他们当成亲生父母。
从姨妈那里，我对我的母亲有了一点了解。据说，她长得很美，高个子，橄榄色的皮肤，长长的黑发，通常用一根发带系在脑后，有时也披散着。他们说我长得很像我母亲。姨妈记得我刚出生时，满头黑发，就跟我妈妈一样。说到我们的家史，姨妈说，我的曾祖父叫欧甘奇古克·布兰德福特，有美洲印第安人血统，他和一个威廉·布兰德福特的人一起来到英格兰，那人是马萨诸塞湾公司里一个管理普利茅斯侨民的人。欧甘奇古克姓了布兰德福特的姓，并留在了英格兰。我母亲的深色皮肤就源自欧甘奇古克，她又遗传给了我。至于欧甘奇古克，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印第安酋长的儿子，殖民者称呼那个酋长为菲力普王，但是他的族人都叫他梅塔科梅特，玛沙索爱特之子。家里人推测，麦克罗夫特这个名字就是来自梅塔科梅特。
五岁前，我很少看见我的父亲，因为他总是出海。丧妻之痛似乎从未平息过，他后来向我袒露心迹，母亲的死让他不断地四处漂泊。只要顺路，他就会来看我，我热情地期待着他的到来，这样我们就可以长时间在城里逛悠，我走累了的时候，他就背着我走。
我八岁的一天，父亲对我说，希望我能跟他一起出海。他向我姨妈保证说好好照顾我，然后就带着我上路了，我们坐上一艘大型护卫舰驶向了美国。因此，年幼的我踏上了前往新世界的征程。对于那次航程，我只记得刚出发不久我就病了。一连好几天，我们遇上狂风巨浪，我的病也一直没有减轻。
当我们到达北美大陆时，空气中弥漫着松树的气味，云开日现，我们终于见到了久违的阳光。船停靠在波士顿，第二天我们上岸了。三个星期后，我们再次扬帆远航，南下去了纽约，于是，我父亲决定留在纽约不再回英格兰。不过，刚过了几个月的定居生活，我父亲那不安宁的本性又躁动起来，他决定去美国别的地方寻找发财之路。我们向西行进，一路上经过了宾西法尼亚、俄亥俄以及伊利诺斯，越过墨西哥边境，最后到达了加利福尼亚海岸。在那儿，我父亲转行当了农场工人，给一个富裕的绅士照看家畜。但只干了一年，我父亲对大海的向往便让他无法继续下去。就这样，我们在美国呆了大约四年，父亲带上我又出海了。这次，我们穿越太平洋，途中在日本的三维治岛稍作停留，然后到达了中国北部沿海一带。最后，我们从香港去了澳门、新加坡，在新加坡，父亲找到一份船上的工作，回到了英格兰。
这时，我已经十二岁了，我父亲三十三。我们亲密无间，就像是两兄弟，形影不离。但是，父亲决定送我去上学，所以他想把我再次托付给我的姨妈，让她给我请一位老师，但是我不想让他离开我。这样，他跟我一起住了一年，我学了英语、希腊语、拉丁语，还有数学。
那一年里，我父亲结识了一个波斯商人，他在里海沿岸做生意。他叫巴扎米先生。他看中了我父亲丰富的经验和强壮的体魄，雇我父亲作他在伦敦的永久代理商，这个职位收入颇丰。不过，必须先在波斯大布里士的公司办公室工作一年。考虑到路途艰辛，父亲不愿带我同往，但我坚持要跟他一起去。我们坐船到君士坦丁堡，上岸后继续前行，越过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的土耳其边境，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巴扎米先生差不多把一切都给我们安排好了。我们住进一栋带走廊的大平房，阳光普照，房间非常舒适。外面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什么都不缺。他还为我请了一位当地的老师，很快，我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波斯话了。
第四部分拉萨特使（8）
一年后，巴扎米先生并没有让我父亲回伦敦供职，而是问他是否愿意去孟买工作。我父亲并不愿意，但是想到巴扎米先生给我们的关怀和机会，他还是同意了。几个星期后，我们结束了在波斯恬静安宁的生活，出发前往印度。三个星期后，我们到达印度。巴扎米先生已经吩咐过他的代理人，因此我们受到了很好的迎接和款待。
我们到达印度后不久，我的生活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开始了我持续至今的奇特经历。我父亲的工作之一就是和北方，特别是克什米尔的商人，建立联系。因此，有一天，我们从旁遮普登上一列拥挤的火车，去了婆塘科特，开始了前往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的长途跋涉。路上，我们遭到了一帮歹徒的袭击，我父亲被杀死，我也受了重伤。我只记得有人从背后给了我一记闷棍，我就不省人事了。后来，我们被一群回家途中的克什米尔商人发现，他们救了我的命，并把我父亲的遗体送到斯利那加，安葬在一处英国人墓地里。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把我带回家，在他家人的精心照顾下，我最终痊愈了，但是，至少有一个月，我得了严重的健忘症。当我完全康复以后，那些商人把一切都告诉了我。父亲的死让我悲痛欲绝。他们说，袭击我们的是凡娄克一伙人，他是克什米尔一带最残忍的强盗，人人谈之色变。
我发誓要替父报仇。父仇一天未报，我就一天不得休息。为了找到那伙盗贼，我留在了克什米尔。我已经十四岁了，身体结实，而且还会长得更加强壮。我把发生的一切变故都告诉了巴扎米先生。他极力想说服我回到波斯。但在我坚拒之下，他大发慈悲之心，把我父亲的抚恤金作为一件慷慨的礼物给了我，并转帐到印度的一家银行，这样我就可以利用这笔钱找到那伙强盗。
凡娄克一伙烧杀抢掠，肆无忌惮，以至于公司委托一支特遣部队来到克什米尔逮捕他们，于是，凡娄克一伙很快就放弃了克什米尔。他们躲进山里，音信全无。我呆在克什米尔等他们的消息，但他们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特遣部队留了下来，看起来真是震慑住了凡娄克一伙，他们几乎再也没出来作过案。
我等了将近一年，然后决定跟着我的克什米尔朋友们去拉萨。现在，除了波斯话，我还会说一点克什米尔话，这样旅行起来不会太惹人注意。从斯利那加出发，旅行线路是大家已经走惯的那条，所以我们没遇上什么麻烦就到了拉萨。我很快就熟悉了西藏人和这个地方。我常常离开拉萨去比较偏远的地方旅行，在安多和康巴跟牦牛和牧羊人呆上几个星期。当我们的商队要返回时，我决定留下来。跟我的克什米尔朋友告别后，我继续我孤独的旅程。最后，我到了安多，住在一个小山村里，并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我跟一个叫葛容的人住在一起。葛容只比我大两岁，他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和葛容成了亲密的朋友。
就这样跟西藏人一起生活了五年后，我决定回到印度。当时，我差不多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西藏人，想起以前的生活简直恍若隔世，但是我心中许下的为父报仇的誓言却一天也不曾忘记过。一天，我把这个坚定的信念告诉了葛容，他成了惟一的知情人。他告诫我，并劝我放弃这个复仇计划，认为那不值得。他说，杀生，违反了佛教教义。我试着忘掉这个想法，但胸中的复仇之火却无法熄灭。我打算先回拉萨，再作计议。临行前，葛容送给我一把黄金刀柄的刀，作为我们友谊的纪念。他说这把刀在朋友之间传递已经很多年了。据他所知，这把刀从来不曾用于愤怒或暴力，尽管它是把锋利的武器，但却常常能平息主人的怒火。我接过刀，真心地谢谢他，但我的怒火却没有因此而平息。
到达拉萨后，我得知凡娄克一伙已经又开始活动了。一支商队在来拉萨的途中遇袭。由于一支英国特遣部队的顽强追击，凡娄克一伙只好逃离印度，他们跑得比士兵更快，并找到了西藏这块安全之地。据说，他们就驻扎在古城古格附近。
我立即决定去古格，因为我预感到命运之神正在指引我实现复仇的计划。我加入一支商队向西走去。商队的首领是一个富裕的拉达克商人，他不愿意冒险，雇佣了一支全副武装的护卫队，成员主要是从西藏东部地区退伍的士兵。一开始，我们没遇到什么麻烦，五天后，我们在古格城南外住了下来。但是随后就遭到了袭击。那伙强盗以为我们又是手无寸铁的商队，所以朝我们连发一梭子弹以示警告，也没有隐蔽。他们一齐出现在我们面前，要求我们投降。凡娄克本人则得意洋洋地骑在马背上。而我们的步枪手早就做好了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的准备，他们不失时机地开枪射击，那伙人伤亡惨重。他们惊慌失措，四下逃窜，但大部分还是被击毙了。凡娄克一见大势不妙，溜下马背。他步履蹒跚，企图召集他的人，但是一点用也没有。我追着他，仅有的武器就是那把金刀。我将他擒住，他和我展开了肉搏战。尽管他有伤在身，但还是异常凶猛，我完全是靠了复仇的决心才最终将他制服。我一刀刺进了他的胸膛，他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断了气。
当时我一定是昏了过去，当我再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死人堆里，只有我一个活人。商队已经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凡娄克的尸体就在我身旁，黑夜中，他双目圆睁，盯着我，脸上的表情混合着嘲弄与痛苦。我做了什么？我杀死了自己的仇人，可他盯着我的眼神说明他并不服气。他断气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是谁，如果他知道，一定会大笑。我对自己说，我为世界消灭了一个魔鬼，想以此来安慰自己。但在夜幕之下，我竟然觉得十分空虚，多年以来挥之不去的复仇计划现在终于实现了，但我觉得毫无意义。
我沉沉地睡了过去，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觉得自己头脑清楚，自从父亲去世后这还是第一次。凡娄克现在只是一具腐烂的尸体。那把刀我没有从他胸口拔出，让别人去拔吧。我决定不再回到我从前生活过的世界中去了，不去印度、波斯，也不回欧洲。我打算在西藏度过余生。克莱门特·麦克罗夫特过去十年已经淡出于人们的视线，现在他将不再存在了。我找到一具已经面目全非的尸体，那人和我差不多高，我把自己的证明文件放进他的外衣口袋里，然后一直向东朝着拉萨走去，我重新开始了我的西藏生活。
一路走来，漫长而孤独。最后，我终于走到了拉萨。有一次，我在市场上无意间听到了一个叫克莱门特·麦克罗夫特的年轻英国人的死讯。他的尸体和证明文件被一支拉萨商队的首领发现了，那人叫达玛·兰特纳，来自加德满都。除了那把金刀他还给了我以外，其他所有的东西他都交给了吉而斯拜上校。吉而斯拜少校率领一支英国特遣部队追踪凡娄克一伙一直追到了西藏，他就地掩埋了所有的尸体。我返回安多，几乎没人知道我的过去。
我就走了一个月，但那里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场流行性霍乱席卷了全村。我的朋友葛容死了，只有他妻子和一个孩子巴桑还活着。但他们身体虚弱，食不果腹。我花了好几天才把他们从死亡边缘救回来，经过我一个星期的细心照料，他们基本恢复了体力，脱离了危险。
因为我救活了巴桑和他母亲，于是，我开始拯救其他人。我告诉他们的头人我打算在这儿长久居住下去，他表示欢迎，说我应该娶巴桑的母亲为妻。我和他母亲之间此时已经彼此有了好感，所以很快就同意了。于是，我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在安多放羊为生。
这样的生活我一过就是三十年。巴桑长成为一个强壮而英俊的小伙子，他参加了西藏军队。我和他母亲又生了几个孩子，后来她又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让我们想起了葛容，于是，我们就给他取名叫葛容。我们叫他丹增葛容。丹增从小就有些与众不同，他聪明过人，身体比较早熟。我老来得子，这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件礼物。
就在丹增出世的那一年，我们听说大喇嘛，也就是所谓的达赖喇嘛圆寂了，人们开始寻找他的转世灵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