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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当时自己身处险境的情形，福尔摩斯目光炯炯。我一声不吭，静静地听他述说着，也觉得阴森恐怖，虽然他就在我眼前，但他讲得紧张刺激，我甚至觉得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杀死了。
第一部分总督助理案（6）
“不幸的是，后来的事都成为历史。我立即把拉斯特科夫已死的消息告诉了总督，他就可以取消紧急状态了。那些文件正被送往目的地，我们没能把它们找回来。后来，日俄两国开战了，我们才知道他们利用那些文件达到了邪恶的目的。”
故事差不多要讲完了。福尔摩斯微笑着，我能听得出来他说的是反话。“那场短暂的战争，”他说道，话中明显带着讽刺意味，“一个欧洲国家第一次被一个亚洲国家打败，这将在本世纪给白种人带来难以形容的深远影响。一些历史学家也许会告诉我们的。”
“真让人难以置信，福尔摩斯。麦斯威尔和他的弟弟死得太无辜了。”
“是的，我亲爱的大夫。这个故事还有一部分，一直延续到我返回英格兰以后。就是在我和你见面前不久，华生。你还记得那天我们首次见面时我装扮成一个年老的书商吗？”
“当然记得。”我说。
“几天前，我以同样的一副打扮去了约克郡，打算去寻找罗斯·汉密尔顿，也就是詹姆斯的母亲。”
“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大惑不解地问。
“因为我心里有个想法，也只是怀疑，瑞金纳德和詹姆斯并不是两兄弟。我仔细地观察过他们，从他们的骨骼和头盖骨形状来看，我怀疑他们根本没有亲缘关系。其实，是汉密尔顿脸上的某些地方触动了我，他很像一个人，但不是麦斯威尔，尽管麦斯威尔的脸表面上看确实有点像詹姆斯，也曾打动过他的妻子。回到英格兰后，我乔装打扮去了怀克·瑞森顿，那是老赫蒙的地产，也就是麦斯威尔夫人出生的地方，接着我找到了詹姆斯·汉密尔顿成长时住过的房子，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被遗弃的破屋子了。几年前，他母亲在一次醉酒后发烧而死。她的住处被村里人用木板盖住了，所以还算保存得不错。一天晚上，我撬开一扇被钉住的后窗，爬进那间简陋的小屋里。我花了几个小时把那个女人的东西仔细看了一遍。东西不少，还有几百本书，这说明罗斯·汉密尔顿以前和后来完全判若两人。在她的旧橱柜的一个抽屉里还有一个小的金属盒，被衣服遮着。盒里有一小本日记，写着我希望得到的信息。其中有一篇，日期是１８６５年６月５日，上面写道：‘我的儿子一个星期前出生了，我给他取名为詹姆斯。他的爸爸是杰里米·赫蒙，他不愿承认这是他的孩子。’”
“天啊，”我叫道，“这么说，汉密尔顿是麦斯威尔夫人同父异母的弟弟！”
“没错，亲爱的华生。我已经注意到他们长得有点像。因此，当她父亲发现他们之间产生了爱情以后会大发雷霆。麦斯威尔夫人给我讲故事时，我就起了疑心。赫蒙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无论是对自己的家庭还是对外界，他都不可能承认自己和一个妓女罗斯·汉密尔顿私通，还生了个私生子。因此，他才怒不可遏，做出了那些举动。”
“那麦斯威尔的父亲呢？他对麦斯威尔说了什么呢？麦斯威尔一点也不怀疑汉密尔顿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呀。”
“我想这一点我们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因为只有拉斯特科夫一个人听到了麦斯威尔和汉密尔顿两人最后的那次谈话。事情的真相随着他们一起去了。不过，亲爱的华生，我们还算幸运，罗斯·汉密尔顿的另一篇日记写得很清楚，汉弗莱·麦斯威尔，也就是瑞金纳德的父亲，在妻子去世后也来光顾过她，从她这里得到些慰藉。当赫蒙不肯承认他的儿子，也不愿赡养她后，罗斯·汉密尔顿就去找麦斯威尔，声明他是孩子的父亲。麦斯威尔相信了她，偷偷地赡养她和孩子。”
“真离奇！”我说。
“是的，”福尔摩斯说，“在你的记录里，大概也是绝无仅有吧。你总有一天会把它公之于众的。”
“当然，我会的。那麦斯威尔夫人怎么样了呢？”
这时，福尔摩斯望着窗外，若有所思。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不知道，华生，我也常常在想。”
第二部分霍奇森幽灵案（1）
1894年5月末，布赖恩·贺顿·霍奇森的死讯见诸伦敦报端。霍奇森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东方学者之一，在艾尔德斯利的家中，睡梦中的他平静地过世了，享年九十四岁。就差几年，他的一生便横跨了整个１９世纪。
以上是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在看完霍奇森的讣告后发表的评论，最后我把它写进了他的东方记事中。在此记述的奇闻异事中，霍奇森所起的作用，即使不是直接的，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不过，福尔摩斯是回到英格兰后才见到霍奇森本人的。直到最近几年，我的朋友还时常提起这位伟大的佛学家以及他在欧洲知识领域的深远影响。
布赖恩·霍奇森１８０１年出生在英国柴郡。二十一岁时，他在印度政府谋到了一个文官职位，首先被派往加尔各答，但他职位不高。到加尔各答之后不久，孟加拉气候和其他不适让他得了重病，这也很快传到了他的上司耳中。他一下子瘦了很多，有人建议应该送他回家。但他却被派到了库曼喜玛拉雅地区的阿摩拉。当尼泊尔出现了一个空缺职位时，他便调去担任英国驻当地外交官爱德华·戈德纳的助理。
１８２３年４月，霍奇森离开阿摩拉前往加德满都。一路上走得十分艰难。为了到达尼泊尔首都，他不得不穿过险恶的塔拉仪丛林，在孟加拉时已经是病痛缠身的他，在塔拉仪丛林，还感染上了全球最严重的厄尔热病，这种病在当地也很普遍。由于高烧不退，他到达加德满都后的头三个星期一直卧床休息。渐渐地，他的病有了好转，这多半儿要归功于戈德纳夫人的照料以及令人神清气爽的山地气候。
病愈之后，霍奇森很快变得精神焕发，成了一个值得信赖的雇员。他的上司戈德纳非常器重他，退休前，他举荐霍奇森继任他的职位。加尔各答政府欣然接受了推荐，这样，不满三十岁的霍奇森得到了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英国驻尼泊尔王国的外交官。
在这个职位上，他一干就是二十一年。任职期间，他始终从事着两份工作。他的正式身份是外交官，是东印度公司驻尼泊尔王国的代表，因此，他跟尼泊尔的权贵们很熟，特别是宾森·热帕将军，霍奇森对他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他用非公开的身份进行科学研究，不知疲倦地研究喜玛拉雅地区的方方面面，记录其历史、语言、风俗和法律。他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佛学的论文使他在欧洲学术界声名鹊起，但很少有人能预料到，他的这些论文奠定了欧洲此后数十年研究的基础。
然而，１８４４年，爱伦伯拉夫勋爵担任首席行政长官后，霍奇森的政策和做法与他产生了直接的冲突。霍奇森被撤了职，爱伦伯拉夫在印度给他安排了一个小职位，但他拒绝了，他辞去政府公职回到了英格兰。此后，他全力投入了以亚洲为主题的科学研究。
霍奇森去世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１８９４年夏末的一个晚上，福尔摩斯和我坐在家里，聊着莫里亚蒂死后他失踪的那些日子。那天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福尔摩斯的精神忧郁症刚犯了一次，情况很严重，福尔摩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我问了他很多问题，希望能让他振奋起来。
“您提过好几次了，福尔摩斯，说您曾去过隶属尼泊尔王国禁区的加德满都，但您从没告诉过我您在那里都干了些什么，您又是怎么去的。”
福尔摩斯笑了，这是这么多天来第一次见到他笑，我的提问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难得有什么地方能像尼泊尔那样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们的一个同胞曾经说过，只有拿起罗斯金的钢笔和克劳德的画笔，才能描绘出尼泊尔的美妙来，我完全同意这一说法。那里气候宜人，当地人热情友善。但是由于政治体制落后，统治残暴，人民深受其苦。尽管大英帝国因利害关系支持现任的印度国王，但毫无疑问，若非英国政府的支持，若不是我们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表示友好，他的暴政早就被人民推翻了。”
福尔摩斯说话时，情绪显得异常激动，我这才意识到他完全是站在那些山地朋友一边的。
“你应该还记得，我装扮成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的探险家去西藏旅行，还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但是，我在拉萨的日子最后不得不结束了。那里的摄政王戈洪曾是我的朋友，也资助过我，但他过世了。我们俩曾经携手将我们的敌人打得四处逃窜，但他们还是明显壮大了力量，组织也更为严密。我知道如果继续留在那里，极易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因此，我决定离开，也清楚自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改换了装束，打扮成一个西藏喇嘛，从拉萨去了加德满都。我住在西藏时，学了一点藏语和一些喇嘛教教义，这样，当我向当地人宣讲教义时就能说得头头是道，在喇嘛们面前也同样从容，我曾和那些喇嘛们争论过一些哲学问题，结果我赢了。一天，斯堪的纳维亚的探险家西格森先生跟朋友告别后离开了。碰巧有一个从安多北部来的喇嘛要去加德满都，那天正好路过拉萨。”
福尔摩斯接着回忆说，一个久住拉萨的尼泊尔商人曾帮助过他，而他也是跟着那人的商队一起，经过艰难跋涉才到达了南方。那个商人是一个都塔尔阶层的内瓦人，在西藏住过多年。他的名字叫格拉夏，经营布料以及各种人工制品的生意，偶尔甚至还走私俄国军火。福尔摩斯到拉萨后不久就认识了他，而且很快就成了朋友。格拉夏的家在尼泊尔，他每四年回去一次，福尔摩斯决定离开西藏时正好赶上他回家的年头。格拉夏警告福尔摩斯说，一路上他要冒很大的风险，如果被加德满都当局发现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福尔摩斯向他的朋友保证自己愿意冒险，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呆得太久。
这次旅行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充满了艰难险阻，福尔摩斯说，比进入西藏时更加困难。他们从拉萨出发，先到了日喀则，然后到江孜，在那里他们乘坐一种用牦牛皮做成的小船渡过了雅鲁藏布江，这种船西藏人从古至今一直在用。过江之后，海拔逐渐升高到一万九千英尺，所有人都感到呼吸困难。
“我们的牲口大都走不动了，”福尔摩斯说，“所以我们不得不新换一批。这大大耽误了行程。最后我们终于通过了尼亚兰关，到达了卡萨村，我们就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一直走到科达里才住下。翌日，海拔开始下降，我们来到了达卡王国，再走几天就到加德满都了。”
从西藏到尼泊尔的那段险恶路途，福尔摩斯描述得生动有趣。他说，在西藏，处处是让人惊骇不已的景色，但大面积的土地都寸草不生。他事先没料到，双目所及全是白雪皑皑的喜玛拉雅山峰，穿流其间的溪流河水清晰可见，海拔降低后，才开始出现绿色植被。
“据我所知，华生，我是第一个到达拉卡的欧洲人，那是一个被世人遗忘却秀丽无比的王国，外面的人对它一无所知。我们就是在那里从旅途的艰辛中恢复过来，也开始感觉到一种多年不曾有过的安宁与幸福。”
我暗暗地笑了，我的朋友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但在谈到尼泊尔时，他的声音充满了欢欣鼓舞，我已经很久没听到了。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冷淡而严厉地说：“您经常把我描写成一个没有感情的、冷酷的计算机器，对此我感到很好笑，把它当成是一个笑话，但有一点肯定是不符合事实的。我是有感情的，这一点跟任何人都一样。只是我完全控制了我的感情并为大脑所用。从这一点上来说，我和任何人都不一样。”
这让我觉得可笑，他把自己视作一个思考机器，却试图归咎于我那些微不足道的文字描写上。但当时我没有和他争论，因为我不想打断他。看见我无话可说，福尔摩斯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了下去，这正如我所愿。
“在达卡休整以后，我们继续向前，穿过盘卡卡尔到达班内帕的古镇——内瓦，它位于尼泊尔山谷的东南面。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我们起床后，在泉水里洗了个澡，然后就朝着加德满都出发了。我们动身时，天色尚早，太阳出来后逐渐驱散了冬雾。这时，我们才第一次看清了眼前这些美丽的山村。”
他们爬上一座小山，路过几座砖砌的寺庙。田野里一片葱绿，那一带冬天雨水充沛。当他们爬上一道山梁后，转了个弯儿，加德满都山谷的全貌便呈现在他们眼前。
“我必须承认，华生，那种美景有点让我着迷，和拉萨相比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映入眼帘的是纯金的佛塔、潺潺的流水和青翠的田野。商队通过时，我静静地欣赏着这一切。看到我陶醉在眼前的美景中，格拉夏平静地、以他那独特的方式说：‘这就是我的家。’”
福尔摩斯说，在他一生中，很少有这样的时刻，紧绷的神经完全松弛下来，在一个绝对没有犯罪与邪恶的世界里，他又感觉到了内心的安宁。就在那短暂的一瞬间，福尔摩斯期望能留下来，那里远离他的敌人，也不会被他们知道，他可以投入全部时间用来沉思冥想，参透一些基本原理。
“这些诱人的想法好几次在我脑海中闪过，但我很快就放弃了，因为我知道，一旦选择了斗争就没有回头路了。我很清楚，在伦敦和欧洲的其他大都市，狡猾的罪犯已经开始兴风作浪了。在伦敦那些阴暗的角落里，凶残、野蛮的犯罪行为无休无止，但我们总是只能触及皮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想要找到狡猾的罪犯，应该到那些看起来最不可能的地方去搜寻。越是安全的地方，越容易被犯罪分子所利用。你只需看看尼泊尔孩子那天真烂漫的脸庞，华生，你就会知道喜玛拉雅地区是何等美丽富饶。”
虽然不知道前方会遭遇什么，但福尔摩斯还是坚定了走下去的决心，他爬过班内帕的那道山梁，朝着加德满都继续前进。
“我不再胡思乱想，这才发现自己被大队人马甩在了后面。格拉夏一个人停了下来，在前面几米处等我。我赶紧追上去，也不再想要留下来的事了，但格拉夏目光敏锐，我还没来得及掩饰，他就看穿了我的心思。但他并没说什么，这打消了我的顾虑。”
他们俩尾随着商队，走在最后。一路向南，他们经过了古城巴卡珀和热米。当他们到达加德满都郊区时，已经是接近黄昏了。
“这一路把我们累得筋疲力尽，”福尔摩斯说，“但是到达目的地之后，大家都欢欣雀跃。商队进了城，到了一个大集市，我第一次见识了这个陌生而生气勃勃的城市。人们在讨价还价，孩子们在嬉戏打闹，随处可见各种动物——乍看上去，这里混乱无序但又各得其所。我本想停下来逛一逛，但格拉夏迫不及待想见到他的妻子和家人，所以我们并没停下。走过因陀罗乔克到了科查珀卡里，他的全家早就在那里等他了，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们俩进大门时，他们在我们的脖子上挂满了花环。”
格拉夏在市中心开了一家旅馆，福尔摩斯解释说，他和他的家人也住在里面。旅馆的客人大多是印度商人。他邀请福尔摩斯也住在那里，这样他就可以呆在旅馆里，只在需要时才冒险外出。
“刚开始的几天，我差不多都呆在房间里，最多到旅馆的小院子里散散步，因为如果冒险外出，我需要进行一番装扮。在这个城市里，打扮成西藏喇嘛会非常引人注目，我也感觉到，那身装扮虽然在旅途中很方便，一旦定居下来就会有诸多不便。我曾经那样穿着出去过，但被偷了几次，我才知道，在尼泊尔，即使是一些微小的变化，人们也非常敏感。这身西藏喇嘛的装束实在太显眼了，所以我需要一个新的、可信的身份。华生，你也知道我在化装方面的能力，而且还不止一次在你的书中提到，当我决定投身于犯罪学的研究时，这个世界就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演员。但是，在尼泊尔，我的化装本领受到严重挑战。尽管我可以让自己变矮一英尺，但无论如何也化装不成一个廓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