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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很难说谁更好一点。但我觉得，广东人的性格，比较接近美国公司的作风。而北方人的性格，则接近英国公司的作风。
《道德经》有云：“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但现在观念变了，不敢为天下先者，不再被视为具有领袖风范，相反，只有敢为天下先，才能站在时代的尖端。湖南人说敢为天下先是湖南精神，浙江人说敢为天下先是浙江精神，甚至宁夏人也说敢为天下先是宁夏人的精神。好像“敢为天下先”成了一顶桂冠，人人都想往自己头上戴。
然而，这顶桂冠却不是那么好戴的，很多人其实十分讨厌这种性格，你要跑到天下人前面去，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有些人就巴不得你摔几个嘴啃泥，碰掉几颗门牙才好，他们就有热闹可瞧了。康有为、梁启超敢为天下先，所以要逃亡海外；孙中山敢为天下先，所以被清政府驱逐出洋，有国归不得；冯如敢为天下先，所以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奠基；改革开放敢为天下先，所以广东人要用他的铁肩，扛起漫天的风雨。
中国人喜欢枪打出头鸟，从来都是“誉见即毁随之，善见即恶从之”。因此，敢为天下先是一种高风险行为。在大多数时候，它并不代表荣誉，而只是万谤集于一身的箭靶。你要有变成一只刺猬的充分心理准备，才好说出“敢为天下先”这句话。
这是广东人的经验之谈。
就算你听不懂粤剧，也请鼓鼓掌
有人说粤剧是老年人的艺术，是乡下人的艺术。我认为不尽然。粤剧是广东人的艺术。正如京剧是北京的艺术，越剧是上海的艺术，川剧是四川的艺术，粤剧当然是广东的艺术了。
粤剧之所以在老年人、乡下人中更受欢迎，并不是因为这些人落伍、老土、文化层次低，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广东人身份，具有比许多城市年轻人更强烈的认同；他们
拥有比年轻人更深厚的广东传统文化的积累。据我观察发现，对广东人身份的“认同度”，与对粤剧的“喜爱度”，往往是成正比的。
虽然我也不太会欣赏粤剧，但我从心底里尊重她。当我在西关寂静的麻石巷中行走时，蓦地听见从褪了色的满洲窗里传出一段粤曲时，我内心会涌起深深的暖流。我觉得那旋律和唱腔很亲切，亲切得就像听见母亲唱过的儿歌一样。
近年来粤剧之所以式微，有人说是因为她用粤语演唱，出了五岭之外，谁听得懂你的“鸟语”？没人听懂，自然就无法普及。这种说法有两个很大的问题。首先，粤剧根本不应该把五岭之外视作普及的目标，粤剧就是粤语地区的剧种，你孜孜不倦地向陕西、山东、青海推广粤剧干吗？就算精力过剩，也没必要这样浪费。
其次，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不了解粤剧的历史。粤剧原来并不用粤语，而是说“桂林中州话”的，即所谓北方中州口音的“戏棚官话”。真正用粤语来做舞台语言，是从清同治年间才开始，迄至1920年代，“戏棚官话”才完全被粤语取代。这一改变，对粤剧的发展来说，是上了至关重要的一个台阶。
粤剧就是粤语地区的剧种，是唱给广东人听的。这一点切不可忘。不要总是抱着“让全中国都来听粤剧，让全世界都来听粤剧”的空想。有些人一听洋人在晚会上用英语唱京剧，就沾沾自喜，以为连外国人都加入了保护国粹的行列了。殊不知那些只是噱头而已，对真正的京剧发展并无裨益。
无论物换星移几度秋，粤剧在广东始终有一批忠实拥趸。广东人把粤剧叫做“大戏”。推敲起来，粤剧属于皮黄系统，但并没有明显的师承，博采众家之长，血缘十分庞杂。昆、戈、汉、徽、秦、湘等剧种的唱腔，在粤剧里都能找到一点影子。还有南音、粤讴、木鱼、龙舟、板眼等广东民间说唱的元素。广州方言属声调性，各种道白形式都有很强的音乐性，因此，从广义来说，粤剧的道白也是一种音乐。
在有戏院之前，戏班都是坐着一种绘有龙鳞菊花图案的红色木船，在水乡渔市间漂泊，哪里乡下有迎神赛会、喜庆宴席，就去那里演出。“梨园歌舞赛繁华，一幕红船泊晚沙”。有时天气骤变，红船在茫茫江海之上，风雨交加，雷电大作，戏班便会全体动员起来，在船上大演《八仙贺寿》。我们试想当时情景：黑云压顶，洪波涌起，红船就像一根断苇，随波逐流，艰难前进。全体演员们在锣鼓锵锵声中，冒雨向天跪拜，齐声高诵：“东阁寿筵开，西方庆贺来，南山春不老，北斗上天台。”这种场面，既悲壮万分，又凄凉至极，使我们不禁为这些粤剧演员的境况怆然而涕下。
粤剧的历史，以前人们没有很好地整理保存下来，残缺散失严重。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覆水不可收，行云难重寻。我们除了深深地惋叹，无能为力。就像红船，虽然大部分在战争时期被毁坏，但战后仍有幸存，却因无人照料，随着光阴荏苒，已全部付之逝波，连一条也没有剩下了。一些粤剧界的泰斗，曾经红透半边天的，但考其生平，竟几近空白，就像南海十三郎。
南海十三郎，原名江誉銶（一名江枫）。是粤剧界著名的开戏师爷（编剧），才华横溢，为薛觉先写过不少经典剧本。抗战时期，广东韶关沦陷，南海十三郎带着救亡剧团，冒死穿越日军封锁线，逃往粤东的故事，在梨园传诵不绝。抗战胜利后，南海十三郎得了精神病，到香港定居，生活相当落魄潦倒，终日衣衫褴褛，蓬头垢面。1956年薛觉先逝世，刺激他病情恶化，被送入香港青山精神病院，1980年代初辞世。
历年来，以南海十三郎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舞台剧都出过不少，但其实人们对他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大部分都是口耳相传的故事，未经征信考核，甚至连他的笔名来由，也众说纷纭。一代天才，留落人间的形迹，皆如鸿爪，恒在依稀仿佛间，令后人低迴叹息不已。
喜爱粤剧的人，谁也不会忘记唐涤生这个名字。他所写的粤曲唱词，清隽雅丽，音韵和
谐，被粤剧爱好者形容为“字里行间有一股馥郁芬芳的余韵，袅袅无穷”。曾经有人问我，粤剧唱腔的特点是什么？我虽非行家，但一提起粤剧，总有一种凄凉婉转的意味，涌上心头。我觉得唐涤生写的唱词，最能代表粤剧的神韵。试举一段，以飨读者：“画栏风摆竹横斜，如此人间清月夜。愁对萧萧庭院，叠叠层台。黄昏月已上蟾宫，夜来难续桥头梦，飘泊一身，怎分派两重痴爱？不如彩笔写新篇，也胜无聊怀旧燕，谁负此相如面目、宋玉身材？”真是一唱而三叹，读唐诗宋词，亦不外如此。
已经失去的，我们无法让它再生，但还没有失去的，断不能让它从我们手上失去。
我有时在电视上看见香港的歌星登台唱粤剧，感触很深。他们唱得那么自然，那么投入，甚至连功架台步，也学得惟妙惟肖，好像他们本来就是粤剧演员。反观我们广东，有几个流行歌手肯在台上唱粤剧的？他们宁愿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喊什么“翠花，上酸菜”，也不愿唱一唱自己家乡的粤剧。
如果我们不加以爱护，一个剧种的失传，并不是危言耸听的事情。据统计，在中国已知的360多个地方剧种中，有半数以上目前已走向消亡。
陕西过去有地方戏30多种，现在，全省有名称和演出团体的剧种不到10种；
江西省流传的34个剧种中，大约有8种已完全消亡；
山西省在建国初期还有52个地方小剧种，现在只剩下10多个剧种有专业剧团；从1984年至今，平均四五年就有一个小剧种消亡。
这只是冰山一角，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很严重。粤剧会不会有一天也面临这样的处境？这不是杞人忧天。虽说广东是经济强省，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一不缺少资金，二不缺少人才，三不缺少观众，一些资深的粤剧界人士也认为，粤剧在广东还是很有观众缘的，在许多地方电视台的收视率中，常常高踞第二、第三位，但问题是怎么把这上面所说的三者有效地串起来，使整个市场真正活起来。
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在做这件事了。从报纸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粤剧名家进校园”、“大学生粤剧生活体验”、“大学生粤剧一日游”、“粤剧与大学生零距离对话”……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一次两次的活动，能有多大成效，实在无须过分介怀。广东人的性格一向平实，只求做好自己的本份，尽了人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到了收获的季节，自然会有所收获。
希望每一位广东人，就算你不会听粤剧，就算你不爱听粤剧，也请你为粤剧鼓鼓掌。因为，这是你家乡的戏剧。
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靓少佳、新马师曾、文觉非、千里驹、白燕仔、萧丽章、罗品超、郎筠玉、罗家宝、梁醒波、芳艳芬、红线女……当我历数着这些广东人十分熟悉的粤剧名伶的名字时，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那段凄怨缠绵的《帝女花》：“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荐凤台上，帝女花带泪上香……”深红色的天鹅绒大幕缓缓开启，聚光灯下，他们的扮相、他们的台风、他们的唱腔，成了几代广东人的回忆，不可磨灭。舞台因他们而精彩，人们的庸常生活也因他们而有了一缕悠然的韵味。
广东离文化大省有多远？
近两年，把广东建设成文化大省的呼声愈来愈高，相关的讨论也很热烈。10年前，人们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而激动，现在又为“建设文化大省”的口号而激动。这口号确实很振奋人心，但它的潜台词似乎是：广东现在还不是文化大省。或者说，广东现在是人口大省，文化小省。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总和，不是论斤秤的，也不在乎先进与落后，只在乎有多少人买你的
账，有多少人愿意按你的方式去生活。
“文化沙漠”本来就是强加给广东的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就像《西游记》里的“唵、嘛、呢、叭、咪、吽”咒语一样，压得孙悟空翻不过身来，其实揭开一看，什么也不是，破纸一张。很多时候，癞子就是这样炼成的，别人不停地说你是癞子，说啊说啊，听多了，你也开始相信自己是癞子了。
因此，建设文化大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把广东从虚构的“文化沙漠”中拯救出来，也不是为了洗脱“南蛮”的嫌疑，更不要为了建设文化大省，而把广东固有的文化毁坏了。一位头脑清醒的广东CI专家在《羊城晚报》上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认为广东没文化，或文化很少、很小，所以要建文化大省，我认为没什么意义。如果从区域竞争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文化建设来提高广东的竞争力，这我倒赞同。因为区域或地区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竞争。”
他说到了关键之处。早就有学者指出：国家、区域之间，10年比的是经济，50年比的是制度，100年比的是文化。
可是有人不同意，反驳说：这是偷换了“文明”与“文化”的概念。衣食住行、民风民俗，乃属于“文明”范畴。大家说广东没文化，通常是指狭义的“文化”，偏重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等等人文学科。
文学本来就是一个颇为模糊的概念，查查《辞源》，或指文章博学，或指文献典籍，并非指以文字表达的某一类艺术形式。中国的传统文人，都是诗文书画，无所不通，艺术与学术融为一体。像张九龄、陈献章、湛若水这些大家，既做学问，也吟诗作赋、也挥毫写字，闲来也治印，画竹子，也弹琴，既可以教书，也可以做官。他们的学问通常是以优美的文章辞赋，流传于世，从老庄到孔孟，由唐宋至明清，这个传统乃一脉相承。很少有人会故意把学问做得晦涩难懂，以此标榜自己是职业的哲学家、思想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文学家。
南宋以降，广东文坛，以诗最为繁荣。广东诗风一向以沉郁雄浑为主调，大有盛唐遗风，这也与人们以为岭南文学就是市井文学的偏见，迥乎霄壤。四库全书对宋昴英有一段评语，视作对广东文学的一个概括，亦无不可：“其文质实简劲……诗间有粗俗之语，不离宋格，而骨力遒健，亦非靡靡之音。盖言为心声，其刚直之气有自然不掩者矣。”
金元入主中原，停废科举达80年之久。由于宋代儒学兴盛，儒生多如牛毛。到了元代，重武轻文，儒生大量过剩，流离失所，连衣食都成了问题。强汉盛唐的遗风，在中原早已荡然无存，惟剩下散曲杂剧当令，纤巧颓靡之作，大行其道。然而，这时的岭南诗人，依然保持着一贯雄远壮烈的气度，傲然独存。
明清数百年间，广东诗林开亘古未有的盛局，有如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又如挟五湖百渎之水赴海朝宗。前有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的“南园五先生”，后有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的“岭南三大家”。
在三大家中，陈恭尹与屈大均的诗，以气节自负，山川清高悠远之气，一一从胸襟中自然流出。而梁佩兰的诗文，则以酬赠咏物见长，往往情寓于物，物中见情，浑然物我，情景俱出，读来韵味无穷。郁郁乎文哉！中原虽然是诗礼传家的冠冕之乡，但面对广东一时无两的气势，亦不得不退避三舍。
这是中国古体诗最后的辉煌。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国日益呈现千疮百孔的病态，古体诗词被视为“文章小技，能与不能，无足轻重”，不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到新文化运动兴起，文学界主张废弃古典语文，改取白话的语体语文。文学革命的飓风，平地而起。人人争作白话诗，广东以梁宗岱、黄药眠等人为代表的新诗，恍如一夜东风吹，为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空气。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曾称赞梁宗岱是“天才的中国青年诗人”。
从梁启超鼓吹“新文学”、“新史学”，到黄遵宪首倡“我手写我口”的新诗革命，广东新文化异军突起，开始酝酿转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经历了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的嬗变。及至1920年代，南方弥漫着红色革命的气氛，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成为舞台主角。大动荡的年代，广东崛起以欧阳山、草明、萧殷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他们的目光与笔触，开始转向普罗大众，当时以《广州文艺》周刊为旗帜，发表了一系列粤语小说，从而揭开岭南文学的新一页。
关于岭南文学的内涵，多年来迭经争论。有人说是海洋文学，有人说是市井文学，有人说是水乡文学，也有人说是都市化文学。无论如何定义，经过“左联”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洗礼之后，以南方城乡下层人民的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已渐渐成为广东文学主流。岭南特有的乡土味、市井味和浓郁的风土人情，是其重要表象。
到了1950、1960年代，随着欧阳山的《一代风流》、黄谷柳的《虾球传》、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吴有恒的《山乡风云录》等长篇小说相继问世。这类型的文学，从形式到内容，均日臻成熟，登上了一个高峰。无论将来如何评价其文学价值，但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作，他们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是无法抹杀的。
文革以后，广东的文学创作也一度领尽风骚。《花城》作为广东最大型的文学杂志，跻身于全国“四大名旦”之列。直到今天，无数文学杂志已纷纷改换门庭，有的成了时尚杂志，有的成了生活杂志，有的索性关门大吉，但像《花城》、《广州文艺》这些广东杂志，却依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文学的阵地。
有一次，我陪一位北方朋友逛广州西关古玩城，然后在泮溪酒家饮茶。席间他忽然大发感慨：“字画作品还是外省精品多，像吴昌硕、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李苦禅、丰子恺、启功，数得出来的都是外省的，你们广东就没几个大师呀。”我嘴里的茶差点喷了一桌。我说：“你拿全中国的大师与广东一省比，不公平。你试着一个省与一个省比，广东绝对不会比别人差。苏六朋、居巢、居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黄君璧……这些可都是广东人啊！”
岭南画派兴起于20世纪初，由“岭南三杰”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所开创。主张折衷中西，融会古今；最终目的则是通过艺术的陶冶以“改造国魂”。岭南画派有四大艺术特点，一是主张创新，以岭南特有景物丰富题材；二是主张写实，引入西洋画派；三是博取诸家之长；四是发扬国画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