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帝的心态和视角，很习惯地把以往皇帝治下的一切，说成是最辉煌最伟大的一切，把其他国家和民族一律放到次于自己而必需臣服于自己的位置”；而“真正的爱国，应该是正视自己（的不足与现实的黑暗面），不是表演爱国，也不是鼓吹文化沙文主义”。——而现在“表演爱国”实在是太多了：这也是世纪末景观之一种吧。
《两只眼的英雄和三只眼的英雄》大概是最不合时宜的了，但我也最看重这一篇，并以为这是你的一大发现：“两只眼的英雄品格虽然很高尚，但只克己而不犯上，不追求人的自由，作为良民的榜样去推广，可以让民众弯腰低头只顾苦干，生产驯服工具”；而“三只眼的英雄在既得利益者看来就可怕了，他们能洞穿一切，是清醒者，追求思想自由，不盲从，不但克己而且克他，动摇包括自己在内的不合理的现实存在”。这样，你所指出的现实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谁动员过学习林昭，学习张志新，学习彭德怀，学习遇罗克，学习黎九莲？当前评这先进，那先进，什么光荣称号都有，但你见过‘反腐败斗争积极分子’这个称号吗？”——没有，当然没有。这确实发人深省。不过，我倒不希望有“反腐败斗争积极分子”这样的称号，因为那也可能成为表演：现在是什么都要演戏化，游戏化，这是更可悲也更可怕的。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4）
你的《可怕的灵魂之死》一文刻画了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一生经历了“信念坚守者——保守者——奴隶——奴才的灵魂衰死过程”。正如你所说：“人到了这一步，自我完全根绝，个人意志完全被铲除，留给自己的只是迷信，只是为人生符号而进行圣教徒式的誓死捍卫，一个运动只要一调动起那个符号，他们便高度昏热起来，疯狂起来。‘文革’之所以能搞起来，不正是因为成千上万失去灵魂而只有人生符号的人，一面在热昏中大歌大颂着，一面在疯狂地摧残着破坏着而酿祸于天下的吗？”——这样的人，显然是具有悲剧性的，他们曾有过自己的信念，这是好事，本值得尊重；但他们一则“以此为牢，丧失批判精神”，进而将自己本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信念绝对化、凝固化，从而从根本上失去了发展的生机，走进了死胡同，二则将自己的信念唯一化，将他人的其他选择视为异端而必灭之而后快，这就成了一条棍子，由理想主义走向专制主义。这两个方面都使他们走到了自己追求的反面，这里确实包括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同时，也要看到，这些人在90年代的变化：他们的言行中信念的成分越来越稀薄，而代之以利益的驱动，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为失去的和还拥有的权力与相应的利益而疯狂，并越来越自觉地在9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扮演警察与告密者的角色，而为一切尚有良知的人所不耻。但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兴风作浪，甚至有效；正是这种有效性提醒人们注意：在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温床并没有根除，社会基础还依稀存在。因此，你的文章中重提“文革”的历史教训，就有一种警世的意义，也是深得我心的。
这封信写得比预计的要长，这要感谢你的高见引发了我的思考与这一番议论。就此打住。
祝
文安
理群2000年9月13日
八
（通过写信我与江西的一位作家成了没有见过面的朋友。我们在通信中，讨论他的创作，也探索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在最近的一封信中，他谈到了“怨恨”的问题，提出“怨恨使毛泽东成功，怨恨又最终使他走向反面”。）
××：
拜读大札，颇受启发。“怨恨”确实已经注入了中国国民的血液之中。几十年的反复折腾，不断地“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鲁迅语），使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成功与失败、整人与被人整……中轮回，就造成了对他人，对社会的极度的怨恨，毒化了整个民族的心灵。——我们在反省极权体制对人的心灵的影响时，注意了“奴化”这一面，却忽略了“毒化”，其实，这也许是更为深刻的。这个民族已经不懂得爱，不知道对生命（人的生命、大自然的生命）的敬畏，而是无所畏惧、肆无忌惮地怨恨、践踏、破坏、毁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问题是不仅是掌权者、胜利者如此，就是受迫害者、失败者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全民族的怨恨、破坏、腐败与专制，这是极为可怕的，是中国式的极权结出的最大恶果，要真正从我们民族心灵中消解这种渗入骨髓的怨毒，恐怕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这也是我对中国现实的一个最大的隐忧。记得十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指出；“现在的中国文坛与知识界，一方面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一方面，又充满了不满、不平，甚至怨毒、仇恨。试看今日之域中，何处不再怨气冲天地发牢骚”；这使我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我觉得中国人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什么呢？”（见拙作《反思三题》）十年过去了，现实的中国怨愤不是减弱，而是愈加强烈，几乎到了临界点。对此，坦白地说，我的内心反应十分复杂：一方面，我非常清楚，这“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它内蕴着一种合理的反抗性；但我又确实担心，会导致盲目的非理性的破坏。因此，我希望能如鲁迅所说，在合理的反抗中注入“深沉的勇气”与“明白的理性”。这本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但正是这十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陷于自怜与自恋之中，事实上已经脱离了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失去了对现实中的问题做出反应的欲求与能力，将来中国无论发生什么，知识分子都将被无情地抛弃，这几乎是一个无可改变的趋向。而这样的结果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悲哀而已。这是一个更为重大的话题，以后再从容讨论吧。
再回到“怨恨”这个话题上来。最近这一两年，我经常收到一些年轻人的来信，谈到他们精神的历程：开始时，天真地相信人们告诉他们的一切，用玫瑰色的眼睛看待一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也包括看了我们这些人写的书），他们“睁开了眼”，开始正视现实的黑暗。从“瞒和骗”的大泽中走出来，这本是一种觉醒，但我从这些年轻人的来信中却隐隐感到了新的危险：有的人在为上当受骗而失悔的同时，又似乎失去了对人的信任，在用新的怀疑的眼光看待世界与他人时，处处都看到了黑暗。于是，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怨恨：对曾经欺骗过他们的成年人与社会的怨恨。这引起了我自己的反省：我们在尖锐地批判现实的时候，是否有意无意地也流露了内心的毒气（“批判”从来都是双刃剑，在杀伤批判对象的同时，也会伤害了自己），而对青年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确实应该引导青年“睁眼看现实”，不仅是要正视真实的黑暗，同时也要看到真实存在的光明，最终的目的是要唤起年轻人灵魂深处的善良美好的人性因子，加以细心地培育与升华，以内在的光明来抵御外在与内心的黑暗。年轻人，特别是处在成长时期的中学生、大学生们，他们的思想具有一种不稳定性，看问题容易走向极端，而且经常在两个极端中摇摆；因此，成年人的引导应该十分谨慎，在唤起他们的批判、怀疑精神的同时，更要引导他们敬畏生命，对他人、人生、社会……保持一种基本的信任与爱，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怨恨毒化他们的心灵。
来信中还谈到；“苦难并不能让人摆脱卑微，只有彻底摆脱那个权力网络，在天地中自然行走，才能摆脱卑微”，这也是我十分赞同的。前几年我提出“怎样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张中晓说得好：当人们处于苦难中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一是精神得到升华，走向“天堂”，另一是走向“地狱”，精神也沉沦了。这种精神沉沦就包括前面所说的“怨恨”。其中也有你所说的“对强权者膜拜、诱惑的精神内伤”。
你对“前胜利者”即“共和国”的受益者的观察也很深刻：“那些当家做主，一脑子天真的国民（红色家庭），其实都是精神内伤者。”这一命题还需要进一步展开。
“揭示国民精神内伤”，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课题，希望不断看到你的新作，并经常进行这样的讨论。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5）
祝
好理群9月17日
九
（一位中学老师写信来与我讨论思想文化界的一些问题。）
××：
来信中谈到“批判的激情有变成另一种专制的可能”，这其实也是20世纪思想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之一。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批判精神的匮缺，另一方面一些批判者又往往缺乏自省精神，易把自己的批判推向极端，而产生某种危险，例如变成道德审判而显示出某种专制倾向。而一些人在批评这种倾向时，似乎又走向了否定批判的意义的另一个极端，这同样令人忧虑。
需不需要批判，怎样批判，这仍是一个当下思想文化界未解决的问题。这都需要我们共同来探讨。
祝
好理群9月16日
十
（一位湖北的大学生寄来了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天之骄子，我来剥你的皮》。文章尖锐地指出：“这个时代，大学生差不多早已变得不大会说属于自己的话了。有个朋友说：从我们进大学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不断被教导、被灌输、被暗示、被诱逼，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见到甲该怎么说，见到乙该怎么说，在台上该怎么说，在台下该怎么说。我们已经丧失了大学生自己的灵魂。‘告别万岁’的大学生并没有成为真正的自我，没有塑造出自我健康的人格。告别权威，他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盲从社会，迷信流行，没有自己的观点，缺乏智慧的思想。”“他们成为了什么？”“他们在实践中追随一种普遍流行的服从，满足于自我精神深度模式的消解和平面化的现状，虚伪、形式化的思想行为正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一些人‘平日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一些人放纵着自己的情欲，寻求生活的刺激和伪先锋式的潇洒”；“一些人醉心于‘理论联系实际’所获取的可观报酬，他们过早地走进了商业操作的流程”；“一些充当‘学生精英’的学生干部，以锻炼能力的谎言和借口，满足权力的角逐欲和官瘾，沉醉于发号施令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精神鸦片之中”。）
××：
坦白地说，读了你的大作，我的心情颇为沉重：至少你说出了相当程度（当然不会涵盖大学生的全部）的真实，我在北大这块被称为“精神圣地”的地方，也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学生。我曾经因此感叹北大教育的失败：许多学生都是满怀理想与激情考入北大的，四年教育的结果使学生失去了追求。上学期一位学生在作业中的一段话曾使我震惊：“我很欣赏老师的这门课，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的束缚，还是能活得很自由自在，在思想上始终坚持一种自由的状态，永远对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事业充满激情，对自己的生命也充满激情。而回想我这几年的大学生活我觉得我的心态已经老了，我对一切都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情，这可以说是宽容，更残忍也是更确切的说法是，这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现在的我还是在这样的心态中生活着，自己觉得很可悲，但已经很懒再去改变了，我想等我跨出校门之后我或许会改变。”这年轻人心态的衰老与倦怠是可怕的，而且我相信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就更使我感到悲哀。你在信中也谈到了你的困惑：“我不明白的是，现今的大学生不是不知道自身的浅薄、工具化。但他们为什么甘于这样，为什么安于这样的状态，存在总有其合理性，更深层次的心态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值得探讨。你和你的朋友自身就是大学生，当然更有发言权。我想到的有两方面。一是外在的社会的原因。尽管我们现在口头上也在大谈“创新人才”，但实际上在现行体制下需要的是有效率的工具，国家与商业机器上有用的“螺丝钉”；另一方面；“官本位”的体制也从根本上扼杀了人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再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由此产生的腐败，人与人之间的敌意、相互伤害等社会风气的毒化……这都会造成年轻人的工具化、浅薄化与老化。从大学生自身来看，我以为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信仰，失去了追求的目标与动力。没有了精神的信念、信仰与追求，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感，人成了“空心人”，只能把人本能的欲望膨胀到极端，或者依靠利益的驱动，不择手段地在名利场（官场与商场）上追逐，有的则消极退缩，陷入遁世或混世。因此，现在的中国，最迫切的是文化的重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价值观、理想、信念与信仰的重建。如你所说，即使有的大学生不满于自身的状态，但只要新的精神信念未立起来，他们也就必然处于迷茫中，或按照现有生活的惯性继续生活下去。但这样的重建，是不能靠他人来指点的，只能由青年人自己来寻求、创造。因此，我非常赞同鲁迅当年的观点：“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你在信中说你们已经有了一个民间的思想村落，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路正在你们的脚下，这是确实如此的。
祝
好
理群9月24日
十一
（一位贵州的老乡，曾经做过我的访问学者，来信向我述说他的苦恼：“回到贵州，我仿佛又回到了一个遥远的星球”；表达他对北大的怀念：“常在静夜中凝视北方的天际，那里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星系，真想从中得到一种力量，鼓舞我走完前方的路。”）
××：
我理解你对北大的情感，而我这样的身在北大的人，却更多看到它“失精神”的那一面。在我看来，北大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个梦。人总是要做梦的，尤其在当下“满目的贫瘠与荒凉”之中，人们更需要一个远方的净土。北大实际上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这是令人感慨的：明知是梦，却依然要做下去。
我也理解你的处境与苦恼。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反差：我这样的一个生活在抽象精神的象牙之塔里的知识分子，常常会羡慕世俗生活的现实感与人情味。而你身处于世俗之中，却苦闷于“杂事如蚕丝一样缠得人日益消沉，人的精力就这样毫无意义地一点点消失，如指缝间不断漏落的沙子”。理想的人生大概是应该自由地出没于精神的象牙塔与世俗生活之间吧。
感谢你的来信引发了我这些思考。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6）
有什么需要我出力处，请尽管来信。
祝
好
理群9月15日
十二
（一位读者来信问鲁迅《弟兄》的“深意”。）
××：
鲁迅的《弟兄》无非是通过小说主人公下意识的梦，来揭示人心灵深处的自私，对所谓“兄弟怡怡”提出质疑。鲁迅作品未必篇篇都有深意，不必过于深究。
匆匆即复。
祝
好
理群9月14日
十三
（一位退休教师寄来了他多年研究的成果：一篇分析《阿Q正传》的论文，希望和我进行讨论。）××：
你的大作引发了我对《阿Q正传》的重新思考，这是首先要感谢你的。
你对鲁迅自己关于《阿Q正传》的论述所做的梳理，详尽而准确，令我叹服。这些材料过去都看过，但经你前后贯穿，详加分析，竟有耳目一新之感，像是第一次读到似的。于是，你引述的鲁迅逝世前三个月所写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与思考——
“《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致沈西苓》，1936年7月19日）
这就是说，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