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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社会，一个群体中的人数是很少的；群体通常是由拥有同一血缘和拥有同一居住地的人所组成。随着文化的发展，群体也随之扩大；群体变为城邦的公民、国家的公民或教派成员。就连最穷的罗马人也因能说“ｃｉｖｉｓ ｒｏｍａｎｕｓ ｓｕｍ”（生活在罗马的公民）而感到自豪。罗马及其帝国就是他的家庭、他的家乡和他的世界。就是在当今的西方社会，群居也仍然是克服孤独感最为广泛采用的方法。在这种结合中，参加者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融于其中了，参与者的目的是完全地属于群体。如果我与任何一个其他人完全一样，如果我的感情、思想与他人毫无二致，我在衣着、习惯和看法方面都与这个群体模式完全相同，那我就得救了，从恐惧孤单的体验中得救了。独裁制度的国家用威胁和恐怖手段去制造这种千篇一律、步调一致的状态；民主制度的国家则使用建议和宣传的方式达到同一目标。在这两种方式中，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在民主国家里，不一致（不同一）是可能的；并且，在事实上，不一致的现象也确实不是完全不存在。但在极权制度里，只有少数非凡勇敢的英雄和烈士才会拒绝服从。但是，如果我们不管民主制与极权制之间的上述差异，我们就会看到，在民主社会中，存在压倒性的一致性。原因在于下列事实：必须有一种对追求融合的回答，如果没有别的或更好的方式，那么，通过群体一致才达到结合为一的方式也就会成为支配性的方式。只有一个人理解了人是多么害怕与别人隔绝，才能理解人们为何如此害怕与人不同，才能理解仅仅跟人群相差几步就会产生的那种“遑遑然如丧家之犬”的感觉。有时，这种对不一致的担心被合理化地解释为对可能威胁不一致者的实际危险的担心。但事实上，人们情愿与习惯一致的程度远远高于人们被迫去跟习惯保持一致的程度。至少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情况就是如此。
第二章爱的理论（2）
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一致的需要。他们生活在幻觉中：他们遵从自己的看法和倾向，他们是个人主义者，他们通过他们自己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意见——他们自己的看法跟多数人的看法一致，这仅仅是纯属巧合而已了。全体一致恰恰被他们用作“他们”观点正确的佐证。既然还有体验自己个性的需要，所以，一些微小的差异被用来满足这种体验个性的需要。如在手袋或毛衣上绣上自己名字的缩写字母，银行里挂上自己的名牌，属于民主党反对共和党，属于麋社（Ｅｌｋｓ）而不属于圣坛（Ｓｈｒｉｎｅｒｓ）社，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为个性差异的表达形式。广告标语上写的“这个大不一样”！揭露人们想要差异的需要，尽管在现实中，这些差异荡然无存。
这种日益增长的要求消除所有差别的倾向跟在大多数先进工业社会中正在发展起来的平等概念以及实践紧密相关。“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这个概念在宗教中意味着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是人与神本质的一部分，都是一体的（ｗｅ ａｒｅ ａｌｌ ｏｎｅ）。同时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应该得到尊重；意味着，虽然我们是一体的，但我们每个人又都是一个独特的实体，是自成一体的小宇宙。譬如在犹太法典《塔木德经》（Ｔａｌｍｕｄｉｃ）里就肯定了人的独特性（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无论是谁，只要他拯救了一个生命，就等于拯救了全世界；无论是谁，只要他摧毁了一个生命，就等于破坏了全世界。”作为个性发展条件的平等也是西方启蒙哲学中“平等”概念的意义所指。作为个性发展条件的平等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康德最清楚地说明了这点）：一个人一定不能是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所有人皆平等，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是目的，并且仅仅是目的，不能成为彼此之间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紧接着启蒙哲学，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把平等解释为是消除剥削，废除私有制，而不管这种使用是残酷的还是“人道的”。
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平等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所说的“平等”指的是机器人的平等，也就是失去个性的人的平等。今天的平等意味着“雷同”而不是“一致”（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ｏｄａｙ ｍｅａｎｓ “ｓａｍｅｎｅｓｓ”，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ｎｅｎｅｓｓ”）。这是一种抽象的雷同，做一样的工作，参与一样的娱乐，读一样的报纸，拥有一样的感情和观念。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一些被我们称为是当今社会进步标志的成就，譬如说妇女平等。我在这里没有必要指出我并不是在反对男女平等；但是在争取男女平等方面取得的一些正面结果不应该成为妨碍我们进一步认识事物本质的迷障。追求平等的趋势也是取消差别趋势的一部分。平等以这样的代价被买到了：妇女之所以与男子平等，是因为男女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差别。启蒙哲学的一种主张——灵魂没有性别（ｌ＇ａｍｅ ｎ＇ａ ｐａｓ ｄｅ ｓｅｘｅ）——已经被普遍实践。性别的两极消失了，以性别两极为基础的性爱也随之而消失。男子和妇女变得一模一样，而不是作为对立两极的平等者。当今社会鼓吹实现无个性化的平等理想，因为这个社会需要“人原子”（ｈｕｍａｎ ａｔｏｍｓ），这些人原子相互之间完全一样，要让他们在一个大规模集合体中毫无摩擦地平滑地发挥作用；要他们所有人都服从同一个命令，但是每个人却都相信他们是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就像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要求商品标准化一样，社会进程也要求把人的标准化，并把这种标准化叫做“平等”。
通过同一化达到的人与人的结合并不是强烈，也不暴力；它是平静的，由例行规程所支配；也恰恰由于这个原因，同一性并不能够达到抚慰由疏离所产生的焦虑的效果。今天西方社会所发生的酗酒、吸毒、强迫性行为、自杀等的泛滥表明了对集体同一这一方法的失败。此外，这种方法往往只涉及到心灵而非肉体，所以同纵欲的方法比较也有其不足之处。群体同一这种方法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其效果是持久性的，而不是短暂的。个人从三四岁就被带进了这个同一模式，随后就再也不会同这个群体失去联系了。甚至等他死了，他的葬礼——他本人所参与的最后一个大的社会事件，也同样会严格遵循同样的模式。
在把顺从同一作为摆脱由疏离所产生的焦虑感的一种方式外，在当今社会中，还必须得考虑到我们社会另一个因素：工作的成规化以及快乐的成规化。人变成了一个“九至五点”的人。人是劳动力的一部分，或者是职员和经理官僚式动力的一部分。他几乎不需要有任何主观能动性，他的任务由劳动的组织规定好了；阶梯上层和阶梯下层也几乎没有差别。他们都在完成由整个组织结构所规定的任务，按照规定的方式，也按照规定的速度。甚至他们的各种感情也是规定好的：快活、宽容、可靠、雄心以及同每个人都能无摩擦相处。他们玩笑甚至也是成规化的，虽然表现得不像其他的感情规定的那样彻底。阅读的书籍是由读书俱乐部挑选的；看的电影是由电影院及剧院老板和他们出钱登的广告所选定的；剩下的也都一样：星期日出去兜风、一起看电视、玩牌和参加各种社交聚会。从生到死，从星期一到下个星期一，从早上到晚上——所有的行为都是成规化和预先制定好的。请问：一个被弄到这么一个罗网中的人如何才能不忘掉他是一个人，一个独特的个人，一个只能活一次的人，一个带着希望与失望、悲伤与恐惧，怀着对爱的热望、对虚无与疏离深深畏惧，只能活一次的人？
达到统一和谐的第三种方法是创造性活动（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工匠的劳动都属此列。在每一种创造性工作中，创造者同他的工作材料结合为一——工作材料代表了整个外部世界。无论是木匠做一张桌子，还是金匠打一件首饰；无论是农民种庄稼，还是画家作画——在所有这些创造性工作中，工作者与对象都合二为一，人在创造过程将自己与世界结合起来。但这一点只适用于创造性的工作。这些工作要求我自己计划、生产并看到劳作的结果。而在一个职员、一个在长长的传送带上工作的工人的现代化工作流程中，几乎已经不存在这种人——物和谐的性质了。劳动者成为机器或官僚组织的附属品，他不再是“他”了——因此，除了顺从一致以外不再有什么和谐结合。
通过创造性工作达到的和谐统一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和谐。通过纵欲狂欢达到的统一是暂时的。通过顺从同一而群体人达到的和谐统一也是虚假的。因此，这些答案对人类的存在问题仅仅算是部分的回答。对人类存在问题的真正全面的回答是要在于人际和谐，在于彼此之间的融合，在于爱。
这种对人与人之间融合为一的渴望是人身上最为有力的动力。它是人类最为基本的激情；是一股把人类结合为氏族、家庭和社会的力量。没能达到这一点就意味着精神错乱或者毁灭——自我毁灭或毁灭他人。没有爱，人类一天也不可能存在。但是，如果我们把人与人的这种融合称为“爱情”的话，我们就会遇到一系列困难。融合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达到——这些方式之间的区别跟各种形式的爱情之间的共同之处几乎一样的重要。所有这些达到融合的方式是否都应该叫做“爱情”呢？还是应该把爱情只是看作一种特殊的融合形式：这种融合形式在近四千年来东西方的历史中被所有伟大的人道主义宗教和哲学体系看作是最完美的德行呢？
就如同所有的语义解释所遇到的困难一样，对此问题的回答也只会是随意的。但重要的是，当我们谈到爱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谈论的是哪一种结合方式。那么，我们指的是对人类存在问题的成熟回答而提及爱呢？还是指的那些各种不成熟形式的爱情——我们称之为共生性结合（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ｕｎｉｏｎ）呢？在后面的段落中，我们只把前一种看作爱情。但我们的讨论却要从后者——即共生性结合开始。
共生性结合的生物模式在于怀孕的母亲同胎儿之间的关系。他们既是两个，又是一体。他们生活在一起（共生），他们彼此需要对方。胎儿是母亲的一部分，从她身上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母亲就是他的世界。她给胎儿提供养料，保护胎儿，同时她自己的生命也因胎儿而得以升华。在精神性（ｐｓｙｃｈｉｃ）的共生结合中，两者的身体是相互独立的。但在心理上，却存在着一样的依恋模式。
共生性结合的消极形式是屈从，或者用医学术语来说，就是受虐狂。受虐狂通过把自己变成其指导者、引导者、保护者的一部分使自己摆脱那种不可忍受的孤独感和与世隔绝感。施虐者就是他的生命，他的氧气。被崇拜对象的威力变得膨胀起来，他可能是人，也可能是神。他就是一切自己，而除了是他的一部分以外，什么也不是。作为他的一部分，我也是伟大的一部分，力量的一部分，确定的一部分。被虐者无须作任何决定，也无须承担任何风险；他从不孤独，但也从不独立。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可以说还没有完全生出来。在宗教背景里，崇拜的对象被称为偶像，而在受虐狂与施虐者的崇拜关系中，基本机制是一样的。这种受虐狂崇拜的关系中也可以搀杂着生理以及性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精神的屈从，也包括肉体的屈从。另外还有屈从于命运、病痛，沉溺于有节奏的音乐或者屈服于由吸毒和催眠所引起的狂欢状态——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受虐者都失去了他的完整性，使自己成为某人某物的工具；他不需要通过自主性的劳动来解决生存问题。
共生性结合的主动形式是支配——与受虐狂相对应的医学术语就是施虐狂。施虐者就是想通过把另一个人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而摆脱孤独和封闭感，他通过吞并他的崇拜者，从而膨胀自己、提升自己。
施虐者之依赖屈从者，正如屈从者依赖施虐者一样；双方都不能没有对方而生活。区别只在于施虐者命令、利用、伤害和羞辱对方，而对方则被他命令、利用、伤害和羞辱。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上述区别似乎是个很大的差别；但从更深的情感角度来看，他们的共同点远较他们的区别重要：即没有完整性的结合。如果一个人理解了这一点，那他也就不会对同一个人或者两个不同的对象因施虐狂和受虐狂两种方式做出反应而惊讶了。希特勒对待人民通常是施虐者的方式，而对于命运、历史和自然的“更高级力量”做出的却是被虐者的反应。他的结局——在普遍的毁灭中自杀——跟他的成功梦想（对世界的全面支配）一样有特色。
跟共生性结合相反，成熟的爱情是在保留自身完整性和个性的条件下的结合。爱是人身上的一种积极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冲破人与人之间的樊篱并使人与人结合。爱可以使人克服孤寂和疏离感，但同时又能使人保持个性，保持自身的完整性。在爱中会出现这样的悖论形态：两个生命合为一体，又仍然保留着个人的尊严和个性。
如果我们说爱情是一项“主动活动”，我们就会面临一个困难：“主动活动”这个词的意思是非常含混不清的。在现代用法中，“主动活动”这个词一般是指人们通过投入精力来改变现存态势的行动。所以，一个经商的人，学医的人，流水作业线上的工人，做椅子的木匠或者投身运动的运动员都是积极主动的人。这些活动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为了达到一个外在的目的。但这里我们都没有考虑到主动性活动的动机。让我们举一个被深刻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所驱使去无休无止地投入工作中的人；或者举一个被野心和对金钱的贪婪所驱使的人作为例证。在这些情况下，这个人就是情感的奴隶，他的主动活动事实上是“被动的”，因为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被驱使的；他是一个受害者，而不是一个“主动行动者”（ａｃｔｏｒ）。另一方面，一个人安静地坐着，沉思默想，除了体验他自己以及他和世界的融合以外，没有任何外在的目标或目的；这样的人肯定要被看作是“被动的、消极的”，因为此人没有“做”任何事。但事实上，这种精神高度集中的沉思冥想的态度是最高层次的主动性（活动），是灵魂的主动性（活动），只有那些拥有内在自由和独立的人才能做到。“主动活动”这一概念的一个意思，也就是现代所使用的那个意思是，指为了达到外在的目标而付出努力。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是使用人的内在力量，不管是否达到外部的变化的效果。斯宾诺莎（Ｓｐｉｎｏｚａ）最为清楚地解释了这个词的第二种意思。他把情感分成主动性的和被动性的（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ａｓｓｉｖｅ）两种，分成“行动”和“激情”。如果是主动性的情感发挥作用，那么这个人就是自由的，是情感的主人。如果是被动性的情感发挥作用，那他就是被外力驱使的，他自己并没有足够地意识到动机的对象。这样，斯宾诺莎最终得出结论认为，美德（品德，ｖｉｒｔｕｅ）和力量就是一回事。妒忌、嫉恨、野心以及任何形式的贪婪都是激情；相反，爱是一种行动，是人类力量的实践。爱只有在自由中才能得到发挥，而且永远不会是强制的产物。
第二章爱的理论（3）
爱是一种主动性的活动，而不是一种被动性的情感。它是一种“自足”（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而不是一种“追索”（ｆａ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一般来说，可以用首先是一种给予而不是索取，来描述爱的特征。
什么是“给予”呢？这个问题初看起来似乎很容易回答，实际上却复杂而又含混。最为广泛的误解是把“给予”解释为放弃，被剥夺或做出牺牲。一个性格还没有超越接受、利用或者守财奴倾向阶段的人对给予的理解就是这样。一个市场化的人也想给予，但仅仅是为了跟对方交换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