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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袁世凯造龙椅的人早算计过了：要等到这龙椅露出稻草来，须得百年工夫。有着这百年时光，他们想做的什么事情早都做成了。督造龙椅的官员，早已福荫三代，赐公封侯了。那些抡斧拉锯的工匠，倘若运气不错，也早已由奴才变成主子，他们的后人只怕也做上总督或巡抚了。这个时候，如果稻草露出来了，混得有头有脸的后人，大可替显祖辩白。总得有个人抵罪，倒霉的大概是某位混得最不好的后人。也不一定真会出事，皇帝表示宽厚仁德也是常有的。如果后来真有袁二世或袁三世，他兴许会说：这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朕不予追究。只是各位臣工往后要仔细当差，否则朕绝不轻饶！
倘若袁世凯当时就知道自己坐着稻草龙椅呢？我想他也不会龙颜大怒，只把这口气往肚里吞了算啦！宰相肚里尚且撑得船哩，何况人家是皇帝！袁世凯心里很清楚，如果离开身边这帮成天哄骗他的人，他是连稻草龙椅都坐不成的，他得坐冷板凳！
回望珞珈山
水运宪
1985年于我来说有点特别，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非常具体地改变了我的命运。尤其是第三件。
年初的时候，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列车忽地脱离了原有的轨道，退不能退进不能进，颇感迷茫。正好接到组织部门的调令，让我到省作家协会报到，去做一名职业作家。原单位的领导不想放人，但是我去意坚定，他们也不好强留，便提出一个条件，希望我去完成一项宏大的写作任务。条件给得很优厚，我就应了，只身前往湘西山区。一去就是七个月，与世隔绝一般。
后来因为胃出血，差一点就要动刀切除了，便回到省会一家部队医院治疗。在那间有单独浴室的病房里，将七个月苦心积累的素材细致地梳理了好多遍，放开想象的翅膀，潜心写完了《乌龙山剿匪记》。这部作品两年后在全国各级电视台热播，一直火爆了近二十年，这倒是我始料未及的。
第三件事来得纯属偶然。有一天我去文联取信，遇上了谭谈、古华两位朋友，他们无意中说起了去武汉上学的事情。谭谈问古华去不去，古华说，他已经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读了一年，就不去了。谭谈也觉得年纪不轻了，要做的事情又多，他也不想去。那时候作协的专业作家队伍刚刚建立，作家们平时都各忙各的，不开会一般很少相遇，所以我对他们说的事情也就全然不知。一打听才知道，武汉大学正准备接纳插班生。其中有个作家班，据说是武大校长和中国作协领导达成的共识，目的是想让“作家学者化”。
如此重大一件事情，若不是“道听途说”，还真会与我交臂错失。鬼使神差，偏偏那天去了作协，可见我命中注定与珞珈山有此一缘。说心里话，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我都非常想去读几年书。虽然在别人的眼里似乎已经功成名就，自己却感到不能再往下写，必须得有个沉淀和思考过程。况且当时突然失去了牵绊，脑子里腾出了空白，很有一股求知的欲望。我明白，如果不抓住那个机会，往后就再也不可能沉下心系统地读些书了。只是我不知道读这个班是不是还需要一些优良条件，要不然怎么只有他们两个而没有我呢？我犹豫了好久才问谭谈，如果你们不去，能不能考虑让我去？谭谈那时候就是省作协常务副主席了，说话很有余地，“要得吧？我跟他们商量一下吧？”然后很认真地告诉我，“不一定去了就能读，还要考试呢。”古华帮我讲了句话，“他没问题，在中央戏剧学院上过两年学的，应该考得取。”于是我就一担行囊去了武汉珞珈山。
报到那天，我最关心的是班上有哪些熟悉的朋友。作家之间有个特殊的现象，大家都熟悉相互的名字，见面的机会却很难得。除了同省去的谭元亨、吴雪恼之外，见过面的也就那么一、两位，却大多似曾相识，记不准到底是哪两位。我实在没有和江西的陈世旭一起开过笔会，但是一见面就觉得在哪里见过。这事有点不可理喻，神交久了，音容相貌居然能在脑子里勾画得八、九不离十。召政也属于被勾画过的。还有邵振国，我早就知道他跟我还是老庚。
北方来了不少作家，他们则是另一种风范。最北边过来的刘亚舟，黑黝黝一尊铁塔。罗辰生是北京《东方少年》的主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竟然会有一副高大魁伟的胡马身躯。山东来的李延国，虽然不算太威猛，那大汉气概丝毫不减。说话听上去挺抑扬顿挫，却是极其难懂的一口胶东腔调。
特例也是有的。正如南方也有大个子一样，同样来自黑龙江的袁厚春就单瘦得有如一介江南秀士。他的长篇报告文学《省委第一书记》与我的《祸起萧墙》同一届获全国文学大奖，所以我确实亲眼见过他而并非意念勾画。那时候他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开颁奖会的时候推着一辆小车，谦虚谨慎地往每个房间赠送《崑崙》杂志。当时有人介绍说他也是一位获奖作家，我就觉得奇怪，非常注意地打量过他的那张劳动人民朴实而又忠厚的脸。尽管那时候他一身戎装，但我还是记住了，一见面就认得出来。
厚春的面相不仅能博得我一个人的信任。成立班委会的时候，全体同学都举了手，一致推选他为班长，可见那是一张极具亲和力的面孔。只是我被推选为学习委员就不知道是凭什么了，肯定不是因为面相的原因。世旭、召政、尔品、秀海、鲁勃，还有好多同学外形上都比我有魅力得多。一直读到毕业我才想清楚大致的原因，当时武大已经推行学分制了，拿够学分就可以毕业，因此学习委员实在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随便推举个歪瓜劣枣都行。绝对无伤大雅。
学校方面考虑问题相当人性化，入学后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枚红色的校徽。也许觉得我们班的学员年纪都老大不小了，再佩戴白校徽面子上就下不来了。其实这样对我们也不合适，红校徽只是发给教职员工的，我们年龄再大，毕竟还是学生啊。当时我们还傻楞楞地感到很高兴，认为这是被人看得起。有一天傍晚我和几个同学到东湖旁边散步，一群年轻学生朝我们看了好半天，然后议论说，喂，是不是学校炊事班换了一批厨师啊？这话让我听得清清楚楚，回来学给厚春听，笑得肚子疼。后来我就一直没有佩戴过红校徽了。
我和厚春还是挺一见如故的，入学的当晚我们就住进了同一间宿舍。此后几年时间休戚与共，至今情同手足。
学校给了我们很好的居住条件，平时住八名学生的房间，只安排住两人。据说是研究生待遇。两张床两张书桌，空间还很富裕。我这个人在生活上讲究惯了，喜欢有很多的衣服，每天早上挑选着穿哪一件，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而且所有的衣服都得用衣架悬挂起来，不想皱皱巴巴地凑合着穿。同厚春一商量，就去水果湖商店买了一架带穿衣镜的大衣柜。厚春带到学校去的衣服其实很少，只有两套军装，而且是毛涤混纺面料，不怕皱，根本不用挂。为了不打击我的积极性，他还是有模有样地挂了进去。书没读完，那衣柜就跟不上日渐膨胀的购物欲望了。越来越多的服装把个衣柜挤得满满的，取件衣服都相当困难。
一般人都以为那里面增加的全是我的衣服，其实他们的目光都还停留在过去阶段，以为作为高级军官的袁厚春是不会有购买欲的。尤其他来自东北农村，脸上写满了艰苦朴素的字样。对他的这些良好印象让我感到难过，实际上这就是对我能量的严重低估，没看出我是一个极具感染力的人。任何人与我同居一室，右一套左一套地诱惑，左一名右一句地熏染，他都会茅塞顿开。厚春就是这样的，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单调，一个大男人，光有那么两套军装，怎么的也谈不上五光十射。终于有一天，在那面穿衣镜前，拿出我的衣服，西装革履一对照，那心就动了。然后就跟我去了商场，一去就不可收拾了。
最先觉察出他的变化的当然是他的太太。袁夫人并且还跟我提了抗议，说，我们家厚春跟着你变修了。那个“修”字是有时代典故的，今天的年轻人根本就听不明白。当时我都觉得她那批评已经过时，也就没放在心上。果然，毕业后我在广州遇见厚春的时候，他走得比我还远，居然一个人下榻在五星级的“中国大酒店”。西服笔挺自不必说，走到酒店的任何一个场所他都不用付账，只须掏出一张紫色磁卡，霎时间就令服务生毕恭毕敬。当天晚上他留我在那间无比豪华的房间住，洗完澡准备洗衬衣的时候，厚春一把拿了过去，装进了一只洗衣袋。第二天服务生客客气气给送了回来，就跟新买的一样。那么好的包装让我感到十分地不相配，我的那件衬衣其实已经很旧了，还是“的确良”质地，只花了十二块钱。一问，洗一次居然花去了二十大洋，真正地将萝卜拌成了肉价钱。后来才知道，他那阵子接受了写报告文学的任务，写作对象就是酒店的老板，经费自然全是老板给出的。这让我想起了去湘西那次的任务，我的写作对象却是已经被剿灭了的山区土匪，他们的亡灵显然不可能替我买单，于是那日子苦得令人冒清水，差点就让边远地区的医师切掉了我的胃。
尤其那次去广州之前我还不知道用卡是怎么回事，至今一掏出磁卡就想到中国大酒店，想到袁厚春。不过我心里也能找到平衡，毕竟厚春第一次穿西装是在珞珈山学的。是我教会的他。
我的那只大衣柜还发挥了更多的妙用。李斌奎就特别爱从镜子中欣赏自己。他每次到我们宿舍来找班长有事，眼睛从来不看班长，更不看我，一边说事儿一边瞟着穿衣镜，还一个劲地用手去捋额前开始稀疏的头发。
更有趣味的是吴雪恼。我的这位苗族同学喜欢玩扑克，晚餐之余，他总是提着一只小板凳走进来，吆喝着要玩一会儿牌。当时那种玩法叫什么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一个人喊庄，其他三个人打庄家一个。打够了分庄家就赔给三个人，没打够，三个人都得赔给庄家。雪恼性子刚烈，总是包着庄自己打。问题是他老喜欢背靠着我的大衣柜坐着，说他的腰不好，非要抢那个位置不可，因此他手里抓了些什么牌，其他三个人都可以从穿衣镜里面看得一清二楚。结果可想而知，这位苗族老兄在我房间打牌基本上就没有赢的记录。那时候也兴点小赌注，以食堂的饭菜票做押。吴雪恼经常是把身上的米和菜输得精光，然后一脸通红地站起来，提起小板凳就往外走。又不甘心，老是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三个人，气鼓牢骚地说，不行，你们几个人肯定搞了我的鬼。至于搞了什么鬼，四个人当中只有他始终没有想明白。
这只可爱而又搞笑的大衣柜，最后离开学校的时候我没有将它带走，而是连同我上学用的那辆自行车，一起送给班上的英语老师毛峰了。毛老师是湖南益阳人，对我们特别用心。英语是我们的必修课，但是有的同学根本无法啃进去，就报到系里去，给少数几个同学免修了。吴雪恼君就是其中一个。他倒是把我当学习委员对待，一本正经地找我汇报，然后跟我要求免修英语。看在他饭菜票输得也还大方的面子上，我就去找了毛老师。开玩笑地说：他懂苗语，是否可以等同掌握了一门外语？毛老师放肆笑，然后很慈善地同意了。
好多年后，突然听武汉的同学说毛峰老师猝然去世了。这一噩耗确实让我们扼腕痛惜了好长一段时间。
武汉大学的校区相当大。我们住在东湖旁边，当时叫“湖滨八舍”。那地方依山傍水环境很好，却隔所有的教学楼都有比较远的距离。我选修的课很杂，除了本系的课程之外，还选修了哲学系，历史系，经济管理、图书馆系等多门课程。考虑到每天都要走很多路，我就把自行车托运到学校，这样就快捷多了。厚春觉得这个办法好，也就动了心。但是他比我大方，索性在武汉买了一辆新自行车。他其实很会划算，“毕业后再托回北京去，老二正好缺一辆车。”
校区内的道路却极不平坦。从湖滨八舍出门，无论往哪个教学楼走，都得爬一道大坡。那坡很陡，骑车很难蹬得上去，只好推着往上走。好在有上坡就有下坡，时间方面到底也能省一些。我们班有那么一两个同学很聪明，老是坐在我车后架上搭便车。上坡的时候他们也舍得出力，在后面使劲推。上到坡顶就享福了，屁股一撅蹭上去，一路春风。自行车流星般地超越一拨拨步行的同学，那会儿就显得格外神气。
有一天我们全班都去听哲学系肖萐父教授的课，这是一堂期盼已久的大课。肖先生早在八十年代初就主持了《熊十力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那部著作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丰碑”。他还与李锦全先生共同编撰了《中国哲学史》上、下卷，是文科大学一直采用的教科书。肖先生当时除了带研究生就只是潜心著书，已经很少授课了，因此他的讲座非常难得一听。全班同学早早地做好了准备，想去抢占个好一点的座位。仰仗着有自行车，我走得比他们稍晚了些。关好宿舍门，却看见走廊内还有个瘦小的身影在那里徘徊。那是我们班上的女才子王英琦，一个看上去十分让人怜惜的弱小皖女。她见我要走了，获救一般朝我呼叫，“哎呀，怎么得了？怎么得了？”我赶紧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房间的开水瓶里面还烧着水，电热水器没有拔。更要命的是那房门，想进去拔插头却打不开，她的钥匙被反锁在里面了。这事当然非同小可，我得替她想办法紧急处置。那事得耗费时间，又要赶去听课，汗都急出来了。最后好像是用一张硬卡片之类的东西给弄开的，进门一看，水瓶在一边，热水器在另一边，根本就没有烧开水那回事。王英琦自己先笑了，说，我忘记了，以为还烧着呢。当时我心里那火都快点着了，扭头就往外走。我甚至认为她的门钥匙也没有忘在房间里。王英琦紧跟在我身后也出了门，说，呀，听课来不及了，你用自行车驮着我去吧，帮忙帮到底嘛。有什么办法呢？上坡的时候还不好让她在后面推，真的有一肚子的别扭。
班上还有一个女同学，叫严婷婷。云南女子，婷婷玉立一副好身材。她的作品写得很好，为人也十分文静。我记得刚入校那天，她跟主管我们班的萧老师请求，想把她爱人晓剑也弄到班上来读书，不料还真的获准了。主要是原先定了要来的作家，因为种种原因又不来了。就跟我们省的谭谈、古华一样。还有上海的王安忆，河南的张一弓，好多人都不来，就腾出了不少空额。于是我受了启发，也去找萧老师，说我们湖南还有一个叫龚国才的青年作家，也很想来读作家班。其实我并没有征求小龚本人的意见，事先连电话都没给他一个，可见也是没抱多大指望，却同样获得了批准。龚国才当然觉得喜从天降，他爱学习，也发表过非常不俗的作品。他的笔名叫晓宫，一个很有日本味的名字，毕业后果然就去了日本。龚国才到学校来的时候已经开课一段时间了，这是件好事，免除了入学时候对我们的那几场严格的考试，为此他由衷地对我感谢不尽。但是我这个人绝对饮水思源，很认真地告诉晓宫，你能上作家班，首先得感谢严婷婷。若不是受到她的启发，我绝对不会想到把你龚某人弄到珞珈山来。晓宫听得好笑，又是点头又是摇头，让我弄不明白他的意思。
其实晓宫是个非常好的小兄弟，同我和厚春形影不离。我们学什么他就学什么，我们有什么他也得有什么，半步都不拉下。厚春跟我学着打领带结，他也对着镜子发奋地练习。看见我们有自行车，他也弄了一辆旧车过来，咔嚓咔嚓地满校园跑。一到星期天，经常是三辆单车并驾齐驱，或经水果湖迂回到中南商厦，或干脆直奔汉口商业街。晓宫外表上穿戴得有条有理，却有些丢三拉四的习惯，每次车出校门，他都惊呼：呀，我身上可没带一个子儿啊。我们当然不会让他再回去取钱，就替他付账。时间长了，这位老弟总是忘记带“子儿”出门，倒是让人产生了怀疑。
他特别认真，人又很聪明，这两者集中在他的身上，倒是产生了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感觉。有一天下了课往宿舍走，正值春花怒放的时节，武汉市至少有两万来人到我们学校来观赏樱花。樱园那一带游人密集，道路堵塞，挤出了我们一身的汗水。振国兄怒目直视观花者，愤慨地说，还有一点爱国心没有啊？这些树是日本侵略者种下的，当时这里是他们的战地医院，为了安慰伤兵的怀乡之情。岂不知那时候鬼子们正在南京屠杀我们的同胞呢。说完，他昂首阔步地朝前挤，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