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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让我有空到她那去玩，我想去却又不敢去，无论找个什么借口去看梅子都有点难为情，而且见了她就会想起搂过她光滑的腿亲过她气味怪怪的的脚，让自己的脸红得没法掩饰。我在事隔多年读到著名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后才知道，怀里拱出早恋的男孩是心理格外细腻复杂的，而我的早恋比那个多情的维特来得更早。我只在一个月亮很白的夜晚去总场操坪看梅子和许多人排练秧歌。但梅子正在跟管排练的副场长争执，梅子要求打腰鼓，一路腰鼓打进城去多好看呀！副场长说腰鼓难度太大秧歌容易多了，五一节眼看就到了咧。梅子又说秧歌也该有个领队呀。副场长说没见过秧歌还要领队呢，百来个人扭着后面人还能看到前面的领队么。梅子就一扭身子去排练秧歌了，明亮的月光照出她满脸不高兴，秧歌明显地扭得不起劲。副场长就批评梅子，说林冬梅同志你要态度正确呀。梅子这才收了脸上的不高兴让手脚上了劲。我借着月光狠狠瞪了副场长一眼，那个年代所有家庭政治条件不好的人都怕听到“态度要正确”这句话。
但五一节那天梅子的表现非常出色。我就走在梅子前面——我这时已经很感谢副场长了，是他临时让我也参加农场的游行队伍，举了个一米多高扎满麦穗的丰收棒，和十来个手举各种丰收棒的农场工人走在一起。那天的县城就像一锅滚开的油，所有的企业都派出了游行队伍，打旗子的吹喇叭的扛产品的化装造型站平板车上的还有我们农场扭秧歌的，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从县城缓缓穿过，大街两边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我头一次参加这样的场合，激动得胸腔里像有头发疯的牛乱窜，手也打摆子一样直颤。我不时扭头看一眼身后的梅子，梅子却对我视而不见，上了油彩的圆脸比太阳还要灿烂，浑身扭得跟打腰鼓一样没有骨头。秧歌队也是两排的队列，梅子在左列第一个，也不知是她扭动的幅度太大还是脚下的故意，她比右列第一个要领前大半步，看上去整个秧歌队都在跟着她走。也许是梅子忘情地扭动更加感染了我，我在满街的热烈里突然就热泪盈眶。
但这次游行后我却再没去过总场了。因为梅子在游行结束后被副场长狠狠批评了一顿，就为了她在队列前多跨出了大半步。副场长说她出风头好表现无组织无纪律，影响了农场的整个游行队伍，直批评得梅子勾着头在回农场的路上哭个不停，到了总场那泪水还在汹涌。我从来没发现一个人有这么多泪水，简直就像水龙头坏了，心里也直发酸，将自己的手绢递到梅子手里，却被梅子摔到了地上。于是这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去总场看梅子，总觉得梅子委屈太大生怕碰了她那委屈。
现在再说那场很快到来席卷全国的闹哄哄。说是席卷全国，我呆的那个农场还是比县城的动静慢了半个月。而这半个月的安静也让我父亲和母亲都产生了错觉，将保存重要家底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了。父亲偷偷让我去母亲那里跑一趟，将一个封死了的信封交给母亲。母亲看了信脸上忧虑更重，对我说，这场运动很大，只怕自己过不了关呢，要我一定正确对待。母亲还把一个同样封死了的信封交给我，再三叮嘱我带回去好好藏起来，说这是家里的存款，要是她也教不成书的话，我们今后的日子就靠它了。
我将信封带回了农场。我先是将自己住的小屋闩上门，再打开我的小箱子，将信封夹在一个学习摘抄本里，将本子压在一摞书籍下面，刚锁上箱子又摇摇头，再打开箱子取出信封来，在屋子里环顾一周后，从床下拎出一只裂了口的套鞋，将信封折叠起来塞进套鞋里。做完这一切我的心才咚咚跳起来，我既想起了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又想起了解放后的特务，说不清自己是个什么心情。但母亲的话的确让自己感到严重，今后的日子将会是什么样呢？
我仍然天天去地里学干农活，但在地里干活的人开始减少，有的去城里看热闹了，有的索性参加了城里的运动。留下来的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和家庭政治条件不好必须积极表现的人，稀稀拉拉地在地里蠕动，心甘情愿让自己的汗水在灿烂的阳光下蒸发。总场接二连三发出通知，要求大家坚持生产岗位，但通知越来越无力。终于有一天，总场的头头们也失去了所有权威，被拉上了批斗台。批斗他们的就是自己手下的一些工人，这些工人全都在胳膊上套上了红袖章。跟这些头头站在一起的还有几个在农场劳改的人，其中就有我父亲。
那天我也不干活了，就站在总场的操场边上远远地看这场批斗大会。我已经听说母亲十几天前就上了批斗台了，现在父亲也栽着脑壳站到台上去了，我只能站得远远地还让一棵树挡住半边身子。我惊讶地看到了梅子，梅子的胳膊上也有红袖章，腰里还紧紧束了一根皮带，长长的大辫子没有了，变成了十分精神的齐耳短发，我稍稍有点奇怪，这场运动能让家庭出身工商业兼地主的人冲在前头？但我的目光只惊讶了一下就变得出神起来，此时的梅子实在英姿动人，红袖章映得脸更红，皮带束得胸更高。她还突然手臂一挥，领头呼起口号来。正是这冲天的口号声吓得我不敢再望她，赶紧偷偷溜了。
我离开批斗会场后就回到小屋里，我觉得走到哪里去都会让自己不好意思。一种巨大的卑微感将我笼罩得严严实实。我就将破套鞋里藏的信封一会儿取出来一会儿又塞进去，似乎只有这个秘密才能让我看到自己在卑微中还支棱着一份聪明。
却突然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到了门口，接着就有重重的敲门声。我慌忙将信封塞进破套鞋，赶紧去开了门，眼睛睁得老大，敲门的是梅子，身后还有好几个套红袖章的。
梅子站在我面前，高高的胸脯几乎抵住我的鼻子，她肯定发现了我的慌张，拨开我就进了屋，又扭头用目光审视着我，小飞你在干什么呀？我只能摇着头没干什么。梅子说，没干什么还闩了门，还慌里慌张！你要晓得呵，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啊。我嗯嗯着，望着梅子不知所措。梅子又盯住我锁着的小箱子，让我把小箱子打开，说要检查，看我的父母亲让我藏了什么没有，现在城里已经发现好些阶级敌人把子女当成隐藏反动秘密的保险箱了。我听话地打开了小箱子，说，梅子姐你看吧，没藏什么呢。梅子皱着眉头让我别喊姐，如果我立场坚定表现好可以喊她林冬梅同志。然后她就蹲在小箱子前，和别人一起仔细检查里面所有的东西。
我一动不动站在一旁，我听说城里已经抄家抄得很厉害了，便暗自庆幸自己的聪明。梅子将箱子翻了个遍，才站起身来，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我有点慌张，说，梅子姐……嗯梅子同……嗯……我不晓得怎么称呼她好，心里更加慌张了。我本来想解释的确没有隐藏什么反动秘密，但嘴里结巴得厉害。目光竟控制不住地还要偷偷溜向床底下。这偷偷摸摸的目光当然就被梅子捕住了。梅子大步走到床前去，蹲下来，像战斗片里的侦察兵一样用锐利的目光向床底下扫，伸手就拎出了那只破套鞋，刚将套鞋凑到眼前又立即偏开脸去，那鼻子皱得像个风干的萝卜。
我心都要从嘴里蹿出来了，我只希望我的套鞋里发出奇臭无比的气味来，一定要把梅子阻住。但梅子偏着脸皱着鼻子手却伸进了套鞋，一下就掏出了藏在里面的信封，撕开信封，嗬一声，存折！再一看，几乎是惊呼了，一千二百元啊！我也惊呆了，我没想到母亲让我隐藏的存折竟有一千二百元。农场工人每月的工资也就是十二元呀。
今天看起来，那一千二百元钱的存折太不值一提。但当时的确有点吓人了。即便是十几年后县落实政策办将存折退给我时，相比我在县城小吃店一月领二十四元工资仍然是个不小的数字。我在拿到存折时还激动地跑到县棉织厂，找到林冬梅向她表示感谢。因为我知道好些被抄家庭的财物都是稀里糊涂不见下落了的。林冬梅站在车间外多少露了点不自然，手不停地摘着身上粘的细棉纱，但她很快又抬起了脸，连声说好好好。那不再红润的脸上换了矜持神色。这神色我并不陌生，我在街上碰到她时她就是带着这神色走路的。她虽然只是个普通工人，但毕竟是在舞台上当过红角的呢。我还对她脸上的矜持神色做过琢磨，她的矜持神色不同于领导脸上那种，领导脸上的矜持是把人往矮里摁，让人矮着再仰脸布置脸上的笑；也不同于大名气人物脸上的矜持，大名气人物的矜持已经跟骄傲连在了一起，逼人不得不拉开距离。而她的矜持不摁人也不骄傲，在一种坚守的自命不凡里又透着一些希望别人亲近她的成分。细想一想，她的这种矜持神色似乎很早就有了，当初我离开农场她来送我时我就看到了的，我还将她来抄我的小屋时脸上的骄傲表情做了比较，心里暖了一下呢。
我离开农场是在梅子抄了我家存折的两个月后。那天我正踏上进城去的路，梅子就在路上叫住了我。然后又将脸微微仰着，并不说话。我想叫她一声，又不知该怎么称呼她，尽管她脸上的神色跟抄我的小屋时不同了，我还是担心称呼错了让她不高兴。就索性不称呼了，吞吞吐吐地说，我，我要跟妈妈，去乡下了……梅子轻轻嗯了一声，将一个足有帽子大的纸包递给我，说，送你一包蛋糕吧，乡下难吃到了。我惊讶地望着梅子，她居然送我蛋糕？她已经是农场造反派的一个领导成员了呢。我感动得连再次说谢谢也忘了。
但那包蛋糕我一块也没吃上，母亲将它送给了生产队长。母亲说今后就得多靠生产队长关照了。我心里老大不情愿，但我已经是个懂事的孩子了，知道一个孱弱的专政对象带着孩子被遣送到乡下，是的确需要得到关照的。生产队长捧着那包蛋糕乐得眼睛几乎睁不开，连声说王老师王老师你怎么这么客气呀。母亲就受宠若惊地连连说不好意思。她没想到自己居然还能被生产队长称做老师。事后母亲不止一次说该感谢梅子，梅子真是个善良的姑娘呢！
我跟母亲在乡下呆的一年多里还真得了生产队长许多关照，但那里毕竟太穷，我和母亲仍然吃了不少苦头，幸好一年多后我们就回了城，因为母亲又被取消了“黑帮分子”帽子（那其实只是一次很短暂的落实政策），母亲还重返了原来的中学。闹哄哄的中学正在复课闹革命，我却不能进那中学去升学，只好再次去父亲的农场，以自己又长了一点的力气又熟悉了一点的农活技术，在农场做记酬工挣一点生活费。
我在农场干了大半年计酬童工，却一次也没碰到过梅子。我只晓得梅子很忙，她先是农场文艺宣传队的主要演员，三天两头跟着宣传队去城里和乡下演出，接着又被抽到县农业局参加了农业系统的文艺宣传队，根本就不来农场了。我一直想把那包蛋糕的去向和母亲的感谢告诉梅子，却没有机会。
再次见到梅子是在一个盛夏的夜里，那是梅子来看我。我正躲在小屋里发呆，因为三天前我的母亲自杀了——关于母亲自杀我不能在这里说得太多，我怕自己忍不住眼泪。我只简短交代几句，母亲死于那场猛烈的“清理阶级队伍”，她没料到刚平反没久又要挨斗，而且斗得更为凶狠（头发被大把扯掉身上多处青瘀还折断了一根手指），她怕经受太多的皮肉之苦也怕再次连累我跟她下农村去，便很干脆地以一种悲惨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梅子推开小屋门进来时，我坐在床头呆呆地没有叫她。她仍然穿着一身舞台上最流行的灰布制服，只是腰里没束皮带，屋里昏暗的电灯泡也照不出她脸上的神色。随着她涌进屋里来的一阵微风将屋里的闷热趋散了不少。但梅子立即又将门关上了。她径直走到我身边，默默站着。我低下头去，不敢看她。我必须为母亲的行为感到不安，所有的自杀都属于“畏罪自杀”，父亲就因为母亲的畏罪自杀接连被批斗两场，看管得更严了。梅子一直不开口，一会儿，用一只手轻轻抚在我肩头上。我嘴角颤抖了一下，低垂的眼皮下就开始有泪珠滚出。梅子肯定看到了我的泪珠一颗比一颗快地砸在地上，她用手在我肩上摩挲两下，很果断地转身走了。她一定是怕我号啕大哭起来呢。
今天想起来，母亲的自杀竟没有让我号啕大哭一次，不知道这是自己的坚强还是自己的胆怯。但我的确认为母亲不应该自杀的，咬着牙挺一挺也就过来了。也许母亲更怕的还是让我再受牵累跟她下到乡下去吧，她哪里知道，就在她自杀几个月后，乡下就成了差不多所有城市青年的必然去处。我也在一年后以刚满十六岁的年龄成了全县年纪最小学历也最低的十分勉强的下乡知青。
当然我插队的那个地方比我跟母亲呆过的乡下要好一些，至少不要翻一座岭钻一条沟再下一道坡去挑水。而且由于我年纪小且无家可归，也得了当地农民好些照顾，尽量不让我干苦活上夜工，还时常有人送几把柴或几棵菜给我，这些都让我至今想起还要感动。而更让我感动的是我插队第二年就被抽调到了公社园艺场，而且居然参加了园艺场的文艺宣传队。
今天的青年人也许很难理解我们当年被业余舞台激发的热情，那个年代的文艺宣传队就跟今天的公司一样多。尤其在农村，知识青年似乎只有在文艺宣传队才能充分展示才华。在文艺宣传队遍地开花的时候，舞台就成了竞争宣传队名气的擂台。我们都知道县农业系统宣传队很有名，大家嚷嚷着要去比试。我知道林冬梅就是县农业系统宣传队的台柱子，去比试的心情就有点复杂。直到由公社出面联系好了，我们和农业系统宣传队一起在县城大礼堂为革命群众慰问演出，我还在兴奋中暗暗紧张。
那天晚上县城大礼堂几乎被人挤裂了，两支名气不小的宣传队同台演出实在让人激动。两支宣传队的节目交叉着上，对口词，数百子，三句半，快板书，小合唱，舞蹈，小演唱，样板戏唱段……双方都使上了吃奶的劲，台下的掌声一浪一浪。我们宣传队的队长在后台使劲地搓手，嘴里牙疼似地吸着气，叮嘱每一个即将上场的演员，要精彩点啊！要精彩点啊！我就在这兴奋和紧张中手心冒汗，心跳得像擂鼓。
我必须佩服林冬梅，那高挑健美的身材加上溜活的身姿生动的表情，使她在舞台上光彩四射，若是嗓子再好一点，连县文工团都要佩服了。我得承认我们宣传队没有人能盖过林冬梅，但我也发现林冬梅是农业系统宣传队唯一出色的，其他演员的水平却没有我们宣传队整齐。这也让我钦佩我们队长的战略方针：在我们的节目里突出集体表演。这种水平整齐的集体表演与对方以突出林冬梅为主的节目相峙，使得对方不能轻易占据上风。演出进入尾声的时候，我们队长手搓得更快嘴里吸气更重了，咬着牙齿说，看我们的重磅炮弹！重磅炮弹！我们的重磅炮弹就是集体舞蹈《红心献给红太阳》，所有演员一齐上场，每人手里舞一条一米长的红绸，十二个人二十四条红绸在台上舞动，一片红光闪烁，配上整齐深情的合唱《太阳最红》，是我们每次演出的高潮呢。
我至今记得，我们在最后一个节目射出重磅炮弹后，台下的热情潮涌让我们激动到了顶峰，节目演完后所有演员都眼里闪着泪光，我索性就让眼泪流出来了。队长跟我们一一握手，嘴里狠狠地吸气，然后又一挥手压着嗓门，看他们的！我们就在侧幕后站出各种得意自豪的姿态望向台上，大家都相信对方这个最后的节目肯定比不上我们。但对方并不急着出场，乐队也无动静。整个礼堂一时有点愣怔。突然，一阵鼓声从台后滚向台前，整齐而跳跃，清丽而激越。那是若干小鼓的合奏。我心立即颤了一下，腰鼓？眼睛也大瞪起来。自从文艺宣传队遍地开花以后，不上舞台的腰鼓已经快被人们忘记了，现在对方要把腰鼓搬出来，就搬到这小小舞台上？果然，对方打着腰鼓出场了，林冬梅在最前面，后面挎着腰鼓的男女演员一个接一个，一数，出来十三筒腰鼓。小小舞台居然就被这十三筒腰鼓渲染得热烈无比。所有演员都不穿过去腰鼓表演的鲜艳绸衫，一律的灰布制服，身姿也没有过去腰鼓表演的柔软，强调的是现在最流行的铿锵昂扬，这铿锵昂扬又有那鼓辊牵动的红绸簇拥，虽然那鼓棍尾端的红绸比我们舞动的红绸要短要小，顶多两尺来长，但激越的鼓声让它们飞扬得格外催人血涌。林冬梅领着腰鼓队在台上变换一阵队形后，突然手一扬，止住腰鼓声，又用鼓棍在腰鼓肚上敲两下，所有的腰鼓又一齐爆出节奏单调而强烈的鼓点，十三条嗓子就在这强烈的鼓点中吼出更强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