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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实我对故事的补充说明是可能实际发生的，我很谨慎地询问病人是否知道男人的身体在性冲动时的变化。她当时回答“是”；但就那一吻的情况而言，她回答“我想不”。
一开始我就尽力避免谈论性知识的任何新鲜事实。我这样做，并不是由于良心上的动机，而是因为我急于证实我对这病例的推论是否正确。因此，我不指出某种东西的名称，直到她对这种东西的间接隐射已不再模棱两可，而将它们翻译成直接指涉的语言。她的回答总是敏捷而坦白，她是知道那种事的。但涉及她的“那种”知识从“哪里”来的问题，则是一个谜，她已经无法回忆起，她完全忘掉了所有关于这方面（性的方面）知识的来源此点可参考第二个梦。
如果我知道那个吻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我就可以知道嫌恶感的由来。这种嫌恶的感受本来似乎是对身体固态排泄物的味道的反应。但生殖器可唤起对排泄物的联想反应， 尤其是对男性的而言，因为男性的生殖器执行排尿的功能。诚然，排尿功能是比较早的，而且也是性生活以前的时期唯一被知道的功能。因此，嫌恶就变成性生活的情感表现方式之一。早期的基督教长老们把尿与粪便的排泄与性生活联系在一起，即使理想化的努力也无法分开它们。但是，我坦白地强调说，该问题即使指出这种联想的途径，也是无法解决的。这种联想可能被唤起，但并不意味它实际上就被唤起。的确，在正常情况下，它就不会发生。
二、临床现象父亲的情人
——他们两个曾在树林里幽会时被人看见，她的父亲因此编造这种自杀的童话故事，为他们的幽会进行辩解。
事实上，后来我发现杜拉对她与K先生的关系已经没有什么兴趣，我想尽办法，也不能引发她对这一关系的兴趣，她说他们之间已经完了。在她接受治疗时，所有的联想的最表层，她最容易意识到或回想起的，总是和她父亲有关。她不能原谅她父亲继续和K先生，尤其是K女士来往。她对那些关系的看法和她父亲预期的不同。在她心里，肯定认为父亲和那年轻美丽的女人的关系是一种恋爱关系。她注意到了种种迹象，这对她来说是残酷的（此处她的记忆很完全，没有一点遗漏）。他（她）们与K家认识是在父亲病重以前，但直到K女士以护士的身份，在她父亲病重时照顾他，他（她）们的关系才亲密起来。此时，杜拉的母亲却远离她父亲的病房。
在她父亲病愈后的第一个夏天，他和K女士的“友谊”的真相逐渐暴露出来。这两个家庭在一个旅馆里合租一整套房间。有一天，K女士说，她由于睡眠不好，因此不能再和她的一个小孩同睡一间寝室。几天以后，杜拉的父亲也找了个借口，希望换一个寝室。他（她）们两个人都搬到了新的寝室——走廊尽头的、中间隔着走廊的相对的房间，新的寝室比他（他）们原来的寝室安全，可避免别人的干涉。
后来每当杜拉责备她父亲关于K女士的事情时，她父亲总是说，他不能谅解她的敌意，并且叫孩子们无论如何也要感激K女士。当她向母亲问及父亲这暧昧的说辞时，她母亲告诉她说，她父亲前些时候曾极度地不快乐，甚至决定走到树林里去自杀，K女士疑虑到这点，才跟踪在后，并恳切地劝他为家庭保留自己的生命。当然，杜拉照样不相信这个故事。她认为，他（她）们两个曾在树林里幽会时被人看见，她的父亲因此编造了这种自杀的童话故事，为他（她）们的幽会进行辩解这一点与她自己的伪装要自杀有关联，她想自杀的念头可以说是她渴望获得同样的爱的表示。
在他（她）们回到B城后，杜拉的父亲每天都会在同一时间去拜访K女士，而那时K先生正在上班。大家都对此事议论纷纷，并且向杜拉打听。K先生自己曾痛苦地向她的母亲抱怨，但他并不提及此事，似乎这是她的一种微妙情感。当他（她）们两家人在一起散步时，她的父亲和K女士总知道如何安排单独见面的机会。而且K女士无疑地拿了他的钱，因为她的花费超出了她自己或丈夫的支付能力。杜拉还说她父亲开始送K女士精巧的礼物，并且为了掩饰，同时也对她和她母亲慷慨起来。过去因为神经系统的疾病无法行走而进入疗养院数月的K女士，现在却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女人。
甚至在杜拉的家离开B城，搬到工厂所在地后，这些关系仍然继续多年。她父亲不时地说他不能再忍受天气的不适，他必须为自己着想。于是他开始咳嗽并怨天尤人，直到他突然到B城去，然后从该处寄回来最快乐的信。他的毛病不过是想去看他女朋友的借口。
后来，他（她）们决定搬到维也纳，杜拉开始猜疑其真正的原因。果然，他（她）们搬到维也纳才不过3个星期，她就听说K家也搬到那里了。杜拉告诉我说：他（她）们都在维也纳，并且她在街上常常遇见她父亲和K女士在一起。她也常遇见K先生，他常转身尾随她。有一次，杜拉一个人在外面，他跟踪了好久，以确定她要到哪去，是否是去赴男人的约会。
在杜拉接受治疗期间，有一次她父亲又感觉到不舒服，于是又到B城去住了几个星期。敏感的杜拉马上发现了一个事实，即K女士也出发到B城去看她的亲戚。这时，杜拉对她父亲的批评最严厉：他不诚实，他有骗子的天性，他只顾自己享乐而不顾别人。
二、临床现象把杜拉当成“筹码”而交换情人
两个男人的叵测居心：把杜拉当成“筹码”而交换情人
——当他（她）们住得很近时，K先生可能一年到头，天天送鲜花给杜拉，……
而她的父亲却好像全然没有注意到K先生的这些明显的求爱举动。
我不愿争论杜拉对她父亲的批评是对，还是不对——从某一方面来说，她的指责是无可厚非的。当她为这事难过时，我常常禁不住想她是作为她父亲与K女士来往的代价而被“转交”给K先生的。从她的父亲如此利用她所表现的反感，可以窥见其对父亲的爱。有时候她也能自我感觉到如此激动和夸张所带来的内疚。
那两个男人当然不会同意把她当作交易的“筹码”；尤其她父亲更敌视这种暗示。但他是一个知道如何自圆其说的人。
如果别人告诉他说，一个成熟中的少女常常和一个“不安于内”的男人无节制地在一起，是危险的。他必定会回答说，他的女儿可以信赖，像K先生这种男人决不会对她有什么危险，况且他的朋友也不可能有什么不规矩念头，更何况杜拉还是一个小孩，K先生也把她看作是一个小孩。
可是，事实上，这两个男人都避免对彼此的行为下什么结论，因为，那样做会令他们的良心不安。当他（她）们住得很近时，K先生可能一年到头，天天送鲜花给杜拉，抓住任何送她珍贵礼物的机会，并利用他所有闲暇的时间陪伴她，而她的父亲却好像全然没注意K先生这些明显的求爱举动。
当病人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提出无懈可击的争论时，医生很容易感到一时的困窘，病人会趁机说：“这全都是正确而真实的，不是吗？对我所说的，你还能提出什么修正呢？”
然而，不久就会很清楚。病人提出这些不能用来很好分析解释的论点，其目的是想掩饰其他的会遭到批评的想法，他（她）们害怕这种想法进入意识层面。因此，那一连串攻击别人的指责，实际上是病人的一种自我谴责。
我们所要做的，只需将每一项指责反过来指向自己。在这种以指责别人来转移自责的自我防御方法中，有一种不可否认的自动因素。这种方法的一个典型例子，可以在小孩子的“你也是”的争论中发现。如果有一个小孩子被指责为说谎者，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你也是。”
成年人如果要以牙还牙的话，就会找寻对手真正暴露的弱点，而不会重复别人。在狂想病（Paranoia）中，自责是对别人的外射，其内容并没有任何改变，而一点也不考虑真实，这在妄想的形成过程中表现得很明显。
杜拉对父亲的指责也有一个自责的“衬托”或“背景”，具有相对称的内容。
她认为，她的父亲不愿深入地去看K先生对他女儿的行为，因为他害怕干扰了自己和K女士的恋情。这种想法是对的。
但杜拉自己也做了同样事情。她使自己在爱的纠葛中成为了父亲的同谋，她故意忽视了任何导向真情的迹象。直到湖边的那一段遭遇发生以后，她才睁开眼睛，开始对她的父亲严厉起来。
在最初的几年中，她对她父亲和K女士的关系，一直给予可能的帮助。如果父亲可能在K女士那里，她就绝不去看她。而当知道K家的小孩被“赶出去”玩时，她就会赶去和他们一起散步，以免他们过早地回家。
但是，有一个人急于要她明白她父亲和K女士关系的真相，并要她反对K女士——这个人就是她的女家庭教师，一个不再年轻的未婚女人，她书看得很多而且见解高明。
这名女老师经常阅读各种有关性生活或类似的书籍，而且还跟杜拉谈论它们，同时她也坦白地请求杜拉不要向父母亲提及此事。因此，有一些时候，我认为这女人是杜拉所有“秘密”知识的来源，可能我的看法不会全错。
这老师和她的学生又一度很要好，后来杜拉敌视她并坚决要她辞职，这是因为女老师不择手段地去鼓励大家反对K女士。她还对杜拉的母亲说，忍受她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的亲密关系，有损于她的尊严。她甚至还将杜拉父亲与K女士关系的所有不明不白之处，告诉了杜拉。
但她的努力终归白费。杜拉仍然听不进任何有关她父亲和K女士之间关系的坏话。杜拉轻易地就揣测出她老师的动机——她在某一方面也许很迟钝，但另一方面却非常敏感。她发现女老师爱着她父亲。当她父亲在的时候，女教师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这时，她会显得风趣而殷勤。
当杜拉家搬到工厂所在地而K女士不在附近时，女教师的敌意才朝向杜拉的母亲，因为那时杜拉的母亲是她比较接近的对手。这时，杜拉对女教师仍然没有恶意。
后来，杜拉发现女老师对她一点也不关心——女老师对她的情感其实是对她父亲情感的伪装。这时她才生气起来。在她父亲离开工厂所在地时，女老师就没有空陪她，不和她一起散步，也不关心她的功课。等到她的父亲从B城一回到家里，女老师马上就准备好了各种献殷勤的方式。
因此，杜拉鄙视她。
女教师给杜拉的某些行为造成了不良影响。她对待杜拉的方式，也就是杜拉对待K女士的孩子们的方式。杜拉变成了K家孩子们的母亲，她教导他们，和他们一
起散步，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完全替代了他们的母亲。
K先生和太太经常谈论离婚的事情，但从没成功，因为K先生，一位充满爱心的父亲，不想让任何一个小孩感觉到被遗弃的悲伤。因为对小孩子的共同兴趣，一开始就在K先生和杜拉之间建立了一种感情的链环。杜拉关心K先生的孩子们，显然是为了掩饰一些她急于隐瞒自己和别人的东西。
相同的判断可以从她对孩子们的行为看出（参考女老师所对待她的），也可以从她对父亲和K女士关系的默许看出——换句话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爱恋着K先生。
当我告诉她这个结论时，她不同意。她马上告诉我说，别人（例如她一位表妹——曾在B城和他们住过一些时候）曾对她说：“为什么你总是对那个男人不礼貌！”而她自己就是无法回忆起这类的情感。
后来，当各项资料使她难于坚持她的否认时，她才承认在B城中，曾经爱过K先生，但自从湖边度假那一段遭遇发生后，那就成为过去了。
她指责自己的父亲：说他对良心的最迫切呼唤竟然充耳不闻，说他只看到对自己的爱情有利的一面——这些指责反过来必然落在她自己的头上。如果杜拉爱K先生，为什么她在湖边度假那个遭遇中拒绝他呢？或者为何她的拒绝那么粗暴，好像她深受他的伤害呢？而且，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子，如何会因为一项既不唐突又不冒失的求爱举动，而感觉受辱呢？
她还指责父亲：说他的健康不佳只是一种借口，他利用它来达逞私欲。这些指责，一样地隐藏了一大段她自己的秘密。
一天，她向我诉说一个自觉的新症状，她常感觉到像穿刺般的胃痛。“你又在模仿谁了？”我问她，这一问一针见血。
二、临床现象暗恋与病痛
暗恋与病痛
——杜拉认为，那个病完全是由于堂姐的嫉妒所引起的……
前些日子她曾访问她的堂姐妹——她已死去姑母的女儿们，较年轻的一个已经订婚，这消息使她的姐姐得了胃痛而病倒，被送去西木林（Semmering）治疗（一处有名的疗养地方，位于维也纳南部约50英里的山上）。
在杜拉看来，那个病完全是由于堂姐的嫉妒所引起的，当堂姐想要什么的时候，她总是病倒，而现在她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离开家里，免得嫉妒她妹妹的幸福。
但是，杜拉本身的胃痛却说明，尽管她还认为堂姐是一个诈病者，她却把自己比做她的堂姐，她这种“心理模仿”的背景也许是她也嫉妒那幸运女孩的爱情，或许她把堂姐最近失恋的遭遇比做自己的遭遇。
杜拉也从K女士那里看到病会带来的好处。她知道K先生一年中有部分时间旅行在外。当他回家时，他常发现太太健康不佳，但杜拉知道前一天她还好好的。杜拉了解到，丈夫在身边会使他的太太病倒，而太太则高兴生病，以免履行她所厌恶的夫妻间的性义务。
当讨论到这点时，杜拉突然说出在B城的起初几年，她的健康时好时坏的情形，就像K女士的情形一样，于是我怀疑她的健康状态与别的事情有关。
由于其联想的相邻性——时间上的相邻性，我们可证明出一种尚未公开的内在性关系的存在。例如写字，如果“a”和“b”写在一起，那么“ab”就形成了。这是精神分析的技术性原理之一。杜拉曾有过无数次的咳嗽发作，并且导致失声。她所爱的人的存在与否会影响她病症的出现或消失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发现一些巧合的事实，或其他暴露真相的事实。
我问她这些发作的平均时间有多久？“一般3~6个星期。”K先生不在的时间有多久呢？“也是3~6个星期。”她回答得很勉强。
杜拉的病证明了她对K先生的爱，就像K先生的太太的病证明了她对丈夫的厌恶一般，只要假定杜拉的作为刚好和K女士相反；在K先生不在时，她就生病。他在时，她就好起来，至少在病症发作的初期似乎如此。可是在后期，我们必须忽视她病症发作的时间，与她暗恋的男人不在的时间的巧合性，因为巧合的规律性将暴露她的秘密。因此，到后来，发作的时间长短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记得许久以前，当我在查柯（Charcot）的诊疗中心工作时，我曾见到歇斯底里性哑症的病人如何以笔代言。这些病人写得比别人更流利更快速，或者比他们以前写得更好。
杜拉也有同样情形。在失声发作的前几天，“写得总是特别容易！”其实这不需要心理学来解释，这只是由于生理上的代价需要使然。
K先生在旅行的时候常写信给杜拉，同时也寄风景明信片给她。尽管他的回家总是出其不意，令K女士防不胜防。杜拉是唯一知道他何时回来的人，况且，一个人跟一个不在身边的人通信以代替交谈，这和一个人失声的时候，以写代说的情形完全一样。
因此，杜拉的失声可做如下的象征解释：当她所爱的人离开的时候，她就放弃说话的方式。既然她不能与“他”谈话，言语也就丧失了其价值。另一方面，写字的方式得到重视，因为它是与那个不在身边的人联系的唯一途径。
那么，我是否可以说，在任何病例中，只要有周期性的失声发作，我们就可以诊断为，有一个为病人所爱的人存在，而他（她）有时离开病人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杜拉病症的决定性因素十分特殊，我们不能预测是否有类似的病例不时出现。但是我们对目前这一病例中失声的解释又有什么价值呢？我们岂不是让自己变成一部华而不实的作品的受害者